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丨史塔西与东德社会：对当前研究的一些评述
作者：Jens Gieseke 翻译：Aaron
Jens Gieseke是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Zentrum für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 Potsdam）的部门主任和项目总监。他于2011年出版的Die Stasi 1945-1990已经成为东德史相关研究的标准读物，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英文版更名为The History of the Stasi: East Germany’s Secret Police, 1945-1990，于2014年出版。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史塔西及其官员、国有社会主义的流行观点、契卡主义史和东德社会史的文章。
题图：1989年12月4日，埃尔富特的公民委员会在和史塔西军官谈判。
在我们对东德社会的整体印象里, 镇压、迫害和监视仍然是有争议的。它是大型公共争论的焦点，比如2007年关于联邦纪念馆概念的讨论，其目的是塑造 “官方”记忆政策和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话题。[1]这些争论展现出这样一个矛盾的形象：一个极权流氓政权和一个安全舒适的小社会。这两种形象构成了公众和学术界关于东德社会争论的核心。
至少在主流研究中，在过去20年有了一些进展，认识到日常生活和社会史是和后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研究相关的。同时，这种历史研究显然不能“撇开政治”。“独裁的田园世界”或“福利独裁”等矛盾的术语试图强行联系也并非偶然。[2]吵来吵去，德国、法国[3]和英美学者对东德社会的争论确实如此。例如，在H-German上以Andrew Port对萨尔费尔德的微观历史研究的讨论为代表，或者以Mary Fulbrook对东德“人民政权”的表述为代表，讨论晚期共产党社会的“极权”与“正常”生活的程度。[4]
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解释背后，还隐藏着一组有争议的新发现。1）很明显，东德社会有一个庞大的秘密警察机构，但其规模究竟是代表这个体制的力量还是弱点？2）同样，东德社会也有大量的政治犯和受迫害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很清楚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迫害的强度有所减弱，或者至少有了明显改观。3）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积极抗争和反对的强度有所下降，导致在70年代末形成了一个规模有限的内部反对派，并限制在以改革为导向。4）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人并不适用加害者-受害者（或加害者-抵抗战士）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要被定义为“介于二者之间的某个位置”。即使我们在解释回顾性描述上非常谨慎，[5]也不能否认现在的大多数人往往把共产党独裁下的生活描绘得颇为正面，而且好像认为至少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史塔西的作用远不如公共记忆文化中所呈现的那样重要。5）最后，东德体制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但沉默的民众在80年代末发起了群众运动，各种统治结构在压力下迅速瓦解消散。群众运动的目标主要有三个：结束统一社会党统治、开放边境、取缔史塔西的监控。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由这些新发现衍生出的两大研究领域。第一个是国家安全部对广大民众的作用和职能，第二个是关于秘密警察的线人，即“非官方合作者”（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的研究，这多少可以算作史塔西研究的特有进展。
作为研究问题的“无处不在”——国有社会主义社会形象概括
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史塔西与东德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关系，后者既不是反对派，也不是政权的积极支持者。“沉默的大多数”这个词本身就很有问题，因为它意味着这个群体有同质性和明确的界限，而仔细思考之后，这两个特征就不复存在了，特别是在这些沉默的人与史塔西的关系方面。即使是有“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某种概念化的一部分，它与全面监控和原子化（译者注：原子化来源于社会学的原子主义Atomism，即社会是一群未分化的、原子式的个体组成的。因此，所有的社会价值、制度、发展和程序完全是由居住在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个人的利益和行动演变而来的。个人是社会的“原子”，因此是唯一真正的关注和分析对象。）的论点相矛盾，因为这种论点意味着“政权”对“社会”的极权主义压迫的压力是平均分布的，因此，在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的分裂，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
“沉默的大多数”一词启发式地收获了公开讨论和口述历史，在这些讨论和叙述中，国安部和主要反抗政权的问题往往没有发挥主要作用。正如Dorothee Wierling在整个访谈中所观察到的：
首先，我们应该对他们在生活中对史塔西保持沉默的原因做出简单的解释：有可能相当一部分东德人从未觉得自己被史塔西现象触动或影响，因此对非亲身经历的事保持沉默。这种解释可能特别适用于东德的下层阶级，至少在告密者制度扩张得最厉害的时期，也就是70年代。[6]
我稍后再来讨论这个论点的实质，但与此同时，它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史塔西是如何以及被谁认可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感受到了哪些威胁？史塔西对“一般的”东德人通常是如何行动的？史塔西行动的临界值是什么，比如最低限度的关注，或者更激烈行动，最终导致拘留或强大的压力，如臭名昭著的秘密心理打击（Zersetzungsmaßnahmen，直译为“瓦解战术”）；最后，更普遍的是，在史塔西的影响下，沉默的大多数有多大的政治性或非政治性？
相关数据显示，史塔西机构的绝对人数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增加，各个部门的差异也不断加剧。虽然它的基本单位，特别是片区分所（Kreisdienststelle）人数的增长速度比中央部委官僚慢得多，但扩张是显而易见的。200多个区级分局的平均职工数量从1972年的30人增加到1982年的40多人，最后到1989年增加到近50名。[7]此外，相当一部分中等区级分局（Bezirksverwaltung）的工作人员负责特定的当地公司或机构。因此，在70年代和80年代，史塔西有了一个宽泛的基本结构，但分布并不均匀。正如Daniela Münkel最近在马格德堡区哈尔伯施塔特片区分所展示的那样，人事资源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优先事项和问题领域。[8]
l 由于哈尔伯施塔特与西德接壤（东德有1/4的县都和西德接壤），大部分雇员的工作重心是预防叛逃。这一点可以概括为，即使在非边境地区的片区分所，史塔西最艰巨的任务仍然是挫败叛逃的计划和准备，从70年代中期开始，又加上了防止人们申请出境签证。这也是最主要的直接迫害领域：从1961年起，在所有的逮捕案件中，一直有大约70%~80%的案件涉及以某种方式企图离开东德的人，而所有其他形式的反抗行为，如颠覆性煽动（statsfeindliche Hetze）、建立团体（Gruppenbildung）等（包括间谍活动），只起了次要作用。[9]
l 第二个优先事项是监测经济运行情况：中央和地方的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经济计划的实施及各自的问题、零售业和工业的供应情况以及民众的相关反应。
l 第三个重点是遏制和管控西方的各种影响，即所谓的政治思想动摇。毋庸讳言，打击政治思想动摇是史塔西的普遍职责，但在这一块逐步开展的行动集中在对社会上层，即约束和监督在官职名录（nomenklatura）上的干部，如各部委的官员或工业领域各部门的管理人员，特别是广义上负责政权稳定的精英成员，如统一社会党的职能部门和军警干部。[10]
这三个主要活动部门的成功范围差别极大。设立优先级助长了史塔西的扩张，这显示出对政权的政治安全和国有社会主义上层阶级内部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关切，但这些优先级的实现是以牺牲其他共产党政策目标为代价的。国家安全部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没能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它最终采取的方式与计划经济的其他所有部门一样，都是意志命令式和“灰色的”半合法的随意行为——而且，史塔西还干扰与西方有私人联系的工程师或管理人员，有时候还插手意识形态偏差或个人不当行为，削弱了技术革新和创造力。国有企业当然试图阻止或回避这种干预，但并不太成功。[11]
此外，作为社会主义“上层阶级”意识形态同质性的卫道士，史塔西助长了消极选择，从而阻碍了多元化和创造性。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明显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整合。
史塔西与工人阶级
同时，在社会的下层，史塔西和其他所有镇压机构的渗透力度和范围方面存在妥协，管理人员、部级官僚、职能人员和安全人员除外。这种妥协的一面是对各种集体或公开的政治行动严厉镇压。正如Renate Hürtgen表明的，在持续的刑事压力下，工人的罢工甚至是小规模的罢工，亦或集体请愿等其他形式的政治行动的数量减少到几乎为零。50年代初活跃的工人运动集体表达利益的强大传统，在70年代和80年代基本绝迹。[12]
然而，在这种压迫的框架内，东德工人阶级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并且对自己所能表达的批评范围和限度有了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关于工资、零售价格、日用品供应以及平等、平均主义等一般问题上。[13]中央和地方的史塔西报告（以及其他党和国家机构的报告）和各种请愿书都证明了这些批评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始终如一，而绝大多数提出这种批评的个人并不担心受到制裁。甚至是怨言和政治玩笑在国有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阶层中仍然没有后果。这种言论被判定为“政治上不明确”，但不是“敌意”，所以说出这种话的人不会被起诉。[14]顺便说一下，50年代斯大林主义对工人的典型指控——在生产中断时的破坏行为——在后期并没有发挥任何重要作用。
作为第一个结论，我们可以确定，斯大林在东德社会中的存在感很强，是政权安全和维持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但它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整合最多是无效的，甚至有强烈的反作用。此外，在后斯大林主义时期，人们只要学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自己的位置和能力上限，就有可能与政权及其镇压工具保持距离地生活。因此，尽管史塔西的规模从60年代末到1982年急剧扩大，但全面渗透和镇压的概念是有误导性的。用昂纳克时期的国家政策来说：1976年，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在赫尔辛基协议议程中说：“安全是第一位的。”[15]当然，这是事实，但昂纳克的政策实际上是由多种目标促成的，既要确保党的权力地位，又要通过有利于社会和工人的措施在民众中获得合法性，更别说还要确保西方（尤其是西德政府）的认可。所以，昂纳克时期的基本特征不仅是众所周知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统一”战略，而且是社会、经济和安全政策相结合的统一——当然，这个政策在这三个领域都失败了。此外，东德人通过电子媒体和个人接触了解到西方强大的吸引力，使得统一社会党的所有政策都成为艰苦卓绝的硬仗。靠镇压获得的稳定是一个重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的特征。[16]
当然，以上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临时性的。这些研究基于第一波的部门和区域研究，试图超越计算和描述大量的工作人员、资金和资金等。这些研究项目有：BStU对哈尔伯施塔特的研究，Andrew Port对萨尔费尔德的其他重要研究，以及Jan Palmowski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和梅克伦堡两个村庄的研究。[17]优秀的行业研究有Georg Wagner-Kyora对Buna-Leuna化学工业工程师的研究，该研究大量借鉴了对这些工厂研发部门的微观分析，Dolores Augustine对东德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也同样出色。[18]这种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分析会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们使研究者更容易追踪几个机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并对日常的统治和生活实践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勾勒出详细的、有区别的形象。[19]顺便说一下，在研究日常生活时，史塔西的档案可以作为一般资料，如请愿书、工会报告等的有益补充。
史塔西的存在与“普通”东德人的行为模式
Thomas Lindenberger将东德社会的总体环境描述为“有限专制”。这些限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型混凝土边界，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必须学习和了解限制。这些禁忌时多时少，界定了个人能力的范围。[20]除了真实存在的水泥墙和试图逃跑就会被射杀的威胁，东德人从1945年到50年代末经历了公开的暴力和镇压，这强有力地影响了他们的行为，特别是那些老一辈的人：特别拘留营里的十几万囚犯，苏联军事法庭的几千名受害者和其他政治犯。[21]统一社会党在1952年7月第二次会议后的严酷镇压时期；1953年6月起义或其他地方动乱的镇压（如1951年萨尔费尔德的骚乱）；[22]私有财产的征用和集体化；以及最后柏林墙的修建，都是主要的记忆禁区。[23]这些无能为力的经历在老一辈人身上留下了痕迹，更何况非纳粹化是半心半意的，所以至少可以说，尽管在50年代和60年代，史塔西远未完全渗透到像萨尔费尔德这样的城镇及其主要工厂，比如Unterwellenborn的Maxhütte，但再用这些方法似乎仍然可行。[24]
毋庸讳言，这些经历并非只有早年的，作为禁忌，它们不容易传递给年轻一代。但它们却继续产生着隐性影响，并通过西方电子媒体保持着生命力，在家庭内部流传。两德统一后的那代人由于没有那么强烈的创伤，需要克服这些经验，并在这方面形成自己对政权的态度。
党的领导不容置疑、没有民主、旅行限制，以及除东德模式之外任何德国统一的问题等，这些禁忌都是在60年代初确立的。要维持它们，首先是父母家、幼儿园和学校、自由德国青年、职业培训和大学等政治社会化机构的职责。在这些地方，史塔西只在情况严重时进行干预。[25]除了有选择的镇压，“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偶尔与预防性安全官僚机构打交道的经历。一部分人觉得史塔西的存在就像“刺痒的汗衫”（正如持不同政见者Jens Reich在1988年指出的那样），[26]或者试图通过事后讲个笑话来从心理上化解这些遭遇。对其他人来说，史塔西也许是一个遥远的现象，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关系不大。然而，即使在那些时代，史塔西的形象也在变化，但从未消失。几乎每个人都记得或至少小心谨慎地想起来用邮件审查、窃听器和线人等手段进行的监视。
正如Palmowski在东德北部Dabel村的案例研究中指出的，史塔西的一切形象感觉，即在较小的社区内还留有一些代理和团结的空间。在60年代的Dabel，史塔西多年来都没查出创作“敌对”涂鸦的人，甚至有人把涂鸦画在当地警局的墙上。史塔西办案人员坚信村里的人认识凶手，但村民没有透露一个字。在村民看来，开着深色轿车穿着皮大衣的秘密警察是外部势力（而地方党员是自己人），史塔西搜查了村子后空手而归（尽管Palmowski之后在村民中发现了46名告密者）。[27]
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史塔西神话通过某种话术被歪曲。这种话术被混杂着恐惧和希望推动着，为了自己的盲目自信，比如嘲笑所谓的窃听电话线或者怀疑同事是间谍。这种“人民自己的”史塔西经验（用Lutz Niethammer的话来说）成了讽刺性的双关语，广为流传的传闻中割裂层级的交流，也成了“公司”、“”Konsum”或“VEB Horch und Guck（听和看）”等机构的规避词。
鉴于以上这些，Fulbrook的说法似乎值得商榷。她认为“还应该注意到究竟有多少人从来没有机会冲击[压迫性政权]的底线，并真心觉得自己能够过上‘完全正常的生活’。”[28]首先必须承认，底线确实存在。其次，公民至少要无意中知道这些底线的存在，才不会去触及。70年代被公认为是东德历史上最稳定、最平静的时期。这段时期的史塔西情绪报告清楚地表明旅行禁令或缺乏民主选举等“不正常现象”的现状是存在的。[29]在这里，“完全正常的生活”这一短语描述了德国政治文化的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称为Untertänigkeit（或“顺从”），而东德在20世纪的独裁统治将这种传统延续下来。[30]这种心态尤其存在于东德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经常要面对各种诱捕，比如要求他们正式或非正式地举报同事，以保全自己的职业地位或给子女的教育铺路。1990年后，这种Untertänigkeit心态被Hans-Joachim Maaz和Joachim Gauck变成了集体病的隐喻——保持了批判理论的“专制特性”概念的传统。[31]就社会历史而言，将其理解为德国旧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在社会的前民主（或从较少的心态上说，非民主）构成条件下的延续可能更为恰当。[32]
考虑到这一切，似乎有理由怀疑大多数前东德居民是否会在头脑清醒的自我审查中确信他们从未感受到国家权威的隐秘存在，或者在秘密警察行动时想到它。恰恰相反：他们努力过得“完全正常”，不引人注意的生活可以被认为是确认有秘密政治压力的。因此，Wierling的上述观点更可以理解为对近代霸权记忆文化中“非黑即白”的史塔西形象的一种防御性回应。毕竟，几乎所有的东德居民都有自己与监视机构初次接触的故事，即使这可能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具决定性的经历。
走近线人社会学
当我们看到这些对史塔西、对东德社会中的镇压和监视的更复杂的描述时，就必须重新审视史塔西本身的典型形象，特别是关于这个监视机构与社会之间的主要“联系”：线人。
史塔西的全职雇员可以算作国家安全精英的一员，但是线人却带来了其他的困难。在后共产主义记忆文化中，对线人的强烈关注并不是基于他们的系统性地位或法理上的严重性（不同于党的职能人员或经常射杀翻墙者的边防人员），[33]而是基于他们的社会接近性。在一个由 “官方”和“私人”生活划分形成的社会中，史塔西代表了政权侵入私域的策略。争论最激烈的例子是那些在党国和社会之间享有一定权威的中间位置的代表（如神职人员或半异见作家，如Christa Wolf或Heiner Müller），这并非偶然。
史塔西档案馆基本上是单方面决定向公众开放档案，这引发了大家的强烈兴趣。对突出的个案或多或少的过度关注和公务员审查中的评估与协助（即所谓的 “除垢”）的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研究。对这些线人的评价表明学术研究和政治观点直接相关。在这些案例中，对史塔西档案可靠性的怀疑可能不仅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而且可能在很多方面挑战史塔西记录档案本身的权威性。
此外，研究人员顶着巨大的压力提供明确的标准和定义，因为他们要证明档案是真实可信的。因此，这种“公共历史”的模式预先塑造了研究的概念。分析和认知的类别遵循着（看似明确的）秘密警察的术语和思想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注意力只集中在正式招募的“非官方合作者”上，而与镇压机器合作的所有其他形式（官方接触、自发检举等）几乎不被承认。甚至“非官方合作者”一词的使用也是这一话语的显著结果。它原本秘密警察内部的官僚隐语。为了保持史塔西语言的干净，增强告密者对办案人员的想象地位，这个词变成了后共产主义语言中共产党邪恶的代名词。在这种话语中，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档案是可靠的，而被告人的追溯性证词则自然被认为是涉嫌隐瞒了一些东西。[34]这些影响导致了对史塔西档案及其内容的“还原”，然后是不由自主地从警察官僚机构的文本中采用词汇、思维模式和案件叙述。[35]最后，人们普遍认为招募线人是了解此人其他方面背景的唯一关键。
为了克服这种“史塔西实证主义”，回顾一下这些档案生成的条件可能会有帮助。例如，因为有必须完成招募计划的压力，史塔西官员倾向于夸大自己参加的会议次数或提供的信息质量。因此，线人的个性陈述或登记信息有所失真。例如，“政治信念”是招募的可靠依据，这导致表格中此类登记信息的比例极高。另一方面，恐惧和压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招募依据。一般来说，这类思想上的偏差是很明显的。档案语言将复杂的线人业务倾注于1989年前和1989年后僵化的政治和官僚类别体系中。
虽然这种隧道式的视野已经被精神分析法和一些学术或新闻案例研究拓宽了些许，[36]但我们和国有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线人进行社会学和社会历史学分析还有很远的距离。在斯大林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浪潮的推动下，社会文化告密史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实例并没有充分用于史塔西的研究，因为这种方法会对“非官方合作者”的清晰形象提出质疑，并有必要对告密者及其动机勾勒出一个更加复杂的形象来加以区分。即使是公开讨论的例子也给广泛的各种合作类型的范围提供了线索。第一个人满怀恐惧地勉强服从，第二个人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认真履行职责，第三个人只想保住自己的饭碗，第四个人要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对话”作出贡献。有些人或许只想追求个人利益，而另一些人或许是受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驱使。
正如人员流动率和对个案的分析所表明的，在50年代，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大片或多或少的强迫招募的模糊地带——事实证明，这些招募对史塔西的信息收集和影响价值不大。据推测，在这些年里，党的官员的情报或自发检举比告密者对人的迫害更有分量。此外，特别是对这一时期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招募企图对社会总体氛围产生的强烈的惩戒性副作用。因此，招募线人的做法本身就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特别强烈的“顺从”的再现。成功招募的也是如此，这一过程的社会心理强度可以被视为与服兵役这样的社会主义“人格塑造”的通行状态（status passage）处于同一水平。（兵役是招募线人最常见的环境之一，并非偶然）。然而即使有人想拒绝为史塔西服务，招募尝试的经历也强化了史塔西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对历史谴责研究的结果加以考量，并将重点转移到正式和非正式告密者的生活方式上，这将有助于告密者研究的平衡优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第二点可能很重要。即使史塔西的指导方针主要是为了渗透到与体制保持距离或敌对的环境中，要求从社会各阶层招募线人，但统计数字表明，实际上分布并不均匀。大部分史塔西线人都是统一社会党党员，而且主要是名录上的干部，军警人员或那些与国家安全问题有关的人。这和反对派、教会披露的情况相反。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一点已广为人知，但它对我们如何理解史塔西线人提出了挑战。首先，它强调了国家安全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确保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忠诚度以及执行各自的行为准则的职能的重要性。其次，这种分布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招募线人和独裁体制内的其他形式的合作参与有关，比如边防、民警、战斗小组等其他更明显的志愿职位。我们往往把线人活动想象为“下作”，这种联系很值得玩味。显然，在东德社会的某些层面和部门，做一名史塔西线人是某种“常态”，就像在你的公寓楼里负责“房屋记录”（其中必须记录来访者），或者成为党员或民盟文化活动秘书，参加每年的“五一”游行示威等等，都是“常态”。在一个公民从出生就必须对政治要求做出让步的社会里，听从史塔西的号召或许显得不那么“下作”了。来自不同环境的同时代人如何有力地看待线人承诺的特殊道德含义，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这种情况，须待进一步研究。
显然，由于史塔西档案的强烈影响（在我们的史塔西活动的形象上有大量的材料），以及几乎完全缺乏其他来源，这些和其他主题研究一样都是棘手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不能再忽视深入研究独裁统治的这一层面的机会，甚至应该对记录进行逆向解读，对已有的确定性提出质疑。
80年代革命前意识的塑造
本文不可能充分详细地讨论80年代，或者更准确地说，从70年代中期开始而导致1989年压迫制度崩溃的事态发展。[37]但就上述趋势而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在一些领域，人们能够表现出不同的语气和态度。一旦东德民众决定放弃对事业和升迁的更高期望，他们就获得了某种内在的自由，而统一社会党和史塔西则越来越接受甚至纵容这种不合群的模式。因此，当史塔西试图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监控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与此同时，它也失去了对某些偏离的追查力度。从这个角度看，国安部的过度扩张及其时机不能反映为共产党统治动员时代极权主义诉求下降的一种表现，而是一种误导性的代偿行动。
显然，“顺从”的政治文化对更大一部分人来说成为了一个过于严密的框架，特别是由于统一社会党已经无法实现小康和福利的承诺，也无法满足人们对生活的要求。面对无处不在的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标准的形象，广大的东德人把这种不安变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徒劳无功、生活前景渺茫的中枢感。
1989年秋天，尽管意识形态的压迫已经慢慢耗尽，但这个时候人们显然没有忘记史塔西，当时解散史塔西成了公众骚乱的主要诉求之一。人们在反抗的时刻是如何看待史塔西的，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是他们受了太多的苦，以至于当局可能使用“中国式解决”也没有吓倒示威者，还是如我们事后了解到的那样，在潜意识里亦或是隐隐的希望，“野蛮社会”的统治精英和安全力量已经不愿意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诉诸武力。也许1989年10月初期的大多数示威者对此并没有准确的概念，他们愿意承担实现革命变革所必需的风险。
正如这些对东德社会内部史塔西作用研究状况或多或少的临时性评论可能已经表明，在高估和忽视国家安全部的作用和功能之间找到平衡点，就像走钢丝一样。没有国家安全部，东德的共产主义制度不可能，也不想存在，但国安部也不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尽管其秘密机构为传播这一形象做了很多工作。它有力地保障了体制内的人身安全，抵御各种内部或外部的威胁，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东德的社会生活。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并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基础——在经济效率和复杂的现代社会的要求方面。在这些领域，强势变成了弱势，广泛的扩张成了体制的累赘。
注释：
[1] See Martin Sabrow, ed., Wohin treibt die DDR-Erinnerung? Dokumentation einer Debatte (Göttingen, Bonn, 2007). 关于这个主题的概述，详见Jens Gieseke, The History of the Stasi (New York, Oxford, 2014).
[2] Stefan Wolle, Die heile Welt der Diktatur (Berlin, 1998); Konrad H. Jarausch, “Care and Coercion: The GDR as Welfare Dictatorship,” in Dictatorship as Experience: Towards a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the GDR, ed. Konrad H. Jarausch (New York, Oxford, 1999), 47–69.
[3] 关于法国学者的研究，详见Emmanuel Droit and Sandrine Kott, eds., Die ostdeutsche Gesellschaft. Eine transnationale Perspektive (Berlin, 2006); Sandrine Kott, Le communisme au quotidien. Les entreprises d’État dans la société est-allemande, 1949-1989 (Paris, 2001).
[4] Andrew Port,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Cambridge, 2007); Mary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East German Society from Hitler to Honecker (New Haven, London, 2005), 297. 在H-German上的相关讨论，请访问http://www.h-net.org/~german/discuss/other/ostalgie07.html.
[5] 例如，Mary Fulbrook在2005年的研究就有强烈的倾向性，体现前东德官员和东德体制支持者的观点，因为她把重点放在了他们青睐的东柏林住宅区，详见Mary Fulbrook, ed., Power and Society in the GDR, 1961–1979: The‘Normalisation of Rule’? (New York, Oxford, 2009); 关于这本书的评论，见Thomas Lindenberger, “Normality, Utopia, Memory, and Beyond: Reassembling East German Society,”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 Bulletin 33, no. 1 (May 2011): 67–69; and Ralph Jessen and Jens Gieseke, “Die SED in der staats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 in Die Geschichte der SED. Eine Bestandsaufnahme, ed. Jens Gieseke and Hermann Wentker (Berlin, 2011), 16–60.
[6] Dorothee Wierling, “Die Stasi als Erinnerung,” in Staatssicherheit und Gesellschaft. Studien zum Herrschaft salltag in der DDR, ed. Jens Gieseke (Göttingen, 2007), 187–208; translation J. G.
[7] BStU中央档案，国家安全部干部与教育总局的统计数据。
[8] Daniela Münkel, “Staatssicherheit in der Region. Die geheimen Berichte der MfS-Kreisdienststelle Halberstadt an die SED,” Deutschland Archiv 43, no. 1 (2010): 31–38.
[9] See the Annual Reports of Main Department IX on Ermittlungsverfahren; BStU, Central Archives, MfS, Main Department IX.
[10] 更多细节详见Gieseke, The History of the Stasi, Chapter 5.
[11] Franz-Otto Gilles and Hans-Hermann Hertle, Überwiegend negativ. 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in der Volkswirtschaft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Struktur und Arbeitsweise der Objektdienststellen in den Chemiekombinaten des Bezirks Halle (Berlin, 1994); Georg Wagner-Kyora, Vom “nationalen” zum “sozialistischen” Selbst. Zur Erfahrungsgeschichte deutscher Chemiker und Ingenieure im 20. Jahrhundert (Stuttgart, 2009).
[12] Renate Hürtgen, Zwischen Disziplinierung und Partizipation: Vertrauensleute des FDGB im DDR-Betrieb (Cologne et al., 2005).
[13] Renate Hürtgen and Thomas Reichel, eds., Der Schein der Stabilität —Betriebsalltag in der Ära Honecker (Berlin, 2001).
[14] For details, see Jens Gieseke, “Bevölkerungsstimmungen in der geschlossenen Gesellschaft . MfS-Berichte an die DDR-Führung in den 1960er- und 1970er-Jahren,”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en/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Online-Ausgabe 5, no. 2 (2008)
<http://www.zeithistorischeforschungen.de/16126041-Gieseke-2-2008>.
[15] “‘Helsinki und wir’. Interview des Neuen Deutschlands mit Erich Honecker, dem Ersten Sekretär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SED,” Neues Deutschland, Aug. 6,1975, 3–4.
[16] Jens Gieseke, “Die Einheit von Wirtschafts-, Sozial-und Sicherheitspolitik. Militarisierung und Überwachung als Probleme einer DDRSozialgeschichte der Ära Honecker,”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1, no. 11 (2003): 996–1021.
[17] Port, Conflict and Stability; Jan Palmowski, Inventing the Socialist Nation. Heimat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GDR, 1945–90 (Cambridge, 2009).
[18] Wagner-Kyora, Vom “nationalen” zum “sozialistischen” Selbst; Dolores L. Augustine, Red Prometheus: Engineering and Dictatorship in East Germany, 1945–1990 (Cambridge, 2007).
[19] Roger Engelmann,
“Eine Regionalstudie zu Herrschaft und Alltag im Staatssozialismus. Methodische Fragen, Erkenntnisziele, Quellen,” in Staatssicherheit und Gesellschaft , ed. Gieseke (Göttingen, 2007), 167–86.
[20] Thomas Lindenberger, “Die Diktatur der Grenzen. Zur Einleitung,” in Herrschaft und Eigen-Sinn in der Diktatur. Studien zur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der DDR, ed. idem (Cologne, Weimar, Vienna, 1999), 13–44.
[21] See Bettina Greiner, Verdrängter Terror. Geschichte und Wahrnehmung sowjetischer Speziallager in Deutschland (Hamburg, 2010), 331–458.
[22] See Port, Conflict and Stability.
[23] Daniela Münkel, “Mauerbau und Staatssicherhei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61, no. 31 (2011): 34–39; idem, “Unruhe im eingeschlossenen Land. Ein interner Stasi-Bericht zur Lage in der DDR nach dem Mauerbau,”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9, no. 4 (2011): 579–608.
[24] Port, Conflict and Stability.
[25] Marc-Dietrich Ohse, Jugend nach dem Mauerbau. Anpassung, Protest und Eigensinn, DDR 1961–1974 (Berlin, 2003); Dorothee Wierling, “Die Jugend als innerer Feind. Konflikte in der Erziehungsdiktatur der sechziger Jahre,” in Sozialgeschichte der DDR, ed. Hartmut Kaelble, Jürgen Kocka and Hartmut Zwahr (Stuttgart, 1994), 404–25; Emmanuel Droit, La Stasi à l’école — Surveiller pour éduquer en RDA, 1950–1989 (Paris, 2009).
[26] Jens Reich, “Sicherheit und Feigheit — der Käfer im Brennglas,” in Staatspartei und Staatssicherheit. Zum Verhältnis von SED und MfS, ed. Walter Süß and Siegfried Suckut (Berlin, 1997), 25–37, first published in 1989 under the pseudonym Thomas Asperger in Lettre international.
[27] Palmowski, Inventing the Socialist Nation, 284.
[28] Fulbrook, People’s State, 297.
[29] For details, see Gieseke, “Bevölkerungsstimmungen.”
[30] See Dietrich Staritz, “Untertänigkeit — Heritage and Tradition,” in Studies in GDR Culture and Society 6 (London, New York, 1986), 37–48. Stefan Wolle注意到“当局与被统治者之间明显的和谐”既不能“完全否认”，也不能“只用一直存在的暴力威胁”来解释。Stefan Wolle, “Alltag und Diktatur,” in Lexikon Opposition und Widerstand in der SED-Diktatur, ed. Hans-Joachim Veen et al. (Berlin, Munich, 2000), 42.
[31] Joachim Gauck, “Der sozialistische Gang,” Der Spiegel, no. 25 (2006): 38–39; Hans-Joachim Maaz, Der Gefühlsstau. Ein Psychogramm der DDR (Berlin, 1990).
[32] See Sigrid Meuschel, Legitimation und Parteiherrschaft in der DDR. Zum Paradox von Stabilität und Revolution in der DDR, 1945–1989 (Frankfurt/Main, 1992).
[33] 转型正义主要集中于以下案例：Klaus Marxen and Gerhard Werle, eds., Strafjustiz und DDRUnrecht — Dokumentation, 10 vols. (Berlin, 2000–2009).
[34] For example, Jochen Staadt, “Persilschein vom Führungsoffi zier. Lügen die Akten von damals oder schwindeln ihre Verfasser heute?,” Zeitschrift des Forschungsverbundes SED-Staat, no. 20 (2006): 142–61.
[35] See Ralph Jessen, “Diktatorische Herrschaft als kommunikative Praxis. Überlegungen zum Zusammenhang von ‘Bürokratie!’ und Sprachnormierung in der DDR-Geschichte,” in Akten. Eingaben. Schaufenster. Die DDR und ihre Texte. Erkundungen zu Herrschaft und Alltag, ed. Alf Lüdtke and Peter Becker (Berlin, 1997), 58–75.
[36] Ingrid Kerz-Rühling and Tomas Plänkers, Verräter oder Verführte. Eine psychoanalytische Untersuchung Inoffi zieller Mitarbeiter der Stasi (Berlin, 2004); “Stasi auf dem Schulhof,” TV documentary, German television, ARD/Februarfi lm, 2012.
[37] See Roger Engelmann, “Funktionswandel der Staatssicherheit,” in Repression und Wohlstandsversprechen. Zur Stabilisierung von Parteiherrschaft in der DDR und der ČSSR, ed. Peter Skyba and Christoph Boyer (Dresden, 1999), 89–97, and the other contributions in this volu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