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周刊丨马斯克对民主的真正威胁

译按

本文作者是弗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系教授，著有Antisocial Media: How Facebook Disconnects Us and Undermines Democracy 。

本文原题“Elon Musk’s Real Threat to Democracy Isn’t What You Think”，见于2023年12月25/2024年1月1日一期美国《国家周刊》印刷版，提前上线于2023年12月11日。

译者听桥，对机器初步形成的译文有校阅和多分段，并加上小标题，无法确保准确理解。

马斯克对民主的真正威胁

希瓦·维迪亚那桑（Siva Vaidhyanathan）

曾经，埃隆·马斯克是个汽车迷：一个离经叛道的梦想家，有点不可理喻和荒腔走板，但大多数时候很有趣。出于某种原因，硅谷及周边一群关键人物非常看重他，但他绝少展示出那种会让他的核心业务之外的任何人关切的深度或力量。

今天，马斯克成了媒体大亨，他做出的决定可以取人生命，影响世界。他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荒腔走板，但我们再也承受不起无视或嘲笑他的代价了。

马斯克是媒体大亨，不是因为他拥有眼下以他最喜欢的字母X命名的Twitter。到他2022年买下的那一天，这个平台几乎从未跻身全球使用量最大的10家社交媒体服务商之列，也从未能获得可观的利润。但马斯克认为它价值440亿美元。

自那以后，马斯克笨拙而愤怒地瓦解了Twitter的服务，该平台曾经主持过许多有影响力的精英间对话，充当了支持“黑命攸关”（#BlackLivesMatter）等行动的网站，和可以标记突发新闻和紧急情况的一个早期预警系统。不论马斯克之前的 Twitter 有什么局限和优点，但在他赶走那里最有才华的员工和最有价值的广告客户后，其价值几乎所剩无几。

马斯克是媒体大亨，也不是因为他吸引了一群愤怒的年轻男性，他们希望自己也能繁衍两位数字那么多的后代，而不必承担责任或后果，并收获阿谀奉承、言听计从的商业媒体和名人八卦媒体的关注。

不，马斯克是21世纪的中心人物，因为他对通信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卫星互联网连接行使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新形式的力量。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数百万人打开和关闭数字水龙头。假如他愿意，他可以监控世界各地敏感地区互联网活动的性质，并已开始以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方式试验那种力量。似乎没有人乐意或有能力问责他。

马斯克的媒体力量主要来自他私人拥有（但主要由公共资金提供支持） 的火箭和卫星公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一个早期业余项目。名为“星链”（Starlink）的这个项目填补了世界上相当广大的一部分地区互联网接入的巨大空白。

过去几年里，关于星链的力量和影响范围，我们已见证了令人警醒的实时演示，尤其是在乌克兰。自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星链已成为同时提供民用和军用服务的核心设施。马斯克同意在乌克兰上空加载卫星，费用由星链承担，同时北约各国政府和私人捐助者提供了地面上的绝大部分接收设备。

但因未能严肃对待乌克兰冲突的性质和过程，马斯克制造了一些危险的局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他拒绝将互联网服务扩展到星链的地理围栏界线之外，进入俄罗斯占领区，而声称自己希望避免参与“一场重大的战争和冲突升级行动”。鉴于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非法蚕食乌克兰，这实际上是接受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等领土的主权声索，而没有考虑乌克兰的主权、人权关切或国际法。

这是将全球冲突的基础私有化的危险而不负责任之举。以往，有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这样的媒体大亨炒作战争，并帮助改变地图，有摩根（ J.P. Morgan）这样的银行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主要列强。但是，这些初代媒体和金钱大亨中，没有谁像马斯克那样，拥有仅凭个人反复无常的好恶就能影响到一场大战结果的直接能力。

上述地理围栏丑闻凸显了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进展: 马斯克对全球通信绝无仅有的控制，可以在全球冲突中充当引爆点。他的情绪摇摆可以影响到一个整个主权国家如何管理其数字生活，政府和企业如何运作，媒体系统如何运作。

乌克兰事件固然吸引了围绕马斯克的新媒体力量的绝大部分注意力，但那只是一项按照马斯克自己的构想重新规划整个数字通信网络的更广泛、更低调努力的一部分内容。面对 Meta和 Alphabet等设在美国的巨头技术公司，世界各国都努力建立数字主权，它们已被打包，放入了马斯克牌的网络连接业务中。甚至在获得可以严重限制它们自己参与公共讨论能力的那些垄断平台的接入通道之前，许多国家已开始仰赖马斯克的星链帝国，为它们在新入网的低人口密度地区进行高速互联网连接提供支持。

星链对全球互联网的垄断，为马斯克提供了一个极度渴求他提供服务的市场：渴求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他的其它企业。世界上有相当多地方缺乏将高速互联网连接到美国城市的地下光纤或光缆；在世界上人烟稀少的广大地区，星链的低轨道卫星提供了非常优质的互联网服务，依美国标准，价格可以接受。这样，对生活在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两个海岸之间（或在美国偏远地区） ，或在某个战区辛苦管理企业或军事单位的任何人来说，星链都显得必不可少。

星链拥有先发优势，早在2019年就将相对廉价的小型卫星布满天空，这些卫星连接设在地面（或船舶、飞机或无人机上），由电池提供电力的移动接收装置。自那时起，它已经发射了5000多颗卫星，服务于60多个国家; 马斯克计划在轨道上总共发射4.2万颗卫星。

数字时代的超级大反派

因为无法凭空争取到额外的太空卫星线路，马斯克利用了经典的“公地悲剧”大获其利：他圈起了一件可以共享的社会公共品，迫使每一个依赖它的人永远屈从于市场。

马斯克的行动清楚表明了这一前所未有的力量积累为何极度危险。因为他控制着全球的通联，但公共责任为零，他的“大亨的心血来潮”就成了这一基本服务在新兴科技市场分销的唯一基础。马斯克一次又一次，笨拙、语无伦次且危险地使用了这一力量。

当然，马斯克成为高速数字时代的莱克斯·卢瑟（Lex Luthor）不单是因为他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早期有关万维网覆盖范围和架构的谈判呵护了他的地位。早在1990年代，美国就利用贸易谈判的压力和说服，确保私人运营商建造出了世界上绝大部分数字基础设施。这意味着，思科、高通、微软和谷歌这样一些美国公司最终将主导全球通信生态系统的所有层面。（莱克斯·卢瑟，是1940年代首度出现在美国DC漫画中的超级反派角色。——译注）

这已成了一个天大的错误。美国迅速行动，令大亨阶层得以控制全球数字通信的管道和实践，就这样将隐私、安全和观点多样性等重大公共关切当成了事后的考虑，落后于的疯狂创新和扩张。这令各国疲于奔命，将公共利益改造成了一个早就被操纵，用来反对它的系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等非自由主义政权迅速调整了由大亨驱动的网络连接模式，以适应当局实施镇压的命令。

马斯克酷似唐纳德·特朗普，也渴望得到关注，并陶醉在争议当中。他生性好斗，又恃强凌弱，除了认定自己道德正派，他没有任何信念。但不同于特朗普，马斯克坐拥一座如假包换、壮观瑰丽的财富宝库。除了担任总统四年，特朗普从未在这个世界上经营过太重要的事业。他几乎没有能力影响到他人生活：除了自己经常欺骗和背叛的不幸商业伙伴和前盟友。

马斯克目前控制着六家公司。有一些，如市政基础设施公司“无聊公司”（Boring Company） ，除了销售雷声大雨点小的软硬件产品之外几乎无所事事。其它公司，如Neuralink 和xAI，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虚荣心项目，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市场生存能力——假如还有的话。

在马斯克将其私有化之前，Twitter 或X是一家上市公司，利用了沙特王室这样有道德污点的投资者的慷慨解囊。马斯克洗劫 Twitter 和其它资产的唯一好处是，他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投资、债务和决策变成了一出喜剧的主题，而非世界上的一个相关因素；在他成为所有者第一年后，Twitter的用户基数下降16%，应用程序下载量减少38%，同时广告收入骤降。

尽管如此，因为马斯克的一手遮天，作为突发新闻的聚合平台使用时，该网站仍存在一些有害而且迅速滋生的麻烦。如对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响应所清楚表明的那样: 马斯克这个几乎毫无节制的平台很快被所有方面的虚假信息、虚假报道、旧视频和谩骂言论所淹没。

马斯克与其他媒体和企业大亨的不同

特斯拉是马斯克运势的转折点，也是他绝大部分财富的来源：但在这方面，再一次，与其说他是用激进的创新扰乱了电动汽车市场，不如说是用钱开道，进入了这个市场。

2004年，他从特斯拉的工程师兼创始人马丁·埃伯哈德（Martin Eberhard）和马克·塔彭宁（Marc Tarpenning）那里收购了该公司最多的股份。作为最大股东，马斯克接管了公司董事会。后来，他任命自己为首席执行官，为推销一种新型汽车公司的使命出借了自己的颜面和声音。这种新型汽车公司将把个人交通从对石油和有组织劳动力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特斯拉是马斯克投资组合中唯一一家上市公司，也是在全球最复杂监管影响力格局下运营的公司。于是，那成了他与监管机构和原告律师之间多次混乱对峙的主题。对上市公司所有权的披露和透明度要求，引爆了马斯克的一些标志性愤怒情绪的发作。他试图获得更多行政豁免的公开声明和推文，一再令他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事实上，在他发布了一条虚假推文，威胁要将特斯拉私有化，以摆脱监管部门监督的不友善束缚之后，他几乎失去了在特斯拉的领导地位。

这意味着太空技术探索公司是唯一真正由马斯克缔造的成功故事。那也大可能是他唯一一家一直盈利的公司，其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与不同国家政府签订的公共合同。太空技术探索公司建造并发射火箭和卫星，但有发射失败和其它运营方面出现尴尬状况的记录，那些记录引来广泛的批评，和对其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审查的呼吁。

很大程度上，正如失败的搜索引擎雅虎早期步履蹒跚地成了互联网首屈一指的新闻网站那样，太空技术探索公司似乎也回归到了自己作为一家消费者公用事业公司所有者的角色。星链逐步成长为全球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后，展示出了以合理价位可靠地满足广泛需求的能力。但假如它继续成为马斯克人口迅速膨胀、充斥着不合时宜的技术玩具的岛屿上唯一可行的诸多产品之一，他就可能不会抵制用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式打破它的诱惑，乌克兰的地理围栏事件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同样，这里的关键错配在于，将一项核心社会公共品即可负担的互联网接入，交付给了私人公司。私人控制的媒体资源的批评者太过经常性地回避了公有和私有之间的区别，进而误读了后一种公司控制形式孕育的激励。举一个关于这些差异的决定性政界例子来说，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和随后任期的一个标志是，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金主和顾问都来自私人资本界。特朗普的许多主要经济和贸易倡议都遵循了这些可疑源头所铺设的道路。

同样的现实后果可以追溯到马斯克与掌管上市公司的科技巨头之间的对比。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罗伯茨（Brian Roberts）和Meta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之类人士对美国人可以见到、阅读和信仰什么影响巨大。但因他们经营的公司是上市公司，他们就必须对股东的纪律力量以及监管机构的命令负责。

当然，在公司管理制度中，股东并非向善的一股整体性力量，远非如此。公司管理制度的驱动力是使股票回报率最大化，而不是其它任何事情。但某些股东集团，如养老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可以向公司管理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表达对工作场所多样性、环境破坏和为害民主等事项的关切。假如首席执行官面对足够多这样的压力，他们就可能觉得有义务实施改革，以纠正任何可能损害公司声誉，进而损害公司最终盈利的企业行为。除了这些证券市场的大玩家，做空者和维权投资者也可以帮助约束公司和市场，经常迫使公司董事会解决它们不然就忽视了的问题，例如不可靠的增长预测或可疑的会计操作。

维权投资者和做空者已经对特斯拉的运营方式提出了重要批评，并要求该公司对其许多法务和财政失败承担责任。投资者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警告称，特斯拉“被高估得离谱”，其市值是其收入的75倍。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马斯克比他迅速壮大的敌人名单上的任何人都更讨厌做空者。（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与一名特斯拉做空者提起的诽谤诉讼达成了和解。）这种反感可能是马斯克在收购 Twitter 后立即将其私有化，并对特斯拉怀有同样计划的原因之一。

马斯克通过私有制逃避问责的非凡能力，令他与当今几乎所有其他主要媒体大亨和企业巨头截然不同。尽管贪得无厌、目中无人、赤裸玩弄权力，福克斯新闻网前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鲁珀特·默多克仍统治着上市公司。面对冲突、监管机构罚款或诉讼损失，默多克只是接受减记，稳步前行，他明白，他的公开持股是资本和信贷渠道的现成来源。

重组后的数字媒体格局

马斯克作为私人资本通信大亨的超级角色，还展示出我们看待媒体合并问题的方式发生了转变。

媒体所有权趋势的传统批评者一般专注于“网络”，即最初的三大电视广播公司以及与它们同源的印刷、广播和图书出版部门，它们都由一个持股寡头统治。诋毁昔日媒体秩序的人士恰当指出，这些企业集团对编辑部门决策和沿着利润制造和（并非偶然）广告商绥靖进行的传统网格的信息分发行使了过度的权力。

对媒体合并的传统批评追踪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全国广播公司（NBC）在20世纪的新闻失败，以及它们所有者即通用电气、迪士尼、海湾与西部 （Gulf and Western）的市场利益，专注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手段。批评家们拓展了媒介理论家米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猜测，推断说假如媒介不完全是信息，至少媒介和信息通过纵向一体化的力量被不可避免地捆绑到了一起。

如迪士尼（除了美国广播公司，目前还控制着 ESPN、漫威工作室和其它许多内容来源）和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成功所示，我们仍有这样的庞然大物。换言之，媒体集中依旧是真问题，但眼下是另一个问题了。公司的性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公司所有者和首席执行官的理智和稳定也是如此。

梳理这一新的媒体格局时，将我们的媒体系统理解为在三个维度中沿着三个层次的排列，是有所裨益的。

底层是基础设施: 所有金属和玻璃纤维，所有卫星和路由器。今天，一小部分有线和电信公司，如康卡斯特、美国电报电话、T-Mobile 和 Verizon，控制着我们信息网格的绝大部分。

第二层是我们或可称为信息大量同化的“应用”部分。在这里，谷歌和脸书——或更确切地说，是 Alphabet和Meta——形成了双头垄断，管理着我们认为重要、有趣和“相关”的东西。（因为有这些入口平台与它们的用户之间形成的算法共生关系，它们收集了出于用户利益预先决定了接入和消费者选择的数据。）我们或许正在接近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上，新的国际玩家，如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即TikTok 的所有者，可能撼动这一双头垄断局面。但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

最后一层是媒体消费者最了解的: 内容。那是假定的理想读者（或电子内容阅读者，或观众，或听众）的关注所在，他们代表对可靠信息的渴求，那些信息在一个民主国家可以激发公众讨论。当然，那也是不断扩张的数字注意力经济的交付点。因此，处于这一媒体活动水平的每个主要玩家都必须留意部署在第二层的垄断平台即谷歌、YouTube、脸书、Instagram和TikTok所拥有的算法力量。这些平台引导读者和观众留意一条内容而非另一条内容，这进而意味着，每个内容制作者都必须迎合这种算法，可能付出的代价是它们的市场生存。

这最后一层也是继续培育市场玩家之间某种程度实际竞争的唯一一层。与此同时，它也是监管审查的主要关注点，最近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谷歌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及其最近拒绝企鹅兰登书屋及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合并的提议，就证明了这一点。那种监管不匹配是传统媒体集中模式的遗留问题。公众对谷歌和脸书力量集中的关切只有大约十年的历史，这意味着限制那两家公司力量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理论层面。

与此同时，私人持有通信公司的扩张性的和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意味着，重组后的数字媒体格局中，基础设施层面的控制是重中之重: 根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最近的一项研究，2022年，私人股本控制了价值6750亿美元的全球技术市场，高于2012年的1000亿美元。如我们所见，那也是埃隆·马斯克成为麻烦的缘由所在。

诚然，用户监视、公司和国家的战略目标设定以及内容限制，都可以在基础设施那一层之上发生，但邪恶力量在那里建立起来后，会更加强大和高效。人们通常能选择他们使用的应用程序和通过那些程序传递的内容。但涉及基础性的数据网格时，或是因为网络规模经济，或是因为简单的市场惯性，他们绝少能够做出超越市场龙头的有意义选择。

星链系统国有化？

作为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玩家，马斯克已很好地适应了这些条件。他远非竞争资本主义的使徒，而是沉浸在他的前贝宝（Paypal）同事彼得·蒂尔（Peter Thiel）提出的一模一样的垄断愿景中。就像那位早期的脸书投资者，马斯克一想到市场压力、劳动力、投资者或公共利益可能在决定如何以最佳方式经营自己的企业方面发挥某种合法作用，就会退缩。

如此亲密关系说明了马斯克企业史的另一关键因素。马斯克不只充当了他在种族隔离的南非成长中的意识形态容器，或坚守他后来在常春藤盟校的精英校园里接受的指导，他真正成长起来是在硅谷风险投资的美好时代。因为风险资本投资者寻求创造新的市场和商业模式时很大程度上是无中生有的，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经历的市场冲击和传说中的直觉做出决策。他们的工作是将大把钞票推到未经证明的企业家手中，而没有像通常那样，对照数据或跟踪记录检验他们的假设，以做出合理的决定。

假如市场资本主义的经典模式可以会所包含了什么传统美德，那么它们主要就是希腊悲剧的美德: 对傲慢、帝国野心和虚荣的缓慢惩罚。那些只是通过美其名曰“电梯推销”的方式积聚风险投资的支持，却忽视任何有关自己最愚蠢之举的市场警告的公司，最终通常会遭遇一个更重大的市场惩罚，因为它们误导了本来可以有效用于满足实际需求的资本。关于这一原则的最近两个耸人听闻的例子，可以看看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的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和塞缪尔·班克曼-弗莱德（Samuel Bankman-Fried）的加密货币帝国 FTX 的破产，以及它们对联邦司法系统的最终清算。

埃隆·马斯克是那种体现了风险资本投资和私人资本所有权双重不负责任的典型首席执行官。他将风险投资界奖掖傲慢态度的风气和一种狂热追随组合到了一起，而那种追随似乎是为了满足他的庞大自我，和他使自己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的强烈渴求而设计的。他做到了这一切，但没有雇佣那么多人，没有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很多产品，甚至没有经常盈利。

马斯克成功挑战了相当多传统的市场引力定律，这至少意味着我们错过了将互联网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事业来创建的时机。眼下，我们必须开始反思这一失败的遗留问题，因为它在全球造成了严重破坏。可以从以下方面起步：致力于研判将星链这样的卫星互联网传输系统国有化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这一努力的草率或好战模式的可能风险是，延伸美国的市场霸权，而正是那一霸权最先缔造了马斯克斩获全球通信秩序王座位置的崛起，这是事实。但由埃隆·马斯克充当围绕国家主权和信息接入通道的全球争夺的事实上的仲裁者，意味着我们不再有选择，这一样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