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道歉：荷兰向斯雷布雷尼察受害者亲属赔偿了870万欧元

作者：Marjolein Koste

译者：阿K

来源：BIRN

哈瓦·格鲁希奇（Hava Gluhic ）说：“我的女儿帮我收集到了所有文件，我实在没办法一个人完成全部文件的收集”，他的丈夫萨巴赫丁·格鲁希奇 （Sabahudin Gluhic ）于1995 年7月在斯雷布雷尼察种族屠杀中被波斯尼亚塞族军队杀害。

“我需要访问各种机构。因为你需要旧时的结婚证，但要拿到它，他们会问你需要它做什么。也找到出生证明。你总是必须解释所以这一切，需要的文件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对于斯雷布雷尼察母亲协会的一员格鲁希奇来说，寻求赔偿的过程始于15年前，当时该协会首次对荷兰政府提起诉讼。该诉讼认为，驻扎在斯雷布雷尼察附近波托卡里联合国大院的荷兰维和营未能保护波斯尼亚人免遭杀害。格鲁希奇的丈夫在联合国大院担任摄影师，本应与荷兰士兵一起撤离，但他却被送了出去。因为他的名字在红十字会编制的联合国大院中的波斯尼亚人名单上，所以她不用再继续收集额外证明的文件。

对于格鲁希奇而言，赔偿的过程相当之快。签完协议后，没几天她就收到了赔偿金。对于很多斯雷布雷尼察遇难者的亲属来说，他们得到的不是金钱，更多的是由于这种赔偿而得到的认可。

“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代替我孩子的父亲。当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们看到人们互相拥抱时，总会问我：'妈妈，我们的爸爸什么时候会来拥抱我们？'”格鲁希奇说。“没有人可以给你钱来支付某人的生命。而荷兰人承担责任这一表现意义重大，除了荷兰人，没有人承认自己有罪。”

“百分之十的生存机会”

荷兰最高法院于2019年7月裁定，荷兰对约350名波斯尼亚男子的死亡负有部分责任，这些男子曾在波托卡里的联合国大院寻求庇护，但随后于1995年7月13日被移交给波斯尼亚塞族部队，随后惨遭杀害。

法院表示，荷兰营的行为是违法的，因为它知道这些人面临被袭击或被杀的巨大危险。其裁决估计，如果他们被允许留在联合国基地，他们将有百分之十的生存机会。判决意味着受害人的遗孀将获得15,000欧元的赔偿，其他幸存的亲属将获得10,000欧元。

2021 年 6 月，荷兰赔偿委员会 Potocari 在萨拉热窝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和一个网站，允许亲属提出赔偿要求。根据从荷兰国防部获得的最新数据，已经提交了 6,000 多份赔偿申请。截至11月，其中 852人获得了补偿，600多人被拒绝。所有其他索赔仍在审理中。

国防部表示，截至11月，共向受害者亲属支付了8661914.47欧元，据委员会称，平均每名受害者有四到五名亲属申请赔偿。

“弗兰肯名单”的重要性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荷兰最高法院如何得出 350 名受害者的数字。它是基于估计得出的，而不是基于完整数据。

有权获得赔偿的最大群体是波斯尼亚人的亲属，他们的名字被写在所谓的“弗兰肯名单”上。这份名单是荷兰营在7月12日或13日根据罗伯特·弗兰肯少校的命令下编制的，其中包括大约 250 个在联合国大院内的波斯尼亚人的名字。

然而一些年长的男子没有被登记，而有些人拒绝被列入名单，因为他们担心这份名单会被交给波斯尼亚塞族军队。还有一些人从“弗兰肯名单”中幸存了下来。由于名单不完整，荷兰赔偿委员会受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以更加确定最高法院判决所涵盖的男性人数和身份。其他几份在联合国大院内的波什尼亚克人的名单也被编制出来，来自红十字会的名单，加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失踪人员研究所和联邦警察编制的名单。

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后，哈瓦·阿夫迪奇从她的祖父那里得知，她当时20 岁的哥哥穆贝丁也在这些名单之一。

“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名单上。但我哥哥的名字就在上面，所以单就他而言，我们没有必要证明他7月13日那天在联合国大院，”阿夫迪奇说。

她与母亲和弟弟一起为哥哥穆别丁和父亲穆尼布申请赔偿。然而，她的父亲却不在同一个名单上。该家庭已得到确认，委员会已收到他们的文件，并将在六个月内批准或拒绝赔偿请求。

“也有可能有人不在任何这些名单上，”委员会主席西尔维亚·沃特曼 (Sylvia Wortmann) 说。“这并不意味着索赔将被自动拒绝。我们研究每一个案例，特别是当有人最后被看到活着的地方是波托卡里时。”她解释道。委员会随后要求两名受害者亲属提供更多信息和陈述。“你不必证明他们人就在大院里，但你必须陈述看起来合理，”沃特曼说。

事实上，申请赔偿的人数远远超过预期。根据委员会进行的额外研究和估计，估计7月13日下午最多可能有500人在联合国大院里，也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少。

但提交给委员会的索赔数量表明，大约有2100名受害者。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没有，"沃特曼说。"绝对没有这个数字。我可以想象，人们提交赔偿要求，即使他们的亲属不在联合国大院的围墙内。因为这也是人们在寻找的一种认可形式，他们会点燃起一丝希望，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给予这种认可，人们内心中也就产生了对我们的失望。

“我记得一个案例，一位女人失去了丈夫和四个儿子。他们都逃到了斯雷布雷尼察外的森林里，很可能在那里被杀害了。我们不得不拒绝这种申请，确实令人痛心。这不是我轻易忘却的事情。因为我必须在所有五封拒绝信上签字。它对那个女人和我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这是工作，但对我们来说也是无比痛苦的。”

尽管委员会没有监测所有确切的拒绝理由，但它可以确认，绝大多数拒绝是因为受害人不属于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的特定类别。沃特曼强调，人们需要在提交申请前准备和检查相关要求所需要的证明。

“我们本可以让自己更轻松，只使用弗兰肯名单，”她说。“但我们知道这些名单并不完整。对我们来说，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把补偿给那些应该得到补偿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做才是正义之举。但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让受害人和亲属的赔偿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围墙内外

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是因为斯雷布雷尼察的2万多名波斯尼亚人想在荷兰营大院内找到避难所，但被拒绝进入，不得不留在铁丝网的另一边。据估计，其中有600至900名男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在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但对于这群人的亲属来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阿夫迪克认为，对于荷兰政府来说，这一切赔偿完全取决于“谁在大院里，谁在外面”，“我的一个叔叔就在围墙的另一边，他留在了波托卡里，被发现死在了那里。然而对于荷兰人来说，铁丝网就是一切，可以告诉他们谁是受害者，谁不是，”她说。“我同意他们荷兰营的人数太少，以至于他们无法保护我们，但他们应该承认所有试图在大院避难的波斯尼亚人受害，所有人的遇害荷兰都至少应该背负着十分之一的罪过。这才是最困难承认的部分，因为我们的心与所有波斯尼亚人同在。”

格鲁希奇拿到赔偿金后，她说她很难告诉没有拿到赔偿金的朋友。“我很惭愧，我向他们道歉了，”她说。最高法院裁定荷兰政府仅仅对设法进入大院的波斯尼亚人承担10%的责任，这一判决仍然令人非常不满。格鲁希奇继续说道：“没有人再关心钱了，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和被害的亲属被冒犯了，因为他们没有承认围墙内外每个人的遇害，荷兰背负着十分之一的罪过。这就是我们女人感到失望的原因”。阿夫迪奇称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纯粹的侮辱”，是“与我们这些幸存下来，并试图在这么多年后保持尊严的人玩的文字游戏”。

“这非常令人痛心，”沃特曼承认道。“但荷兰营无法保证这些人的卫生、食物和水，曾经甚至一度决定不允许任何人员进入联合国大院。“最高法院裁定，荷兰政府只对荷兰营发生的事情负责。如果必须划定一条界限，围墙就是那条线。这听起来也许很苛刻，但如果人们认为这标准不正确，那不取决于我们了，这是最高法院的决定。在该决定的范围内，我们作为一个委员会试图做出公正的判断。”

最初，哈瓦·阿夫迪奇不想申请赔偿。“不知何故，我感觉我背叛了我的父亲和兄弟，我在出卖他们。通过这种补偿，荷兰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最后一滴希望、精力和自豪感买单，是在偿清他们对我们的义务和债务，”她解释道。

“不过仔细一想，如果有人承认亏欠你什么，那就说明他是有罪的。对我来说，这发生的一切只意味着他们背负着罪过。”

在 2023年6月15日之前，亲属仍然可以申请赔偿。根据委员会的说法，索赔没有最高预算标准，每个有权获得这笔钱的人都会收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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