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好經濟...嗎？

國家強經濟就會好這種論述過去二三十年香港人不會陌生，無論穢土轉生了多少次。

九七前的明天會更好，董伯的國家好香港好，加上珠江三角洲多次的大融合（最近轉生的名字叫大灣區），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都有著強國好經濟的前設。不過，近十年國家強和經濟好壞卻好像成了反向關係，政治越向極權經濟不單沒有喜色，甚至因害怕經濟做成社會動盪而在政治上變本加厲，形成惡性循環。何解如此呢？

公法學家施米特於1932 年向商會發表了“Strong State and Sound Economy” 的演講，為政治和經濟也積弱的魏瑪共和把脈。施米特首先解釋所有國家也有全權（total state）的傾向，但當中也有質和量之分。質者，就是一個全國上下都擁戴的政權；量者卻是災難性地政治化社會上各方面，亦是香港今日所受之苦。

施米特定義強國首先要一個受人擁戴（就是質的全權）的政權，然後她由軍隊、公務員行政和公共空間中撤出而達成非政治化。施米特指一些自由主義者的國家和個人對立是錯誤的，他認為在兩者之間還有一個「自主行政空間」(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sphere)，就是今日的公共空間。對於經濟學這個空間就是市場，對於美術就是創作空間，對於教育就是老師發揮的空間。政權只要在空間撤走才能按其本身的方向發展自強。矛盾地說，非政治化本身是總政治操作，而不是小歌星小商人一句「我討厭政治」便說了算。施米特指責把政權和公共空間混為一談是欺騙，政治化只能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操作。無疑，政權和經濟活動、政治與經濟不能完全分割，但不代表它們不能分辨。故此，強國的確可以帶來好經濟，只是關鍵並非由強國帶領而是相反放任為之。假若政治與經濟混合，兩者因有不同的內在邏輯而犧牲後者，滿足了政治野心卻把搞挎經濟。

這種看法與自由主義者（如海耶克）有細微差別，在於自由主義者認為公共空間是法律限制政府權力所劃定和保護，而施米特認為公共空間是由強勢政權所為的非政治化所產生。不過兩者都不否認，所謂的自由主義不單只關心個人自由，也重視公共空間作為政權與個人的制衡。不然的話，就每個人都需要直接面對政權的刀口。

回看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的公共空間一直被收窄：教師的私人空間言行被清算，要求公務員個人效忠特首，把警察收編成國安橫行等。到國安大法後還有多少看倌有目共睹。這種政治介入經濟的做法自03 年起湧現：政客買版不停入侵商人圈子建立勢力，海內外歌星一句話被小粉紅舉報就被封殺，立即要道歉表態。都是政治化扭曲了市場操作。反送中運動就衍生出這種手法的變體，就是「黃色經濟圈」。雖然筆者都支持同道中人，但不能否認這其實是泛政治化的產物。這一切政治操作都會桎梏市場，拖挎香港經濟。

換言之，香港進入了量化全權的困境。

施米特認為當時做成量化全權的元凶有兩個，就是選舉制度和全權政黨黨爭。當年的選舉制為政黨為單位的比例代表制，選民投票選擇政黨而非個人。當時五個政黨，包括納粹和共產黨，路線不兼容且互相傾軌，所組成的大聯合政府不單不能形成甚麼共識，更利用國家資源不停擴充自己令社會分裂。結果使魏瑪共和最後的歲月不時要運用48條緊急權力處理一些行政事務，行政能力底下令人齒冷。

這個情況香港人並不陌生，政治化水銀瀉地至市民生活各範籌至撕裂，政府需要以緊急和無上的權力立法去解決治安問題，可見政府的積弱已經接近魏瑪共和的水平。政黨也是一樣，因為比例代表制下保皇和民主派也變成一盤散沙，連在自己陣營內想得個共識也十分困難。主權移交前的中間派於03 年後消失，政府聯同保皇派夠票就通過，便利了北方帝國容易操盤卻苦了一眾政治人。在民間也激起更大的反彈和議會抗爭硌線，結果使整個立法會以致政府失去了行動力。

那施米特有沒有甚麼建議呢？他的建議很老土卻又很現實，用今日的說話就係：有deliverable 就有say。一個政權要有權威就要先有貨交，而非本末倒置死命令要人順服。再講一次，是先有行動才有權柄。可是香港政府，就說最近的處理疫情，都屢屢被人話柄，特首也只是叫人不要聽信謠言。轉頭卻有內地傳媒高調報導已經準備好「馳援香港」，還有保皇黨示威附和。與十七年前SARS 時的積極相差太遠，試問在市民心目中還有甚麼權威可言？

歴史沒有給魏瑪補救，施米特演講的同一年，納粹大選佔上風，希特拉被委任為首相，正式為魏瑪共和的棺木下了第一口釘。歴史又會給特區政府多少時間？吾人只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