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劄記一二

一、

「天地萬物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上之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

此一豪語出於明儒呂坤《呻吟語》一書，氣魄甚大。讀書人如能占著理，則以天子之威勢，亦不能相抗衡也！此乃書生的硬骨頭。

而說起「理學」，其實不能不談「佛學」，尤其是禪宗。

宋朝臨濟宗大師大慧宗杲 （1089 — 1163）所著《宗門武庫》中有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第一流人才。」

這句話的意思或是指孔學走的是務實路線，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敬鬼神而遠之。」

可知孔老夫子對形而上的哲學思辯本來就比較沒興趣。或者說，認為比較不重要。對於生死大關這件事情，沒有深入精研。

而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儒家作為一種配合帝王統治的思想，慢慢的工具化，其末流變的十分僵硬空洞；以致於和後來傳進中國的佛教哲學相比之下，在精細度上就顯得相當不如了。

因此，第一流的人才，第一流的頭腦，當然會被比較高級的哲學理論所吸引，進行比較進階的思辯。

所以，宋朝的大儒若非參禪，就是修道。其中「以禪入儒」的情形可謂顯而易見。

朱子要人「明心見性」，詩曰：「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種表現，和禪宗的「見性成佛」何其相似？

又禪曰：人人皆有佛性。王陽明則說：人人皆有良知，所以為學乃在「致良知」。這豈不就是佛教哲學的變臉功夫而已？

陽明先生的一則逸事：「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放，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汝心外。」是否也和禪門公案有幾分形似？

所以說，宋明理學應該是儒學加佛學所演化出來的結果。（當然，宋明大儒是不承認這一點的，有些人還嚷嚷著的要排佛哩！）

然而，一旦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有良知。那麼，所謂的「理」，那種天子之威勢不能相奪的「理」，亦人人皆有之。反過來說，人人均應受「理」之規範。

所以「理」下庶人，進而，「禮」下庶人矣！

在傳統的儒學經典《禮記》中記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依照後世素樸的儒學解釋，當一個庶人，雖然倒楣起來會被用刑，但至少不用拘禮。犯了法會被處罰，但不犯法，即使生活隨便一點也無所謂。

宋明理學發達之後，卻變成庶人也要受禮的拘束。如朱熹推動的「鄉約」制度，以地方仕紳為儒禮的教化者，而每個平民老百姓都要約之以禮教了。

在以往，儒家要求「忠臣不事二主」，這是對士大夫的要求，而經過宋明大儒的努力，這種道德規範下滲到庶民階級，就管到「烈女不事二夫」這頭上去了。

連小民的生活都不放過，於是乎「吃人的禮教」就在千百年的歲月中慢慢形成，終於變成一隻大怪獸了！

二、

宋明理學受到佛教禪宗的影響，比如說朱熹主張半日打坐、半日讀書，強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要求探知那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又比如說王陽明一方面說要「格物致知」，卻又主張「致良知」。

總之，宋明理學家認為作學問存在一種類似禪宗「頓悟」那樣「一旦豁然貫通」的大覺悟，而主張窮畢生之力去追求這種「大學問」。

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資質啊！

故爾宋明理學的末流，就變成清談、空談、滿腦空想的無能腐儒了。

明亡後，思想界認為這種宋明理學之弊，足以亡國，有識之士就紛紛跳出來反對。

比如說顧炎武，其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光從書名來看，就知道他講究的是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反對那種「一旦豁然貫通」的宋明理學。要求文人學者應當腳踏實地的做學問，一日有一日的進步，而不是妄想那種一旦頓悟，世事莫不了然於心的空中樓閣。

如《日知錄》裡批評理學家：「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又說：「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出自〈與友人論學書〉）

胡適指出，當時攻擊宋明理學不出兩個根本方略：「一是證明先天象數之學是出於道士的，一是證明那明心見性之學是出於禪宗的；兩者都不是孔門的本色。」

胡適在這兒用「證明」這個詞兒，也就闡述了清儒經學最重要的特色。

中學時讀歷史，談到所謂「乾嘉之學」，也就是「考據、訓詁之學」，老師說這是因為清初大興文字獄，株連甚廣，造成作學問的人噤若寒蟬，只好一一龜縮起來作考據的小學問。

彼時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待讀了胡適《戴東原的哲學》之後，才驚覺上開說法簡直是對那一、兩百年間大學者的莫大侮辱。難道這一、兩百年之間，文人就如此沒志氣，因為幾件文字獄，連作學問都不敢了嗎？

需知宋明理學以下，朱、王學派的影響力是很大的，不但是通說，還是欽定本。你要攻擊朱、王，說他們講錯了，可不是像台灣政論節目中的名嘴打打嘴砲就可以的。你要能夠「證明」他們錯了，才算數啊！

那麼，要如何證明呢？那就是挑毛病。

朱、王講過那些話，對聖人之言作了些什麼解釋，那麼就去找出證據，證明他們解釋錯了。也就是說，先證明朱、王等大儒錯解了字義、文義，那麼，才有可能進一步推倒他們的學說。

而談到字義、文義，就是訓詁、考據的「小學」之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小學之道，無他，就跟我們上小學一樣，認字而已。

而要證明一個字在古時候是什麼意思，古時候的發音是什麼，就要舉出「本證」及「旁證」，「本證」就是指同一本書裡的字相互比對證明，「旁證」就是用其他書來相互比對證明。

比如說「服」這個字，古時候發音是「逼」。顧炎武著《唐韻正》裡總共找了一百六十二個證據來證明，如此一來，就叫人不得不相信了。

從而，清儒用這種方法去考據「道」、「性」、「心」、「理」、「欲」這些字在古時候是什麼意思，就發現宋明理學大家朱、王等人許多引經據典的解釋和說法錯誤百出，因此推論他們的說法是不可採信的。

因此，考據之學是清儒攻擊宋儒重要的學術手段，他們用考據的死功夫成功的證明宋儒所言是錯的。

胡適說，這就是一種「科學的精神」。

此外，胡適說清儒的特色是「言必有據」，但「據」又分為兩種：一種是「證據（Evidence）」，如顧炎武用的「本證」、「旁證」；另一種是「依據（Authority）」，如惠棟之流的學者引漢儒的見解來駁斥宋儒，以漢儒較古為由，作為權威說法來壓倒宋儒之見。

胡博士當然是稱許前者，而認為後者不可取。

其實，胡適本人的學問，有一大部分也是出於這種「乾嘉之學」。他老人家要大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固然是西學之功，然於其中學亦屬無違。

三、

清儒的考據、訓詁之學，是很紮實的學問，也是很繁瑣的學問，皓首窮經這句成語大概最能形容這門工夫。

因為太苦了，所以這門學問到現代算是失傳啦！最後一代的大師大概就是胡適、陳寅恪、王國維、錢穆這些人了。

比如說王國維作為一名傳統文人，卻可以很精確的考證出民國初年出土的那些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是什麼字，到今天沒有人能夠推翻他，這種表現根本就是一個厲害的文物考古學家，而他所受的訓練、所使用的方法不能說沒有科學的精神在裡面。

只可惜清儒在經學上這種具有科學精神的考據功夫，並沒有推而廣之的幅射到其他學術層面。以致於到清末之季，反倒被人指責為：窮其精神於金石古物、訓詁詞章，何以利於國計民生？

比如說康有為就站出來放砲啦！

他寫了一本《新學偽經考》，把數代精於考據的清儒都打成漢儒古文經學派的門徒，康有為認為東漢劉歆、劉向父子發現的古文經都是偽造的，許慎、鄭玄等古文經學派的大師都是孔門的叛徒兼騙子，只有今文經學派才是孔門正宗。所以發揚孔學，乃至於推動「變法維新」，都在於要提倡今文經學派，廢除古文經學派。

這邊補充一下背景說明：

秦滅六國，焚書坑儒，爾後「書同文、車同軌」。是以在秦始皇以前，中國的書並不同文。孔門經典顯然是以魯國文字寫成，這是一種可能比秦大篆更古老的文字，不是魯國人，可能就看不懂。

到了漢武帝（西元前156年～前87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要開始整理儒教經典時，距離秦始皇（西元前 259年 ～元前 210年 ）焚書坑儒已經上百年啦！當時找不到以魯國文字書寫的孔門書簡，只好請碩學大儒口述，並以漢朝通行的隸書記載下來，頒訂「國立編譯館」的標準本，這就是今文經。

到了東漢的時候，有個王爺要蓋豪宅，侵占民眾的土地，竟連孔門都躲不過，硬是拆了孔家的老房子，結果發現有夾壁，裡面藏著以古老文字寫的紀錄。

這是第一手文獻資料，所以稱為「古文經」。

因為是用古代的魯國文字寫成，所以今人（漢朝人）看不懂，要有特殊專長的學者才看得懂。而這個專長就是訓詁、考據，比如說漢代大儒許慎寫了一本《說文解字》，其原始目的，大抵也是為了要研究古文經而起的。

東漢的今文經學派占據官辦的「太學」，罷著「五經博士」的爽缺不肯退讓，形成學閥。像許慎、鄭玄這種古文經學派的大師都被擋在官學之外，只好在野自己教書收徒弟，結果歷史證明，古文經學派的學術成就比今文經的學者要高的多。

這好像也是學術界的鐵律，搞權力鬥爭的只能爽得一時，認真研究的學者才能爭得千秋。

所以清朝乾嘉之學的考據工夫，可以說是上承漢朝的古文經學派，但事實上更超越了漢儒的成就。

康有為要維新變法，要打擊當時的舊文人、舊勢力，就把腦筋動到人家祖宗的身上去啦！先是把清儒當作是漢儒古文經學派的走狗，然後再把漢儒的古文經學派說成是一群騙子，就想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說實在的，這未免也太天真了！

其天真之一，是他居然相信清末的維新變法和漢朝的古文經、今文經之爭有什麼狗屁關係。

其天真之二，是他居然以為他這種先有結論再找理由的三腳貓考證功夫，能和正統的考據學派相抗衡。

果然，《新學偽經考》於今已經變成一部笑話，不過倒也費了錢穆先生好大工夫寫了一本《劉向歆父子年譜》來駁斥他。（不過錢穆先生因此文而望重士林，或許也該感謝康有為「做球」給他。）

四、

清儒的考據、訓詁之學，自顧炎武以下，本來是精研證據，充滿了「科學精神」的特色，然而到了清朝末世，卻還是成了亡國的學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胡適認為，清儒以講求證據方法的訓詁、考據工夫去攻擊宋明理學，固然是得到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清儒並沒有在這個基礎之上，發展出自己一套哲學。也就是說，清儒在方法學上是成功的，但用這個方法要達成一個什麼哲學目的，未竟其全功。

事實上，要能提出一種哲學，並非易事。中國的傳統的學術，大抵就是儒術，都是在孔孟之言打轉，依據經典提出自己的銓釋，以成一家之言。

宋、明大儒們，在揉合禪宗思想後，形成嶄新的宋明理學，這是很大的思想成就，也經歷了長時間的醞釀。清儒在攻擊宋明理學之後，沒能進而形成一種新的哲學，也許是時候未到而已。

然而，這個時候應該是永遠不會到了！

對於胡適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來說，西學東漸，西風壓倒東風是不爭的事實，雖然胡大博士是站在全盤西化論的陣營，但骨子裡仍然有些民族自尊是抛不掉的。對於西方科學、民主等等進步的成就，欣羨之餘，難免會想找一找在故國文物中，是否也有類同、相似的東西與之抗衡，或可以之為基礎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產物。

講白話點兒，就是一種你有我也要有，而且搞不好我的還更厲害的「文明古國」心態！

等而下之者，把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當作證據，說中國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經有民主思想啦！（換句話說，西方有民主思想，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論點，恰好就是以復興傳統文化為己任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主政時期的教育方針，吾儕深入其中，想來並不陌生吧！在我們這一輩的成長過程中，自我的閱讀和學習，經常伴隨著的「解魅」的作用，常常讀了一本書、聽到一些觀點，受教之餘也會不時發出：「唉…以前的課本在這裡根本就是亂寫。」充滿我輩中人另類的感慨與爽快！

胡大博士當然不是這種等而下之者，他考查了數代清儒的著述，從顏元、李塨、戴震、翁方綱、方東樹、凌廷堪、焦循、崔述、阮元等等，最後終於發現戴震的哲學恰是眾裡尋他千百度，最有資格成為理想中新中國的哲學態度。

戴震，字東原，安徽徽州人，生於1724年（雍正元年），卒於1777年，主要活動在乾隆朝。他精通音韻、訓詁、經學、天文、地理、機械、生物、文物等知識，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晚年所著《孟子字義疏證》則是其一生哲學思考精華。戴震攻擊宋明理學，曾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對當時理學末流所發展出來的「吃人的禮教」，提出過嚴厲的抨擊。

胡適認為，程、朱等理學家，主張為學在回復本來面目（即善、理），他們固然也談格物致知，卻又談「主敬」，偏又把「敬」解成「靜坐存理」，因之胡適批評道：「殊不知格物是要去格的，致知是要去致的，豈是靜坐的人幹得來的事？」

而胡適分析了戴震的著作，發現戴震的哲學主張是：「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擴充之。」

胡適認為：「戴氏的人生觀，總括的一句話，只是要人用科學家求知求理的態度與方法來應付人生的問題。」

又說：「戴氏不肯空談知行合一。他很明白地主張『重行須先重知』。….從知識學問入手，每事必求其『豁然使無餘蘊』，逐漸養成一個『能審察事情而準』的智慧，然後一切行為自能『不惑於所行』。」

胡適在說完戴震的哲學態度後，又分析了戴震學說對於當世及後世的影響。發現包括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等人在內的學術菁英，都沒有認知到戴震哲學最菁華、最厲害的地方。以致於這個具有科學精神的戴震哲學沒有發揮該有影響力，促使中國走上追求理性、科學的康莊大道。

胡大博士得此知音於百年之前，引以為中國哲學之救星，並為其埋沒感到扼腕不已啊！

然而，今日的我們談科學則牛頓、愛因斯坦、費曼，談哲學則柏拉圖、馬克斯、傅柯，談自由民主則法國、英國、美國，談人權則歐洲、美國、聯合國，談法律則美國、德國、日本，除了吃食以外，衣、食、住、行、育、樂莫不是徹底的西化，我們接受西方的科學主義彷彿呼吸一般的理所當然，那裡還需要那大清帝國的戴震先生提供我們什麼了不起的哲學基礎呢？

戴震先生的哲學在他的時代不受重視，在我們的時代也顯得多餘，他本人或許是個了不起的哲學家，但終究只能是歷史長河中一道特別美麗的浪花，而不是改變流向的力量。

胡適在本書之末，引用了戴震學術上的敵人方東樹的一篇預言〈辨道論〉，方東樹預言考據之學發展到了極致之後，必會衰落，而人心「好高而就易」，學術的取向必然會回到陸王（陸九淵、王陽明）學派的心學。

胡適說：「我們關心中國思想前途的人，今日已經到了歧路之上了，不能不有一個抉擇了。我們走那條路呢？我們還是『好高而就易』，甘心用『內心生活』、『精神文明』一類的揣度影響之談來自欺欺人嗎？還是決心不怕艱難，選擇那純粹理智態度的崎嶇山路，繼續九百年來的致知窮理的遺風，用科學的方法來修正考證學派的方法，用科學的知識來修正顏元、戴震的結論，而努力改造一種科學的致知窮理的中國哲學呢？我們究竟決心走那一條路呢？」

胡大博士這最後的呼聲，不可謂不沈痛。然而，現在談中國哲學的人，有人不談「精神文明」、「內心生活」的嗎？我們今日追求知識，比如解一道物理習題，有可能是繼承九百年來考據學派致知窮理的遺風嗎？恐怕就只是接受西方文明的知識訓練模式，如此而已。

所以，我讀胡適這本《戴東原的哲學》，其實看到的是一代大學者在那個巨變的時代，為了一個他本人所屬的江河日下的民族文明，為了拿點兒什麼東西出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而孤軍奮戰的寂寞身影。

或許可以說，徒勞中見偉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