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燈之外

2019.08.08

做了二十年記者，今次到訪不同衝突現場，抱着是實習生的心態．

經驗的用處是甚麼？美國紐約時報Sonny Kleinfield是新聞老兵，遇上九一一，用情緒化的文字寫了當天紐約市人民的驚恐．他解釋，看過各種的災難，可以判斷，事件是如何的「異常」．

「若在報導裡把恐懼和情感淡化，那才是不妥的處理手法」．

六月底返港後，我先以平民身份到各集會觀察．已經感到事件的浩大，情感之暴烈，有時抑鬱，有時冗奮，有時狂熱．我好奇的是人的表現，每一張臉的驚恐、溫暖、義憤、傷悲．

漸漸我開始上前線觀察．早年跑災難和突發新聞的經驗教了我一些技巧：買最好的裝備保護自己，要懂得走位．保住自己的生命，才可以紀錄．

經驗令我可以判斷，今次事件的異常，這場運動，遠遠超越了香港半世紀發生過的新聞事件，或許六七暴動是最接近的了．衝突的廣泛，影響民生的程度．加上互聯網的出現，每人都有紀錄的器材，令事情複雜性空前．

不少攝影師已經五十歲以上，他們一致說：「一生人從沒看過這樣的場面．」他們出過埠採訪過外國的災難．沒想過會在香港見到．文字記者呢，我應該是最年老的一個．

「異常」是一個我一直記着的狀態．所以，我甚少寫記者在現場得到的不禮貎待遇．因為，這個崗位，一直都不受歡迎．我有個理論，如果記者覺得被禮待，這個採訪場景背後一定有想操控記者的力量．

在風平浪靜的日子，在冷氣房招開的新聞發佈會，有點心飲品招待，達官貴人跟你談心事，是想你回去寫對他有利的報導．即使回到民間，我也見識過有人想利用一種「弱勢形象」，希望記者的筆桿，替他爭取一點甚麼．

想影響記者，是人之常情．尤其是現在的社會氣氛，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文宣」好比大殺傷力武器．成也「輿論」敗也「輿論」．

所以，在衝突現場，我作為記者的比態往往是：警方擲催淚彈，示威者擲磚；警方開槍，示威者衝前包抄．到了後期，事情已經發展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狀態．這種現場，做記者的，沒可能預期有人鋪紅地毯招呼你．

反而，在如此大時代，記者的處境算是「優越」．站在警方防線面前，我們比示威者和平民有較低風險，無論是受傷或是被捕．

我要強調，這說法不等於我認為記者沒有被惡劣對待．在理想的狀態，記者不應該被警察推撞，不應該被粗口辱罵，不應該中子彈流血，不應該被示威者扔出來的雜物危及．但again,社會已經變得異常．

星期一罷工，我在黃大仙，衝突越演越烈．下五六時許，防暴警在十字路口，人數較小，面對人數相對更多的示威者．催淚彈和橡膠指彈發射一輪後，示威者突然一湧而上，一邊扔磚一邊推進，警察退回警署和宿舍裡．

有一刻，混亂之中，多枚催淚彈飛出，示威者上前，記者一反平日採訪常態，應該跟着警民間防線跑（以觀察雙方行為），但我聽到有記者大叫：「退呀！退呀！」數以十計的記者為了自身安全，全部後退．示威者和警方中間發生甚麼事，沒法再紀錄．這也是一種罕見的場面．

另一幕，外國電視台記者，裝備精良，而且多人一隊互相照應．我看到有外籍女記者在當日感到暈眩，伏在欄桿上吃力地呼吸，她不敢除下防毒面具．也有外籍男記者，看到一塊磚頭「噗」一聲落在他身旁，他嚇得縮在一旁．

相比之下，我看到香港的記者更「勇武」．電視台記者揹着重型器材，從朝紀錄到晚，年輕的學生記者，只有薄薄的工地頭盔，跑足咁多場．為甚麼香港記者那麼上心，很簡單，他們是香港人，他們關心 they care．

有替外國通訊社做採訪工作的年輕記者哭着跟我說，知道自己不夠經驗，但他是整個新聞機構唯一的香港人，他想為香港發聲．相反有些外藉記者，很快就會離開，去下一個戰場．

如此境況之下，採訪上遇到難處，也是一種專業修練．甚麼時候先集中找資料，甚麼時候站出來爭取採訪權，是平衡了當場多個因素而考慮的結果．

好像我觀察過多次的拘捕，警方自然不喜歡記者逗留．他會不斷擴張封鎖線，查記者証．示威者也經常懷疑記者是假記者，我們要露臉，把証件，真名，交出，始獲得信任．

多年之前，有機會跟警方介紹傳媒運作，有警員管理層問：「為甚麼記者常常阻着警察做嘢？」我沒有嬲，我的另一位記者朋友認為我當時很好脾氣．我只是解釋，記者也要做嘢．而記者做的嘢，很多人也不喜歡．不論是警察，還是示威者．

記者不是任何特定人群的朋友．記者唯一只需要想，社會的整體需要一種甚樣的紀錄．

我一直沒有寫出採訪的困難，因為我認為，運動裡很多人也受了苦，記者和所有香港人一樣，在異常的境況中自處．

直至星期二，警方拘捕大學生，指斥「鐳射筆」是攻擊性武器，還說這是「槍」．星期三，警方開記招做大龍鳯實驗，指這東西射出來的光令警員眼部不適．

不只是那張做實驗的報紙著了火，不少記者也著了火．

我就猛然想起，在黑夜的衝突的前線，許多次，警方用強光射向記者．他們的做法是這樣的：防暴警察要向前推進，準備放催淚彈或開槍，就會先把強光射向記者，任何鏡頭要逆強光拍攝，變成難度極高．效果就是，你沒法紀錄他做過甚麼．

星期一，我在黃大仙的漆黑公園仔，觀察九名示威者被捕．我甚麼攝影機也沒有舉起，有一名警察留意我，拿起他的隨身小電筒，射向我的眼睛．我後面完全沒有人．我和他完全沒有對話，我亦知道他這樣做，是因為覺得我在觀察，令他覺得不安，於是用手電筒這樣做．

我堅持不把臉別過去，繼續看，只調整自己的視線．大約五秒之後，他沒趣地收起電筒．

這些，我一直沒有詳細紀錄．相比起子彈，磚頭，強光只是攻防的其中一種隱形武器．只是想不到，運動發展到一個點，警察會出此策略，把光定性為武器．

有人說得好，警察的眼就是眼，別人的眼，就不是眼．記者的眼，應該是最大殺傷力武器．很多人都想把我們弄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