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千源和许可馨说起

同为政治少数人群，Kathy（声援四通桥勇士彭载舟的抗议者）通过许可馨，察觉到自己和她的类似之处是危险的；而我则是通过王千源明白了同样的道理。

提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我是心怀愧疚的。除了她们曾经先后因为“不爱国”遭遇过网暴，我对她们一无所知；而现在世人已经忘了她们，就像遗忘说出“香甜的空气”的人、写出《民主墙、内地生与“你国”》的人一样。既然在网暴中被遗忘恐怕是当事人求之不得的结果，我再为当年的事提起她们的名字，岂不是一种trauma trigger？

可是我不得不写。在中国，年轻人因为“不爱国”而被群起攻之这件事，无论是被遗忘还是被铭记，都会继续发生。政治少数派永远存在，他们总会产生一些与多数人不一样的念头；在把这个念头公之于众之前，说话人不见得知道这个说法那么“不爱国”；而当她/他从乌合之众那里得知自己岂止是“不爱国”、简直是“恨国”的时候，往往已经深陷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中了；末了，“说错话”的年轻人在蒙受不同程度的损失之后总会道歉求饶，人群散去以后，下一轮围攻又开始了倒计时。

说到底，除了给受害者带来伤害、给围攻者带来快感之外，这类无限循环的事件只对一类人有意义：那就是我和Kathy这样的人。因为本来我们也可能是她们，唯一不同大概就是我们没有实名上网，或者没有被揪出来立成靶子。看到王千源、许可馨们的遭遇，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不容于世的，一旦说出来就有被人肉、谩骂、牵连家人遭受同等待遇的可能。从某种过分自恋的角度看，王千源、许可馨们是当了我们的金丝雀，使我们在矿洞里幸免于难。

虽然我一只金丝雀也救不了，但我也忘不了他们。总觉得如果忘了他们，好像令我袖手旁观的罪孽又多加了一层。于是我不得不写。

2008年的王千源事件之前，尽管我并不主动跟“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说起我的想法，但如果有谁有意无意跟我聊起了所谓政治话题，就算跟我意见不合，我也是不会害怕说出自己真心话的。我那时并不觉得自己不爱国，至多是不爱党不爱政府；何况就算我不爱国，也没有做过任何有害于这个国的事，有什么可怕的呢？

然而在共产党中国，每一个政治少数派早晚会见证令她/他受到深刻教育的一幕：以某一个事件为契机，无数平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不需要接受任何直接指令，就能以极高的同步率爆发出巨大的爱国能量，汇成一道足以冲垮一切公然不合时宜者的愤怒洪流。

对我来说，这个时刻就发生在2008年发生的西藏“三一四”事件和随后的“藏独”分子抢夺奥运圣火事件之后。

现在想来非常可笑的是，我当初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这下上头瞒不住了吧？要批判“藏独”，总该把他们到底经历过什么、主张些什么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再怎么“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会想知道他们究竟哪里不满意了吧？也会想知道达赖喇嘛的原话是什么吧？

事实上资深记者长平，和杜克大学留学生王千源，也确实带着与我这几个问题类似的思路，各自发表了关于“藏独”问题的看法——我后来知道许志永（这篇2009年的反思说是爱国宣言都不为过，现在看来讽刺效果十足）、冉云飞他们也都为此写过文章。然而在当时，连长平都顶不住爱国网友的汹涌热情，把过去文章中泄露的个人信息删掉了；自认为是在“藏独”派和“反藏独”派之间居中调停的普通学生王千源所受到的待遇，更是人肉、谩骂、父母被骚扰、老家被泼粪的全套攻击。

当时的我震惊地在网上旁观这一切，意识到自己熟悉的那套网络舆论规则已经失效了，也许从来就不曾真正有效过。

我原本预期看到的是互联网刚刚在中国普及那些年的常规发展：出现巨大争议事件，网民产生强烈情感，新闻人开始报道事件细节，各个相关领域、派别的公共知识分子各自发表意见，向网民科普重要背景知识，持不同意见的网友展开争论，最后某种意见占据网络舆论的上风——即使那种意见不是我赞同的也不要紧，因为总有我敬重的某位或某些专业人士跟我意见相同，哪怕只是“眼下还不能妄加判断”。

然而我实际看到的是，没有人在问“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原因了：少数分裂中国的藏独反动分子搞破坏了，外媒抹黑中国了，北京奥运这件天大的喜事被拆台了。除了谩骂不知名的、接触不到的敌人和站在敌人那边的人，别的什么都不需要。这时候拉架的、不跟着一起骂的，都是敌人那边的。

看着少数中文外媒和少数公共知识分子因发言被围攻，而更多人保持沉默，我恍然大悟了。我原来以为存在的网络舆论规则，只适用于少部分人，这部分人即使不是政治少数人群，也是能容忍后者的人。而大多数“不关心政治”的人则不然，他们唯一关心的政治，就是“国不被爱”；他们唯一想表达的意见，就是“国必被爱”；他们唯一想听的声音，就是“国最可爱”。

这些人汇聚起来时，没有人能跟他们讲道理，正如没有人能跟一群奔袭的角马讲道理。

这一波爱国热潮席卷而过之后，我发现网络舆论彻底变了。也许是因为我真正睁开眼睛看到了我熟悉的一小撮人以外的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可能是因为那一小撮人被围剿得越来越少了。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因为共产党高层的判断变了，他们相信中国韬光养晦的日子已经结束，可以不必装成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样子了，所以收紧了对舆论的管控。但当年的我一无所知，甚至无法描述自己面前的灾难，只能像陷进流沙里的人一样等待没顶。

我只知道那一年，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无法被追问（试图追问的谭作人因此入狱），遇难孩子们的名字乃至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准确人数无法被追问（试图调查的艾未未流亡海外），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赔偿无法被追问（一名受害儿童的父亲郭利被诬告后入狱）……在我眼里，2008年不是北京奥运年，而是发声代价通货膨胀到我支付不起的一年，是我躲进隐藏自己的柜子里的一年。

过去，不谈论政治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礼貌，现在则是一种自我保护。其中的区别就像主动宅居和被动封控的区别一样大。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非我族类”的人谈论敏感话题了；也得庆幸我的毛粉朋友和我默契地放弃了延续我们那完全建立在论战上的扭曲友谊，淡出对方的生活总比绝交甚至举报要体面。

我把曾经发在网上的文字应删尽删，实在舍不得删掉的都设置了仅自己可见，也不在网络的任何角落发布只与自己有关的东西了。

我看《南方周末》看得比以前少了，到2009年的奥巴马专访被开天窗之后就彻底不看了。到了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广东省委宣传部篡改，引发记者辞职潮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位已经去世的师长被开棺戮尸，一时之间无法理解为什么连亲眼见证过的死亡都还能再发生一次。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关心政治”，虽然这种不留痕迹的关心，大概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关心。我能看到一些好消息，偶尔其中也有我出的一把力，我还找到了和我政见一致的伴侣，这些事都能令我感到安慰。但更多时候，我感到惊讶，惊讶于事情变坏的方式和速度远超我的想象，就像南周的死了又死。

尽管如此，我断断续续地在做一些自以为有益于这个世界的事，不太去想自己需要一直躲在柜子里。现在这篇文章也如此。在对世界有用之前，它对我自己有用，让我回忆起一些即使再痛苦也不想忘记的人和事。我终究不能伪装成自己不是的样子，不管经历多少次失败。我就是这样的人，就得这样生活。

与所有的Kathy——包括王千源、许可馨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