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诈骗与国内哪些当权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转）

普罗大众沦为诈骗恐怖的鱼肉，第一道防火墙的崩塌是我们个人信息的泄露。诈骗恐怖团伙远在海外就可以对我们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银行账户了如指掌，甚至对我们的商业购物、旅游行程也洞察秋毫，他们对我们日常信息的掌握，使得我们太容易陷入诈骗情景，一下子陷入他们的话术圈套。

我们作为个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场景，不仅仅体现在海外诈骗上，数不清的国内诈骗也正是寄生在这个土壤上。如果你去银行咨询过房贷，那么会有数不清小贷公司来骚扰，如果你的办理过工商注册，会有数不清财务记账公司来骚扰……可见我们的泄露我们信息的不仅仅是商业平台公司，还有国有企业、国家机关，这方面是否应该追责呢？中国的各种信息实名制导致个人隐私高度透明，一旦就机构或个人打包贩卖这些信息，人们就会在骗子眼中无所遁形，存款金额、社会关系、平台账号、工作单位等全都一览无余。曾经中国的网络实名制以保障隐私为由强行实施，如今公民的个人信息却皆在网上裸奔。

电信诈骗的所寄生的第二层土壤是中国的电信网络和金融网络。那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民营私营企业开通虚拟号后是如何保护个人隐私？现实中屡次有大批国内SIM卡被成批走私到东南亚的新闻，电信企业虚拟号运营管理的监管问题如何解决？另外诈骗资金的储存、流通、洗白用的也都是人民币通道，言外之意也是我国银行的境内外网络，这也反映出我们金融监管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诈骗集团和电信、金融网络其实是毛和皮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存在完全寄生在国内的电信和金融网络这张皮上，如果这种皮不存在了，他们的诈骗活动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那么，国内电信和金融机构解决这些问题是否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呢？

我们通过媒体所曝光的受害案例还可以发现，诈骗园区的工作人员，多数以高薪工作为诱饵欺骗过去的。并且这些拐骗发生频率在2019年以后骤然升高，受害者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即便是疫情期间，边境封控非常严密，仍有人大量偷渡出去寻求财富的，这反映出青年人就业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好。尤其是，最近一两年缅甸诈骗绑架恶闻充分铺天盖地曝光后，丝毫也没有减少，继续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去寻找机会，就连小有名气的艺人王星也在内，我们除了要谴责他们愚笨之外，是否也说明社会上的一些深层问题呢？

除了缅北那些本地武装割据势力经营的诈骗园区，像缅东妙瓦底、柬埔寨西哈努克、菲律宾帕赛等等这些诈骗园区的兴起，无一不是搭了中国海外投资扩张便车。它们的创始人都是土生土长中国内地人，他们熟悉国内的政治、经济路数，利用我们政策上的一些漏洞，充分借用国内数量庞大惊人的资源，来达到个人不法的商业目的。

我们以目前最大的诈骗园区妙瓦底亚太新城为例，这个项目创始人佘伦凯（又叫佘智江）生于湖南邵阳，年轻时曾经到广东、广西打工，后来流窜到菲律宾、柬埔寨进行电信诈骗，被2014年山东烟台地方法院认定诈骗涉案金额达2.98亿美元。2017年，佘伦凯发起亚太新城投资项目，并且包装成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计划的利国利民工程，先后获得多家中资公司（甚至是央企）的实际支持。尽管2022年佘伦凯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榜单，并且被泰国警方抓捕，但亚太新城甚至还获得某中央级经济智库的背书站台，佘伦凯本人也当选为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副会长。所以，执政者务必建立海外投资审核和追责机制，提高事前的警惕和防范意识，以免好心却最终做了不利于人民利益的事情。

中国公民遭遇成规模的恐怖行为持续这么多年，没有缓解，这也反映了执政者对公民在海外权益的保护力度不够。同样类似保护公民在国内权益一样，不能够因顾及团伙帮派利益，而放弃对医疗恶势力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的追责。否则，中国人民会认为，执政者如果与日本政府或者印度政府利益一致，估计就会对钓鱼岛和藏南的事情屏蔽甚至噤声。就像我们看到某些监管部门与医疗恶势力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内在的一致性（滥权和腐败），这样才能够理解它们持续打压和损害医患的合理权益的原因。没有公平正义，没有制衡与监督，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减少对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剥夺，就不可能有以全人类命运与共的视野和远见。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