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公務員戴上「國家」緊箍咒

聶德權以「錯誤解讀」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的「戴罪之身」平調至公務員事務局，自然急欲表現自己，以示忠誠，他近日提出「兩重身份論」，認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公務員同樣是國家公務人員，故在執行職務及思考問題時，要同時考慮此兩重身份。聶德權沒有表明何者身份更為重要，但不言而喻，聽者心領神會。

港英年代過渡至今的公務員系統，從來都是中共的眼中釘之一，雖難以除之而後快，卻總是絞盡腦汁想將其牢牢控制於自己的魔爪之下。香港公務員從來都不搞思想正確這一套，而聶德權今次赤膊上陣，誓要代主子一手摧毀真正的「政治中立」，將公務員轉變為貞忠不二的幹部，將香港公務員國家化。毛澤東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如此一來，在未來成立的公務員學院，公僕恐怕要閱讀《干部诚信建设读本》、《干部从政道德读本》、《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手册》等讀本手冊、日後官員的銓敍亦恐怕又要參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十九萬公務員的檯頭上，恐怕也要一人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聶德權稱公務員要效忠特首，但是何謂「效忠」？何當權者直言進諫算不算「效忠」？事事揣摩中共意志，推行政策非以港人優先，又是否聶德權眼中的「效忠」？如果明知政策的走向是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而不加阻止的話，難道這就是「效忠」的「好」公務員嗎？最終培養靠拍中共馬屁而平步青雲的官場文化，又是否香港之福？回顧歷史，在港英殖民年代，香港官員也時常因香港利益問題而與倫敦抗衡，例如貿易談判、航空協議、英國國籍法對香港影響、軍費協議等，為何倫敦有此器量，北京卻容不下？

素聞聶德權喜歡閱讀，尤其愛讀分析性讀物、人物傳記，加上是社會科學出身，不可能不知何謂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在黨國意志、盲目效忠的雙重夾擊下，公務員團隊過往賴此自豪的政策理性將徹底蕩然無存，往後無條件服從、負責執行政策、將香港一步步摧毀的公務員，也只會淪為「平庸之惡」。

一九九七年九月，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某次演講中表示：「整體而言，香港的公共行政架構公開、問責、目光遠大，由出類拔萃的人才領導，表現卓越，堪當典範。任何地方都會以擁有如此優秀的人才為幸。我保證會設法使他們繼續留任。維持公務員的質素，對保持香港人以及我們的海外夥伴對香港前景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當香港公務員戴上「國家」緊箍咒後，如果有任何人重讀這段，就像發現那支本應優秀的隊伍，將變得如那位講者一般，淪為歷史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