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工作：抵制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丨劳动节

采编：芥芥子、虾

较对：芥芥子、虾

大卫 ·弗雷恩指出，“只要经济理性继续支配着生产的目标和方法，现有的、使工作条件人性化的尝试，在它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上，就非常有限”（p46）。

大卫 ·弗雷恩对马克思之后的一系列学者对工业劳动的异化性质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这些研究拓展了历史上，工作带来的异化的外在细节。

“我们讨厌这个地方，鄙视它所代表的一切，但我们害怕被“释放”到一个经济真空中，在那里我们将努力找工作，不得不在其他潜在雇主面前表现得同样热情、顺从和灵活。早晨，我常常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仓库，一方面因为我还有工作而感到宽慰，另一方面又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在夜间被某种方式冲走而感到失望。”

——艾弗·索斯伍德 – 不间断的惯性 （2011）

由于技术的发展，一度不少人认为，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型，会让未来会更加光明——这些新兴的就业形式，将为人性化的工作提供机会。然而，我们当前的世界，就劳动过程本身的组织和经验方式而言，大卫·弗雷恩表示，异化形式的机械劳动，仍然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在计算机时代，泰勒主义继续存在，因为工人继续被定时的、在微观上管理，并被利润驱动的生产系统强迫从事小的、重复性的任务。

相比于工作带来的身体上的明显的异化，另一种情绪上的工作异化更加隐蔽。随着服务工作的兴起，对员工情绪行为进行微观管理的尝试也有所增加。一些更内隐的文化管理策略，也试图促使打工人们对自我工作角色的充分认同——试图用一种有趣和自由的语言来“装扮”异化劳动。在每一种情况下，工作似乎都提供了变得更加“自由”或“人性化”的承诺——为人们提供了使用其交际能力的机会；在组织中感受到归属感；做自己；在工作中享受乐趣。大卫 ·弗雷恩对这些新兴的现象一一进行了批驳。

首先是对“价值观”。公司在追求盈利时，往往会投入大量资金来塑造员工的他们的价值观和认同，使其与公司期望保持一致，并让其相信其在从事有价值的事情，从而为其奋斗。事实上，大卫 ·弗雷恩表示，资本主义公司提供“有价值”的工作，不是由人类对从事有趣工作的环境的需求决定的，而是由这些工作是否对公司有利可图决定的。

其次是“家庭”或“团队”的宣扬。通过围绕“团队”和“家庭”等概念的组织修辞，来促进对工作的认同，公司旨在鼓励员工激发奉献精神，凯西（Casey）表示，“团队”和“家庭”等概念的作用是将工作场所重新定义为一个道德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这样将员工与组织目标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p57）。大卫 ·弗雷恩引用戈尔茨（Gorz）的话，挑明了事实情况，“工人不是公司大家庭的一分子，而是创造私家利益的可支配工具”（p63）。

还有对“个性化”的宣扬。一本流行的管理指南的作者写道，“当人们快乐并自由地做自己时，他们会更有生产力并付出更多”（p59），大卫 ·弗雷恩举了若干例子，如在现代的伦敦办公室里，包括了栖游区，里面有各种休闲设备和客厅，旨在让员工在留在办公室时感觉像“在家工作”。大卫 ·弗雷恩表示，能说明问题的是，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做自己”，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做自己”的权利并没有延伸到消极或不快乐的权利（p59）。即使工作是令人愉快的，从事全职工作通常仍然意味着：一方面，一个人称自己为老师、酒吧经理或警察可能会得到暂时的安慰，但这些身份都不能说明自我到底是谁——无论一个人多么努力地试图通过采用工作角色来实现自我实现，他总是会失败；另一方面，我们的技能和能力狭隘地集中在一项活动上，而排除了其他活动，它通常仍然会把我们限制在经济体系中一个规定和界定的角色，使我们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能为我们分配的位置服务的部分保持沉默。

大卫 ·弗雷恩在对这些工作的新异化形式进行辨析后进行总结。他认为“有偿工作”，与其说是生产和创造能力的发挥，不如说是发展这些能力的障碍。如果创造性的、有意义的工作，不再是人们在有偿工作中所做的同义词，那么从人文主义或解放主义的角度来看，开始探索减少工作和扩大休闲时间的可能性，是十分有意义的。减少工作可能会使人们的才能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的工作角色的狭隘范围之外的非正规生产网络中（p66）。

为什么我们的闲暇时间如此之少，为什么我们所拥有的闲暇时间往往充满了责任感和焦虑感？（p69）大卫·弗雷恩进一步问道，当失业已经变成“求职”——本身就是一种工作形式——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自信地称之为自己的时间？确切地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摆脱生产或消费经济财富的需求，真正自由地体验世界，及各地的文化？

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是标准工作制带来的时间碎片化。大卫·弗雷恩从简单的问题开始：一天的工作在什么时候真正结束？虽然我们的工作可能要求我们每天工作一定时间，但很明显，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走出工作场所，进入一个自由的世界。阿多诺是最早对工作殖民日常生活进行研究的学者。正如阿多诺所展示的，空闲时间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只要它仍然受到人们试图逃避的力量的引导。在这种退化的空闲时间里，在工作之外进行的自我定义的活动往往仅限于“爱好”：为了打发我们自己的微薄时间而进行的琐碎活动。阿多诺强烈反对“爱好”这个词，认为它贬低了无偿活动的价值（p71）。

大卫·弗雷恩表示，标准的八小时工作日将空闲时间分解成碎片（p71）。全职工作者，将时间体验为一系列快速的离散口袋：工作时间和空闲时间的不断轮换循环，其中空闲时间仅限于偶数、周末和节假日。这种情况的极端受害者是当今典型的匆忙工人，他们在黑暗中通勤回家，电子邮件尚未回复，感到筋疲力尽，无法与家人进行情感交流，并且不愿意做很多事情，除了喝酒和睡前看电视（这里的重点不是喝酒或看电视是“低级”活动，而是工人被剥夺了选择其他方式的时间和精力）。正如葛雷伯所揭示的，电子邮件或即时通讯等技术，它们的最佳设计特点是允许异步通信，最终对当今忙碌的员工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他们感到压力，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办公室之外，都要“时刻在场、及时响应、随时待命”（p72）。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就业能力的迷思。这种迷思下，每个个体都有责任通过培训、获得教育证书、建立人际网络、学习如何展现正确的个性，以及获得与雇主所追求的价值观相匹配的生活经验，来改善他或她的前景。大卫·弗雷恩表示，就业能力的概念在21世纪初已经上升到显著的突出地位，它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关键（p73）。Sennett、Beck、Bauman普及了资本主义社会走向不安全的观点（p73），就业的不安全感波及几乎任何人，最不安全的人包括了从非法雇用并支付微薄工资的无证移民工人、到担心失去福利权利的单亲父母，它还延伸到那些可能面临充满短期困境的未来的创意或学术工作者。

因此，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失业和低质量、低薪工作的漩涡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培养就业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终生的“职业”——当就业能力的发展成为一种实际的需要和主要的精神关注时，我们就会越来越致力于做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因为活动具有内在价值而去做，与此同时，如Bogdan Costea认为，就业能力的话语会让工人产生一种“无穷潜力”的不安感，每个工人都被教导说，他或她总是可以做得更多；另一方面，无关的特质必须被抹平，如Hadar Elraz所说，与模范员工形象不符的个人特质——害羞、情绪低落、情绪敏感——都必须被抚平，以呈现一个无攻击性、负责任、可把握的可销售自我，最重要的是，“可以雇用”（p77）。

大卫·弗雷恩表示，“就业能力”体现了一种新颖的权力动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的个人牺牲是自我强加的。与传统的剥削不同，传统的剥削仅限于打卡时间，并通过在外部强加的老板的强制纪律和技术控制，“就业能力”所要求的纪律则是连续的，需要不断的自我监管。就业能力代表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剥削形式，人们被迫以几乎自愿的方式屈服，因为以前将剥削限制在工作时钟上的时间的空间和时间界限被消解了（p78）。

在接下来，作者进一步花了大段的篇幅对消费主义等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大卫·弗雷恩表明，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被夸大了，而市场对个体的包围和对消费需求的夸大，是资本主义继续动员起来反对减少的可能性的主要机制之一（p92），强烈的消费需求增加了人们对通过工作获得的收入的依赖感，资本主义把我们带上了一条道路——人人享有安逸和闲暇的乌托邦梦想，同时被埋没在堆积如山的商品之下。

大卫·弗雷恩最后总结这种工作对生活的殖民——当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从工作中恢复过来、补偿工作或做许多必要的事情上以寻找、准备和坚持工作时，就越来越难以说出我们有多少时间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现在的许多活动似乎都是为了确保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生存，而不是因为活动本身就很有价值；资本主义的代理人迫使我们以更多的消费，而不是更多的闲暇时间的形式，接受生产力增长的红利。如果说生产技术的发展在理论上为减少工作时间创造了可能性，那么减少工作的现实可能性继续受到经济持续增长原则的阻碍，也受到资本主义不断努力将我们的闲暇时间压在消费手中的阻碍（p94）。

在第四章中，大卫·弗雷恩研究了“辛勤工作”的神圣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结合了对非打工人和其他抵制职业性工作的人的恶毒妖魔化。正如大卫·弗雷恩将要指出的那样，这些思想的力量不仅在于它们在媒体中无处不在，还在于它们被安置在一系列社会政策中——这些政策大大减少了抵制工作的自由度。

大卫·弗雷恩首先讨论了对失业者的“污名化”。他指出，在当今，保住一份工作仍然被普遍视为独立、成熟和良好品格的标志，而努力工作仍然代表着一种恰当的生活方式，并证明自己致力于国家繁荣（p98）。大卫·弗雷恩以英国为例子：卡梅伦经常将福利申请者描述为浪费者，“坐在沙发上等待他们的福利到来”，“我们正在为那些工作并想要继续前进的人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对我们国家每一个辛勤工作的人说：我们站在你这边”。大卫·弗雷恩表示，这些政府的对勤奋工作（总是以有偿就业来定义）的反复提及，在公众的想象中构建了一种僵化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的一边是那些正直、勤奋的公民，他们帮助确保国家的未来，而另一边是那些道德上可疑的失业者，他们无所事事。你是哪个？躺平者还是雇员，推卸责任者还是工人？你是做某事，还是什么都不做？这种将人口分裂成二元对立的技术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社会规训的一种方法，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疯狂与理智、正常与异常，还是危险与无害。大卫·弗雷恩进一步指出，趋势是对失业的结构性原因的认识逐渐消失，贫困被视为自我管理不善的应有结果。即使在失业人数大大超过可用工作岗位数量的地区，人们仍然认为，如果一个人表现得更好一点，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只是相信自己，他或她就能找到工作并摆脱贫困（p100）。

他进一步援引了很多媒体对工人罢工报道的偏向性例子，表明围绕着工作的道德藩篱非常坚固。任何越界的工人都会很快被当作危险的局外人，并被剥夺了政治发言权。通过将反抗者描绘成“病态的”，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政治事业转移到所谓的反叛者心理上，反抗行为的政治意义被削弱了。

在这种情况下，抵抗不是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不平等有关，而是工人内部的个人问题——消极的态度、无法成为团队合作者或推卸责任。换言之，工作的临时病态被推到了员工身上，并被内化为个人特质。

——弗莱明，斯派塞，2003

一系列的个人、社会和环境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机会来质疑工作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重要性，但工作无情的“道德化”将我们限制在一以贯之的思维回路中。

大卫·弗雷恩批评了对失业者研究影响广泛的剥夺模型（deprivation model）的简单性，这一模型中，失业被归纳为一种有缺陷的存在状态，与正常和理想的就业状态相反，大卫·弗雷恩认为，模型中失业者的痛苦，被看作是有偿就业必须成为一种补救措施的证据，但就业的好处只是抽象地援引，没有因好工作与坏工作的实际情况而变得复杂（p109）。另一方面，它将失业者作为一种单一的类型，表明失业本质上是悲惨的，因此强烈暗示人类应该工作，因为这样做是正常和自然的（p109）。大卫·弗雷恩批评了这种试图概括失业者类型的尝试。

接下来，大卫·弗雷恩举了一个思想实验的例子：

在研讨会上，我试图让学生思考我们今天工作的原因，问他们是否还会工作，如果他们中了彩票。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通常都说他们会这样做。由于这种明显缺乏想象力，人们很容易对他们感到不安。

（p111）

大卫·弗雷恩继续援引韦伯和罗素，表示：在许多方面，学生对工作观念的依恋是完全合理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公共生活的概念已经成为有偿工作的同义词，以至于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超越纯粹私人生活的孤立（p111）。

人们之所以继续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参与劳动过程的意愿，似乎极有可能直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没有实际的替代方法。

——（Ransome, 1995）

大卫·弗雷恩总结，工作的感觉需求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道德选择的强烈影响。在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构成中，没有任何内容使他或她有必要成为带薪雇员。在当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中，失业对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在一个假定的未来社会中，工作不再是收入、权利和归属感的唯一来源。大卫·弗雷恩发问道：如果收入可以与工作脱钩，让每个人都能从更高水平的财务安全中受益，那会怎样？如果除了通过有偿工作之外，还有多种方式可以赢得公民的尊重呢？如果日益丰富的空闲时间催生了非正式社会网络和自主组织生产的蓬勃发展的基础设施，那会怎样？我的老学生们还会觉得如此依赖工作吗？（p112）

接下来，大卫·弗雷恩回顾了对工作进行抵制的历史，包括了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运动、近几十年来嬉皮士，朋克的活动，以及20世纪第二波女权主义等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以大规模“拒绝工作”的名义（p115）——这也包括了欧洲的五一劳动节运动——一个由西欧各地的灵活工、临时工和移民工人组成的集体——就是这样一场运动，每年集会一次，以促进另一种发展愿景。最新的部分则来自于Gorz的研究，大卫·弗雷恩援引Gorz提出的“新无产阶级”的概念——一个人口统计学上多样化的“非工人阶级”，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和能力被浪费在就业上，决定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寻求满足（p115），Gorz认为，日益增长的反工作情绪只在人们的心灵和思想中构成了一场革命，但他认为是否会转化为真正的社会替代方案还有待观察（p116）。

从第5章开始，大卫·弗雷恩介绍了他所遇到的许多抵制工作的人，探讨了他们抵制工作的原因，并概述了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在第 6 章和第 7 章中，他继续探讨他们在试图抗拒工作时遇到的一些乐趣和困难。大卫·弗雷恩试图理解一个问题：为什么参与者觉得有必要抵制工作？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他们为什么选择根据抵制工作的需要采取行动？

作为一个闲人，我保证……努力不工作，尤其是不为公司里的笨蛋工作；尽可能不让压力侵扰我；慢慢地吃；经常喝真正的麦芽酒；多唱歌；多微笑；在我感到恶心之前从朝九晚五的旋转木马上下来；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自娱自乐；愉悦他人，也愉悦自己；知道工作仅仅是为了支付账单；要永远记住，朋友是力量的源泉；享受简单的事物；在大自然中度过宝贵的时光；减少对大企业和大公司的支出；去制造许多美好的东西；逆行世俗；让世界和你身边的人有所不同，无论多么微小。

——闲人联盟的精选承诺清单

在采访的人群中，有四名参与者与一个名为“闲人联盟”的组织有联系（杰克、迈克、安妮和艾伦）。该组织从未试图“做任何政治”，定义松散且人口统计学多样化。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减少了工作时间，一些人减少了很多，有些人试图根本不工作。除了四个闲人之外，我还遇到了十五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处境和愿望。

在亚当的案例中，他放弃了计算机程序员的高薪工作，转而选择在日本兼职教英语，并从事少量的自由编程工作；

在萨曼莎的案例中，她放弃了专利律师的高薪工作（这让她母亲感到非常恐惧），以便过上更悠闲的生活方式，成为一名兼职女服务员和私人教师；

所有人中，也许拉里表现出了最“卑微”的抵抗行为。他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他鼓起勇气要求他的经理将他的每周每天工作时间减少一小时（从8小时减少到7小时）——他们同意了这一提议。拉里的谦虚目标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不那么匆忙和压力（p120）。

大卫·弗雷恩致力于表现这一群体的复杂性：虽然有些人说他们靠兼职工资、以前的收入或伴侣的收入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但许多人为了抵制工作而做出了重大牺牲——通过微薄的积蓄、零工的碎片、社群互惠、贷款和国家福利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每个人的信念水平也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

闲人联盟有的成员在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当地市集摆摊，大卫·弗雷恩采访了他们。杰克三十多岁，是一个谦逊的人，最初似乎不愿意参加采访。他似乎不相信他对世界的看法值得我走遍半个国家。

杰克解释说，他已经把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改成了兼职时间，以争取更多的空闲时间：

我想‘等一下’，生活不仅仅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和通勤之类的事情，它必须有更多的东西'。因此，我被“少做事”的想法所吸引，这种模式是半天工作，其余时间独处。

杰克表达了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强烈愿望，但相信这种欲望在他以前的全职工作中被扼杀了。他概述了他的信念，即创造力是通过悠闲的生活方式、充满对话和阅读的生活来发展的，但遗憾的是，他以前的工作禁止他经常做这些事情。转为兼职工作的目的是减少疲惫感，并希望重新发现对创造性活动的渴望。他特别喜欢写作，并很高兴地宣布他正在找时间再次写作。

麻烦的是，一旦它发生了，你就无法真正以任何其他方式看待事物，因为这几乎就像你已经看到了什么——这就像实际上通过伪装看到一样。这有点像成年人意识到没有圣诞老人。

另一位闲人迈克谈到，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看穿”了学校老师灌输给他的职业道德。参与者埃莉诺则开始相信，“我们真的只是社会建构地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工作，赚很多钱，做所有这些事情”。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这些人来说，就业的需要似乎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生活的事实。

雷切尔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女性，她将自己从全职转为兼职（担任人力资源官）的决定描述为“让生活脱离自动驾驶”的尝试；安妮辞去了电视业的高承诺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她将自己的决定称为“从长时间的睡眠中醒来”的产物。

在对采访的内容进行了长篇的分析后，大卫·弗雷恩表示，无论人们是减少工作时间还是完全放弃工作，他们都不是根据某种粗暴的、反工作的道德观来这样做的，而是基于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做更多的事情。人们讲述的关于他们工作的故事表明，就业缺乏意义和自主权会助长抵抗的欲望。功能性的社会角色，如有偿工作，永远不可能与被迫居住在其中的复杂、全面的人相同。总有一种超越社会角色的自我，想要爆发。当大卫·弗雷恩遇到的人都从事全职工作时，工作角色总是让某些欲望得不到满足，抱负得不到满足，技能处于休眠状态，自我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表达和认可（p143）。

大卫·弗雷恩还表示，对于少数人来说，对工作的抵制似乎更接近于一种必需品，或者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p147）。

布鲁斯提供了最尖锐的例证。当我们见面时，布鲁斯已经完全放弃了工作，无法想象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好到可以胜任一份工作。布鲁斯之前曾在护理院为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提供支持，但自从辞职后，他通过申请就业支持津贴维生。

我真的完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内心的一个开关刚刚消失了，我真的坏掉了。几乎在一夜之间，我开始感到所有这些疼痛、痉挛和抽搐。我睡不着。我开始出现关节疼痛、身体发炎、肠道问题、视力问题、听力问题。就像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对我说“够了”。我现在认为，在我感知精神疾病的方式中，我的身体在大喊大叫的方式对我最友善——我没有听，所以它大喊大叫，它说“你真的需要休息一下，重新评估生活和你与自己相处的方式”。

在其他案例那里也类似。安妮说，她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并采用灵活的工作时间表，部分原因是为了控制她的疲劳和食物过敏（以及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来照顾她生病的父亲）；在露西的案例中，放弃工作被解释为试图过上更平静、不那么焦虑的生活；在杰拉尔德的家里，他的提前退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婚姻中的愤怒和紧张（p151）。

在一个道德上如此强调做一个工作和经济活跃的公民的社会中，也许对身体和心理困扰的更传统的反应是忽视或抑制症状，而不是将它们解释为社会和环境不和谐的信号。大卫·弗雷恩补充，这往往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摆脱工作的压力和例行公事对他们的幸福至关重要（p154）。

在分析了自愿选择和自我保护的访谈对象之后，在第六章接下来，大卫·弗雷恩开展了详细的采访者观念和消费主义的理论批评。最后，大卫·弗雷恩表示：他们抵制资本主义不断要求对自己的财产感到羞耻和不满，他们为自己能够发展自己的快乐、美丽、充足和幸福观念而感到自豪。他们正在反思福祉与商品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发现一种新的掌控感和对世界的扎根感，因为他们发展了迄今为止未被发现的自力更生能力（p188）。

在第七章中，大卫·弗雷恩详述那些试图完全没有工作生活的更极端的案例。已婚夫妇马修和露西（他们都完全放弃了工作）似乎因失业而与自卑感作斗争。马修认为，在富裕社会的文化中，人们通常将没有工作比作一个不完整的人：

我想很多人认为，如果你没有工作，你就错过了你的影子。这就像是半个人，这是一件很强烈的事情，但它就像整个事情一样——就像我们去年向人们介绍自己时一样。他们会问“你是做什么的？”如果你失业了，他们会问“brrrrrr”。人们会有点不寒而栗，想，哦，所以你真的什么都没做。

马修在从事写作，但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明显的社会效用，也没有收入，马修花在写作上的时间代表了一个潜在的尴尬来源。在采访中，他不认为人们会接受他的身份和日常生活可以围绕一项无偿活动来构建。

对于萨曼莎的来说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律师工作一直是她父母的骄傲，但从萨曼莎的角度来看，这种骄傲只不过是激怒的根源。这是因为萨曼莎并没有真正认同她作为律师的工作。虽然她从事与工作角色相关的实践，但她一直拒绝体现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当她以律师的身份执业时，她讨厌被认定为律师，具有律师的观点、律师的品味和律师的行为。萨曼莎反抗她的父母，拒绝接受她离开专业就业世界的决定是倒退或不成熟的信号。相反，她基于对自主性和多样性的主张，而不是工作角色的获得和体现，形成了自己的成熟观念。

对埃莉诺来说，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并留在主流社会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我总是试图捍卫我的生活方式，我只是不想这样做。我讨厌那样做。她的解决方案是生活在一个自治的农村社群，在那里她喜欢与那些分享她对工作和消费主义的批判性观点的人在一起。她喜欢属于一个社交圈，在这个圈子里，她不会被迫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和选择道歉和解释。

在大卫·弗雷恩调查的每一个案例中，采访对象都因为他们对职业工作的抵制，受到了负面评价。他遇到的人被社会判定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没有通过工作的道德考验。他们的失业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性格软弱。在一个以工作为我们获得公共身份的主要手段的社会中，这些人很难说服他人他们的选择和活动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p199）。

在漫长的分析过程中，作者已经带我们看到了一些可以使对工作的抵制站得住脚的方法。我们已经看到了可以愉快地减少对收入的依赖的方法，我们也看到了人们用来使自己免受在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中抵制工作所带来的耻辱感和孤立感的一些策略。

在调查结束时，大卫·弗雷恩面临的问题是，在社会缝隙中观察到的对工作的抵制的个别案例是否以及如何转化为对所有人有意义和理想的社会变革（p209）。

大卫·弗雷恩跳出了停滞不前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讨论，挑战现代社会以工作为中心的本质，质疑了传统上认为“工作对个人和社会福祉本质上是有益的或必要的”的观点。

他在最后一章表示，被采访的抵制工作的人的故事证明了个人能动性的力量。然而，虽然作者承认这一点，但他最终坚持认为，在个人基础上抵制工作的尝试是非常有限的（p217）。大卫 ·弗雷恩强调从结构的角度拒绝工作，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少工作，所有人都可以从空闲时间的增加中受益。他认为对工作的“拒绝”必须在集体和政治条件下进行斗争，而非在个人基础上；他同时也表示，他所提出的是“对工人所承受的道德、物质和政治压力的批判，而不是对工人本身态度的一系列判断”（p22）。

最后，他指出，长期目标是重建社会，以便让工作不再是收入、权利和归属感的不可侵犯的来源。他做出了美好的展望：随着空闲时间的延长，人们会用它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每一项活动都根据他们自己的美感和实用性自主标准（p221）。而要做到这些，大卫·弗雷恩认为，长期的工作是打开讨论的大门，积极关注社会的局外人，加入论战，最后是捍卫想象力的重要性。

下一步去哪里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社会的选择。

——大卫·弗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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