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光

2018年9月2日，曾先生一家三口在瑞典一家酒店门外蒙冤受屈，痛哭呼号。通过互联网，其悲情迅即传至国内，很快举国哗然，同仇敌忾，一致声讨竟敢欺我同胞的瑞典人。只是，几天之后，这个悲情故事出现了出人意料之外的翻转。进而，在那些深思的国人的心中，故事呈现出颇不同的面相，启示出不尽的思考。

官场的成功者，总少不了锤炼几件官德的利器。但那种无往不胜的超级官德，肯定非等闲之辈所具有。那么，官德的极致是什么呢？套用一句俗语，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君**！世间真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吗？在历代名相的万神殿中，人们竟意外地发现了最好的例子。

在有某种窥秘癖的人看来，历史迄今展示给世人的，或许都不是其本来面目；它那深藏的神秘真相，几乎无人知晓，以致吸引着无数历史探秘者。如果有人告诉你，其实历史大体上就是它已显露的那个样子，此外并无太多隐秘可寻，你或许会大失所望。朝战的真相一场已过去60多年的战争，似乎仍然欠一部权威的朝...

不久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罹难的杰出外交家、著名的体制内开明派人士吴建民先生，在逝世前不久的几次大受欢迎的演讲中，颇为动情地痛陈了我们错失的历史机遇：郑和下西洋之后没有继续开拓海外，错失了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机会；明清时代，没有及时利用西学东来，错失了承接西方近代科学的机会；晚清国...

即使生性怯弱的人，也不免崇尚勇武、颂扬战神。由此似乎能够确信：人类就是一种好斗的动物。诚然，无论古今中外都不乏明智的思想家，愤然指斥战争之非人道。但直至近代，那都仅仅是零星而微弱的声音，几乎完全被湮没在鼓动战争的震天喧嚣中。尤其置身于某场群情激愤的“圣战”中，公然非战，简直是触犯众怒的背叛。

有一件事，无论老少妇幼，都觉得自己能够插上一嘴：仗打得起来吗？在国际形势险恶的时候，这类议论尤其热腾。对这类问题，很难说有谁的判断特别权威，即使政要、专家也未必总有先见之明。不过，历史总不失为一位富有启迪的老师。那么历史上，人类是如何走向战争的呢？

文革年代一句广为流行的话是：“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就失去一切！”那时的人，似乎从未考虑过，此处的权究竟指哪个权，是权力还是权利？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权不仅不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恰好相反：权力属于上位者，而权利则也应属于下位者。

一则几乎传遍世界的寓言说，一个皇帝被周边人所骗，误认为自己已穿上了一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新衣。身为皇帝，无论明君还是昏君，被臣下所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岂止穿衣之类的事情而已。只是这样一来，皇帝眼中的世界，势必很不同于真实的世界。这件事对于王朝安危的重要性，却未必是每人都清楚的。

在现代科学概念中，要举出一个人人都挂在嘴边、却又似乎没人能说清楚的例子，大概非“基因”莫属。你能准确地告诉我基因是什么吗？但如果有人奚落你“连基因都不懂”，或许你又会坚决否认：“基因这样众所周知的东西，我如何不懂？” 至于“社会基因”，情况就更复杂些，它的使用还停留在某种“隐喻”阶段，更谈不上什么严格的定义。

当下移民问题成了世界热点。不要以为，由不发达地区移民欧美，是唯一的移民流向；今天的世界人口格局，恰恰主要是欧洲人大举移民世界各地的结果。而且也不要忽略了，中国也是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移民的国家之一。可见，移民问题几乎涉及世界各大民族。殖民的移民人类的殖民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反帝故事教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帝国大概不会有什么好感。但那些已逝帝国的子民，在回首帝国的光辉时，仍然不免荡气回肠，魂牵梦绕。无论中华帝国、大英帝国还是苏联帝国，都已灰飞烟灭。帝国的梦想，还可能扰乱现代人的沉思吗？https://youtu.be/MtL_O-BJwzY何谓帝国？

“责任”一词，我们用得并不少。随时会听说：“保安有责任检查来访者”、“护士有责任看护病人”、“教师有责任指导学生”、“银行有责任替客户保密”、“列车有责任向乘客通告运行信息”、“国家有责任保护其公民人身不受侵犯”，如此等等。如果竟有人问你“什么是责任？

对我们的古代祖先来说，俄罗斯人既非邻又非友，先人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民族存在。只是到清代之初，中国人才对俄罗斯略有所知。现代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感情十分复杂，根本说不清究竟是爱还是恨、是敬还是畏。更可能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感觉或许是陌生，因为没有几个人与俄罗斯人打过交道。

人们面对不堪的现实时，会本能地设想：事情本该是另一个样子啊！今天的朝鲜半岛就正是如此：我们为什么只能有一个半疯狂、半腐朽的恶邻呢？如果当年的朝鲜战争不是一个平局，而是一边倒的结局，那么今天的半岛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了；那于我们，是更好一些还是更坏一些呢？

同情心是人类的天赋吗？你不难立即举出成打的例子来说明，在最需要同情心的地方，常常看不到任何同情心。同情心从来都是一种稀缺品吗？你会发现，就在我们的周围似乎处处都有同情心。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同情心究竟是太多还是太少？这或许是一个使道德学家都感到为难的问题。

随着疫情在中国以外的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冠状病毒为全球紧急情况。世卫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阿德南·吉布赖耶苏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作出这一声明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

说及效忠，必定深入到人们心灵中最神圣的区域，很少有可展开讨论的余地。然而，恰好在这个最严肃的问题上，人们误区多多，且从不觉得需要一些梳理。其后果是，误置效忠对象的事情时常发生，即使饱学之士亦难幸免。经历过“三忠于、四无限”年代的人，对此尤其感触良多。

从字面上看，“假丑恶”恰与“真善美”相对，“假”无疑是恶行之首了。但如果考虑到社会生活中的虚假无处无之，贯穿古今，几乎浸透每一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虚假难以剔除，似乎是人类生活中的不可缺少之物。那么，虚假何以如此泛滥成灾呢？虚假种种文人们写过巨人国、小人国、君子国、女儿国，这都不过是想象力的发挥。

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1950年代是大批判的主要靶的，早已成了谬论中的谬论。不过，问题与主义的较量，似乎并未了结。就今日而言，是否应反胡适之道而行之，“多谈些主义，少研究些问题”呢？我们考虑的结果，却有点出人意外。主义崇拜如果对于“何谓主义”不甚了了，那么无论“多谈”还是“少谈”都没什么意义。

没有辉煌经历却要回首往事，沉思默想或许尚可，付诸文字就不免有些小题大作。但有一种经历——参与内斗的经历，却有认真回顾的特殊价值，它是我们的后代应当知道的。过去的那些岁月风风火火，当代人既陌生又不能理解。倘亲身经历者无一字交代，那么许多东西就只有成为考古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