自由与理性

西方哲学体系植根于理性传统。中世纪基督经院哲学试图弥合信仰与理性的鸿沟。唯实论（Realism）作为主流学派，主张共性的客观存在和普遍理性的客观性，力图通过逻辑论证上帝存在（如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唯名论（Nominalism）对此展开颠覆性批判——如果上帝存在绝对理性，人们可认知其法则且遵循上帝的理性，那就只要遵循理性即可，为什么要信仰上帝？上帝就被架空了。比如一个法官按照法条判案，你只需要遵守法律，是哪个法官审案就不重要了。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能不能做没有理性的事？所以唯名论的观点，如奥卡姆，认为上帝的意志是自由的，不受理性必然性的约束，同时人类理性也无法完全把握上帝的本质或宇宙的秩序，人类只能首先崇拜上帝，然后靠个体经验去试图理解上帝理性。唯实论和唯名论的争论可以算人类思想史最重大的思辨之一，所反映的是自由与理性的矛盾。辩论的双方其实都是虔诚的上帝信徒，但有趣的是，唯实论所代表的绝对理性权威会架空上帝，而唯名论所代表的上帝全能与自由意志，强调观察和个体经验，直接的结果是推动了经验主义的发展，引发科学方法的变革，更有趣的是在于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撼动了神学。

自由与理性更深层的悖论在于：选择前的可能性空间体现意志自由，而选择行为遵循理性即构成对该自由的限制。理性主义相信普遍的因果律，那么如果一切都只是因果链条上的一环，人就像一部自动运行的机器，不存在自由的空间了。经常在路上有传教人士拉住我，问我有什么信仰，我说没有，他们就塞给我一堆小册子，还会要我的电话上门对我传播福音。后来我再碰见这样的人，就说我是信佛的，他们就不会再纠缠我了，为什么？因为我在没有选择信仰的时候是自由的，一旦选择完成，就丧失了自由。另一个问题是，选择行为所遵循的理性是什么样的理性？比如我捡到一个装满钱的包，可以有两个选择，把包留下和把包上交，把包留下的理性是我下一顿的饭钱有了，把包上交的理性是我不应该不劳而取别人的财物。这种理性的挣扎是人类独有的，一只狐狸在地上发现一块肉，他不会抬头问乌鸦是不是她掉的。这又引出另一个话题，人类是从动物演化而来，那理性——更明确一点说道德理性从何而来？容我挖个坑，未来有时间再细说。

从现代自由的概念（以赛亚·柏林）来看，自由可以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指自我选择的自由，也就是我刚刚说的留包的例子；消极自由则是不受干扰以及不被侵害的状态。很多哲学家都提出了捍卫消极自由的思想。但是我们如果思考一下，恰恰是理性在限制我们的消极自由。卢梭把自由分为三类：天然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其实社会自由就对应消极自由，道德自由对应积极自由。社会自由靠法律维持，本质上就是公共理性为保护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消极自由对另一部分社会成员消极自由的进行限制。比如在英国，公共场合的室内禁止吸烟，就是对吸烟者的消极自由的限制和干涉，其背后的逻辑是为保护其他不吸烟者，因为二手烟造成了对不吸烟者健康的侵害。

卢梭有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从卢梭对道德自由的解释看，他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人会陷入自身欲望的枷锁中而变得不自由。另一层理解可以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慢慢地丧失了平等自由，陷入统治阶级的等级枷锁之中；再有一层理解可以是，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但人在世俗社会中生活就无可避免的陷入到各种观念枷锁之中而被限制自由。从启蒙运动开始，在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盛行，神学信仰退位，理性主义能否填补上帝的空间呢？卢梭给出的答案是不能，不仅是不能，卢梭把科学认定为社会道德腐化的根源之一。我本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科学的发展间接的引发社会道德腐化。科学是工具，道德是价值，工具不会对价值直接起作用。过去，西方价值判断主要依赖宗教神学，而如今科学理性打败了宗教理性，科学的发展挤压了宗教神学的空间。过去人不作恶很多因为以为上帝在看，而现在人是否作恶要依赖法律程序和刑侦科技手段。没有其他的价值观来填补，这才导致了社会道德腐化。说到这，就不能不提康德了。下一篇，我们聊聊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