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斗历程

没有辉煌经历却要回首往事，沉思默想或许尚可，付诸文字就不免有些小题大作。但有一种经历——参与内斗的经历，却有认真回顾的特殊价值，它是我们的后代应当知道的。过去的那些岁月风风火火，当代人既陌生又不能理解。倘亲身经历者无一字交代，那么许多东西就只有成为考古对象了。

我的中学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革后的那几年，是真正喜气洋洋的日子；几乎每天都有点好消息传来，小日子也略有改善。

但人们赶着要做的事情也不少，每天都行色匆匆。其中最不能忘怀的一件事，今天说来实在不是滋味，真有点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你能想得到，我们那时急于干什么吗？老同学、老同事之间忙于互相赔礼道歉！

想当年，响应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伤天害理的内斗——，战场就在教室里、集体宿舍内、办公室中……。你以为真的像金庸小说里所写的一样，斗争双方摆开阵势，然后披挂上马，互通姓名之后，再不失风度地干几个回合？没有的事！完全是互放暗箭、打冷拳，一片混战而已。

其结果可想而知，本来融洽无间的老同学、老同事，旦夕之间就结下仇怨无数，有些甚至不共戴天，好像前辈子就掘了人家的祖坟。程度轻一点的，也少不了撕破脸皮，揭过疮疤；昔日情谊，荡然无存。人际关系被无端地破坏到这种地步，要想尽弃前嫌，岂是一日之功？不过，一句真诚的“对不起”，还是多少化解了一些积怨，至少表面上握手言欢了。真想不到，“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句文绉绉的套语，竟然用在草根身上了。

阶级斗争竟然是这么个斗法，且不说我们的后代将一无所知，就是我们自己，当初也是万万想不到的。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都受过“战斗的洗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辉”经历。别人斗得如何，毕竟隔了一层，难以详述；对自己的经历，就有清晰的记忆。写将出来，岂不成了“战斗历程”？只是无光彩可言罢了。

我也算老战士了，阶级斗争的战斗经历从初中开始，那时还挂着红领巾呢。一次有刻骨铭心印象的经历是，在一个礼堂内观看老师们斗右派同事。被斗者是一个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出来的年轻人，没有听人说过他如何就成了右派。

他低头站在台上，想必已恐惧万分。老师们逐个上台作批判发言，他们说了些什么，一概没留下什么印象；仅仅记住了我们的语文教师，一个温文尔雅、很受尊敬的老先生，他数落那右派的罪行，是“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也写不尽的。

老师们看来没耐心慢慢批判下去，很快就进入了“全武行”，几乎所有教师同时冲上台去，抓住能顺便抓到的任何东西：扫把、木条、竹竿之类，朝右派身上暴打下去，就是那个已年近六旬的老先生也没有闲着，只是实在插不进手罢了。

由于事起突兀，场面混乱，完全看不清被打者的反应，只记得他似乎抱头满地打滚。往下的事情就不必说了，只知道不久后那个右派就被打发到什么地方去了。出手最狠的那几个教师，没过多久自己也成了右派。我猜想，他们就是想免当右派才出手最狠的，只是白费劲了。

两年之后，我偶尔看到了那个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先生，他面容苍老，神情黯然，我竟无话可说。

初次上阵，我既未动口，也未动手，毫无光彩可言。或许跟着喊了口号，因此还得算其中的一个战士，只不过是最没战斗力罢了。

后来就轮到自己挨批判了。那时还是未成年人，还不到给定右派的年龄，但那种恐怖，也是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给贴的标签是“白专”。只是过了一些年之后我才知道，陈景润就是因为“白专”而受批判。

不明底细的年轻人想必以为“白专”是什么重大罪行，其实不过是太爱读书，成绩有点冒尖而已。那个年代，我学到的最大本事，就是做检讨，千方百计用最刻毒的语言痛骂自己，直骂得自己再没半点人样而止。当然，我也绝不会放过机会批判别人，包括平时最好的朋友。否则，怎么能表现出革命性呢？

我的大学

进入大学，况且是以录取率仅仅17%的比率升入大学，不能不有一份似乎突然“升天”的欣喜。但这种心情没有维持多久，随之而来的是一丝隐忧：现在已是成年人了，再没有对少年人的那种宽待，犯了事是要戴帽子的。那年头，仅仅小心并不足以担保不犯事。

很快就有事实证明，我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我在大学中的第一次犯事，出在交友上。那时我与班上一位同学格外投缘，很快就成了亲密朋友，几乎每天都要一起散步，相谈甚欢。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成了问题。

首先书记找我谈：难道就要好成那样？我百思不得其解，仔细回忆自己是否在一起散步时，说错了什么话。那时我有点天真浪漫、雄心勃勃，觉得自己在专业上还能有所作为。散步时主要就是谈专业，意识不到有什么犯忌。哪里知道，那个时代在专业上对学生根本没有任何期待，唯一关心的是学生是否热心阶级斗争。而我那时的书呆子表现，哪里有什么阶级斗争热情？而这就是罪中之罪了。

书记见和我谈无效，就找那位同学谈，直接警告他：不得再和某某接近！此后几年，我们虽然仍有往来，但只能到荒郊野外秘密进行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毕业的时候。

那时一间寝室住8人以上，同学们在一起哪能没有远近亲疏？恰恰其中的一个班长颇有一些瑕疵，不为众人所喜。我那时也是班干部，与那个班长合作共事其实并无过节。问题是，我与其他人相处也不错，这就使那个班长心中不快，总疑心我们在合伙作弄他。我也不知道他去告了什么状，反正后来竟当成了一件大事。

只是在毕业之后，才偶然在一个材料上发现，我们那个寝室的问题已上纲为“反动小集团”了！这还不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活材料，政教部门是求之不得呢，哪里能够轻易放过！平心而论，我那时天真质朴，完全是中规中矩，从不曾有过什么违纪行为。但大学几年中却动辄得咎，总在挨整，根本不明就里。只是后来才搞清，原来警惕性高的负责者视我为“反动小集团头目”了。

那个年代的逻辑是：如果我是头，即使连芝麻都算不上，而你反对我，你就是反动分子！大学时的那位班长一定就是这样想的。问题是，就是认可他的逻辑，他也错怪我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反对他的意思。文革之后，这位班长因私德上的过失被调出了研究院；后来就彻底从同学的视野中消失了。对于他，我完全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除了心胸略显偏狭之外，此人其实是很能干事的人，做什么都有一股狂热劲，工作上没说的。但在荒唐年代，狂热劲很可能铸成大错；此人所为，不能不说是前车之鉴。

真正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还是那位书记。文革之后，我的一位亲戚在与这位书记攀谈时问他：“某某某到底什么事情？你们对他也做得太过了吧！”他倒也很坦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这个人太不会转弯，就不能有一个合作的态度，那个时候还能不吃亏？”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当时不足够灵活，配合好书记的工作。我的天哪，即使磨练了一辈子的今天，我也没有学会那种圆通的人生技巧啊。

我的社会

经历了中学与大学之后，我就更是一名阶级斗争的老战士了。然而，我的愚顽不灵依然如故，还是不能“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谈不上有什么警惕性，这就既难避开陷阱，又难免于犯事。果不其然，工作不久就犯事了。

今天说起来，当年那事情也十分好笑。自学生时代起，我就十分佩服有本事的人。在大学里，就有经常访问一些知名老教授的习惯。工作之地是个小地方，算个人物的只有两位。其中之一是从设计院下放的高级工程师，有这种头衔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岂能不去见识一下？可不比今天“高级工程师满街走”，那时这个等级的人算是凤毛麟角。至于他是什么老右，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另一个被人称为“技术权威”，只是被闲着，因为据说当过某个国民党将领的司机。但那个将领早已起义且当了副省长，而与他一道起义的司机，反而成了“残渣余孽”，这种逻辑，我岂能理解？因此也没当回事。总之，我颇乐意与这两个人打交道，压根儿就没去考虑避嫌的问题。

在明眼人看来，这样做当然是犯忌了。更要命的是，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我居然在与这两位先生谈话时聊到了文革，全然忘记了这可是禁区：文革是绝不容许随意评头品足的！这一来就不再是小问题，而是真正犯大事了。那时正是军管时期，军代表认为是严重问题，我还逃得了？如果我不那么愚顽，稍多一点机巧，至少还能缓解一下事态；我完全可以说：由于学习不够，觉悟不高，对文革认识模糊，没有坚定不移地遵循文革路线，如此这般，不就是一个认识问题吗？而我的选择却是：哪壶不开提哪一壶，居然在军代表面前据实承认，我真的不赞成文革，认为这样下去国家将成问题。在那个年代，这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就是杀头也不算冤枉。今天依然活着，实在得感谢上苍了。

我的命运

我一个人算什么？在茫茫人海中简直与蝼蚁无异。但正是千千万万个“我”组成了社会，因而我的故事就具有了社会意义，而我的命运就不再是与他人无关的事情。

我的命运其实很不错——至今活着且衣食无忧。不过，在这一层意义上的命运，不是我现在所要关心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命运，才真正具有社会学的价值，它恰好是我在当下挥之不去的思考。

我的命运或者劫数就在于，在历史的一个诡异时期，我身不由己地扮演了双重角色：战士与被斗者；或更准确地说，是整人者与被整者。不是我个人有什么特殊，我深信我们那一代人大多都如此，这一定会使历史书写者倍感兴趣。

首先我是战士。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被作为战士精心培养，被鼓励去仇恨阶级敌人，被动员去批评、监督右派。在右派教师上课的时候——这是罕见的情况，很快就从学校赶走了几乎所有右派——我们被交待与警告，不得给右派以通常的礼遇。

在大学里，通过明说或暗示，要求我们远离那些不被信任的老教授，并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作为战士的我被武装起来，派上火线发起冲锋：我的武器就是纸笔墨砚，火线就是大批判的第一线，冲锋就是给平时最接近的教师写大字报，揭发他们的问题，竭尽全力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

我的进攻对象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教师，曾在我身上倾注特别的心血。我不仅写大字报揭发了他，而且画了漫画——那不过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事情。我当时就体会到自己的荒谬，分明地觉得自己不再是人类，已经成了被驱动的机器人。

这种感觉未必能使我免除滥伤无辜的责任，还是明显地减少了我的负罪感。或许正因为如此，被害者并未视我为真正的凶手。冬去春来之后，我特地去拜访了那位教师，回首往事，也不过彼此相视大笑而已。

作为被整者，我是其他战士的对象，我则是前方的靶子。战士们射来的子弹虽然不致人于死，内心之痛楚则是千真万确的，尤其当子弹来自至爱友朋的时候。不过，总的来说，我所承受的火力远未达到口号中所要求的那种猛烈程度，这就使我的脑子还不致被击昏，还有能力想象：这种攻击或许只是逢场作戏。我不相信，开火者会有攻击我的强烈动机；那时我既与世无争，又尽职尽责。当时的一个负责官员就坦率而真诚地对我说：像你这种工作表现好而有思想问题的人，不批判怎么行呢？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啊，我猜度他领会了毛思想的真谛。知道了这个底，你说阶级斗争不可怕还是更可怕呢？

上述两种身份中的任何一种，都不需要什么特别资格，每个人都可以承担；事实上，千千万万的人都如同我一样，同时扮演了这两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命运其实也是当时有类似经历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因而归根到底也是民族的命运。如果说，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终究有很不同的命运，那就是，其中许多人今天已经醒来，而另一些人则依然酣睡如故。对于酣睡者来说，无论对民族还是个人的苦楚，都不会有丝毫感觉，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幸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