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兩岸三地公民社會：從《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說起

前言

境外生權益小組一直強調不分國籍的在台境外生的社會權，不過小組成員來自香港、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對於華語社會有較多在地觀察，亦曾涉足與觀察不同的社會運動，因此此文特別以「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為題。

這篇手記以10月30日小組在「北風社」舉辦的電影放映及映後談為藍本，加上我的一些補充。當天大家一起看傅榆執導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2018），主持人Lala邀來嘉賓小魚和KK交流。KK對於兩岸三地公民社會有許多個人經驗和思考，她是第二屆陸生，於2012年來台，《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影片拍攝的時間段──2011年至2017年左右──的社會運動發展，正正與KK認識的台灣社運重合。她提出了自己對於陸生去政治化的觀察、作為318運動參與者的經驗以及對「第三種中國想像」的批評。導演傅榆一直在線上參與我們的討論，跟我們講了很多拍攝、剪接、放映前後的構想和經歷。小魚是台灣資深的社運參與者，亦一度參與318運動的決策小組，她分享了自己對台灣社運的困境的觀察，深化我們在紀錄片裡看到的對318運動的反思，由於本文以兩岸三地串聯為題，故小魚的部分請見完整版側記。這篇手記是為映後的其中一種延續方式，給所有對於境外生的政治參與與兩岸三地公民社會感興趣的讀者批評和指教。

「第三種中國想像」：從《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說起

吳介民在《第三種中國想像》中強調台灣是主權受威脅的國家，而且跨海峽的資本聯盟已經形成，由於越來越難以擺脫「中國因素」，不如反守為攻；台灣經營其價值高地，取得華語世界的「文化領導權」，這個領導權的內涵就是民主、人權、文明性、在地多元文化等「普世價值」。在這個前提之下，他認為兩岸應尋求民間進步力量的連結。他又認為，台灣應以「華語世界」來思考與中國的關係，而不是族群性，並以台灣社會為出發點，讓中國進入全球公民社會。^[1]從表面上看來，「第三種中國想像」似乎突破了統一或獨立的絕對路徑，強調在保有台灣國家主權的前提下，把「中國」分成「中共」、「中國官僚資本」和「中國社會」三個層次，讓兩地公民有善意的交流和協作，這就提供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積極反對分離主義及台灣民族主義者全面反中（包括中國人民）以外的空間。當然，在吳介民的討論裡，「民主」主要指向以主權國家為前提的現代民主政體。^[2]

傅榆受到吳介民的設想啟發，最初的拍攝企畫試圖捕捉和促進「第三種中國想像」的實踐。由此出發，《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特別選了兩個運動人物──一位積極擁抱台灣民主制度和參與社會運動的陸生蔡博藝和獨派青年、後來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的陳為廷。傅榆亦不只拍攝她設想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同時付諸實踐，在318運動前帶陳為廷前往中國與香港進行串聯：導演在中國跟拍了蔡博藝的新書分享會部分片段，同時拍到陳為廷入境中國的過程，陳為廷意圖挑戰禁忌，穿著六四T裇到天安門廣場，以及小部分陳為廷跟中國朋友吃飯聊天的場面；在香港的部分比較清楚和明確，就是2013年的學民思潮與陳為廷的串聯，從片中兩方互動的熱絡程度大概可以感覺出來他們可能在之前早就認識了，飯後他們一起大合唱Beyond的〈海闊天空〉。或許基於保護被拍攝者、行程時間等因素，除了特定人群的連帶，以上片段並未讓觀眾知道他們串聯的政治議程和深度，陳為廷對於這些兩岸三地串聯的思考，他們對於這兩地社會的調查和理解等等。

影片的預設卻遮蔽了蔡博藝的非公民身分的運動實踐，以致於只單向地呈現蔡博藝比主流台灣人更積極參與台灣運動、似乎比台灣人更愛台灣的形象。當蔡博藝因為陸生身分，在校園選舉中的參選資格備受質疑，導演對此的態度卻猶豫不決，可見她與蔡博藝之間未能全然互信。正如映後座談裡Lala提到，蔡博藝的運動傷害就明顯來自她的非公民身分，例如她在318運動現場看到有人罵「支那賤畜」時眼泛淚光，在大學參選資格備受質疑。「非公民」要按照國族主義的議程，才能夠被台灣公民社會所看見。影片僅僅在蔡博藝參與運動時被告知遣返風險時，凸顯境外生在法制上的特殊性。我認為「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的預設本來就強調台灣作為主權國家和民主化的領導位置，跟「非公民」的政治議程並不相容，或至少說「非公民」不是其設想納入的問題意識之一，以致於影片無法深化展現「非公民」的部分，這呈現在選材的取捨。比方說，傅導演說她跟拍了蔡博藝參與境外生運動的一段，為什麼沒有呈現？境外生運動對「不分本外」、「共同生活」的政治理念，與蔡博藝參與的其他運動的訴求是不是有著一些差異？為什麼她參與的不同運動的不同政治，好像被呈現為「台灣人都不知道的本土社會運動」或蔡博藝融入台灣，例如她努力地學大家講台語，而沒有挖出蔡博藝是怎樣思考這些不同的運動的政治思考？

總體來說，《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拍得細緻的紀錄片，把運動的大敘事底下由政治、家庭經驗交錯的幽微的個體心路歷程攤開來。不過上述對串聯的思考與「非公民」的盲點是我們觀影以後感到疑惑的地方。當然一部紀錄片沒有必要回應所有問題，但這部電影是一個引子，讓我們通向這些問題。

陸生政治冷感的特殊化

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最後的部分，導演明明白白地推倒最初「第三種中國想像」的設想。根據電影，這個失敗來自兩方面：第一個就是影片結尾提到的，傅導演單方面把過多的期待和重擔投放在二人身上，而且我們實在不太確定影片拍攝前導演跟兩位人物有多少對於「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的討論；第二是中國政權逐漸收緊言論與行動空間，傅導演拍攝著陳為廷在318運動後不能入境香港便是一個暗示。不過是不是僅止於此？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或許我們可以先不用跳到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這樣的宏大敘事，而先從這樣一個現象提問：表面看來成就了兩岸交流條件的陸生政策本身，真的有促進兩地交流嗎？也許我們無法總體地斷言答案是有或沒有，這個過程中的影響力尚待更多觀察。不過像蔡博藝積極參與政治的心態，和部分陸生退守到國族主義的現象，應當如何解釋？

KK補充了《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以外的去政治化的陸生的心理構造。她認為，一方面，大部分境外生都有過客心態，只專注唸書或來台灣玩就滿足。另一方面更深層的構造是，在中國大陸的時代環境的養成中，「政治」對大部分人來說就像「黑洞」，是一種未知的感覺，因為不知道那是什麼卻又有著「黑暗」與「危險」的印象，所以保持距離，這是陸生對政治感到顧忌的一個關鍵心態。本來大部分陸生和境外生在台灣的經驗都是美好的，很少人在現實生活裡被人面對面指著罵或明顯歧視。當這次COVID-19疫情出現，主要在媒體和網路出現的對境外生的敵意，與本來的日常生活間出現了很大的斷裂。對於很多陸生而言，他們本來對於政治沒有充分理解，要解釋這個斷裂，找到自洽的說法，就是用一些最安全、接近中國政府的說法，例如台獨勢力，這樣既可以解釋這些惡意，又不會跟自己日常生活經驗矛盾。她認為這種抽離的說法，或去政治化的傾向，同樣見於很多不參與社會運動的台灣人，並不是特有於陸生的現象。

KK也指出，她自己在台灣仍然遇到不少陸生關注和介入台灣的運動，絕不只蔡博藝一人。反媒體壟斷運動、苑裡反風車、大埔農地徵收等，都是KK認識台灣的節點。她特別分享了許多她在318的參與。當時她是站在反對自由貿易的位置去思考與參與這場運動，這不只是兩岸議題，也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化的浪潮下的問題，她也帶了「反對自由貿易，超克反共反中」的牌子去運動現場。其中一個最深刻的片段是她在3月24日衝行政院：在行政院後門的院子裡，前排有個男生喊「中國的狗出去」之類的話；她在等待警察清場的時候，有一個很緊張的感覺，不是怕警察，而是她自己會不會被辨識出不是台灣人，被轟出去。當KK看到紀錄片裡蔡博藝看反中新聞，眼泛淚光的時候，KK覺得她的感受不是委屈，那是一種厭煩的感受──為什麼我要處理這樣東西？為什麼我要感覺這些東西？不過這些被排除的感受以及境外生的參與，通常在國族認同的議程裡不被看見。

從KK的發言裡，我們知道所謂「陸生」來台的動力、遭遇台灣民族主義的反應、政治參與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的。在此我們並不是要以蔡博藝等例子來強調陸生的政治參與，更準確來說是陸生參與社運和去政治化兩種現象都同時存在。更重要的是，政策上「陸生」被特殊化，對於政治參與的想像，「陸生」更加被特殊化，似乎在中、港、台的格局裡，「民主」都有「族群性格」，我們都只以地域和族群來一刀切劃分民主和極權。

一廂情願的「兩岸三地公民社會」：死局、另途、困境？

KK認為「第三種中國想像」本來就有很大的盲點──這個想像不能處理中港台三地內部的被預設的位階，這個想像中台灣有最高的位置，台灣就是一個比較文明和民主的地方，預設了台灣人比較容易接受民主，很多大陸人被「洗腦」。這個公民運動的基準是以台灣為中心的，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位置都不明確，也沒辦法解決大陸人被歧視的問題。

Lala補充道，這種兩岸三地的位置除了是一個概念上的位階，也有實際的制度在其中操作。因此台灣的台灣人、港生和陸生的實際權益被分成三個等級，在疫情期間首先被排除的是第三等的陸生，然後是第二等公民港澳生。因此境外生權益小組不分國籍，嘗試克服這些台灣政府設置的位階。這個「等差性納入」的治理不僅僅展示了公民與非公民的對立，而是「非公民」本身都被國家劃成不同的位階，將更不符合國族或資本主義議程的「非公民」劃成剩餘人口。^[3]

這意味著「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陷入死局嗎？

KK認為，大家還是可以從日常生活的微觀層面思考跨界的可能性。大家不必然要把陸生來台視為促進兩岸三地公民社會串聯，不必先接上一個大敘事。她認為，當一個人跨越了一道邊界，來到另一個地方，看到與自己本來的生活環境不一樣的東西，這種新的遭遇已經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展開不同的可能性。最後這個人離開台灣，不論他對台灣評價好不好，至少他真的張開眼睛觀察這個社會，由此得出他的判斷和結論。對她來說，最悲觀的事情是，不管是境外生、陸生、台灣大眾，很多人看到跟自己不一樣的東西會有「逆向幻覺」──對存在的事物視而不見，完全退回到自己本來安全穩定的位置。換言之，我們不必浪漫化兩岸的學生交流，甚至這些交流不止於地理疆界，日常生活裡就有著各種被劃下來的界線。

傅導演回應大家的討論，她認為「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的另一可能路徑是達致三地相互同情和理解。她詳述了她和陳為廷往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旅程的經驗：當時他們在中國大陸待了八天，但電影只用了很少片段。當時中國有《南方週末》事件、香港有反國教事件、台灣有反媒體壟斷運動，他們隱隱約約覺得是可以串聯的點，因為好像共同對抗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後來她發現《南方週末》很具體地知道他們的稿件被什麼力量換掉，而台灣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好像在面對一個抽象的「中資」，這個資本可能會壟斷台灣人的媒體。因此，他們跟中國大陸朋友討論的時候就有很大的落差，各說各話。後來他們也拜訪了另一位媒體人，當他們講到「第三種中國想像」，那位媒體人就講到每個社會有自己各自的問題，需要自己解決，傅導演反思到跨海峽公民社會想像不能把期待放在別人身上，忽視掉自己應該要處理的問題。不過傅導演引述那位媒體朋友的說法，他並不完全否定「第三種中國想像」的「跨海峽公民社會」，唯一能做的是對彼此有互相同情和理解的心態。

不過，在兩岸民族主義敵對的大趨勢裡，彼此互相同情和理解又談何容易呢？如何可以跨出第一步？

Lala指出，當我們前往或想像另一個地方的時候，我們背負著原居地的歷史，而且這些歷史也往往不只有兩岸或中港之間的糾纏，而是要把「東亞」和「殖民宗主國」等跨國視野帶進來，才能知道兩地人民難以溝通或可以連結的因素。她舉例說，例如中國想像台灣，中國民族主義本來就由中日甲午戰爭至二戰的記憶所強化，這樣的視角如何思考台灣與日本殖民時期非常糾纏的關係？例如香港去想像中國，除了當代「中國崛起」的事實，也是帶著殖民宗主國帶來的經濟地位，以自己資本主義秩序的「優越」來想像中國的社會主義的「落後」。事實上，正如社會學學者汪宏倫提出，當我們整理民族主義的歷史，那不只是國家內部建立的政治社群，民族主義需要民族他者和敵我之辨，所以同時是地緣歷史和共時區域內不同國家之間的糾紛，這些國族的框架會相互扞格。他引用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來說明「國族之框」的問題，並指出戰爭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有密切關係，甚至不少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合法性也陪隨著戰爭的歷程和記憶，「國族之框」基本上可以說是「戰爭之框」的制度化結果。^[4] 表面上境外生和台灣朋友都有共通的空間可以溝通（至少在網路上），不過當境外生坦誠說出自己被差別待遇時受傷的感受，會被好些網民批評為「情感勒索」，為什麼彼此的感知無法互通？借用巴特勒的理論語言，當兩個戰爭之框衝突，生命也區分成「可悼的」（grievable）和「不可悼的」（ungrievable），只有符合己方戰爭之框的生命是「可悼的」。當我們要鬆動某些框架，必先指認框架的內容，因此我們要梳理各種戰爭之框（國族主義生成的歷史）如何阻止了不同群體之間的感知和體驗交流。

除了歷史因素，技術與媒介亦不斷鞏固各地疆界。例如按照互聯網使用習慣來說，平常喜歡用臉書（現在還有mewe）的港台朋友與使用微信和微博的中國民眾基本上是處於「平行時空」來接收資訊。例如有陸生向北京政府抗議取消陸生赴台，但臉書上批評境外生只針對台灣政府的台灣民眾可能對此沒有認知。由於網路上同溫層問題和論述上的方便（或偷懶），某些僵化的再現反覆被流通，因此很多人也直接把中國民眾視同「小粉紅」。另一方面，陸生群體裡也不乏抱團取暖的現象。很多時候這兩邊的交流都是一次論戰的大爆發，一方面當然激發了不同論點和討論，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因而感到受傷，更加退守自己的同溫層。

尤其是國族和地理疆界逐漸地變成「自然而然」的存在，其中的歷史、政治、經濟、技術的構成不被檢視。我並不否認有些國家有較強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不過單一沿用「強國 vs. 弱國」的框架，忽視了疆界的多重性，未有問題化內部／外部的關係（例如「在地」也往往是由不同的難以區分外部與內部的力量構成），讓我們錯過很多細部的權力關係。如同戰爭之框的問題，疆界的物化問題是跨地共構的，因此反思也應該是兩岸三地共同進行的。

「台港共同體」：僅僅限於國族和政黨政治嗎？

在「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看似失去聲量之際，「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是最新的共同體想像，用以對抗「中國霸權」。有別於一直以來台港兩地的各種交流，太陽花和雨傘運動後是兩地地域認同的現象。

活動當日Lala表示，目前台港串聯的隱憂是國族主義和互相利用的心態。民進黨以「香港」催生「亡國感」，香港人也願意自己被用來換取蔡英文的選票。當有境外生批評民進黨的時候，很快就被質疑為「假香港人」，因為「真香港人」對民進黨的立場宣示或幫助「感恩」。延伸Lala的觀點，我期待超越國族主義的「台港共同體」裡「台灣」和「香港」只意味著有更多條件論述及行動的場域，並不指向特定的族群；而擺脫互相利用的進一步就是互相看見，例如兩地的「中國因素」是否有著不同的脈絡和政治經濟處境？除了國族議題以外，階級、性別、生態等不同議題呢？

2020年初我在台灣大選裡民進黨在台北的造勢大會現場，看著有人在揮舞著「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旗幟，也看到臉書上一堆香港朋友表態支持民進黨，分享小英的消息，對台灣的民主制度表示羨慕。然而，當有人質疑民進黨以香港的運動吸納選票，就惹來大量攻訐，例如強調台灣幫忙香港人不是必要的責任，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對於香港難民的發言便是一例。而台灣這一邊，根據林宗弘和陳志柔在台灣大選前的社會意向調查，支持反修例運動占68%，而對運動取態與投票意向亦有相當密切相連性，非常支持運動的民眾中，有87%表示支持蔡英文，支持運動的民眾則有60%支持蔡英文。^[5] 換言之，至少可以說相當大程度上「台港共同體」是香港抗爭者與民進黨的連結。選舉不久之後就是COVID-19爆發，這時候作為「防疫模範生」的台灣，又繼續成為許多香港人羨慕的對象。化約來說，台灣政府的「民主」、「反中」、「封關」都被視為防疫成功的要點，中國政府的疫情爆發是由於「極權」、「資訊不透明」，而大多認為由於主權和政制問題，香港無法自主落實封關，導致疫情爆發。^[6]

儘管台港關係看起來依然緊密，疫情曝露了這兩年來由媒體論述和選舉工程搭建的「台港共同體」似乎搖搖欲墜。至少在不同層面的台港交流中，只有特定的香港民主運動議題被彰顯。境外生權益小組早前收到一則投稿，一名剛入籍成台灣國民的香港境外生家長已跟丈夫搬到台灣，在這邊有車有房，他們年初投票給民進黨，後來因為港澳境外生被禁止入境，決定先在香港陪伴兒子，多次致電政府部門請求延緩各項繳稅不果。^[7] 我當然樂見民進黨政府能夠協助保障港人的人身安全，不過也不希望其他重要議題被掩蓋。

不過隨著來台定居、工作、讀書的香港人愈來愈多，這些遷移都需要更深的扎根，對移居地更多的理解，這到底會不會稍為改變香港凝望台灣的玫瑰色濾鏡，又讓思考香港的不同距離變得可能？還是流亡心態永遠寄望著「香港」，在地政治是相對次要的？同時對於台灣和香港的行動和串聯可能嗎？「台港共同體」自然可以是複數的、對應不同議題和不同形式的串聯，目前仍然在不斷發展當中，需要更長時間來觀察。

註釋

^[1]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左岸文化，頁27-63。

^[2]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左岸文化，頁74-75。

^[3] 「等差性納入」（differential inclusion）源自Yến Lê Espiritu討論美國對於不同族裔的治理。Yến Lê Espiritu, Lisa Lowe and Lisa Yoneyama. 2017. “Transpacific Entanglements,” in Flashpoints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edited by Cathy Schlund-Vial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4] 汪宏倫（2014）〈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台北：聯經，頁159-225。

^[5] 林宗弘、陳志柔（2020）〈蔡英文的817萬票，亡國感、年輕人、菁英藍幫了多少〉，見「端傳媒」，2020年1月15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15-opinion-hk-china-age-taiwanelection/

^[6] 例如港星杜汶澤（同時是具有政治觀點影響力的粉專）曾表示台灣防疫成功是因為民主政制。見〈杜汶澤盛讚：台灣抗疫有成 歸功於投對票！〉，見《自由時報》，2020年2月23日，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077549

^[7] 原投稿貼文請見「境外生權益小組」臉書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tismovement/photos/a.1805129959775384/2828475457440824/

完整版《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放映側記，請見：https://reurl.cc/KxRgV9

本文為境外生權益小組的小誌第二輯「疫情來了！國族分界下的非公民」之二（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