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历史的“宜粗不宜细”

中共官方在叙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会侧重于“宜粗不宜细”，仅仅粗略地讲述某段历史发展的过程、参与者和结果，而对具体每个人到底干了什么闭口不谈。例如叙述文化大革命，会强调“十年浩劫”和打砸抢的事实，会提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二月逆流”“九一三”“四五运动”，赞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拨乱反正，惋惜刘少奇被折磨致死，最后给毛泽东甩锅：“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起......”（或者“毛泽东错误评估当前形势，认为资产阶级已经复辟了”），责任全在四人帮和林彪集团。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错误评估？刘少奇又干了什么被打倒？邓小平为什么打倒又复起？叶剑英为何长期在中央？历史书不会说的。

这种宜粗不宜细的历史叙述实际上是“团结史观”的结果。“团结史观”脱胎于邓小平所谓“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共在1978-1985年对建国前三十年给各类政治运动（甚至可以早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受害者集体平反，从延安整风被批斗的王实味、镇反被枪杀的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胡风集团主犯胡风、99%的右派、大跃进、四清运动和文革时期倍扣上帽子的人，几乎全员平反，虽然一些人被审查，但真正追究刑事责任的是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以及陈伯达）成员，以及地方上不少造反派或者保守派头目（主要是下令杀人的）。对于1978年的邓小平来说，经济发展向前看是第一要义，不能沉迷于追究互相的责任，因此集体平反让大家都没话说是最好的。

但是这么做真的合理吗？我们纵观中共的历史，几乎没有人没有做过错事，而且很多时候被批斗的人自己并不无辜，给他们和他们加害过的人平反，确实很幽默笑话。大跃进期间，张恺帆这样的主张分田挽救危局的人，和吴芝圃之类的刽子手最后都得到美名；聂元梓的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在北大工作队的强力行为，给人大扣政治帽子的行为现在来看确实不合理，有失公正，北大教职工的诉求完全合理；余汝信指出，赵永夫在青海日报社开枪射杀群众的时候，是有叶剑英的默许，最后赵永夫、被害群众和叶剑英，都是好同志，这未尝不是一种黑色笑话。文革后继续在军中或者被平反的老军事干部，很多都在文革时候指挥军队参与武斗，镇压某一派，而这些被镇压的人和军头最后也都没有问题。这样和稀泥的大前提当然是历史”宜粗不宜细“，对于1949-1958年的各类政治运动，基本上承认其意义，强调其扩大化的问题进行平反；对文革，则对大部分参与者和被害者都摘掉帽子，笼络文革后绝大多数的精英和群众。安舟分析的，文革导致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合流的情况，对文革的平反就能体现这一点。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都成了文革的受害人，因此他们才可以一起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合作。

目前来看，宜粗不宜细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当然这也得益于市场化的发展和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大部分中国人没兴趣讨论真正历史的细节，教科书也不会自作主张教他们这些细节。宜粗不宜细的史观维护了中共夺权和建设的神话，从而维护中共的统治秩序。

但是随着青年人教育比例增大，对历史细节好奇的人也越来越多，”宜粗不宜细“似乎成了紧箍咒。过去”小骂大帮忙“的杨奎松、沈志华、韩钢等人仅仅是体制内和少数体制外爱好者，他们认为揭露历史的真相有助于中共进一步巩固权威——因为总是要面对真相的。但是如今，随着社会舆论的极化，”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上面这些人在反建制和建制派之间两头不讨好，真相只有倍掩盖才算忠诚，彻底揭发成为反党反国家的象征。例如随着《炎黄春秋》的改制和舆论的收紧，以前讨论的特货问题（参考陈永发等人的研究）现在是完全不给提。中共不打算通过揭伤疤来建立新的权威，他们还试图通过”神话“而非”绩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性，赵鼎新对天安门事件的研究已经展现这种冲突。

现实中，破坏”宜粗不宜细“的通常是自由派，也有大量渴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毛泽东主义左派，这些人的操作，尤其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历史祛魅，最终会让老百姓彻底犬儒化，完全成为绩效主义的俘虏，由于中共目前经济形势不算太差，所以这样的操作反而会将大量的中立者推向保守建制的一边，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革命需要”神话“来发动群众，如果所有人都没有神话，那么现实的统治者如果能提供绩效，老百姓就会自愿保守。

另外，中共有大量的材料其实可以细究其矛盾的地方，例如林彪在苏联的时候，曾经声称平型关战役是自己独走发动的战斗，八路军没有下达组织对日作战的任务。这似乎暗合了国民党对中共”保存自己为主“的抗战政策的指责，但是也被认为是林彪野心的象征，林彪试图抹黑八路军来投名苏联。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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