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職場霸凌一年後，我被端傳媒開除了

人不是機器，機器壞了，還要重新再買。人撐不下去了，換一個就好。（石皮客，1997）

昨天下午，在一次本以為又會一無所獲的「溝通」會議上，我突然被告知自己將會被開除。Last day就是當天。在開會的時候，我的公司郵箱收到了一封郵件，表示我的CMS賬號被更改了密碼。而在會議結束後，也就是我不再需要使用公司的谷歌賬號來開會之後，幾乎是同時，我發現我的公司郵箱已經登不上了。更不用提隨後不久，我也登不上公司的Slack賬號。

一個小時不到的會議，以此為前後分隔：在此之前，我還在為公司其他組的選題而蒐集新聞線索；在此之後，我在公司的大部分存在痕跡已經被迅速抹去。剩下的大約就只有以各種名義發在端傳媒上的文章。

在這次告知我被開除的會議之前，我曾和總主編開過數不清的「溝通」會議。而在昨天為止，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公司對於處理此事的態度有明顯變化，以至於要用如此羞辱的方式辭退我來「解決」此事。自然，我也很難想象到公司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所謂「此事」，如果要簡單來說，那就是我被我的直屬上司霸凌了一年。請允許我使用「霸凌」來稱呼我的直屬上司的種種行徑，否則我也不清楚這樣的行為還能如何進行概括。

如果按照正式的入職日期來算，我是在2023年入職的。早在2023年11月左右，我在組內就已經感受到很多來自上司的或明或暗的霸凌。由於我和上司多少曾經算得上是「朋友」，如果以當時的標準來看待的話。自然，和朋友一起共事，我在起初甚少以職場上通常的標準來審視他的工作以及「領導」。在一次次的爭執乃至我被他單方面地批評與泄憤後，我才開始明白，他的「領導」與其說是在告訴我該怎麼報道新聞或者選題，不如說是我要時刻揣度他的喜惡來寫作。

一個例子是，當時關於《華郵》不為賀錦麗背書一事是否要跟進報道一事。我是最早在工作群聊裏提出這一新聞事件的人，而當時包括國際組主編和總主編在內的其他人均認為應對此事跟進報道。但他以「本組」的名義稱「我們」決定暫時不報道此事。自然，他已經決定了不報道，而且還連帶着以我的名義在公司公布了這個final decision，那我也不可能真的站出來直接反對他的決定。畢竟此前我和他的多次關於選題上的爭吵已經告訴我這麼做可能的後果是什麼。

但故事還沒結束。幾天過後，或許是因為別的媒體均跟進報道了這一事件，讓他終於意識到端傳媒似乎也應該報道此事，所以他在公司群聊裏連忙致歉，稱應當跟進此事，並急忙約稿（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找人幫他擦屁股）。而就如同此前的很多次那樣，製造出麻煩的人是他，最後擦屁股的人是我。約到這篇稿的人是他，我並不了解他當初如何與作者溝通這篇稿件，但我卻被他指派為這篇稿件的責任編輯，並要為這篇稿付最終的責任。

當然，我和他的爭吵很多時候也不只在選題或某個題目要怎麼做這種「技術性」的事情上，還比如休假。

捫心自問，我平時很少休假。新聞工作就是這樣嘛，你休息新聞又不會休息，當時組內滿打滿算最多也不過3.5個人，要處理全世界的各種新聞實在是捉襟見肘，所以很多時候我是不好意思休假的。

因為基本沒有請過假，也是因為之前偶爾晚點回覆消息或者過年時請了兩天年假湊夠一週都沒什麼障礙，所以我也沒想過請假也會遇到麻煩。

而在去年2月我的痛風發作了。對我來說痛風比較麻煩，一般是腳踝腫脹，實際上連床都下不了，久坐也很困難。由於下床單腳蹦去電腦前，然後再坐至少四五個小時實在太痛苦，我只好請病假。

在請病假之前，我要先給他報告，沒想到他說：你是不是可以忍一忍，我這週很忙。

結果就是，我過了三天單腳在家裡蹦來蹦去不斷摔倒同時還要工作的生活。但當時我和他的矛盾還沒有完全激化，也可能是我被他不經意間PUA得習慣了，總之，我似乎覺得這是我應該做的。

現在想來，這應該算是一種「服從性測試」，但當時的我還茫然不知。從那以後我就更不愛請假了，但沒想到請假這件事還沒結束。

當時的前兼職同事在辭職前因為受不了他的各種職場霸凌導致不斷病情發作，因此不得不請假。沒想到的是，前兼職同事得請假也會變成我的噩夢。

每一次兼職同事請假後，他都要來跟我「抱怨」工作變多了，「兼職同事為什麼不提前請病假」等等。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提醒他，請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沒想到他回答我：請假也不能給別人帶來麻煩呀。他對「請假」一事的態度，對我影響蠻大的，講出我要請假這件事逐漸變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自然了，這個故事也必須和他自己請假時的作為連在一起看，才足夠完整。且不說他的上司（也就是總主編）非常支持他請假或他以不正式請假但預告自己會不在線之類的方式實際上請假且沒人質疑或要求他「共體時艱」不要請假，任何人甚至流露出質疑他請假的意思，他都會有非常強烈的反應。

更有一次是這樣。本組在討論某項工作安排的調整，而他強力反對，原因是他晚上需要休息、看書、看電影、見朋友云云。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這太好笑了，畢竟他才是那個不分白天黑夜只要他想要就要追著你幹活的人。如此種種，無法是我在過去一年的工作中面對的「敵意環境」的一個縮影，此時我的上司亦不斷地在我們的共同好友和同事之間批評我，我的身心狀況也在這種壓力下每況愈下。

當然，最讓我感到難過的，不只是在工作中遭遇到了如此敵意的環境，而是在我面對這樣敵意的環境時，我沒有從公司得到任何支持。

在2024年4月，我第一次向總主編報告了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困境。當然，我當時說實話並沒有意識到我的上司在對我進行職場霸凌。這也就有了文首提到的各種「溝通」會議。

在第一次的溝通後，總主編很快認為我和上司存在着「溝通」上的誤解與障礙，我也因此被要求直接去與上司溝通他的問題。我照做了，獲得了些微的成就，但很快上司就故態復萌，因此我不得不多次地輾轉在和總主編溝通、和上司溝通的循環中，試圖改進我們的「溝通問題」，直至我上司變本加厲，沒有任何改進，而我的身心狀況已經因為各種壓力糟糕到無法繼續溝通為止。

在這時（因為精神壓力過大進過一次急診室之後），總主編已經決定介入我們的溝通，並多次告訴我她與我的上司進行了多次談話要求他改正，但仍然堅持我們之間是「溝通問題」，這當然沒有顯著改善我的精神壓力，而我亦於11月正式向公司投訴我的上司職場霸凌，這也是我第一次在社群平台提及我的遭遇。

此後，12月我們進行了目前為止的最後一次溝通。當天的溝通坦白說並不愉快。總主編表示公司並不認為我們之間存在職場霸凌問題，但已就上司的管理問題進行了警告。但當天的對話讓我感到非常不適的是，主編不斷希望我同理我的上司「也是一個人，也會犯錯，也有他的情緒」，而我的很多行為「讓他感到很受傷」，其中包括在社群平台不點名批評我上司的言論。同時，主編又希望我承諾，我能夠積極地參與到重建信任的工作中。

我明確向總主編表示，我沒有辦法在此時同理我上司的情緒，同時是我的上司不斷在共同好友和同事間批評我。而我能否有信心參與重建信任的工作，亦取決於我上司的行動。但無論如何，當天我們達成了三點共識，第一是我的上司會對我道歉，第二是我會盡量不讓情緒影響正常的工作溝通，第三是我們會在上司道歉後試圖重新尋找重建信任的工作。

此後，我們再沒有進行溝通。但我於12月20日收到了我上司的一封長郵件，名義為向我道歉。我的上司在該封郵件中主要剖析他的心路歷程，老實說，作為一封道歉郵件，我不甚滿意，因為郵件仍然幾乎沒有關於「我」的感受的內容。但此刻，我非常感謝這封郵件，至少它承認了，我所遭遇的敵意環境，並非是我的幻想。

因為不滿意，或許也因為我沒辦法正常地處理這件事，我沒有回覆這封郵件。但我也並未因此影響正常的工作，並重新，甚至有些更積極地參與到日常的工作中。我曾希望，或許就讓這件事情過去吧，直到昨天我被解僱。

在解僱我的通知會議上，總主編說解僱我的理由是「公司認為已經無法搭建團隊的信任關係」，他又反覆強調，這不是針對我的行為，而是基於「團隊的長期考慮」。對我來說，我只能理解為公司認定我是團隊間無法信任的原因，儘管在我多次逼問下，總主編不願承認這一點。同時，總主編又反覆強調，這不是懲罰我，總主編又強調對上司亦進行了「處理」，但不願明確指出是何種「處理」。我實在無法理解，如果這不是對我的懲罰，什麼才是？

說實話，我到現在仍然覺得不太真實。作為端傳媒的第一批會員，端傳媒對我來說絕非一個普通的媒體或一份工作這麼簡單。很難相信，我和端傳媒的故事竟以如此這種羞辱我的方式畫上句點，僅留下身心受創的我和一個月的代通知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