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39-1940年冬季戰爭人們已討論許多，但某些細節很少被提及，比如蘇聯公文所謂的“人員政治道德情況”。這個詞語是部隊各種報告、匯報之必備項目，通常寫做：“部隊政治道德情況優秀”。如果寫“健康”，意思是有所動搖，“基本令人滿意”暗示更糟了，萬一寫“政治道德情況受挫”，那就代表出了大麻煩。

▢ 斯坦尼斯拉夫·查利克 蘇聯時代城市平民改善自家居住條件只有一種辦法：跟別人交換寓所。其間黑箱作業、非法經紀人和私下付款屢見不鮮。1972年美國總統理察·尼克森訪問基輔，市執委會主席弗拉基米爾·古謝夫奉命做介紹，時間兩分半 （!），包括翻譯。

▢ 謝爾蓋·別利亞科夫 普遍平等恐怕是人類最難實現的夢想。我們早已飛上太空，很快將重返月球甚至踏足火星。鼠疫和霍亂已不成問題，完全有理由相信冠狀病毒和愛滋病毒未來將被控制。穩坐家中和遠在美國、澳洲的朋友對話何其輕鬆愜意，環球旅行也不再是偉大冒險，成了度假休閒。

1945年7月，參加過基輔保衛戰的原內務人民委員部第4摩托車化步兵團通信連長、敵後游擊隊隊長、蘇聯英雄（1944）彼得·布萊科給史達林寫了兩封信，反映烏克蘭農村現狀和烏克蘭游擊運動司令部的某些情況。之後布萊科被捕，出庭受審，剝奪稱號和軍功章。

西伯利亞臨時代理邊區檢察長莫基耶夫斯基致聯共（布）西西伯利亞州委書記Р.И.埃赫的函： № 51/с 1935年1月21日 新西伯利亞市 秘密 1935年1月14日，我要求НКВД駐西伯利亞勞改營檢察員雅科夫采夫同志檢查西伯利亞勞改營和阿爾柳克獨立營囚犯的關押和生活情況。

去富农化dekulakization是苏联为镇压可能来自富农的反对声音而发起的一场运动，富农是指那些被指控囤积粮食和剥削其他农民的较富裕的农民。富农这一术语本身就成了剥削者的代名词，这为国家的严厉镇压行为提供了正当化。在斯大林政权下，这个阶级成为目标，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政权试图建立的对农业的集中控制构成了威胁。

無論人民遭受多大的不幸，蘇維埃制度都是在俄羅斯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正是俄羅斯民主文化的弱點讓布爾什維克主義得以生根發芽。這是俄羅斯歷史的流毒，是幾個世紀的農奴制和專制統治的遺產，使老百姓忍辱負重，逆來順受。“人民沉默無語”是一句俄羅斯諺語——它道盡了俄羅斯大部分的歷史。

下午4時整，當靈柩被緩緩放入墓穴時，俄羅斯各地的警報聲、工廠汽笛聲、槍炮聲齊鳴，仿佛發出一聲巨大的民族哀號。收音機裡只有一個聲音。“起立，同志們，伊裡奇正在被送進墳墓。”隨後是一片死寂，一切都停止了——火車、輪船、工廠——直到廣播再次響起：“列寧死了——但列寧主義永垂不朽！

新經濟政策持續的時間越長，蘇維埃政權的雄心和它在農村的無能之間的脫節就越大。布爾什維克激進派越來越擔心革命會退步，會陷入“富農”的泥淖而無法自拔，除非發動一場新的內戰來征服農村。這就是史達林發動反農村內戰——即集體化——的根源。由於缺乏管理村社的手段，更別提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造它了，布爾什維克轉而試圖消滅農村。

革命留下最悲慘的遺產之一，就是在每個城市的街道上流浪的孤兒大軍。到1922年，估計有700萬兒童生活在車站、廢棄的房屋、建築工地、垃圾場、地窖、下水道和其他骯髒的洞穴裡。這些衣衫襤褸、打著赤腳的兒童，他們的父母要麼死亡，要麼拋棄他們，成為俄國社會崩潰的象徵。

1920年代的俄羅斯仍然是一個風雲激蕩的社會——表面之下充滿了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和仇恨。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最深刻的遺產就是它未能消滅最初導致革命的社會不平等。

從許多方面看，這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人類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夢想之一——相信只要改變人們生活的社會環境就能改變人性。人不可能如此輕易地被改變：人性的變化比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或社會發展更緩慢。這或許是俄國革命一個永恆的道德教訓，就像它確實是本世紀最可怕的歷史一樣。

兩者都基於同樣一種理念：即在像俄羅斯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國家強制力可以用來開創一條通往共產主義的捷徑，從而消除通過市場進行資本積累的漫長的新經濟政策階段的需要。兩者都是源自通過法令強制推行共產主義的官僚主義幻想（儘管在每種情況下，其結果都更接近於封建主義，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任何東西）。

在這位老將軍看來，布林什維主義註定是一種“暫時的疾病”，因為“它的國際主義哲學從根本上與俄羅斯人民格格不入”。通過與布爾什維克合作，像他這樣的愛國者可以將革命引向國家目標。在他看來，這是一個用白色稀釋紅色的問題——“把紅五星變成十字架”——從而使革命與俄羅斯歷史傳統相融合。

列寧未能理解自己政黨官僚主義問題的本質。他沒有看到布爾什維克官僚機構正在迅速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階級，除了它聲稱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之外，它還有自己的特權利益。他用行政措施來應對官僚主義的氾濫，仿佛一些小小的技術調整就足以根除這個問題，可現在最需要的是對整個政治制度進行徹底改革。

白軍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最後可歸結為他們自身的慘敗，他們未能與過去決裂，未能在1917年的進程中重新掌握主動權。俄國反革命的問題恰恰就在於：它太反革命了。

沒有人知道這些年被契卡鎮壓和殺害的確切人數。但是，如果包括所有在其營地和監獄中的人，以及那些被契卡部隊在鎮壓罷工和叛亂中處決或殺害的人，那麼肯定有幾十萬。雖然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但被契卡殺死的人可能比在內戰中死亡的人多得多。

當然，這一切都是徒勞的。不可能消滅市場，就像伏爾加河和頓河不可能倒流一樣。在整個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火車上仍然擠滿了背口袋的人（他們很容易賄賂鐵路官員）。

1914年入伍的農民中，有四分之三登記為識字者。他們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才庫，新一代的軍官和軍事技術人員將從這裡誕生，以取代因與同盟國戰爭而被摧毀的舊精英階層。1914年至1917年間在軍官學校學習的軍校生中，有六成來自農民家庭。這些人是激進的源動力，正如1917年的奧斯金，他們在軍隊中領導革命並被選入士兵委員會。

俄羅斯太兩極化了，其人民群眾的教育程度太低，無法維持民主體制來對抗兩個極端的敵人。直到1920年秋，反布爾什維克運動才重啟民主形式，但那時要推翻新的專制政權為時已晚。俄國革命的悲劇即在於：人民在政治上過於軟弱，無法決定革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