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布对思辨实在论的政治批判
Malabou‘s Political Critique of Sqeculative Realism（2021）
本文基本为格拉汉姆-哈曼对于马拉布之批评的一个概述及回应。
摘要：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最近的一个对“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政治批判认为这一松散的运动把焦点放在了除去主体的实在之为自身。马拉布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本体论主张，认为主体与客体在原始的空无中相互生成，这种主张虽然并不总是明晰，但却行之有效。在对这一观点进行批评之后，我指出了这种立场的一些难以应对的政治后果，尽管马拉布将其正面定义为一种无治的觉醒，它产生了不受任何物自体约束的新集体。相比之下，我认为非人类的约束和合作者是人类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广泛地说，这表明决定哪种相关性在政治上为主会特定带来的后果。
关键词：凯瑟琳-马拉布、思辨实在论、空无（The Void）、路易-阿尔都塞、雅克-拉康、布鲁诺-拉图尔
几十年来，法国哲学家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一直处于欧陆传统的最前沿。起初，她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圈子里涌现出的最有前途的人物之一，但她很快就在自己的思想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著书立说，从对黑格尔的有力诠释，到对“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的新颖论述，她既没有把心灵视为不可逆的机械装置，也没有把心灵视为不受任何物质约束的非具身精神。(1)马拉博还表现出一种意愿——这在她这样地位的思想家中是罕见的——愿意认真参与年轻作家的工作，包括法语世界以外的作家。她与阿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在《自我与情感生活》（Self and Emotional Life）一书中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2014年，她还与甘丹-梅亚苏合作了一篇题为《我们能放弃超验吗？》的令人振奋的文章。(3)最近，马拉布用法文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今实在论的政治空无》（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The Political Void of Contemporary Realism,以下简称《政治的空无》[The Political Void]）的文章。(4)从一个方面来说，马拉布对承认一个无需人类主体的自在世界（world-in-itself）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深感震惊，这使她与思辨实在论及其脱离我们[指人类]的多样的现实模型产生了分歧。然而，分歧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个事实：每当一种本体论认为某种相关比其他相关更重要时，就会产生政治后果。只要每种哲学都强调世界中的某类相关，与此同时最小化或直接禁止其他的相关，那么每种哲学就都面临着前-语言（pre-verbal）的政治选择的景观。我很难比这篇文章的匿名评论者1号说得更好：“相关的形式影响着政治进程的轮廓”。
众所周知，“思辨实在论”是2007年4月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举行的一次同名活动上推出的。(5)该活动由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组织和主持，四位发言人按字母顺序排列：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伊恩-汉密尔顿-格兰特（Iain Hamilton Grant）、我本人和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在《政治的空无》一文中，马拉布先是简要论述了我的观点，然后是布拉西耶的观点，最后是梅亚苏的观点，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预见性的政治挑战，这个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路易-阿尔都塞。(6)关于我自己的作品，马拉布将注意力集中在两篇相对晦涩的文章上，这两篇文章很好地概括了我的哲学立场：一篇题为《欧陆实在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ntinental Realism）的文章，以及一本书中名为《对对象引导本体论的四种最典型的反驳》（The Four Most Typical Objections to OOO）[见《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的章节，后者的缩写OOO指的是对象引导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7)对于布拉西耶，马拉布则走得更远，她从华威大学挖掘出了他鲜为人知的博士论文（《异理论》，Alien Theory），并将其与他更广为人知的文章《观念与对象》（Concepts and Objects）[见《生产（第10辑）：迈向思辨实在论》]配对。(8)梅亚苏则以《有限性之后》（After Finitude）一书被提及——这并不出人意料，该书仍是他迄今为止的主要出版物。(9)
1 马拉布论思辨实在论
在马拉布的叙述中，思辨实在论者——尽管她承认该团体作为一个集体项目迅速瓦解了——被两个共同的原则团结在一起。第一条原则似乎毫无争议：他们共同反对梅亚苏所说的“相关主义”，即我们永远无法认识没有世界的思想或没有思想的世界，而只能认识两者之间的原始相关。在梅亚苏看来，这一观点始于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但却贯穿了其后的大部分传统：无论是在黑格尔（G. W. F. Hegel）的辩证哲学、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中，还是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Sein-Dasein”之疏敞中。(10)对于思辨实在论者来说，相关主义是一种可悲的发展，应该予以反对，而这一思潮的思想家们各自都在追求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讨论脱离思想的世界。在欧陆哲学反实在论的精神传统中，这种努力激起了许多阻力。马拉布表达了如下保留意见：
但是，相比于实在论者肯定实在只存在于去相关的形式中，唯物主义者则问：一旦这个主体被取消了，它会变成什么？它是否纯粹地、简单地从现实中消失了？或者，它仅仅是被缝合了吗？套用[拉康主义者]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说法，闭合，但其切口却依然可见？(11)
鉴于我在这一点上的立场与布拉西耶和梅亚苏有些不同，因此有必要澄清一下。通常情况下，我很乐意参与反对相关主义的斗争，并且完全愿意采用梅亚苏的术语，因为它比我自己的“可达性哲学”（philosophy of access）[花超荣在《形而上学在欧陆哲学的复兴》中将其译为“可达性哲学”，另一种“路径哲学”的翻译过于模糊，但本义也有“接触的路径”这一层，读者可自行斟酌]更简洁、更易记。(12)尽管如此，尼基-杨（Niki Young）在本刊上一卷发表了一篇令人信服的文章，有力地论证了我应该保持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13)因为梅亚苏主要关注的是认识论问题，即如何减去思维主体以获得事物本身数学化的主要特质，而我自己对人类可达性（human access）的攻击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原因在于，我并不特别困扰于有限性——梅亚苏与之搏斗的那个大恶魔，而是“本体-分类学”（onto-taxonomy）：典型的现代观点，即基本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实在：（一）人类思想和（二）其他一切。(14)杨——再一次地——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发展了对“本体-分类学”的批判。(15)值得一提的是，马拉布的批判认为，对思辨实在论而言，“实在只存在于去相关的形式中”，但就我的立场而言，马拉布的批判不如其对布拉西耶和梅亚苏的批判那么切题。(16)因为当梅亚苏积极寻求一种主体尚未存在或不再存在的“前先祖”或“错时性”领域时，当布拉西耶专注于人类物种最终消亡所带来人类表象的虚无时，我保留了思想与世界的关联，将其视为一种并不比单独的思想或世界更非真的混合实体。这一点或许在我对《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的传统美学形式主义以及艺术史家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早期作品的批判中最为清晰。(17)更简单地说，我对通过减去主体来“去关系”现实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表明，即使是明显的相关者——如人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本身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能简化为仅仅是人与非人部分的关系。例如，一个观赏者个体与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的相遇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穿透的实在之物（object），就像孤立地看待观赏者或画作一样。这导致一些批评家抱怨——事实证明他们的抱怨是错误的——我从一开始就没能摆脱相关主义。只有当我们与梅亚苏一样，预先假定相关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有限性时，这种批评才有意义。相比之下，我认为相关性的问题不在于它的有限性，而在于它保留了一个“思想”的描述和一个“世界”的描述作为其唯一原则的两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消除有限性，而在于说明并非所有相关都由思想-世界这个对子构成，正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20世纪20年代所做的那样，尽管这一工作在当时影响甚微。(18) 说到马拉布对“思辨实在论”的第二种概括，情况就发生了逆转，因为她在这里将一种立场归于整个思辨实在论团体，而这一立场实际上只存在于我的作品中。例如：“所有的‘新实在论者’都坚持举个例子——但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例子啊!——实在论不是唯物主义。”(19)这就提及了我的许多读者所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象引导之思与唯物主义毫无关系。(20)这即是说，OOO的对象基本上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s）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直至莱布尼茨的思想。在近代，“形式”通常被视为从主体而来的东西，而“质料”则与客体本身相关。OOO拒绝了这一传统，他认为客体/物（包括那些被称为“主体”的客体/物）只不过是形式的无尽回退。除了列维-布赖恩特（Levi Bryant）这个明显的例外，OOO一般都把“质料”视为一个无用的、欺骗性的观念，其目的是让形式不可能地从它们的“主体”那里回归到“客体”那里。 例如，梅亚苏认为数学可以让我们直接洞察事物的结构。(21)马拉布对OOO敌视质料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她显然错误地认为其他思辨实在论者也同样敌视物质。尽管马拉布耐人寻味地提到了布拉西耶博论中“无质料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 without matter）这一观念，但他仍然深深地卷入了科学唯物主义的变体之中。她的文章中没有提到格兰特，但他可以被解读为一个与惯常截然不同的唯物主义者版本的谢林（F. W. J. Schelling）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22)当马拉布说梅亚苏敌视通常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忠于机械必然性，而不是他所要求的纯粹偶然性，但他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思辨唯物主义者，甚至更甚于思辨实在论者。(23)
因此，当马拉布宣称自己是“后实在论唯物主义者”时，她比其他三位“思辨实在论”作家与我的立场之间的分歧更大。(24)此外，她对思辨实在论鼓吹“[一种]对主体的残酷消解”的慨叹并不能一概适用于这一传统中的作者。(25)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OOO将人类主体作为包括艺术作品和社会政治安排在内的许多实在物的组成部分。梅亚苏不仅坚持主体能够直接通达现实这一理性主义的模式，还坚持一种准基督教的救赎论，认为只有虚拟性上帝的正义才能超越人类思想的伟业。(26)最后，在格兰特看来，虽然主体不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但它仍然是自然生产大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思想是“产品”，就像自然的造物本身是产品一样。
2 唯物主义与偶然性
在简要概括了思辨实在论者的观点之后，马拉布接着解释了她自己对实在论的反对意见以及她所持的那种唯物主义的本性。她首先总结了梅亚苏以自然法则的绝对偶然性为名对传统唯物主义的否定。(27)马拉布认为，至少自马克思以来，“唯物主义已经离开了自然状态[……]它不再仅仅关注原子的运动或物理必然性问题，而且还将这两者与政治和社会必然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28)这让她顺便感叹道：“经济规律的问题没有被任何一个‘实在论者'提出来，就好像他们仅对物理规律所表现出的那种兴趣不值得推移到经济规律上一样”。 (29)这不禁让人想起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针对相反威胁的抱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和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的‘纯粹政治'比起马克思主义更接近雅各宾派，这让他们与其对手，即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研究之间分享共通之处，包括其对争求承认而展开的斗争的关注，以及对经济领域之重要性的降格”[另见季广茂译本《视差之见》第95-96页，原文“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和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的‘纯粹政治'比马克思主义激进，它的对手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研究，以及这种文化研究对为获认可而展开的斗争的关注，巴迪欧等人的‘纯粹政治'与其对手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贬低经济领域的重要性”]。(30)这一点值得引起注意，因为齐泽克和马拉布都诉诸经济现实，以此最终否定经济现实在他们激进的政治观念中的任何存在位置，将其视为一种对实在的回溯性主观陈设。对于齐泽克来说，经济学是作为一种现实的法则来反对唯心主义的新雅各宾派的，他们认为政治主要是在人类意志的一边进行的；对于马拉布来说，经济学是作为一种人类原则来反对思辨实在论者所谓的对无生命物（inanimate things）的痴迷。然而，两人最终都背叛了经济学，共同转向了主体性的空无政治。在齐泽克那里，这是因为他钟爱主体在激进自由中回溯性置放自身之条件的能力，而不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基础：“每一个辩证的径路或倒转都代表着这样一种径路，在其中新的形象从无中（ex nihilo）涌现并回溯性地置放或创造其必要性。”(31)齐泽克有效地消除了任何可能预先存在的主体之陈设，在政治领域，他与新雅各宾唯意志论者已经不再有什么区别：除其他问题外，他所坚持的经济现实也没有了明确的位置。至于马拉布，一旦她也转向——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根本性的强大政治主体，经济学就不能再被归类为属于她那一方的人类力量，转而看起来像是一种与无生命世界结盟的人类永远无法主宰的顽固力量。换句话说，一旦一个人致力于一种政治主体，以激进地凭空陈设其决断，经济学就会作为实在论的一种被抛在脑后：毕竟，如果我们可以任意决定自己的经济环境，而不是已经发现自己身处其一，那就不是经济学了。
无论如何，如果马拉布认为经济学在“思辨实在论”中没有存在的余地，那么她可能主要是从布拉西耶和梅亚苏那里得到这种感觉的。因为对这对理性主义者来说，自然规律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们不包含人类因素，因为经济规律或历史规律永远不可能像物理学所揭示的那样具有纯粹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位理性主义者都以过于字面地方式理解反对相关主义的斗争：似乎经济学天生就是“唯心主义的”，仅仅因为它涉及人类而非仅仅是无生命的物。梅亚苏认为，实在论只有两次展现出最佳面貌：人类存在之前和人类消失之后。就布拉西耶而言，与自然科学相比，他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蔑视是出了名的。但我自己的立场更像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在他看来，实在论不是通过在任何情况下摆脱人类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将实在视为超越人类思维的剩余，即使在人类出现在现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32) 例如，OOO对商品有一种实在论的见解，而这无需通过质疑马克思关于商品总是社会生产的论点来得证：问题的关键在于，物的实在性从未在其商品形式中得到充分表达，就像电子和夸克仍是比其任何理论或实验效果更深层次的真实剩余物一样。(33)
但是，让我们回到马拉布关于自然与文化的观点上来，看看它将引向何方。她认为，当代唯物主义已经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认识了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与梅亚苏的学说不同——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与马克思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双重认识一样，新的唯物主义或然性也承认这两大现实领域。马拉布将这一更广泛的偶然性观念归功于阿尔都塞，他在 1982 年将其称为“相遇”（rencontre）的偶然性。(34)正如马拉布所说：“事实上，正是这种相遇的哲学思想首先促成了自然与政治的衔接，其次促成了作为这种相遇之剩余的主体的新问题的出现。”(35)从梅亚苏的立场来看，这无疑听起来像是自然与政治的另一种“关联”，但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在马拉布看来，阿尔都塞奇特的新唯物主义的最大长处在于它“始于没有什么”（commence par rien）。(36)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有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一) 它不涉及任何规定思维的东西，包括现象学中所谓的感性的先在性（anteriority）；[见诸《现象下额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2卷》，与纯粹被动相反的是在以实践的方式介入世事时我者之意志生发于感官中（im Sinne），以此自我之自我被欲求得以生发，这时自我尚未是实显的自我，但已经有可能包含一种原初的自把握之思维](二) 它认为物是通过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事先地成型（crystallize）；(三) 它宣称偶然性的绝对性，这并不完全是梅亚苏意义上的偶然性——因为这里也牵涉到主体——而是指所有事物的形成都是不可预测的，没有目的论的目标。事物的形成没有任何先验的可能性，而是通过不同元素之间的相遇首次产生的。用马拉布的话说：“阿尔都塞反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版本，根据这种唯物主义版本，一切都是预先完成的，结构先于其要素，并再现/生产要素，从而再现/生产结构。”(37)到此，我们离阿尔都塞自己全盛时期的结构主义立场已有多远！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一立场与二十多年后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在《半途遇见宇宙》（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一书中所捍卫的立场极为相似，尽管巴拉德使用了“原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一词[依照我的理解翻译，如有错谬请多包含]，但她与其说是一个相关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38)对于巴拉德和阿尔都塞来说——谁会猜到这样的搭配呢？——“自然”和“思想”并不彼此先存；相反，这两个术语中的每一个都引导着另一个的存在。在巴拉德的例子中，这是由她对尼尔斯-玻尔的量子理论推测的深深钦佩所激发的，而阿尔都塞则没有特别引用任何科学参照物。第二点涉及布赖恩特对所有人文化（humanized）的唯物主义形式的怀疑，阿尔都塞的立场显然是其中之一。布赖恩特在《本体制图学》（Onto-Cartography）一书中提到了这一点，令人难忘：“唯物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艺术术语（terme d’art），与任何物质都没有多大相关。唯物主义简单地意味着某物是历史的、社会建构的、涉及文化实践的、并且是偶然的[……]我们不知道唯物主义中的‘唯物’在哪里。”(39)这就提出了一个相当明显的问题：既然任何 1982 年阿尔都塞式的唯物主义都摒弃了传统上赋予物质的几乎所有属性，包括人类对物质的先在思维属性，那为什么还要称之为唯物主义呢？在此，我推测这个词之所以能保持其吸引力，主要是由于在西方历史上，“唯物主义”是一种具有批判性和解放意义的长久遗产。但是，这是否足以证明“唯物主义 ”是这一理论的正当名称是值得怀疑的，毕竟这种理论认为，物质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物质毫无相似之处。因此，我更喜欢马拉布对这一学说更为直白的表述：“在这里，一切都源于‘本体论和政治学上的空无'。这个空无正是政治之所在。” (40)
马拉布对“虚无”的承诺显然不是开玩笑，因为这是她论证的全部内容，也是她选择政治盟友的偏好。“主体，”她如此说，“是只有当事物开始匮乏时才会出现的东西。”(41)虽然马拉布赞赏布拉西耶对实在与虚无之邻近的感觉，但她指责布拉西耶没有从同样的虚无中引申出主体本身。通过建议我们这样做，她与另一位将“实在”视为“空无”的伟大思想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走到了一起。正如马拉布告诉我们的那样：
“非宇宙”（dis-universe），即由事物本身的存在而产生的深渊般的消失，是那言说主体性之解放者。主体是世界停滞不前的后果（而非其承诺）[……]关联的主体当然将自己视为一个“在先”，一个先验，但这种在前性只是这个永远在后主体的影子，一旦实在的悬崖崩塌，这个主体的影子就会出现。(42)
这种唯物主义不再假装是针对独立于主体之外的物质性的外部世界。取而代之的是拉康主义的模式：将现实重塑为创伤，将客体重塑为欲望的投射。
3 空无政治
如果人们接受这种奇怪的非实在论的唯物主义，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呢？这个问题占据了马拉布文章的最后三四页，其结果与她提出的本体论一样令人惊讶。因为事实证明，阿尔都塞从虚无的角度重读了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马拉布报告说，对阿尔都塞笔下的卢梭而言，“主体只有在事物匮乏时才会形成[……]”(43)甚至卢梭职业生涯中的关键概念——社会契约，也被认为是通过共同体纯粹的信念而从无中产生的。阿尔都塞指出，“政治的诞生与地球的沙漠化之间别无二致，都是由上帝之指——换言之，即由无——所引发：既无起源，也无理由，这也就开启了象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开启了观念的可能性，开启了思想的可能性。即使是普遍性（universal）的观念，也只能从‘非宇宙’（dis-universe）中产生”。(44)与思辨实在论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拉布断言“实在不仅是事物之间、事物本身、事物处于一切主观综合之外的关系，实在还提供了——在其撤出中——主体形成的这一空无场所”。(45)我在这句话中加上了斜体[中文黑体]，以标明马拉布在哪些地方大大低估了自己的立场。她不仅仅认为主体产生的空无“还”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一起”存在。恰恰相反：只有空无在那里，而她似乎根本没有给事物本身留下任何位置。显然，这是对世界地位的一种相当激进的立场，我们在齐泽克——马拉布在她的文章中正确地引用的另一位盟友——的作品中也遇到过这种立场。这种由空无中的主体所假定的实在观念让我感到不安的地方并不在于它背离了常识，而在于它对自主之实体的拉康式否决所带来的严重亏欠，而这种否决从未让我感到有足够的动机(46)，因为尽管一个精神分析师希望关注事物向人类主体显现的样貌本身这一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拉康却大大超出了精神分析的立场，他秉持并启发了“唯物主义”，要求有效地蒸发主体之外的任何世界。尽管这看起来非常大胆，但它太依赖于康德关于所有相关都是思想-世界之相关的假设，以及黑格尔关于思想和世界都坍塌到一个不存在任何长期无法触及的事物的内在性平面上的假设。
但是，让我们更具体地发问，从这样的空无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毋庸置疑，在1982年的文章中，“阿尔都塞将唯物主义引入了一个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47)。在唯物主义中，自然和经济都是通过两个术语之间的“相遇”而从无中产生的，而这两个术语甚至不存在于其相遇之前，马克思可能对这种唯物主义做些什么?在这里，马拉布求助于她文章中的另一位盟友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用朗西埃自己的话说，一个共同体“不是由历史必然性所产生的，反之亦然。”(48)这就是他所说的处于“无序的空无”（anarchic void）边缘的共同体。马拉布独自完成了这一思考：“就我而言，我称无治主义（而不仅仅是无序的）为现实的偶然抽离，而主体正是从这种撤出中产生的。当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一个‘王’（prince），也就是不再需要一个arche[本原/一本]，来思考其起源的偶然性时，它就成了无治主义者。”(49)
最后，马拉布对其盟友和对手可能存在的政治失败进行了反思。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仍是不够的，因为他仍然致力于“王”的观念，一个主宰性的主体。(50) 至于思辨实在论者，她是这样说的：
当今“实在论”并非诞生于任何时刻，也不应满足于它至今一直坚持的政治中立。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它出现的同时，地球意识以越来越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集体能动性、自主尝试的觉醒，以及世界各地新的社会共识的出现。实在论是当代唯物主义的无治主义转向。(51)
这句话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但显然没有任何一种解读方式是正确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思辨实在论者在执着于科学所研究的事物本身的同时保持政治中立的说法并不正确。例如，在我 2010 年对梅亚苏的采访中，他有如下评论：“我非常敌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将当代世界（尤其是工作领域）变成了一场罕见的噩梦，[尼古拉-]萨科齐的政治完全浸透了这场噩梦”。他继续将这种资本主义描述为“道德和智力上的疯狂，2008年的危机显然不足以将其击垮”。(52)布拉西耶的政治评论略显平淡，主要是谴责布鲁诺-拉图尔为“新自由主义者”，同时用自己的声音微弱地呼吁“革命”。(53)也许有人会抱怨说，思辨实在论者在他们周围的世界熊熊燃烧时，却在摆弄纯粹的本体论，但马拉布本人相比于活动家也更是思想家，因此这不太可能是她的观点。她的意思似乎是，“思辨实在论”有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根本不可能解释独立的现实。她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是，只有在无治的空无中，人类主体的自由才能真正出现。不仅如此，她还暗示，一场伟大的地球觉醒正在进行，其特点是自发的集体发明（spontaneous collective invention），而不是面对并不存在的“在其自身之内的实在”的任何奴役性限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她赞扬了“集体能动性、自主尝试的觉醒，以及世界各地新的社会共识的出现，”但对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政治问题却只字未提：气候正在崩溃。似乎是为了说明这一点，马拉布的最后一页以其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提供了进一步的箴言。例如“[这里]没有主体，就没有实在”(54)，这句话一直困扰着她，后来她在书中为显得公平而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马拉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没有客体就没有实在。而这正是OOO对马拉布的政治学提出了比其他版本的“思辨实在论”更强有力的挑战的地方。在《布鲁诺-拉图尔：重新组合政治》（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Political)一书中，我提出现代政治理论存在两个且仅有两个核心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仍然是马拉布理论的核心。(55)第一个问题是对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什么样子的痴迷：对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施米特这样的右派而言，坚信人类是危险的动物，最终只会对力量做出反应，而卢梭-马克思一脉左翼则捍卫相反的观点，即人类自然善好，但被社会及其竞争体系所腐蚀。(56)我们可以摆脱这种无休止的右/左僵局，只需注意到人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政治世界是被非人类实体大规模地稳定下来的，这些实体以不同的方式鼓励和限制行动与思想。当拉图尔陪同灵长类动物学家雪莉-斯特伦（Shirley Strum）观察狒狒时，他们仔细地注意到了无生命物的这种作用。(57)这些物绝不是在与言说主体“相遇”时产生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马拉布与拉图尔一样对人类与非人类相遇的界面感兴趣，但她似乎将这种相遇想象成是从无中产生的，这很难公正地对待由物构成的物质与政治制约。把今天的政治觉醒——如果真的有的话——视为一种面对虚无的自愿的信念，似乎不太可信，而更有可能的是，这种觉醒是由一个特别重要的非人类事物——气候本身——的崩溃所激发的。发起今天这场年轻的“反抗灭绝”运动的，肯定不是一场纯粹主体性的内在戏码。相反，人们意识到，这一主体现在正受到一些极其非主体的物的威胁：二氧化碳、甲烷、微塑料。通过呼吁以无治主义的方式将主体从先前存在的实在中解放出来以回应盖娅的复仇，似乎是一种可疑的策略。拉康是一位天赋异禀的思想家，但他是我最不愿意就全球变暖问题寻求建议的人之一，阿尔都塞也是如此。
从拉图尔身上汲取的第二个政治教训紧跟第一个教训。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理论喜欢想象有一种叫做政治知识的东西：无论是关于人之本性的知识，还是关于只要人们不那么愚蠢（对右派而言）或不那么贪婪（对左派而言）就能组织社会的最佳方式的知识。拉图尔的立场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优点，那就是他意识到政治真理从未真正显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实验达成短暂的共识，并暂时排斥那些我们目前无法接受的力量。(58)如果唯一的政治行为体是徘徊在空无中的人类主体，那么谈论这种权宜之计的集体式政治解决方案的需要就没有什么意义。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地理、人口和历史等制约因素决定的，这已经是--或者说应该是——一种共识。当然，我们有理由不把这些因素理解为铁定的命运，但如果我们认为，除了我们自己想象力的缺失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这似乎也是一种奇怪的立场。
4 结论有两点
在还读者清静之前，我想最后补充一点就马拉布的看法，以及另一点关于激进政治理论当前的普遍困境的看法。我们已经看到，马拉布似乎相当热衷于一种纯粹的主体政治学，这种政治学与1982年的阿尔都塞、拉康、朗西埃以及2012年的齐泽克（部分与2005年的版本相对）[指《视差之见》与《小于无》之间的对比]的某些观点是一致的。无论政治主体在原则上会面临怎样的限制，与无治主义英雄们的从无中而来的立场（ex nihilo positings）相比，它们都不值一提。马拉布的这一观点之所以如此奇怪，是因为正是她为我们摆脱心灵哲学中僵化的物理决定论与去物理化的cogito[我思]之间的二元对立做出了巨大贡献。马拉布提出的可塑性概念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大脑可以通过训练得到决定性的塑造，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与大多数大陆思想家对硬科学的模糊背景不屑一顾不同的是，马拉布愿意认真对待脑损伤，并谈论情感创伤对人类心灵的持久影响。在她的理论中，大脑与文化之间的重要互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那么，为什么马拉布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类似的政治可塑性理论呢？在这一理论中，经济、地理、人口和历史制约因素不会轻易被无治主义的梦想所超越，但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些限制可能会被塑造或重塑，同时仍然尊重它们的力量和合法性。但是，这就要求我们愿意反击目前欧陆理论默认的政治立场，即把几乎任何事件都当作彻底颠覆迄今为止存在的一切的理由。人类并不存在于虚无之中，因为人类并不是新雅各宾派意义上的“主体”，而只是异常复杂和迷人的物，与其他物体共同存在于政治空间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拉图尔试图以生态学为政治建模，这似乎比主体在宇宙真空中制定“无治”（为何不是“君主制”？）法令的说法更好。(59)
这又回到了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决定哪种相关在政治上为主所带来的后果。很明显，对马拉布来说，唯一值得在政治上追问的相关是主体与世界的相关。这不仅适用于马拉布和她最近的盟友，也适用于整个现代政治理论。人类的政治领域是确定无疑的，而围墙之外则是大自然、敌人或死神，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宰。我在前面提到了现代哲学的“分类学”特征，指的是它假定有且只有两种基本实体：（一）人类主体和（二）其他一切。马拉布在《政治的虚无》中提出的政治理论显然就具有这种“本体分类学”特征。重要的是确定人的一面和非人的一面的相对强度——说“主体不等于人”只会把水搅浑——并对它们相遇的各种方式进行分类。我们还可以决定主体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并据此调整我们的行动，这正是右/左派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使所有政治都围绕单一的人类/非人类之相关而运转的问题在于，它赋予了主体对每种情况百分之五十的掌控权。作为宇宙中每种关系的共同拥有者，我们人类可以随意消解我们发现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们拥有眼前一切的一半：如果我们真的漂浮在空无中，凭空假定其余一切，或将其确定为“计数”的追溯效应，那么我们或许真将拥有一切。(60)
政治的未来是生态的，而不是革命的或无治的，原因在于人类与世界的交汇点并不是政治出现的唯一点，甚至不是主要点。在人类与资本相遇的地方，我们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主要的点。考虑一下人类对沼泽和甲烷、二氧化硫和臭氧，或蜜蜂、除草剂和移动电话塔之间相关的依赖。在这里，我们并不总是主人：我们更不是王，1982 年的阿尔都塞需要极大的胆量才会断言，他在使主体成为政治之王的那一刻正废除所有的君主。
致谢：两位特别认真的匿名审稿人的意见让本文受益匪浅。碰巧的是，他们为文章的最终草案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我决定更严格地遵循1号审稿人的指导。不过，2号审稿人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这些观点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出现。
利益冲突：作者是该期刊的主编和本期专题的编辑。评审过程由另一位编辑负责，同行评审为双盲评审。为便于评审，稿件进行了匿名处理。
1 Malabou, The Future of Hegel; Malabou, What Should We Do With Our Brain?
2 Johnston and Malabou, Self and Emotional Life.
3 Malabou, “Can We Relinquish the Transcendental?”
4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All English translations from this article are the author’s own.
5 Brassier et al., “Speculative Realism.”
6 Althusser, “Le courant souterrain du matérialisme de la recontre.”
7 Harman, “The Future of Continental Realism;” Harman, “The Four Most Typical Objections to OOO.”
8 Brassier, Alien Theory; Brassier, “Concepts and Objects.”
9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10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11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486. The reference to Miller is to the 1966 article “La Suture.” “Mais là ou le réaliste affirme que le réel n’existe que décorrelée, le matérialiste demande: que devient le sujet une fois congédié? Disparaît-il purement et simplement de la scène du réel? Ou n’est-il, pour reprende un terme de Jacques-Alain Miller, que ‘suturé’? Forclos mais encore visible dans sa coupure?”
12 Harman, “The Current State of Speculative Realism;” Harman, Speculative Realism: An Introduction.
13 Young, “On Correlatio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Access.”
14 Harman, Dante’s Broken Hammer; Harman, “The Only Exit from Modern Philosophy.”
15 Young, “Only Two Peas in a Pod.”
16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486; “le réel n’existe que décorrelée.”
17 Harman, Art and Objects;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Fried, “Art and Objecthood;” Fried, Absorption and Theatricality.
18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19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486. “Tous les ‘réalistes nouveaux’ insistent par example – mais quel example! – sur le fait que le réalisme n’est pas un materialisme.”
20 Harman, “I Am Also of the Opinion that Materialism Must Be Destroyed;” Harman, “Materialism Is Not the Solution;”
Harman, “Realism Without Materialism.”
21 Bryant, Onto-Cartography.
22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23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489–91. See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24 Ibid., 486.
25 Ibid. “[un] éclipse brutale du sujet.”
26 Meillassoux, “Appendix: Excerpts from L’Inexistence Divine.”
27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490–1.
28 Ibid., 491. “le matérialisme est sorti de l’état de nature […] il n’est plus seulement concerné par le mouvement dest atomes ou le problème de la nécessité physqiue mais bien aussi, tenant les deux dans un tissage serré, par celui de la nécessité politique et sociale.”
29 Ibid., 491–2. “la question des lois de l’économie n’est évoquée par aucun des ‘réalistes,’ comme si n’étaient dignes d’intérêt que les seules lois physiques.”
30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31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231.
32 See the opening pages of DeLanda,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33 For a first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to Marx, Capital see Harman,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34 See Althusser, “Le courant souterrain du matérialisme de la recontre.”
35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492. “C’est en effet ce philosophème de la recontre qui permet premièrement l’articulation de la nature et de la politique, et deuxièmement l’émergence d’une nouvelle question dusujet compris comme résidu de la rencontre.”
36 Althusser, “Le courant souterrain du matérialisme de la recontre,” 561.
37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493. “Althusser rejette la version du matérialisme, longtemps prédominante, selon laquelle ‘tout et accompli d’avance, la structure précède ses éléments et les reproduit pour reproduire la structure.” The portion cited from Althusser is taken from his article “Le courant souterrain du matérialisme de la recontre,” 574.
38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39 Bryant, Onto-Cartography, 2.
40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493. “Ici, tout précède d’ ‘une vide, ontologique et philosophique.’ Un vide qui est précisément le lieu du politique.”
41 Ibid., “Le sujet est ce qui ne peut apparaître que là où les choses viennent manquer.”
42 Ibid., 493–4. “Le ‘désunivers,’ c’est-à-dire la disparition abyssale des choses produite par leur être même, est ce qui libère la subjectivité parlante. Le sujet est le résultat (et non la prémisse) d’un décrochage du monde […] Le sujet de la corrélation se pense certes comme un ‘avant,’ un a priori, mais cette antériorité n’est que l’ombre de ce sujet qui vient toujours après, lorsque la falaise du réel sest effondrée sur elle-même.”
43 Ibid., 494; “le sujet ne prend forme, en effet, que là où les choses manquent.”
44 Ibid., “la naissance de la politique coïncidait avec la désertification de la terre, provoquée par le doigt de Dieu, autrement dit par rien, sans origine ni raison, qui ouvre la possibilité du symbolique: c’est-à-dire du sens, du concept, de la pensée. Aussi le concept d’universel ne peut-il émerger que du désunivers.”
45 Ibid., 495, emphasis added; “le réel n’est pas seulement le rapport des choses entre elles, des choses en elles-mêmes, hors de toute synthèse subjective. Le réel délivre aussi, en se retirant, cette place vide où le sujet prend forme.” Emphasis added.
46 See especially Lacan, The Object Relation.
47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495.
48 Ibid., “n’est portée par aucune nécéssité historique et n’en porte aucune.”
49 Ibid., 496. “Pour ma part, j’appelle anarchiste, et non simplement anarchique, le retrait contingent du réel d’où émerge le sujet. Le matérialisme devient anarchiste lorsqu’il n’a plus besoin de ‘prince,’ c’est-à-dire d’archè, pour penser sa contingence originaire.”
50 Ibid.
51 Ibid., 497. “Le ‘réalisme’ contemporain n’est pas né à n’importe quel moment et ne doit donc pas se satisfaire de la neutralité politique qu’il a systématiquement affichée jusqu’à ce jour. Il est important de voir qu’il est apparu en même temps qu’une prise de conscience planétaire qui se manifeste de façon de plus en plus visible par l’éveil de l’initiative collective, l’expérimentation autonome et l’apparition de nouvelles cohérences sociales partout dans le monde. Le réalisme s’inscrit dans le tournant anarchiste du matérialisme contemporain.”
52 Meillassoux, “Interview with Quentin Meillassoux (August 2010);” in Harman, Quentin Meillassoux, 173.
53 Brassier, “Concepts and Objects,” 53.
54 Malabou, “Le vide politique du réalisme contemporain,” 497. “Il n’y a pas de réel sans sujet.”
55 Harman, Bruno Latour.
56 Harman, “Realism Without Hobbes and Schmitt.”
57 Strum and Latour, “Redefining the Social Link.”
58 Latour, Politics of Nature.
59 Latour, Facing Gaia.
60 Badiou, Being and Event.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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