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晚，我們守護悼念的燭光

去年11月初，科大22歲學生周梓樂於將軍澳停車場墮下後延至8日不治，自此每個月的8日，將軍澳街坊都會舉行紀念活動。這一晚是周梓樂4個月的死忌，碰上肺炎疫情，卻有多達五至六百人於傍晚到來。街坊解釋：「本來以為過了幾個月，大家會把件事丟淡，但因為有人morning call，叫醒大家，記得要來，大家就來了。」

街坊王先生續解釋，他語帶諷刺的「morning call」是指警方於約一星期前，於2月28日深夜，有防暴警把停車場裡市民設置的「祭壇」拆去，市民悼念的紙鶴散落一地，用作悼念的告示貼被撕毁。「警察吼我們少看一眼的時候，就走去拆祭壇，我們很嬲，把大家的情緒重燃了。」

王先生（化名）約40多歲，是殘疾人士，自小因為大腦麻痺和痙攣不良於行，小時每天走路可以跌倒十多次，後來練習運動強身，但至數年前身體狀態變差，需要用電動輪椅代步。他體型健碩，說話爽朗，更自嘲：「我呢啲唔係大隻，係叫肥。」

十多年前，他搬來將軍澳，跟街坊是「Hi and Bye」的關係，雖然也有投票習慣，甚至替泛民候選人助選，但對社會時事的投入程度，始終不及去年6月反修例之後。

七二一、八三一，他在家看直播也難受，但直至11月初周梓樂在他樓下墮樓離世，他覺得十分悲忿：「始終是在我家附近發生，感覺很近。」自周梓樂去世那晚之後，每一個晚上，他都開着輪椅下來，和街坊一起守護周梓樂的祭壇。

他和數十街坊，把路邊的祭壇清理乾淨，把蠟蠋點好，下雨天時拿東西遮風擋雨，或製作精美的十字架燈箱（周梓樂是基督徒），漸漸，王先生開始與來守護祭壇的街坊熟稔起來，當中有年輕人，亦有中老年人。

王先生難忘有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子，白天要上班，晚上經常來，有些時候，她每三小時便來一次：「深夜的時候，她計算着每一枝蠟燭能點亮三小時就會熄滅，即使回家睡着了，也會校鬧鐘叫醒自己，定時定候下樓，只為重新親自來點爉燭，確保祭壇的爉燭不會熄滅，我試過在一個晚上見她下樓兩次。」

漸漸，王先生想，自己不只是守護關於周梓樂或陳彥霖的記憶，而是守護這群守護記憶的街坊，特別是年輕人。最初，王先生從傍晚留到深夜就會離去，但有時候，看到年輕人逗留至凌晨四時，他還是撐着睡眼守在祭壇旁。「不想再有甚麼事再發生，不想再有另一個周梓樂，我唔忍心，有些孩子只有11、12歲，他們不離開，我也不想走。」

作為開電動輪椅的中年男士，他覺得警察對他的態度是有一點不同，最初不願意理會他，他自嘲道：「我跛的嘛，要把我那麼重的輪椅搬走，也是麻煩。」但後來他也經歷過兩次查身份證，這一個晚上，警察在祭壇附近圍起幾百人，幾百人擠在行人路幾小時，有長者有一家大小，有記者有急救員，逐一查身份證及隨身物件，王先生也身在其中。

王先生說，最初第一次被截查也有一點驚，怕會被拘捕，但漸漸，他說已經不會驚。「以前警察查我身份證時，會寸我，會講粗口，今晚算講少咗。下午我看到大埔警方不讓人遊行的情況，也預了今晚有事發生，下午將軍澳已經佈防了很多警力，不可能讓我們舉行紀念會了。我以為會有催淚彈和胡椒噴霧，沒想過是圍封我們幾百人。」

王先生說，被圍起來時，他不斷跟認識的年輕人傾偈，有些年輕人說要衝出去，他勸大家三思「別送頭」。記者採訪期間，的確有幾個人逃跑成功，一時人群裡拍掌歡呼。

也有其他被搜身者表示，被警察辱罵他們「死曱甴」「走啦果頭近」。但有被截查者留意到要警方出動A4紙抄身份證資料及被錄影面貌，之後警告要他們即時離開，若再被發現在此附近出現將被控告「非法集結」。也有被截查人士指，有警員曾跟老婦理論，稱不要把周梓樂的死歸咎警方。警方亦表示，在停車場裡發現汽油彈及磚頭。圍觀的街坊亦達百人，不時喊：「放人！」「黑警！」

王先生說，被圍起來幾小時，氣氛輕鬆，記者觀察也看到大家繼續滑手機，下雨的時候也撐起傘，那條行人路被擠得有十層人，根本沒法子要求他們逐一舉手或坐下。

「大家係人群裡面都係嘻嘻哈哈，回想起傍晚時，默哀一會兒就被圍起來。若警察警告說給我們一點時間離開，我還可以接受，但一秒鐘就我們圍起來，幹甚麼？」他說，之前將軍澳也發生過類似的大規模截查，但人數沒有今次多。

王先生說，他自己坐着輪椅，曾在過去的日子，眼睜睜看着年輕人被警察帶走，他望着自己雙腳，有點自責：「見到警察留難年輕人，我冇能為力救人，唯有通知其他街坊落黎幫手。」他提到，警察在將軍澳行動多次，有時更衝進屋苑拉人，有被捕人士已經較少出來。

住了在將軍澳十餘年了，他覺得這大半年鄰里感情變得不一樣：「有些人，說捐錢給你們買物資，把祭壇打理好，完全是沒條件的，以前香港人不會這樣，我們又會互相照應，關係變得很親切。」

被警察查截多次，他不怕嗎？王先生說：「警察靠嚇啫，次次都話『下次唔好畀我見到你』，最初我都驚，但驚驚吓變到唔識驚，我拼死了，冇嘢驚，我被打都願意，我就算痛，比起周梓樂受過的差很遠了，我身體咁樣已經多年，睇事物很化了。今晚被佢圍，我唔驚，但嬲囉。」

說到這八個月的感受，王先生感嘆說：「香港點解會倒退咗咁多？好似回到皇帝統治咁，真係誰大誰惡就誰正確？搞到香港走哂樣呀。」

我跟王先生談了很久，他的電話響了幾次，每次都說跟電話那邊說：「我跟記者講緊嘢呀」，很有誠意繼續說下去。他坦言，有些相識多年的朋友不支持運動，但他卻願意我把他和將軍澳街坊的故事寫出來。

抗爭這麼久，都好像沒有結果，失望嗎？「我個人，好的會諗，壞的也會諗，成不成功都好，會繼續拼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