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卖炭翁》的阴阳账本

小时候看《卖炭翁》，读到“一车炭、千余斤”，却被宫廷使者用“半匹红绡一丈绫”换走的时候，总想当然地以为，这两样东西的价值相差很远。

但真的差很远吗？

安史之乱后，唐代改革税制，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推行两税法。这时候一匹绢的价格是4000钱。绢是丝织品的通称，绡比较轻薄，可以视作普通的绢；绫则更为光滑精细，价格要高一些，这里姑且计作前者的两倍。

这样算下来，半匹红绡对应的是2000钱，一丈绫即四分之一匹绫，对应的也是2000钱，合计是4000钱。

那一车炭的价格是多少呢？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时候，西域高昌的文书显示，炭的均价是1.5文钱一斤。卖炭翁的一车炭我们多算点，按1500斤算吧，折下来等于2250钱。

宫使拿价值4000钱的丝织品，换取2000钱出头的炭，怎么能算强买强卖呢？相反卖炭翁还赚了大便宜。干两天的活，拿四天的工资，简直人生赢家。

而这明显违背所有人的常识。

（一）

要解释这个奇怪的悖论，得先简单介绍当时社会转型的大背景。

从秦汉到唐代，所有王朝的赋税制度都以征收实物为主。尤其是三国以后，主流的做法叫“租调制”，也就是向老百姓征收“租”和“调”两种税。“租”是按田亩征收粮食，“调”主要是按人头收取丝织品。

上述制度要成立，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农业人口得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并且长期绑定在同一片土地上，那样要收税的时候才能方便地找到他们。

但经过安史之乱后，这个前提被打破了。中原地区的居民为了避难，大量迁移到朝廷管控力度较弱的南方；依然留在中原的人们也因为持续的战乱而流离失所，从原本的大家族解体为一个个小家庭，在时代的浪涛中不得不自谋生计。

剧烈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租调制无法再实行。按照户口本压根找不到人，那还收什么税？

这时候有人想了个新办法，那就是“两税法”。

“两税法”的第一个特点是按地计税。也就是说，不管这块地的原主人是谁，不管户口本怎么写，征税的时候只看现在谁住在这里、谁在这里种地。这样一来，原来的人头税变成了土地税，即使人口再怎么流动，也不影响收税。

与此同时，新法还必须解决人口流动带来的另一个麻烦，那就是生计变化。原来我家有农田、有桑树，当然可以既交粮、又交丝绸。但是我现在搬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里桑树茂盛，但是农田贫瘠，再按原来的标准交税可交不动。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两税法要求征税的时候统一把以前的实物税折换成货币税，老百姓只要向朝廷缴纳固定金额的铜钱就好。

一开始的时候，铜钱很不值钱。那时唐帝国仍处于战乱的余波之中，吐蕃年年入寇，长安每到秋天都要戒严，国内经济比较萧条，用钱的地方很少，一文钱的购买力很低，反而是农产品非常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一匹绢能卖到4000钱。对老百姓来说，不用再向朝廷缴纳昂贵的丝织品，只要交廉价的铜钱，再好不过。

但之后很快唐朝就和吐蕃会盟，又陆续平定了内部的各种藩镇叛乱，农业和商业都恢复起来。市场上的农产品多了之后，价格也就迅速回落。到白居易写《卖炭翁》的元和四年（809年），一匹绢的价格跌到了800钱，只有最初的两成。

这给普通农民出了个天大的难题。原来我用一匹绢就能交的税钱，现在要生产五匹才能交上，就是三班倒也赶不出来啊？

考虑到现实的困难，朝廷想了个新办法，在征税的时候以一个官方价格收兑实物。也就是说，朝廷允许老百姓按照这个官方兑付价格来直接缴纳丝绢，避免折算成钱造成的巨大压力。

根据研究，这个官方兑付价格在白居易写诗时约在2000钱/匹上下。也就是说假如你额定的税钱原本是4000钱，按照时价得生产5匹绢，把它们卖出去才能交得上，但现在只需生产2.5匹绢直接交给官家，就能完成缴税任务。

这种算法，以阳光下的官方价格为准，我们暂且把它叫作“阳帐”。按照这本账，宫使们付给卖炭翁的丝绸要打个对折，相当于2000钱，这就和炭价差不多了。

在阳光下，卖炭翁他老人家当然没有赚便宜，可也没吃亏。

（二）

然而在太阳照不见的地方，还有一本被无形之手操纵的“阴账”。在历史的阴面，丝绸并不只是单纯的商品那么简单。

在唐代前期的一百多年里，天下承平无事，常年丰收，农产品产量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唐代的金融采用“钱绢并行制”，丝绸和铜钱同时作为货币流通，而且丝绸的地位要重要得多。在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国库一年收入的铜钱是200万贯，而绢有740万匹。

用丝绸这种商品作为货币，好处很明显。它是天然的“去中心化”货币，每家每户都能生产，不需要像铜钱一样，由中央花力气统一勘探开采铜矿、然后再冶炼铸造。朝廷直接向百姓征收就行，货币发行成本很低。同时，由于天下丝绸生产量大体问题，丝绸货币的币值也长期保持稳定。

而且丝绸是中亚甚至欧洲各国热销之物，当时拜占庭和阿拉伯虽然已经初步掌握了养蚕织丝的技术，但在品质、规模上仍无法与中国匹敌。大量丝绸作为军饷发放给唐代在西域的驻军，用以和丝绸之路上的各国贸易，换来种种珍奇宝物和生活必需品。对于唐帝国来说，这简直是无本的买卖。

但经过安史之乱后，这笔生意做不下去了。西域驻军被调回中原镇压叛乱，原来的驻地被吐蕃、回纥等部相继夺取，丝路为之阻绝。与此同时由于前面讲过的人口大量流动，要稳定持续地征收丝绸，也变得很不容易。

时移势易，丝绸的供给无法满足全国性货币流通的需要，而贸易套利的优点也不复存在，这时候它使用上的弊端就开始凸显。

丝绸的货币价值归根结底仰赖于它的商品属性，所以无法进行过分的裁切。一匹绢的长度是四丈，通常来说，“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裁切到丈就是极限了，少数情况下才会裁切到尺。毕竟一尺宽的丝绸在实际生活中也很难派上用处。

如果按丈计算，一丈绢的价格，在卖炭翁的年代相当于200文钱，难以购买价格更低的小物件。

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官方当然要求大家尽量保证丝绸尺寸足够宽大合规，但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民间流通的丝绸却往往有些粗制滥造、尺寸短缺。为了确保自己收到质量合格的丝绸，还得把一匹匹的丝绸展开验看，实在麻烦得紧。

丝绸利于大宗、低频的交易，而不便于小额日常的买卖。在人口流动较少的初唐、盛唐时期这个缺点尚不突出，但到中唐以后问题就严重了起来。

要拯救大唐的金融，丝绸已经不行了，只能靠铜钱顶上。

可要命的是，铜钱一时半会儿还顶不上。

（三）

铸造铜钱太费劲了。

《旧唐书》里有记载，实行两税法的那一年，江淮地区的铸钱机构，每铸一文钱，要花费翻倍的成本。铸币不但不能补充国用、促进金融，反而还要向国库吸血。

随着中唐以后帝国实力日衰，已经无法维持这样大规模的持续亏损。到卖炭翁的年代，朝廷铸币规模一年只能维持在十万贯上下。就这水平，连盛唐时的一半都不到，根本不可能填上丝绸供需危机带来的通货缺口。

货币本质上是索取商品的权利。一个社会的人口流动多了、贸易需求多了，需要的货币也就会多起来。如果实际流通的货币不够用，那就会出现“通货紧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物价下跌、经济规模萎缩。

这就是卖炭翁不得不面对的“阴账”。

当通货紧缩的时候，除了货币本身值钱，其他所有商品都变得不值钱。逐渐失去货币资格的丝绸，尽管供给日益增加，但价格却在不断下降，30年里跌了80%。

一匹绢只值800钱，可官方偏偏规定它值2000钱。这种强制规定，在官府看顾不到的民间市场上并不管用，只能在官威所及的卖炭翁身上显现最后的威力。

按照阴面的这本账，“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价格只不过相当于800钱，略等于炭价的三分之一。宫使们近乎于用三张十块钱，强行买走了一百块钱的东西。

看懂这本“阴账”，才能明白何以“阳账”上本出于善意的德政，到头来却变成苛刻的剥削。

唐廷何尝不想对百姓好一点？只是它真的没有能力，做不到。

法币不给力，去中心化货币使用场景有限，通货紧缩短期内无法摆脱。彻底解决危机得是200年后宋代的事了。

参考文献

《唐律疏议·器用绢布行滥条》。

元结《次山集》卷7《问进士（永泰二年，766年）》

《通典·食货六》、《食货七》、《食货九》

《旧唐书·食货上》。

《新唐书·食货二》、《食货四》

李翱《李文公集》卷3《进士策问》、卷9《疏改税法》。

大谷文书《唐天宝二年（743年）交河郡市估案》。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之《卖炭翁》。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五编第七章。

题图：来源

附加说明：

唐以前各个朝代的老百姓都要服劳役，唐代实行租庸调制，允许支付庸钱（货币）以免除劳役。但这部分并非财政收入的大头，大头仍是实物。另外，唐代的两税法尚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土地税，这里仅为表述便利概略言之，真正完全变为土地税要到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