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蚕丝被，越来越少的养蚕人
食通社说
1924年，费达生和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的师生们来到吴江县开弦弓村，建立了蚕丝改进社，至今将近100年。后来，合作社的经验被费达生的弟弟费孝通写入博士论文，即后来著名的《江村经济》，这也是费孝通小说《茧》的故事原型。
今年5月，食通社组织的《江村经济》和《茧》的读书会上，我们邀请来自嘉兴丝绸村庄正河浜的于建刚为读者梳理了开弦弓村的蚕丝业改革，近现代蚕丝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分享了他为何在蚕桑文化式微的21世纪做出了返乡的决定，开始从事精细工艺蚕丝被的生产与手艺传承。中国是蚕丝的母国，历史上有关蚕丝的文字非常多，我却偏爱《孟子·梁惠王上》的一句：“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因其深具人文底色。
在此后的千百年间，丝绸成了中国出口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近代无数江南养蚕人的生计都系于此。
1920年代，传统的家庭手工蚕丝生产经历了机器大工业的巨大冲击，也在危机中开始自救。在距今的一百年间，中国的蚕丝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我认为这段历史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以敌国为师
1920-1950年的第一阶段我称之为“以敌国为师”。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蚕丝生产方式依然以家庭手工业为主，蚕丝质量落后于世界水平。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机械缫丝获得了迅猛发展。
为了复兴本土蚕丝工业，争取民族独立，我国多次派学生去日本学习制丝新技术，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就是其中一位。1924年，费达生和现代蚕学教育家郑辟疆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开始了长达14年的蚕丝乡建，堪称人道主义经济的一次尝试。
在蚕丝价格急剧下跌的1920年代，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提高蚕农的收入和自主性：通过实验杂交改良蚕种，培训村民如何利用科学知识防止蚕病、控制温度和湿度，采取“稚蚕公育”等，开弦弓村的蚕茧产量比传统饲养方式至少增加了40%。
为了改进土丝的纤维均匀度和统一性，蚕业学校还引进了一种改良的木质机器代替旧式机器，同时为蚕农提供技术培训。这样，即便蚕农们依然各自在家中缫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产品质量。
对比传统的土丝，改良丝的质量已经提升了不少，但对比“来势汹汹”的工业制丝，改良丝的手工本质仍较难对接后道机器织绸，在出口交易市场中被误解为质量不好而影响销量。
无奈之下，为了保障蚕农的生计，开弦弓村的蚕丝乡建走上了工厂制丝这条路。
二、从家庭手工业到乡村工业
在建立丝厂时，郑辟疆和费达生显得非常谨慎。他们不希望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组织工厂，而希望机器能成为为生产者谋福利的手段，从技术改革所得的利益也应该归功于参加生产的劳动者。
抱着这样的期待，开弦弓村于1929年开办了合作社工厂，购入蒸汽动力机器缫丝，所用原料和劳力都来自合作社社员。
机器动力引入确实提高了生丝的工业可织性，也在根本上改变了开弦弓村原有的家庭手工业生产结构。
《江村经济》第十二章中提到过这几个数字：在手工缫丝的时代，村里至少有350位妇女从事家庭手工缫丝。引入机器动力后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合作社工厂只需雇佣70个女工就能完成所有缫丝工作，导致一大半妇女成了闲置劳动力，也就失去了一部分收入。
因此，当时有蚕农选择把2/3的蚕茧卖给工厂，剩余的1/3留给自家手工缫丝。虽然土丝不如机制丝更适合工业化背景下的市场，但缫丝的过程创造了更多附加值，比只卖蚕茧能有更多收入。
创立工厂之初，郑辟疆和费达生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景是“把工业留在乡村”。合作社工厂的确部分实现了这个愿景，但受产能所限，采用新型生产方式的工厂无法吸纳更多妇女剩余劳动力。
据费孝通的统计，1935年江村有32名16-25岁女青年去了无锡丝厂上班，所以住在村外，也有一部分女性进入大城市务工。当时的蚕丝乡建的确把工业留在了乡村，但却无法阻止农村人口外流。
三、农工分离，蚕农如何退出价值链
我总结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建国后到2000年。从产业和产量上说，这是一个辉煌的时期。
蚕丝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基于人口大国的优势，我国迅速恢复了蚕丝产量世界第一的地位，常年占全球蚕丝总产量一半以上。
这个阶段的蚕桑业依旧集中于江南地区。与开弦弓村合作社工厂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的蚕农不再自家手工缫丝，生产蚕茧后完全卖出，由国营缫丝厂负责制造生丝等后续加工环节，完全实现了农业与工业的分离，甚至在蚕农和缫丝厂之间，还多了一个中转的“茧站”。
1950年代，江南地区兴建了许多国营茧站，主要负责收取蚕农的蚕茧，并进行烘干等处理流程，最终卖给丝厂。
这引起了费孝通的质疑：“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费孝通认为这一政策损害了蚕农的经济利益，蚕农和丝厂之间多了一道环节，会导致农民副业收入的倒退，且不利于乡土工业的发展。
而反观1900年代，除了制成品剪裁、流通由裁缝铺和商行来负责，留蚕种、种桑树，到饲养小蚕、大蚕，再到蚕茧收烘、缫丝、织绸、印染等环节，都有蚕农的参与。
由此可看出，随着蚕丝业完全实现工业化，蚕农在蚕丝业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逐渐被弱化。
四、养蚕人的消失
2000年之后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称之为“养蚕人的消失”。
上世纪90年代，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土地资源日渐紧缺，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升，加之外贸和工业部门对于蚕农利益的过度侵占，引发著名的“蚕茧大战”，桑蚕养殖进一步衰落。
同时，我国开始推行“东桑西移”的政策，把蚕桑业主产区由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对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东桑西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养蚕人不会养蚕”。
江南地区的传统桑蚕养殖包含一整套劳动和技术密集的繁复流程：准备蚕具、补催青、收蚁、一龄、头眠、饷食、三龄、出火、大眠、条桑育、考子、上山、营茧和采茧等，整个春蚕季从4月底一直持续到5月底。
我曾经到访过工业化养蚕地区，发现那里的蚕农并不掌握这一套养蚕技术。在与工厂的合作中，他们只负责两个环节的工作，一个是种植桑树，另一个是养4龄后的大蚕。
不像需要精心照料的小蚕，大蚕的饲养技术含量较低，只需10天左右便可收获蚕茧，随后再将蚕茧卖给工厂。也就是，工业化养蚕的实践中，养蚕人变成了养蚕工人。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
现在是工业化养蚕的初期，已经有不少工厂正在实践全工业化养蚕，实现“饲料化、车间化、全季节”养蚕。既不需要养蚕人，也不需要吃桑叶。
桑蚕的工厂化养殖剥夺了蚕农对技术的占有，逐渐替代了蚕农的劳动，这就是我所指的“养蚕人的消失”。
而对江南传统蚕丝产区来说，东桑西移还意味着文化与经济的分离。
众所周知，自南宋以来，江南一直是蚕丝的主要产地，保留了许多源远流长的蚕桑文化，但近年来养蚕户数及蚕茧产量都明显下降。以我们村为例，60户人家曾经每户都会参与养蚕，到现在只剩下6户还在坚持。
尽管有关蚕桑丝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蓬勃发展，更多不过是抽离了实质的符号表演，真正的、活着的文化却正岌岌可危。
五、从文化认同出发的蚕丝乡建
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之后，我深受触动，开始反思我自己的乡土身份认同，并最终在2011年初辞职，和妻子梅玉惠一道离开北京，开始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最开始，我们在京郊、广西、黔东南等地参与生态农业、支教、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2011年年底，我们回到了杭嘉湖平原的故乡正河浜。
正河浜距离江村（开弦弓村）仅1小时车程。返乡以后，我多次拜访江村，在那里的费孝通江村纪念馆，我第一次知道了费达生的故事。出乎意料的是，《江村经济》中浓墨重彩的蚕桑业，已经在江村消失多年。
和1920年代的江村一样，正河浜也是一个典型的江南丝绸村庄，仍然保留着养蚕的传统。于是，我们的返乡实践从最初“做一个生态农场”的模糊想法逐渐聚焦到恢复蚕桑文化，从做传统手工工艺的蚕丝被开始。
和市售的绝大部分品牌蚕丝被相比，传统手工工艺蚕丝被产量有限（梅和鱼一年做一千床左右）。但它的技艺非常独特，也能很好的保护小型生产者和手工艺者。虽然在不断老去，我们愿意陪伴这个文化一直走下去。
很多人会有疑问，手工艺就是为情怀买单。实际上，传统手工蚕丝被价格并不比市售品牌蚕丝被高。大部分市售品牌蚕丝被所使用的蚕丝原料取自缫丝工业的下脚，质量并不优良。除了广告效应，传统手工蚕丝被的质量和价格在市场上是具备竞争力的。
从一开始，我们的返乡就是向内的，是为了强化对于乡土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不只是经济层面的乡村振兴，而是文化层面的。
有别于工业思维的单一性，传统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是交织的。养蚕人不是生产蚕丝的工具，蚕丝生产的背后是一整套生产和生活系统，我愿意称之为“可持续农桑文化系统”。
比如稻米也属于桑蚕文化的一部分。自古以来，江南的米和丝就紧密相连。因此2020年我们尝试用自种的生态稻米制作了传统的嘉兴粽子。我们在桑树林里套种榨菜，让榨菜和桑树共享同一片土地。这也是江南农业精耕细作特点的体现，是小农对每一寸土地的珍惜和尊重。
在物质文化之外，更有在地的信仰如蚕神和马鸣王等，维系着人与自然、与传统的深层次连接。费孝通先生曾反思，从社会学视角撰写的《江村经济》缺乏文化层面的讨论，而我认为这可能是乡土议题更本质的东西。
我们希望，作为更人性化的、另类经济发展实践的乡建，应该和乡土文化保持一定的相关性，而不只是把它当作静态的符号。
当年，郑辟疆和费达生从都市来到江村推动蚕桑实践，从引进科学养蚕知识到改良手工缫丝机，再到谨慎建立在地缫丝工厂，希望把工业留在乡村。
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从北京返乡回到距离江村1小时车程的正河浜，从事精细工艺蚕丝被的生产与手艺传承，保护即将消失的蚕桑文化。
推动机器缫丝与恢复蚕丝被手工艺的思路看似完全相反，我认为本质却是相同的。尽管力量微薄，但我们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恢复蚕丝生产来推动乡村的正向发展，让乡村留住人、留住文化之根，最终让“五十者可以衣帛”。
文字整理：善玮
编辑：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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