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四部：“第一次發生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下）

1991年8月18日

被捕後的第二天早上，迪米特裡·亞佐夫元帥穿著整齊的軍服坐在那裡，回答俄羅斯檢察官的第一個問題。亞佐夫說他感覺自己像個“老傻瓜”。他將餘生都在思考自己為什麼會這麼愚蠢，怎麼能做出這樣的事，給他和他服役了半個世紀的軍隊帶來如此大的恥辱。他承認，這個陰謀從一開始就很草率，是偶爾情緒化討論的產物，然後是突然的衝動，妄想一擊扳倒戈巴契夫和國家領導人，結果卻為時已晚。

“我們早些時候已經在不同地方見過面了。我們談論了國家的形勢，"亞佐夫用他緩慢而略顯木訥的聲音說道。“我們不可避免地得出結論，總統難辭其咎。他疏遠了黨……戈巴契夫近年來一直頻頻出國，我們通常都不知道他在那裡討論什麼……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在政治、經濟或軍事上極大的依賴美國……”

問：你們是以什麼方式做出決定的？

亞佐夫：沒有正式擬定的計畫。我們在星期六（8月17日）會面。

問：應誰的邀請？

亞佐夫：克留奇科夫的。

問題：你們在哪裡見面？

亞佐夫：在莫斯科列寧大街盡頭的一個地方——警察局附近左轉，那裡有一條路……下班前，克留奇科夫打電話說我們必須談談。我就去了。隨後舍寧來了，接著是巴克拉諾夫。然後有人說：也許我們應該去找戈巴契夫，和他談談。

問：為什麼這麼匆忙？是因為[20日]要簽署《聯盟條約》嗎？

亞佐夫：當然。我們對這份草案並不滿意，我們知道國家會分裂……

問：是什麼讓你們產生了成立緊急委員會的想法？

亞佐夫：我們當時在帕夫洛夫的辦公室裡。亞納耶夫也在，大約九點左右，盧基揚諾夫來了。他坐飛機來的，他之前在度假。盧基揚諾夫說：“我不能成為這樣一個委員會的成員，我是最高蘇維埃的主席，一個受這個或那個管轄的法律機構。”當然，我可以做些什麼——我會發佈公告，說《聯盟條約》的結果將是摧毀憲法。”說罷，他就離開了。亞納耶夫已經有點喝醉了……

上一次成功的政變發生在波蘭，時間是1981年12月。在一個寒冷的夜晚，大約淩晨2點到3點之間，軍隊和秘密員警逮捕了數千名團結工會人士和同情者，並將他們關進“拘留營”。軍事政權控制了邊境，然後用坦克和部隊入侵自己的國家，將華沙和其他重要地區劃分為一個個嚴密巡邏的區域。他們接管了廣播和電視臺。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軍樂、國歌和領袖的講話，宣佈“戰爭狀態”。為了讓任何人相信這一點，新聞播音員都穿著軍裝。所有示威遊行、工會和學生組織都被禁止，所有郵件和電話都受到審查。從晚上10點到早上6點實施宵禁。軍事委員會告訴人民，他們的行動是為了防止“反動政變”。他們以“救國”的名義採取行動。這是一次完美的行動。

雖然完美，但毫無新意。1917年9月26日至27日，列寧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成為廣泛傳播的小冊子《馬克思主義與起義》。此時距離奪取政權僅有幾個月的時間，他顯然沉迷於對鐵血無情和絕對效率的追求。“要象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對待起義，”他寫道。“也就是象對待藝術那樣對待起義，那麼我們就一分鐘也不能浪費，應當立即把可靠的部隊調到最重要的據點去，逮捕政府……佔領電報局和電話局……在目前這個時機要繼續忠於馬克思主義，忠於革命，就必須象對待藝術那樣對待起義。”

列寧和雅魯澤爾斯基的繼任者們東施效顰，希望重現昔日的榮光。他們從普斯科夫的一家工廠訂購了25萬副手銬，還下令印製30萬份逮捕表。克留奇科夫發佈秘密命令，將所有克格勃人員的工資提高一倍，並將他們從休假中招回進入戒備狀態。他清空了列夫爾托沃監獄的兩層樓，並在盧比揚卡準備了一個秘密掩體，以防政變領導人需要尋找安全的庇護所。為了與時俱進，他們將以合法的藉口發動政變：國家陷入危機，總統生病。他們會動用為戰爭儲備的軍事物資，來填補商店幾個月的庫存。人民會默許的。他們不是一直這樣嗎？

戈巴契夫正在安寢。1985年上臺後，他在克裡米亞的福羅斯鎮為自己建造了一座宏偉的行宮，據估計花費了蘇聯政府2,000萬美元。他和他的家人住在主樓，這是一橦3層樓的建築，中央大廳用大理石和鍍金裝飾。這種奢華程度，你在一個阿拉伯酋長搬進比佛利山莊時才能看到。那兒還有一個供員工和保安居住的酒店，一個可容納30人的客房，果樹，一個橄欖園，一個室內游泳池，一個電影院，一個精心設計的安全系統，以及一個通往黑海的自動扶梯。

戈巴契夫竟然還敢去度假，真是個奇跡。在最糟糕的時刻，他離開莫斯科從來不是明智之舉。1988年，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發表時，他正前往南斯拉夫途中。1989年，第比利斯大屠殺的計畫是在他在英國時制定的。政治局保守派常常趁戈巴契夫在克裡米亞時發表右翼言論。如今，儘管有種種警告和預兆，他還是再次離開了莫斯科。他和賴莎在海灘上散步。他游泳，看電影，閱讀有關俄羅斯和蘇聯歷史的書籍。他的醫生盡力治療他的背痛。戈巴契夫還抽出時間為《聯盟條約》簽字儀式撰寫演講稿，以及一篇關於未來的長文——這篇文章甚至思考了右派政變的可能性。

戈巴契夫曾表示自己並不幼稚，他很清楚保守派的能耐；但他也堅稱，自己事先並不知道會發生政變，甚至沒有預料到會有人一致要求宣佈緊急狀態。根據有線電視新聞網獲得的電話記錄，8月18日，戈巴契夫與克留奇科夫通了四次電話；他還與亞納耶夫、舍寧、帕夫洛夫和副總理弗拉基米爾·謝爾巴科夫進行通話。大約在下午2點左右，亞納耶夫給戈巴契夫打電話，問第二天度假回來後能否到莫斯科機場接他。他們同意到時見面。

亞納耶夫可能是要確保目標仍在掌握之中，他是黨內那種最平庸的無名小卒。他愛慕虛榮、天資愚鈍、風流成性，還是個酒鬼。你們可能想像不到，在俄羅斯要獲得酒鬼的名聲有多難。亞納耶夫不僅僅是個酒鬼，還是個小丑。在被人民代表大會確認為副總統當天，一位代表問他是否身體健康。“我妻子非常滿意，”亞納耶夫說著竊笑。

下午4點左右，喬爾吉·沙赫納紮羅夫——戈巴契夫最後幾位自由派顧問之一——打電話核實莫斯科之行的細節。然後，幾乎是事後才想起來，沙赫納紮羅夫詢問戈巴契夫的健康狀況。戈巴契夫說他除了慢性背痛外，一切都好。

戈巴契夫花了大量心血準備簽署條約的演講稿，現在他想和賴莎、女兒伊琳娜、女婿阿納托利和外孫女奧克薩娜共度時光。但是，4點50分，戈巴契夫的警衛隊長告訴他，他們有不速之客到來，包括負責領導人安全的克格勃第九局局長尤裡·普列漢諾夫。

戈巴契夫拿起電話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他沒有召集過任何會議，也不習慣未經通知的訪客。電話線斷了。然後他拿起另一部電話，同樣是斷的。戈巴契夫驚呆了。賴莎走進來看發生了什麼。“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有8到10個電話接線員，所有的電話都是靜音，”她後來說。“我拿起聽筒，檢查了一下，所有電話都沒有聲音，連總司令的電話也是。在我們的房子——我們的鄉村別墅，我們的公寓——裡，到處都有這種電話。它放在一個蓋子下面，我們甚至不會清掃電話上的灰塵，因為我們不應該打開蓋子。他拿起電話聽筒，那邊一片寂靜。我們知道有事發生。但我們無能為力。”

在來訪者進入房子之前，戈巴契夫就非常清楚出了大問題。他把家人叫到身邊，告訴他們“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而他們也表示，願意與他一起“堅持到底。”後來，賴莎描述這一幕時，隱約提到了布爾什維克政變後羅曼諾夫一家被殺的情景，以描述她自己最深的恐懼：“我們瞭解我們的歷史及其悲慘的一面。”

“我在房間裡踱來踱去沉思，”戈巴契夫回憶道。“不是關於我自己，而是關於我的家人，我的孫女們。我決定：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只顧自己的安危。”

代表團抵達：普列漢諾夫、政治局的舍寧、軍工綜合體的巴克拉諾夫、戈巴契夫的私人助理博爾金，以及代表軍隊的地面部隊總司令瓦連尼科夫將軍。戈巴契夫把他們領進自己的書房。

“誰派你們來的？”他問。

“委員會，”其中一個人說。“是為處理國家緊急狀態而建立的委員會。”

“誰建立的？我沒有建立，最高蘇維埃沒有建立，誰建立的？”

瓦連尼科夫告訴戈巴契夫，他別無選擇。要麼簽署緊急狀態令，要麼把職權交給副總統。

“你們不過是冒險家和叛國賊，你們將為此付出代價。我不在乎你們會怎麼樣，但你們會毀了這個國家。現在只有那些自尋短見的人才會建議在國家實行極權制度。你們正在把國家推向內戰！”

戈巴契夫提醒代表團，8月20日，莫斯科將舉行《聯盟條約》的簽字儀式。

根據戈巴契夫回憶，巴克拉諾夫表示：“不會有簽字的。”他接著說，“葉利欽已經被捕。他會被逮捕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們對你沒有任何要求。你就留在這裡。我們會為你幹所有髒活。”

戈巴契夫說，他不會參與他們的“冒險”。代表團繼續施加壓力。他們給戈巴契夫一份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的名單。戈巴契夫看到亞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名字時，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手把亞佐夫從默默無聞中提拔起來，任命他為國防部長，就是為了有自己的人。而且，他不夠聰明，不會背叛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會說，亞佐夫“不是斯賓諾莎”。克留奇科夫可能是所有密謀者中最有力、最堅決的人，這讓戈巴契夫感到震驚，因為他是通過他們共同的導師尤裡·安德羅波夫推薦來的。戈巴契夫認為克留奇科夫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曾經出國，見過比盧比揚卡監獄內部更多東西的人。但正如關於政變的檢察官報告所言，“對於克留奇科夫來說，戈巴契夫是個瘋子。戈巴契夫摧毀了給予他一切的體制——惟命是從的助手，畢恭畢敬的敵人，以及舒適甚至堪比帝王的生活方式。一個正常人會放棄所有這些嗎？”克留奇科夫一次又一次地敦促戈巴契夫驅散示威遊行，以“最終展示我們的力量”。當戈巴契夫拒絕時，克留奇科夫會告訴他的朋友們，“總統對事件沒有回應。”

博爾金也是一個可怕的背叛。他從1978年開始為戈巴契夫工作，得到了他的絕對信任。博爾金是幕僚長，他審核每一項任命，絕對控制著送到總統辦公桌上的檔流程。除了克留奇科夫和博爾金，另一個主要策劃者是奧列格·巴克拉諾夫，一個深藏不露，但卻擁有巨大權力的人物。巴克拉諾夫對政變的主要興趣顯而易見：他希望防止軍事開支或軍事實力出現任何惡化。在為1991年4月中央委員會全會準備的一次講話中，他寫道，現行政策已經導致蘇聯“實際上處於美國的支配之下”。根據蘇聯一位元著名武器科學家彼得·柯洛特克維奇的說法，巴克拉諾夫“凍結”了一項由高層專家制定的重大計畫，即建立一支規模較小但專業化的軍隊，實現經濟非軍事化，並將軍費開支削減一半。

名單上的其他人並不那麼出人意料。帕夫洛夫和亞納耶夫顯然是激進改革的敵人，儘管他們傲慢自大、嗜酒如命，不可能單獨行動。其餘的都是保守勢力的要角。國家企業協會主席亞歷山大·季賈科夫在去年12月向戈巴契夫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結束罷工並實施經濟紀律。“你想嚇唬我，”戈巴契夫當時說。“好吧，這行不通。”還有集體農莊理事會主席瓦西裡·斯塔羅杜布采夫，他是私人農業和私有財產的強烈反對者。

現在，戈巴契夫試圖說服代表團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討論緊急狀態問題，可以進行全面辯論，讓最高蘇維埃來決定。“如果你們進入緊急狀態，第二天你們打算做什麼？”戈巴契夫問他們。瓦連尼科夫說，他們之所以執行這個任務，是因為“委員會”不會允許“分裂主義者”和“極端分子”決定國家的未來。

“這些我都聽說過，”戈巴契夫道。“你們想利用困難和人民的厭倦，你們以為他們準備支持任何一個獨裁者？”

但是沒有用。“這是一次與聾啞人的對話，”戈巴契夫後來說。“他們命運的輪盤已經開始轉動。”

晚上7時30分左右，代表團準備離開，巴克拉諾夫伸出手想與賴莎·馬克西莫夫娜道別。她瞥了他一眼，什麼也沒說，就走開了。代表團乘車返回貝爾別克機場。在前座，普列漢諾夫通過無線電與福羅斯通話，指示將總統進一步隔離起來。在後座，其他人則用簡短而不滿的短語交談。他們原以為戈巴契夫會屈服於他們的要求，但他沒有。在返回莫斯科的路上，他們開始喝酒。

賴莎，戈巴契夫的女兒伊琳娜和戈巴契夫的助手安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一直在書房外等候，直到會議結束。密謀者離開後，戈巴契夫看著切爾尼亞耶夫說：“嗯，你猜到了？”

“是的。”

戈巴契夫描述了那些人的要求，並說自己的回答“無法在女士們面前重複”。他給賴莎看了一份他抄下來的密謀者名單，並在下面加上了“盧基揚諾夫……？”他仍然不相信，他那位大學時代偉大而忠誠的朋友也背叛了他。

戈巴契夫表示，他不會支持緊急狀態或者回歸獨裁統治。“我一直反對這些措施，”他後來說，“不僅出於道德和政治原因，還因為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這些措施總是導致數百、數千甚至數百萬人的死亡……我們需要永遠擺脫這種狀況。”

賴莎說，如果有什麼需要討論的，最好現在就到陽臺和海灘上談，以避開那些明顯已經安裝並運作的竊聽設備。

當天晚上，那群人回到克里姆林宮，副總統亞納耶夫和總理帕夫洛夫（這出鬧劇中的雙簧）也趕來，看到克留奇科夫、博爾金、舍甯、普戈、亞佐夫和其他人坐在一張長長的會議桌前。盧基揚諾夫從車裡打來電話，說自己正在路上。沒有人坐在桌子一頭的首位，也就是總統的椅子上。

“一場災難正在發生，”克留奇科夫說。很快就會發生反對領導層的武裝起義。他們將佔領戰略要地，奧斯坦金諾電視塔，火車站，兩家酒店。他們擁有重型武器，導彈發射器，應有盡有。必須他們阻止，只剩幾個小時的時間了。此時，普列漢諾夫突然插話。他和博爾金剛從福羅斯回來。戈巴契夫病了。“不是心臟病就是中風什麼的，”博爾金說。

亞納耶夫猶豫了。他表示，他不能在成立緊急委員會和任命他為新總統的檔上簽字。克留奇科夫逼問他原因。“你看不出來嗎？”克留奇科夫說。“如果我們不挽救收成，就要出現饑荒，幾個月後人們將走上街頭。然後爆發內戰。”

亞納耶夫一根接一個根地抽煙。他說他想等到與戈巴契夫會面後再採取行動，此外，他覺得自己在道義上或其他方面都沒有做好當總統的準備。但是桌子周圍的人一直在勸說他，強調戈巴契夫生病了，這種情況只是暫時的。

調查員：為什麼出現分岐？

瓦連京·帕夫洛夫：大多數[18日在克里姆林宮]的人並不明白整件事是怎麼回事。以前討論過緊急狀態。春天就討論過了。所以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但是，戈巴契夫生病了，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當不清楚他是否能夠履行職責時，我們猶豫了，決定將權力移交給最高蘇維埃。亞納耶夫不想簽字。他不停地說，“夥計們，我不知道該不該簽。他真的生病了嗎？都是道聼塗説。”其他人說，“快點簽吧。”他該聽誰的話？很難說。

盧基揚諾夫遲到了，他腋下夾著一份《聯盟條約》的草案和蘇聯憲法。最終，在聽完盧基揚諾夫描述最高蘇維埃將如何最終使緊急狀態“合法化”之後，亞納耶夫開始動搖了。

“簽字吧，根納季·伊萬諾維奇，”克留奇科夫道。

他終於就範。亞納耶夫用顫抖的手在檔上簽字，從總統手中奪取了權力。然後，他把文件在桌上轉了一圈。亞佐夫、普戈、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諾夫，一個接一個在法令上簽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這時，謝爾瓦德納澤的繼任者、外交部長亞歷山大·別斯梅爾特內赫到了。他當時正在度假，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飛來參加會議。克留奇科夫把他帶到一個接待廳。

“聽著，國家的形勢很糟糕，”克留奇科夫說。“出現了混亂的局面。這是一場危機。非常危險。人們感到失望。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我們決定通過緊急措施來解決問題。我們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一個緊急委員會，我希望你能加入其中。”

“委員會是按照總統的指示成立的嗎？”別斯梅爾特內赫問。

“不是，”克留奇科夫說。“他現在無法正常工作。他躺在自己的別墅裡。”

別斯梅爾特內赫要求提供一份醫療報告，但克留奇科夫拒絕了。這顯然有些蹊蹺，儘管別斯梅爾特內赫的直覺可能不夠敏銳，又或者他看到了危險並試圖為自己謀求一條安全的道路。接下來的幾天裡，他請了病假，拒絕公開反對政變。但至少他拒絕了克留奇科夫。

“我不會參加這個委員會，”他說。“我堅決拒絕參與其中。”

當他們返回會議室時，克留奇科夫告訴其他人，外交部長已經拒絕了。別斯梅爾特內赫對大家說，他們的想法將使國家陷入孤立，會引發西方的制裁，也許還會導致糧食禁運。委員會似乎很沮喪。他們非常渴望在世界和人民面前展現出共識與合法的外觀。

“我們還需要一個自由主義者，”克留奇科夫說道。

“然後，所謂的委員會開始瓦解，分崩離析，”幾個月後，帕夫洛夫告訴檢察官。“整個情況很奇怪。別斯梅爾特內赫病倒了。我有點被人抬出房間。我沒想到事情會以這種方式結束。如果不是有人愚蠢地決定動用蘇聯紅軍，根本什麼都不會發生。”

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上，盧基揚諾夫曾一度發問，制定了什麼樣的計畫，緊急狀態的細節是什麼。事實上，有計劃嗎？

“憑什麼這麼說？”亞佐夫說。“我們有一個計畫。”但正如亞佐夫後來告訴檢察官的那樣，他知道什麼也沒有。“我知道，除了週六開會時所說的行動大綱外，我們一無所有。這不是什麼計畫，我非常清楚，無論如何，我們根本沒有真正的目標。”

1991年8月19日

淩晨1點30分，電話鈴響起，把《時間》導演奧爾瓦爾·卡庫恰亞從沉睡驚醒，電話那頭是他的上司，國家電視廣播局局長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

“奧爾瓦爾，你現在在哪裡？”克拉夫琴科急切地問。

“你要派人來找我嗎？”

“我想派輛車過去。”

“為什麼？”

“你到了我再告訴你。”

不能等等嗎？卡庫恰亞問。

不行，克拉夫琴科說。我們有緊急情況。

早間節目必須改變——徹底改變。他們到達奧斯坦金諾的演播室後，他會解釋的。克拉夫琴科告訴卡庫恰亞，他們需要兩名新聞主播做好準備，一男一女——或者誰能最快趕到電視臺。

車子很快就接走了卡庫恰亞，把他送到工作地點。克拉夫琴科再次打來電話，這次是用他車上的“克里姆林宮專線”。

“我們正在路上，”克拉夫琴科說。“你出來，我會給你需要的劇本。”

“你還要多久？”

“我7分鐘後到。”

克拉夫琴科的車停在停車場。他平常是一位注重儀錶的人，一個電視時代的黨員幹部，但現在他看起來蓬頭垢面、臉色蒼白。他說他剛上床就被立即叫去中央委員會。那裡的人交給他一大疊檔——緊急委員會的呼籲和聲明，將在早上6點開始通過廣播發佈。他被告知要在電視上營造一種類似國葬當天的氛圍：莊嚴肅穆、古典音樂、沉重播報。

卡庫恰亞飛快地流覽了一下檔。它們似乎是用普通打字機匆忙打出來的。上面有亞納耶夫的簽名，潦潦草草。克拉夫琴科告訴他，電視塔周圍很快將會出現坦克。任何人都不准外出。只能在連接各個建築物的地下通道來回走動。並服從命令。

淩晨4點，醉醺醺的根納季·亞納耶夫接管了權力。30分鐘後，亞佐夫元帥發佈第8825號密碼電報，下令所有軍事單位進入高度警戒狀態。士兵們必須結束休假，立刻歸隊。塔曼步兵師、捷爾任斯基機械化師和坎捷米羅夫卡機械化師以及梁贊空降師的幾支部隊將佔領莫斯科市。

在國防部，亞佐夫重複了克留奇科夫精心策劃的陰謀論，即反蘇政變箭在弦上，必須先發制人。“人群中會有人拼命沖向坦克或投擲燃燒瓶，”亞佐夫警告他的指揮官們。“我不希望發生流血或屠殺。”

對總理帕夫洛夫來說，這是一個地獄般的早晨。他和亞納耶夫一起喝了大半夜的酒，現在克留奇科夫正試圖聯繫他，以便在克里姆林宮召開策劃會議。

早上7點左右，克里姆林宮醫生之一，德米特裡·薩哈羅夫被叫到帕夫洛夫的別墅，只被告知總理“病得很重”。

“帕夫洛夫喝醉了，”薩哈羅夫後來作證說。“但這不是普通的、簡單的酒精中毒。他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我著手給他治療。”

莫斯科郊外納羅-福明斯克鎮坎捷米羅夫卡機械化師的兵營靜悄悄，二等兵維塔利·丘古諾夫，一個來自烏裡揚諾夫斯克市、留著小麥色頭髮的年輕人，正沉沉睡入夢鄉。這是星期一起床號響起和下一周訓練開始前最後的甜蜜時光。丘古諾夫曾以為自己將成為第一代受“新思維”政策洗禮的蘇聯士兵，永遠不會再發生第二次阿富汗戰爭，第二次佔領東歐。

突然，一名軍官沖進丘古諾夫的營房，把他的士兵大聲從床上叫醒。沒有過多的解釋，也沒有任何關於戈巴契夫或緊急狀態的說明。“我們都以為是訓練警報，趕緊做好一切準備。”丘古諾夫說。很快，他就坐進自己的裝甲運兵車裡，和浩浩蕩蕩的車隊一起向莫斯科開拔。丘古諾夫和他的戰友們感到困惑，不清楚他們為什麼要以如此快的速度在瀝青路上顛簸起伏，沿著高速公路向北駛入城市。

一路上，丘古諾夫可以看到有人向坦克和裝甲運兵車揮手，人們對他們大喊讓他們掉頭回家。慢慢地，年輕的士兵們開始如夢初醒，而丘古諾夫明白得最快。1968年蘇聯軍隊入侵布拉格時，他的父親就在一輛坦克裡。他總是告訴兒子，那天他有多害怕。指揮官告訴他們，捷克人會給他們盒裝巧克力，而巧克力裡面藏有毒藥。他們還說要小心毒酒。然後，當他的坦克轟隆隆駛入城市時，他聽到了詈罵聲：“侵略者！”“豬玀，滾回家去！”現在望著前方的道路，丘古諾夫覺得自己正在駛向比他父親所經歷的更糟糕的地方。

政變在6點鐘開始廣播。播音員明顯有些緊張和不安，開始宣讀中央委員會交給克拉夫琴科的檔：

“在我們祖國和我國各族人民命運面臨嚴峻危急的時刻，我們向你們發出呼籲！我們偉大的祖國面臨致命的危險！

“由戈巴契夫發起並開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為保障國家迅速發展和使社會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卻因種種原因已走入死胡同。

“……根據人民意志的表達而建立的一切民主制度眼看著喪失意義和效力。這是某些人有目的的行動的結果。他們粗暴地踐踏蘇聯基本法，實際上進行違憲的變革[！]醉心于建立不受約束的個人獨裁……

“國家陷入暴力和不法行為的深淵。

“在國家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大規模宣傳色情和暴力，這威脅著後代的健康和生活。數以百萬計的人們要求採取措施制止犯罪和令人憤恨的不道德行為。”

電話打進來時，葉利欽正在他位於烏索沃村的別墅裡吃早餐。根納季·布林布利斯、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和所有在葉利欽家附近樹林中的小別墅裡的其他俄羅斯官員迅速圍攏過來。葉利欽從俄羅斯共和國秘密情報部門的特工那裡得到了一些線索，表明政變即將來臨。由於戈巴契夫一直與自己最大的敵人調情，葉利欽知道政變很有可能發生。但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想到它會真的發生。此時此刻，他必須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

列寧格勒市長安納托利·索布恰克在莫斯科他的酒店房間裡通過電話得知了政變的消息。他被告知，坦克正在趕來。索布恰克打電話給他的司機，兩人一起以最快的速度出城前往葉利欽的別墅。在途中，他們看到了裝甲運兵車和坦克。一輛坦克掉進溝裡，正在燃燒。索布恰克、葉利欽以及其他約70名改革派政治家，包括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都在克格勃的逮捕名單上，但到目前為止，秘密員警只逮捕了一些次要官員。索布恰克平安到達烏索沃。

索布恰克看到，葉利欽已經下定決心，竭盡全力支持對政變的抵抗。葉利欽曾致電最大的幾個共和國領導人，對他們的冷漠且缺乏信心感到吃驚。他們告訴他，他們沒有足夠的資訊來採取行動。葉利欽只能孤軍奮戰。葉利欽穿上防彈背心，然後套上襯衫和西裝，他說自己將和助手前往“白宮”，即莫斯科河畔的俄羅斯議會大廈。不消說，他們幾乎會完全按照一月份立陶宛人的策略行動：以議會大樓作為堡壘、民主抵抗的綠洲和象徵，通過任何可能的方式與外界溝通。葉利欽吩咐他的助手立即召開一次不間斷的俄羅斯議會會議。

當葉利欽上車時，他的女兒說：“爸爸，保持冷靜。一切都靠你了。”

索布恰克和他的司機跟隨車隊走了一段路，確保葉利欽安全通過坦克後，就離開前往謝列梅捷沃機場，準備搭乘第一班飛往列寧格勒的航班。到了候機廳，索布恰克看到三名保鏢朝他走來。一時間，他以為自己完蛋了。事實正好相反。他們是俄羅斯克格勃的保鏢，前來確保市長能趕上飛機。

上午9時，坦克包圍了莫斯科市政廳。士兵們取下俄羅斯三色旗，換上了紅色的蘇聯國旗。坦克在城市所有的戰略要地佈防：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報社、列寧山、白宮。一位元記者給空軍司令葉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將軍打電話。沙波什尼科夫聽取了亞佐夫的命令和對政變的解釋，但他對記者毫不掩飾他對所發生事情的憤慨。“讓那些混蛋們來說說他們打算對這個國家做什麼吧，”他道。

當亞佐夫坐鎮國防部，克留奇科夫駐守盧比揚卡時，亞納耶夫則坐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裡，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

尤裡·戈利克，最高蘇維埃立法委員會主席，順利地通過了克里姆林宮的大門，立即去見亞納耶夫。

“這是政變嗎？”戈利克問。

“是政變，”亞納耶夫說。

後來，戈巴契夫的國防委員會委員瓦季姆·巴卡京也來見亞納耶夫。巴卡京和戈利克一樣，對戈巴契夫忠心耿耿，他要求得到一個解釋。巴卡京甚至還沒來得及發火，就注意到亞納耶夫的狀況很糟糕。

“我從淩晨4點就在這裡了，”亞納耶夫說，他一邊踱步，一邊抽煙，情緒激動，眼袋深陷。“我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來了，勸了我兩個小時。我不同意，但他們最終說服了我。”

“誰來了？”

“他們來了。”

哈薩克領導人努爾蘇丹·納紮爾巴耶夫給亞納耶夫打電話，亞納耶夫似乎陷入了迷茫，不知是喝醉了還是別的原因。“他好像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納紮爾巴耶夫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告訴記者，“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打電話，甚至不知道我是誰。”

亞納耶夫的辦公桌上堆滿了未讀的檔，其中許多是幾個月前的。通常情況下，他讓助手們代他處理所有重要的工作；其中一位助手叫謝爾蓋·鮑勃科夫，他是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的親信副手菲力浦·鮑勃科夫的兒子。不過，儘管亞納耶夫有時神志不清，沉迷于女人和酒精，但他特地在辦公桌上放了一份文件，清楚地表明政變本身比他更為重要，政變背後真正的力量——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諾夫、博爾金和亞佐夫——瞭解他們的歷史和舊體制的運作。

關於特殊情況的若干法則

1.我們決不能喪失主動權，也不能與公眾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我們經常為了維護民主的外表而這樣做。結果，社會逐漸習慣了他們可以與當局討價還價的想法——而這正是邁向下一場衝突的第一步。

2.不能容忍第一次不忠的言論：集會、絕食、請願以及相關的資訊。否則，它們會變成一種被默許的反對形式，之後還會出現更激進的形式。如果你想儘量減少流血衝突，那麼從一開始就要壓制矛盾。

3.不要為訴諸鮮明的民粹主義而感到羞恥。這是贏得群眾支持的法寶。立即採取所有人都能理解的經濟措施——降低物價，放寬酒精管制等——甚至提供一定種類的緊俏商品。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考慮經濟誠信、通貨膨脹率或其他後果。

4.必須及時向人民通報政治對手所有的犯罪細節。起初，他們會熱衷於搜尋資訊。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們要大張旗鼓地作文章，揭露犯罪組織和團夥、腐敗現象等等。在其他日子裡，應該以諷刺幽默的方式提供關於對手的資訊……資訊必須生動形象，簡單明瞭。

5.不要用直接威脅的方式來打擊對手，最好是放出國家即將嚴格制度和規範生產、生活紀律的風聲，好像對商店、娛樂場所及其他地方進行定期的突擊檢查一樣。

6.在處理人事任免和調動問題上決不拖遝。人民應該知道誰因為何種原因而受到懲罰；誰在向誰負責什麼；人民有問題應該向誰求助。

在趕往庫圖佐夫大街上的《華盛頓郵報》分社之前，瑪莎·李普曼（她在那裡擔任翻譯）收看了平淡無奇的緊急狀態公告。當她盯著電視機，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6歲的女兒安雅和16歲的兒子格裡沙。她嚇壞了。突然間，這麼多年充滿希望的日子似乎被背叛了。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瑪莎和謝廖沙決定不移民海外。他們選擇與莫斯科同呼喚、共患難。現在她滿腦子在想：“安雅會像我們一樣被灌輸思想嗎？一切都回來了嗎？我們需要移民嗎？我們應該移民嗎？我們可以移民嗎？”

娜傑日達·庫季諾娃是城邊一家降落傘工廠的女裁縫，她剛剛上班。通勤時，她在公車上聽到了一些零零星星的傳聞，新聞播音員宣佈戈巴契夫因“健康原因”辭職，亞納耶夫和某個叫不出名字的委員會——“緊急狀態委員會”——奪取了權力。這一切都顯得那麼模糊和不真實。廠長立即召集所有工人，號召大家全力支援緊急委員會，國家現在需要的是工作場所的穩定和紀律。

庫季諾娃望向窗外。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收音機裡，播音員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委員會的法令。她和朋友們開始討論他們能做什麼，支持誰。在工廠裡，意見分為兩派。一半人感到憤怒。另一半人認為，沒有戈巴契夫，生活可能會更好。也許商店裡會有食物供應。

庫季諾娃心想，支持委員會的工人們都指望一個消極的國家。隨著一天即將過去，當聽說葉利欽已經開始在白宮組織抵抗時，庫迪諾娃變得激動起來。她尋思，“也許我應該開始寫一些傳單。”回家的路上，她看到了坦克，她看到了坦克如何碾碎了道路，這是一次入侵。她看到人群開始向白宮聚集，她做出了一個決定。她要保護兩個月前她剛剛投票支持的總統。她沒有想到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她去白宮是為了葉利欽，為了一個獨立的俄羅斯。她認為，這與戈巴契夫無關。戈巴契夫是罪有應得。

上午10時左右，葉利欽抵達白宮。他和最高蘇維埃主席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以及俄羅斯總理伊萬·西拉耶夫起草了一份呼籲書——《致俄羅斯公民》，譴責這場政變為“反動的違憲政變”，並號召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總罷工。哈斯布拉托夫和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一位阿富汗戰爭的英雄）從一個臨時在議會大廈（即白宮）設立的電臺開始開始廣播。年輕的民主派政治家弗拉基米爾·博克塞爾組織了一個積極分子電話網絡，趕來保衛白宮。葉利欽派遣他的外交部長安德列·科濟列夫前往巴黎尋求西方支持，如果抵抗被鎮壓，就在國外建立一個俄羅斯流亡政府。

“到11點的時候，城市沮喪的情緒開始稍稍緩解，”瑪莎·李普曼的丈夫謝廖沙·伊萬諾夫說。“坐在電車上的人們嘲諷、訕笑坦克。”孩子們爬上坦克，問年輕的士兵們如何駕駛；漂亮的年輕女子不斷挑逗新兵，說也許他們都應該回家，做一些比坐在坦克上更有趣的事情。”

接著，響午剛過，葉利欽走下白宮前的臺階，爬上一輛T-72坦克——塔曼師第110號坦克。這是一幅永不磨滅的畫面，它為接下來的三天奠定了基調。在一小群示威者和記者的注視下，葉利欽的聲音響若洪鐘。“俄羅斯公民們，”他開始說。“……這個國家合法選舉的總統已被罷免……我們正在面對一場右派、反動、違憲的政變……因此，我們宣佈該委員會的所有決定和法令都是非法的……我們呼籲俄羅斯公民給予政變者應有的回擊，使國家重回正常的憲政發展軌道。”

隨後，康斯坦丁·科貝茨——一位退休將軍，現被葉利欽任命為俄羅斯國防部長——爬上坦克，不僅向公民，還向俄羅斯士兵發表了講話。“我是俄羅斯國防部長，”他說，“不會對人民或正式當選的俄羅斯總統開一槍一彈。”科貝茨曾在1968年入侵布拉格期間指揮一個營，他說自己絕不重蹈覆轍。他將組織軍事抵抗，並試圖說服軍官和士兵，作為軍人或公民，他們不能聽從政變集團的命令。

最近幾個月。葉利欽一直因與軍方過於親近而飽受詬病。他的大部分競選活動都在像圖拉軍事基地這樣的地方進行，並且不顧議會中許多激進分子的反對，任命了魯茨科伊為副總統。現在他指望這種關係能帶來回報。魯茨科伊立即投桃報李，他在廣播裡說：“同志們！我是蘇聯武裝部隊的一名軍官，一名上校，一名蘇聯英雄，曾經走過阿富汗戰火紛飛的道路，深知戰爭的恐怖。我呼籲你們，我親愛的軍官、士兵和水兵，不要對自己的人民，對你們的父親、兄弟和姐妹們採取行動。”

在白宮外，當塔曼師的十輛坦克把炮筒從議會轉開時，第一批示威者歡呼雀躍。攻擊者們現在準備保衛白宮。

二等兵丘古諾夫坐在停在列寧山的坦克裡。他說，一開始真的很害怕。人們揮舞拳頭，高喊：“不要向人民開槍！轉向你們的軍官！”他看到婦女們在哭泣，人們給他們送來食物，把花朵插在他們的槍口上，還有人帶來白宮散發的傳單，葉利欽呼籲軍隊遵守對人民的誓言。

士兵們卸下手中AK-47的子彈，將它們藏起來。“為什麼我們不掉頭回家呢？”他們開始交頭接耳。丘古諾夫和他的朋友們感到羞愧，他們告訴周圍的群眾，他們不會做任何有辱他們父輩名譽的事情，他們不會向自己人開槍。

中午時分，葉利欽在廣播裡說：“軍隊、克格勃和內務部的官兵們！同胞們！我們的國家正面臨恐怖主義的威脅。在這個艱難的抉擇時刻，請記住你們曾經向人民宣誓，你們的武器不能用來對付人民。你可以用刺刀建立王座，但不會長久。陰謀者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恐怖和獨裁的陰雲正籠罩在俄羅斯的上空，但這個夜晚必將過去，我們長期受苦受難的人民將再次獲得自由，並且永遠自由。士兵們，在這個悲劇時刻，我相信你們會做出正確的決定。俄羅斯軍隊的榮譽不會沾滿人民的鮮血。”

在白宮，一名來自塔曼師的退役中尉——“巴斯卡科夫是我的名字，這是我的紋身”——接管了民防第34分隊的指揮權。他自豪地看到，正是他的小夥子們率先站到了抵抗的一邊。巴斯卡科夫在前一年退出了共產黨，他覺得“作為一名基督徒”，自己有責任來到街壘。他對家人什麼也沒說，獨自走出家門，乘地鐵去了白宮。巴斯卡科夫的手下，是一支由阿富汗老兵組成的雜牌部隊，控制了議會的22號入口，謝瓦爾德納澤和波波夫等重要人物從那裡進進出出。

巴斯卡科夫的人在街對面、靠近美國大使館的宇宙大酒店的窗戶上發現了狙擊手。多年來，美國外交官一直認為克格勃將這家酒店作為監視大使館的一個據點。巴斯卡科夫的部隊裝備簡陋，只有黑市買來的手槍、刀子、警棍，偶爾有一把機槍。如果發生襲擊，他們將成為炮灰，他們知道這一點。每個人都知道。正是這種英雄主義和宿命感的結合，感動了巴斯卡科夫，尤其是那些加入抵抗部隊的年輕人。“我過去常常批評年輕人，”他說。“但有摩托車手，搖滾樂手，騎著摩托車穿過街壘執行偵察任務，向我們報告軍隊動向。那些人們稱之為妓女的年輕女孩，她們在那裡給我們提供食物和飲料。”

保衛白宮的民眾越聚越多：先是幾千人，然後是一萬人。到了當天結束時，大約有兩萬五千人。在軍事人員的建議下，他們開始用一堆堆雜亂的廢料修建路障：建築鋼筋、混凝土塊、生銹的浴缸、磚塊、樹幹，甚至還有附近一座小橋的鵝卵石，那座橋曾經是1905年反沙皇起義的地點。罷工領袖阿納托利·馬利欣穿著一件聯合礦工工會的T恤（上面寫著“團結則存，分裂則亡”）出現。他走了進去，迅速拿起一挺機關槍。不知怎的，他說，兩年前第一批礦井罷工時，他就有這種感覺，這一天必將到來。

在列寧格勒機場，索布恰克的助手們早在那裡迎接他。他們告訴他，列寧格勒地區軍事指揮官維克托·薩姆索諾夫已經在電視上宣佈，緊急委員會接管了戈巴契夫的權力，開始進入緊急狀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軍隊進城。索布恰克告訴司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送他到市中心的軍事指揮部。一到那裡，索布恰克就把自己的保鏢留在樓下，獨闖龍潭。

“我看到他們不知所措，就立刻給他們一個下馬威，”索布恰克回憶道。“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敢動一根手指，他們將會像納粹在紐倫堡一樣接受審判。我斥責薩姆索諾夫：‘將軍，還記得第比利斯嗎？在那裡，你是唯一一個表現得理智的人。你一直格盡職守。你現在在幹什麼？你參與了這個團夥。這個委員會是非法的。’”

“怎麼會是非法的？”薩姆索諾夫說。“我接到命令。我有一份加密電報。我不能給你看。那是機密。”

索布恰克繼續施壓，告訴薩姆索諾夫要記住，1989年4月第比利斯的將軍們也是如何僭越命令，把一場和平示威演變成血腥屠殺的。

“你憑什麼發號施令？”列寧格勒黨主席伯里斯·吉達斯波夫喊道。

“閉嘴！”索布恰克說道。“難道你不明白，你的所作所為正在毀滅你自己的黨嗎？”

在會議剩下的時間裡，吉達斯波夫坐立不安、牢騷不斷，像一隻被打敗的狗。

薩姆索洛夫面臨抉擇。亞佐夫和克留奇科夫要求他無條件服從帝國和紀律。得到全城支持的索布恰克則呼籲他的良心和歷史使命感。這是過去6年來一直在討論的話題。現在這位將軍發現這幾乎易如反掌。他打消了念頭，命令麾下的部隊不要進入城市。列寧格勒——現在又改名回聖彼德堡——得救了。

當天晚上，索布恰克現身當地電視臺《事實》節目，他把陰謀者稱為“前”部長和“公民”，就像俄羅斯檢察官稱呼被告一樣。

薩姆索洛夫不斷接到陰謀者的電話，但他堅持己見。索布恰克非常高興。“將軍，”他說，“你難道看不出這幫人一無是處嗎？就算他們能夠奪取權力，他們也風光不了多久！”

在遵循列寧或雅魯澤爾斯基的指示方面，政變集團領導人可謂手忙腳亂、一無是處。在他們的逮捕名單上，幾乎每個人都還逍遙法外，並從事各種抵抗運動。包括《莫斯科新聞》在內的一群自由派報紙編輯，已經開始籌畫一份名為《大公報》——“普羅大眾”——的聯合地下報紙，而《獨立報》的編輯們也在製作一份地下刊物。反對派廣播電臺，特別是《莫斯科回聲》，也在暫時停播幾個小時後，迅速重新開播。外國新聞機構分社的電話、傳真和電傳線路正常工作。CNN、BBC、自由電臺和美國之音進行連續播報。記者們徵用白宮內部的電話線路，順利發出了他們的新聞。

在蘇聯主要報紙的辦公室裡，情況更為複雜。政變集團已命令關閉所有主要的自由派報紙，並利用高發行量的黨報和政府報刊發佈他們的法令和虛假消息，宣稱局勢多麼正常，多麼平靜。《蘇維埃俄羅斯報》熱心合作，其他一些則反應冷淡。而在《消息報》內部，爆發了一場戰爭。

《消息報》是該國最自相矛盾的機構之一。一方面，它的主編尼古拉·葉菲莫夫是一個無恥的馬屁精。他的靠山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葉菲莫夫非常熱衷迎合上意：報紙的30名外國記者中，約有一半是克格勃特工。雖然官方政府審查員不再坐鎮編輯部，葉菲莫夫自己也能勝任這份工作。他總是迅速封殺他認為可能損害或侮辱現在政變領導人的報導。另一方面，這份報紙人才薈萃。米哈伊爾·伯格發表了一些國內最犀利的經濟學評論。安德列·伊萊什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擊落大韓航空公司007號航班事件的文章，比西方任何刊物都更深刻地揭示和批評了蘇聯領導層。優秀的記者和編輯，那些誠實的人，鄙視葉菲莫夫。他們認為自己擁有卓越的才能和資源，甚至比《獨立報》的年輕叛逆者報導得更好。如果他們可以的話。

下午1點左右，位於普希金廣場的《消息報》印刷廠發生了一場鬥爭。幾名記者帶回了一份葉利欽呼籲人民抵抗政變的副本，在印刷工人的支持下，他們已經將其排印成了晚間版。但是，葉菲莫夫的副手德米特裡·馬姆列夫下令不許刊登葉利欽的言論。

印刷工人們群情激憤。領班之一的帕維爾·維琴科夫大聲喊道：“我們投票支持葉利欽！你們可以刊登委員會的聲明，但我們堅持要把葉利欽的聲明也刊登在報紙上。”

“是否刊登什麼內容不由你們決定，”葉菲莫夫的手下葉甫根尼·格馬諾夫說。“那是編輯的事。你們的工作就是按照指示印刷。”

“你們可以槍斃我們，”工人帕維爾·布希科夫說，“但如果沒有葉利欽的聲明，我們絕不會把這份報紙印刷出來。我們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貧困潦倒，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孩子也過同樣的生活。”

葉菲莫夫錯過了鬥爭的開始，因為他正從度假屋趕回莫斯科。他一走進門，一小群記者就圍了上來，要求他同意發表葉利欽的聲明。葉菲莫夫說不可能，然後從印刷機上強行拔下金屬字模。

通常情況下，葉菲莫夫會說到做到。但現在，印刷工人們，就像西伯利亞的礦工或明斯克的工人一樣，表示他們寧願辭職也不願屈服。他們寧願搗毀印刷機，也不願發表沒有伯里斯·葉利欽呼籲的《消息報》。

延遲20個小時後，《消息報》出現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以及蘇聯的每個城市和村莊。緊急委員會的公告刊登在醒目的第一頁。葉利欽的抵抗政變呼籲在第二頁。

政變集團面對媒體的時刻終於到了。傍晚時分，一行人出現在外交部新聞中心，此舉是他們戰略的一部分，旨在讓局勢看起來正常，給人一種這不是政變而是合法的憲政過渡的印象。這是他們在世界晚間新聞廣播中競爭的機會，也是與葉利欽像列寧在芬蘭車站一樣站在坦克頂上號召人民的形象相抗衡的機會。

在政變最初的幾個小時，克留奇科夫等人感到欣喜若狂。沒有罷工，沒有示威。就連像格魯吉亞的茲維亞德·加姆薩胡爾季阿這樣激進共和國總統也沒有採取行動反對政變。而亞納耶夫則在自己的辦公室和克里姆林宮的走廊裡閒逛。其他人在做決策。但這是他的時刻。在新聞發佈會上，他必須讓鏡頭外的人相信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問題在於亞納耶夫無法控制自己。他像一個毒癮發作的癮君子一樣吸著鼻子，他像小野獸在人面前戰慄一樣顫抖雙手。他從一開始就迷失了方向。他的回答是不攻自破的謊言，他的故作鎮定也顯得有些神經兮兮。記者們，除了極個別明顯的保守分子，在提問時沒有表現出任何恐懼或尊重。他們甚至嘲笑他！戈巴契夫已經被剝奪了他的“核足球”，即裝有密碼的手提箱。現在所有密碼都掌握在軍方和克格勃手中。一個政變集團控制著一個巨大的核力量，而他們卻在嘲笑！

眼看災難進行到一半，亞納耶夫指向《獨立報》年僅24歲的記者塔蒂亞娜·瑪律基娜。就在一年前，瑪律基娜還在《莫斯科新聞》從事低級研究員工作，翻閱剪報，為老記者做勤雜。現在她是莫斯科最炙手可熱的報紙的職員。她從座位上站起身，拿過麥克風，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個半醉半醒的權力冒牌貨。

“請告訴我，”她說，“你知道自己正在發動一場國家政變嗎？你認為與哪個比較更合適——1917年還是1964年？”布爾什維克政變還是推翻尼基塔·赫魯雪夫？

有一瞬間，這個將要成為國王的人看著自己那可憐的雙手；他似乎傷心欲絕，好像在想這種顫抖何時才會停止。

在國防部，德米特裡·亞佐夫和他的妻子艾瑪一起觀看新聞發佈會。當看到這一悲慘的一幕，她哭了，懇求丈夫打電話給戈巴契夫，取消政變。

“迪瑪，你加入了什麼？”她含著淚說道。“你總是嘲笑他們！快給戈巴契夫打電話……”

但元帥告訴他的妻子，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所有的聯繫都被切斷了。

在三樓作戰室裡，葉利欽簽署法令，成立了一個後備的影子政府，並派遣一個由23名俄羅斯政府的文職和軍事官員組成的小組，在葉利欽的家鄉、位於烏拉爾地區葉卡捷琳堡市郊35英里處建立秘密總部。

“我們的想法是，如果白宮被攻陷，就以俄羅斯政府的名義採取行動，”葉利欽的環境部長亞曆克謝·亞博洛夫說，他是那些前往葉卡捷琳堡的人之一。俄羅斯人在冷戰期間建造的地下30英尺的碉堡中工作，開始不斷發送傳真和電報，呼籲蘇聯各地的組織和政府抵制政變集團的法令。

烏拉爾軍區的領導人是全國最保守的將軍之一，阿爾伯特·馬卡紹夫。馬卡舒夫曾以純粹史達林主義的綱領與葉利欽競選總統。現在，馬卡舒夫指揮他的部下抓捕任何可疑人員，包括“國際主義者”，這是史達林時代對猶太人的舊暗號。但他的部隊幾乎未予理會。葉卡捷琳堡市熱情支持葉利欽。超過10萬人在主要城市廣場上舉行示威，公然反抗政變集團。沒有人被捕。

下午6點，瓦連京·帕夫洛夫召集政府所有部長舉行會議。環境部長尼古拉·沃龍佐夫是出席此次會議唯一的非共產黨員，他在會上做了筆記，並在幾天後向瑪莎和我口述其中一些內容，隨後這些內容在媒體上公開。

“大家團結一致、交口稱讚，”沃龍佐夫說。除了三位部長外，每位部長都表態絕對支持政變。在帕夫洛夫老調重彈“反革命分子”擁有毒刺導彈和邪惡意圖的故事後，一位又一位部長站起來說委員會是他們最後的希望。他們毫不掩飾地表示，他們最想要的是繼續掌握權力，以保住最後一點特權的甜頭。國家化學與生物技術委員會主任弗拉基米爾·古謝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告訴其他部長：“如果我們後退哪怕一丁點，我們就會失去自己的工作和生命。我們不會再有機會了。”

會議結束後，帕夫洛夫與亞佐夫通了電話。亞佐夫一眼就看出，這位被大家稱為“豬肉先生”的總理又喝得酩酊大醉。

“把他們統統抓起來，”帕夫洛夫一度叫囂。

亞佐夫知道事情進展不妙。計畫在哪裡？他開始覺得這場政變也許失敗會比成功要好。但他還是硬著頭皮撐下去。

當然，政變集團已經取締了俄羅斯共和國的新電視臺。公眾將無緣目睹新聞節目《報導》幽默主持人的風采。新聞，和過去一樣，只有在中央電視臺《時間》欄目上才能看到。

即使是《時間》最好的導演和記者也知道，他們不可能成為英雄。他們不可能在電視上呼籲抵抗。他們的整個行動都佈滿了克格勃的眼線、特工和軍官。這是毫無疑問的。況且，所有真正不安分的人早就已經跳槽去了《報導》和更自由的節目。

但是，年輕的《時間》記者謝爾蓋·梅德韋傑夫看了CNN的報導後，決心做點什麼。他的編輯給了他一個晚上9點的報導任務：為《今日莫斯科》拍攝一部專題片。他知道，其目的是要展示一切多麼平靜，“生活照常進行”。事實上，這是真的。莫斯科大部分的地區，就像全國幾乎所有其他地方一樣，看起來一如往常。人們去上班。有些人看電視、讀報紙，試圖弄清楚發生了什麼。有數百萬人認為政變甚至可能帶來一些好處；也有數百萬人對此滿不在乎。為確保畫面充實，梅德韋傑夫還拍攝了一下白宮周圍的場景：路障、抗議者。他甚至拍下了葉利欽站在坦克上的片段。他把它交給編輯，然後在心底默默祈禱。

葉蓮娜·波茲德尼亞克，一位《時間》的資深編導，也決定盡其所能，保留至少一點誠實感。她從克留奇科夫和他的副手那裡得到消息，如果技術上可行的話，她應該剪輯掉亞納耶夫在新聞發佈會上顫抖的手、大廳裡的訕笑聲，以及記者們群嘲的反應。儘管這很容易做到，但波茲德尼亞克想，“讓他們看看這一切吧！”她已經受夠了弄虛作假。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她每天晚上都要清理領導人的結巴和口誤。勃列日涅夫說起話來就像一隻老鱷魚，需要特別潤色。“他過去常常喜歡講一個詞‘戮力’，但他總在後面多加一個額外的字母，變成‘戳力’，”波茲尼亞克回憶道。“我必須找到另一段他說得正確的演講，然後配音進去，這樣就沒人會注意到了。”但這次沒有。

瓦連京·拉祖特金，克拉夫琴科的副手，一個半自由主義者，也行動起來了。廣播上充斥著委員會的宣言和經審查批准的評論，使他的反叛看起來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說無影無蹤。但他採用梅德韋傑夫的報導，播放了新聞發佈會的片段，並配上亞納耶夫顫抖的手。

“人們看到葉利欽還活著，他是自由的，他正在工作，這意味著還有希望，”拉祖特金說。《時間》節目甫一結束，電話鈴聲就開始響個不停：三名政治局委員，最糟糕的是內政部長伯里斯·普戈。

普戈勃然大怒。“關於莫斯科的報導是背叛！”他說。“你已經告訴人們該去哪裡，該做什麼。你將為此負責。”

後來，亞納耶夫也打來電話。他似乎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於是拉祖特金禮貌地詢問他是否喜歡今天的新聞節目。“我看到了，”亞納耶夫說。“報導很好，很平衡。它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一切。”

“但他們說我會為此受到懲罰，”拉祖特金說。

“他們是誰？”亞納耶夫問。“中央委員會的？滾他們蛋。”

從那天晚上開始，拉祖特金結識了一位新朋友：一名克格勃上校。無論拉祖金去哪兒，上校就去哪兒，監聽他所有的談話，看著他做所有的決定。

“你為什麼在這裡？”拉祖特金問。

“為了你的安全，”上校說。

但很快克格勃的人就回心轉意了。當政變開始逐漸平息，他和拉祖特金相視一笑。然後兩人拿出酒瓶，那是男人與男人之間長青的友誼之樹。

“乾杯！”特工說。

“乾杯！”那位扒光老大哥底褲的人說。

拉祖特金的兒子為父親機智的反抗感到自豪，但他無法打電話告訴他。謝爾蓋·拉祖特金此時在白宮，在街壘上。

1991年8月20日

在發生政變的3天裡，葉利欽徹夜不眠。20日清晨，他和他的助手們從窗戶向街壘望去，白宮外面仍然人山人海，大約一萬人左右圍聚在可擕式收音機或小篝火旁。但白宮裡的人很緊張。他們需要大量的人群。他們不得不依靠俄羅斯歷史上最不可靠的東西：人民堅強而自由的意志。

在走廊裡，人們走來走去，充滿了焦慮和謠言。有些全副武裝的中年男子，他們自退伍那天起就再沒有拿過步槍。幾百名在“鐘聲”和“亞曆克斯”等新成立的保安公司工作的年輕人，與阿富汗老兵一起報名參加。在辦公室的角落裡，秘書的桌子底下，堆放著小山一樣的機槍、手榴彈和燃燒彈。不到兩年前還在柏林牆的殘垣斷壁前演奏了大提琴的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如今回到祖國，抱著一把AK-47突擊步槍，站在葉利欽辦公室附近守衛了好幾個小時。一些最著名的“六十年代人”也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學者尤裡·卡裡亞金；阿列克謝·亞達莫維奇。新浪潮政治家也在那裡：謝爾蓋·斯坦克維奇，他臉頰紅潤，穿著皮夾克，看起來像一個努力扮酷的學生會主席；伊利亞·紮斯拉夫斯基，一瘸一拐地從一個辦公室走到另一個辦公室；憲法學者奧列格·魯曼采夫和律師謝爾蓋·沙克萊彎腰伏案，為葉利欽起草法令。

葉利欽的手下似乎對政變的關鍵時刻瞭若指掌。他們有軍方人員給他們打電話私授情報，俄羅斯克格勃給他們提供關於克留奇科夫的資訊。差不多同一時間，亞佐夫在國防部大罵黨內缺乏積極支持，大罵他的一些高級將領消極抵抗。一拔又一拔的人告訴他，他們“還沒有準備好”發動進攻，他也感到問題層出不窮、全部亂了套，“血流成河”不會帶來勝利，反而帶來更深的恥辱。

隨著街道上人流絡繹不絕，葉利欽的人發現聚集在白宮周圍的支持者越來越多。通過在地鐵站和公車站張貼傳單，人們瞭解到更多關於正在發生事情的真相和當務之急。葉利欽號召在上午10:30舉行一次示威遊行。

葉利欽站在白宮陽臺上，背後是一面巨大的俄羅斯三色旗，前面是防彈玻璃，他鬥志昂揚、雄姿英發，用渾厚的男中音警告說：“政變集團在奪取權力時無法無天，而政變集團在保持權力時也無法無天。”

“亞佐夫的雙手不是沾滿了其他共和國人民的鮮血嗎？普戈的雙手不是沾滿波羅的海人和高加索人的鮮血嗎？……[俄羅斯]檢察官和內務部已經接到命令：誰執行這個非法委員會的命令，誰就將受到起訴！

“軍隊拒絕盲目跟隨這群叛國賊。我認為有必要支援這些軍隊，並與他們一起遵守秩序和紀律……我堅信，在民主的莫斯科，保守勢力的反撲不會得逞。民主必將勝利。我們會一直待在這裡，直到把政變集團繩之以法！”

這不是一次精彩絕倫的演講，但它讓10萬多人有機會看到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要保護的象徵，無論他有什麼缺點和虛榮心，葉利欽現在是民主的象徵，他是他們選出來的人——而不是戈巴契夫。在白宮陽臺上的所有演講者中，薩哈羅夫的遺孀，並非戈巴契夫朋友的葉蓮娜·博納是唯一提到了那個此刻正在弗羅斯的頹靡奢華中飽受煎熬的人。“我與戈巴契夫有分歧，”她說，“但他是這個國家的總統，我們不能讓一群強盜接管國家。”

曾躲過克格勃前同事逮捕的奧列格·卡盧金介紹了一位秘密員警中校，他喊話“沃洛佳”·克留奇科夫，立即停止這場“即將崩潰”的政變。備受歡迎的喜劇演員根納季·哈紮諾夫模仿戈巴契夫，就像裡奇·利特爾模仿尼克森一樣。他用最像戈巴契夫的聲音——充滿了輕聲的G和語法錯誤——說：“我感覺很健康，但我忍不住想，你不能用顫抖的雙手來執行一項乾淨的政策。”

然後，葉甫根尼·葉夫圖申科，這位既不苟言笑又愛出風頭的詩人終於逮著機會，擠到麥克風前。

不！俄羅斯不會在無盡的歲月中再次跪倒，

與我們在一起的有普希金、托爾斯泰。

與我們站在一起的是全體覺醒的人民。

而俄羅斯議會，像一隻受傷的自由大理石天鵝，在人民的捍衛下，游向永恆。

這遠不是葉夫圖申科最糟糕的作品，觀眾們卻很喜歡。儘管如此，我更喜歡那些已經在莫斯科流傳開來的四行詩，包括：

我們被告知秩序已經得到保障，

但政變集團的手卻毫不停歇；

他們有點像皮諾切特，

也有點像侯賽因。

在淅淅瀝瀝的細雨中，我沿著庫圖佐夫大街，穿過大橋，走向白宮。我看到一群20多歲的、穿著考究的蘇聯男性商務人士，從路邊的必勝客拎走一疊疊披薩。又一批百萬盧布富翁的代表被派往麥當勞採購更多的食物。

我在那裡待了一個下午，直到晚上。下午4點鐘，有傳言說克格勃便衣特工潛入大樓並被抓獲。隨後葉利欽中斷了與英國首相約翰·梅傑的電話，稱坦克正駛向白宮。事實證明，當時並沒有這樣的突襲行動。克里姆林宮正忙於其他事務。首先，亞納耶夫與薩達姆·侯賽因聯繫，承諾恢復與伊拉克的良好關係。總的來說，政變得到了侯賽因、穆阿邁爾·卡紮菲和菲德爾·卡斯楚的支持。

傍晚時分，支援抵抗的聲音通過電傳和傳真機源源不斷地湧入。哈薩克、烏克蘭和其他地區的領導人在猶豫了一段時間後，開始公開反對政變集團。就連烏克蘭克格勃局長尼古拉·戈盧什科將軍也打電話，表示他不支持政變。同樣重要的是，有消息稱帕夫洛夫因“高血壓”住院，他的身體出現了一些可憐的虛弱跡象。有傳言說亞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已經辭職。盧基揚諾夫一直油腔滑調地告訴戈巴契夫的一位助手：“我與政變無關。”支持俄羅斯政府的軍事領導人變得越來越大膽。空降部隊指揮官帕維爾·格拉喬夫上校一直拖延地面部隊總司令瓦連尼科夫要他準備對白宮發動突襲的要求。沙波什尼科夫甚至下令他的部隊做好攔截並擊落前往白宮的突擊直升機的準備。後來，沙波什尼科夫表示，他甚至考慮過如果陰謀者們試圖攻打白宮，對克里姆林宮進行報復性空襲的可能性。

在作戰室裡，葉利欽、科貝茨和魯茨科伊知道，如果要發動突襲，就必須在當晚儘快行動。陰謀者可以看到，白宮周圍的群眾越來越多。在西方，一些評論員認為，莫斯科的反應並不像1989年的布拉格那樣，當時幾乎整個人口都走上街頭。說得沒錯。不過捷克人可以放心，他們的領導人不會對他們發動全面的軍事攻擊。但在莫斯科，有5萬軍隊駐紮在市內，馴馬場、紅場、內環路、列寧山等地都佈滿了坦克，這兒可沒有那樣的保證。在巴庫、第比利斯、維爾紐斯、里加和奧什之後，還能保證什麼呢？

在外面的街壘上，人們東奔西走，深一腳淺一腳地踩在水坑裡，每分鐘都有新的謠言，每個謠言都通過無線廣播傳出。有些自封的領導者拿著擴音器發表聲明，其中很少有什麼意義，卻造成了更大的緊張與混亂。光是在人群中保持冷靜就需要一定的耐力。一會兒是無聊，一會兒又是最新的傳言，就像你從高高的木板上跳下，或者不可避免地遭遇車禍前的那種感覺。我看到一個人，一個穿著老式叢林迷彩服的退伍老兵，一手拿著棍子保護自己，另一手提著伏特加壯膽。最令人欣慰的景象是坦克士兵在車上歡迎孩子們，並與女孩調情。這就是希望。

而真正的希望蘊含在普通民眾的勇氣中。在庫圖佐夫大街的一個路障旁，我與一位名叫雷吉娜·博加喬娃的中年婦女交談，她說她寧願被坦克蹍壓也不願離開。“我已經準備好死在這裡，就在這個地方。我絕不離開。我已經55歲了，多年來，我的腦子裡只有順從和屈服。少先隊、共青團、工會、共產黨，所有這些都教導我不要反抗，要做一個好蘇聯人，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但星期一早上，我的朋友打電話給我，說：‘快打開收音機。’我不需要。我聽到巨大的轟鳴聲，走到陽臺上，看到下面坦克在莫斯科高速公路隆隆前進。這些禽獸！他們一直以為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他們趕走了戈巴契夫，現在又威脅我幫助選出的政府。我根本不怕宵禁。如果有必要，我會讓坦克從我身上碾過。如果有必要，我將死在這裡。”

報社的衝突也愈演愈烈。

在《消息報》社，葉菲莫夫接到了亞納耶夫的電話，被告知他不應再發表任何葉利欽的法令或其他未經政變集團授權的公告。當然，葉菲莫夫連聲答應。當他的一位副手告訴他，他的行為如此軟弱，以至於“如果他們審判你，我們誰也不會為你辯護”，葉菲莫夫解雇了她。無論如何，他都會遵守政變集團的命令。

在《獨立報》社，工作人員沒日沒夜地採集資訊。特別是在政變第一天之後，當政變集團表現出搖擺不定的態度時，他們的激情被點爆了。這是他們的時刻。25歲的政治記者弗拉基米爾·陶德雷斯表示，他和報社的朋友們將政變視為他們這一代人的決定性事件，就像黨的二十大對卡爾平斯基、戈巴契夫和解凍一代人的意義一樣，政變是街頭媒體時代的二十大。“對我們來說，政變不僅僅是簡單的政治問題，”陶德雷斯說。“說實話，通常我們討厭政治。但這次是百事可樂一代受到威脅。我們的存在岌岌可危。前來保衛白宮的人中，摩托車手們害怕失去他們的摩托車。年輕的商人們擔心剝奪他們的市場。黑幫甚至考慮到侵犯他們的底線。妓女、學生、學者，每個人都對這種新生活感興趣，我們只是不願意把這一切都交給那些老人。而且，這就像一部偉大的電影。生活和藝術完全混在一起。我那些在國外的朋友們傷心欲絕，不是因為他們感到恐懼，而是因為他們覺得被冷落了。他們無法參與這部電影。”

電影的新聞部分非常精彩。政變第一天，《獨立報》主編維塔利·特列季亞科夫決定不違抗政變策劃者的新聞禁令。他的想法是，一個貿然的、錯誤的行動，可能會危及員工的安全，甚至報社的命運。一些年輕記者出離憤怒，尤其是當他們聽說《消息報》印刷廠願意挑戰禁令繼續印刷。特列季亞科夫不為所動。但在20日，隨著政變領導人既沒有意願也沒有組織能力對新聞界發起全面進攻的事實逐漸明朗起來，特列季亞科夫和員工們在一份複印出版的《獨立報》上，打出了《虛弱的政變：一切都尚未結束》的頭條。這份報紙充滿了來自莫斯科和各省份有關政變的新聞。設法找到地下版的幾千名莫斯科讀者瞭解到，政變幾乎完全以莫斯科為中心。莫斯科以外的主要焦點集中在波羅的海三國首都，那裡的軍隊迅速佔領了電視塔和其他要點，以及韃靼斯坦地區，當地党的領導人認為，如果他們支持政變，就越有機會從俄羅斯共和國獲得獨立。對列寧格勒的進攻已經停滯不前，儘管共和國領導人早些時候有所動搖，但哈薩克、烏克蘭和其他主要共和國的街頭幾乎看不到政變的明顯跡象。除此之外，全國一片安靜。你可以到莫斯科市中心走幾分鐘，卻不知道正在進行一場政變。

但是，在政變的中心，記者們正在努力報導這個故事，尤其是兩名軍事記者謝爾蓋·帕爾霍緬科和帕維爾·費爾根豪爾。在整個圍困過程中，費爾根豪爾一直待在白宮，並與在臨時“作戰室”裡策劃葉利欽抵抗策略的軍事領導人保持著密切聯繫。費爾根豪爾脾氣火爆，英語流利，他從未打算成為一名記者或軍事專家。他擁有生物學博士學位，並憑藉自己的論文《蛙卵母細胞成熟過程中的RNA合成》贏得了他所謂的“國際聲譽”。他告訴我：“我放棄了科學，因為在這個國家你無法再從事科學。我們甚至買不起試管或青蛙的食物。所以我成了一名記者。我一直愛好寫作。”

就像某些美國孩子關注棒球一樣，費爾根豪爾一直關注軍事事務。這是一種將行動和統計資料相結合的遊戲。“帕維爾是個喜歡玩具士兵的孩子。他是一個40歲的大男孩，是個天才，”帕爾霍緬科說。“他喜歡政變，因為他可以同時扮演士兵和戰地記者的雙重角色。”

帕霍緬科無法相信坐在白宮的同事們眼中流露出無比滿足的自豪感。“至於我，我嚇壞了。”他在政變後說：“我以為自己死定了。他們試圖說這一切不足為奇，根本沒有危險。但那太荒謬了。這完全是一場神經戰，一場危險的電話戰。電話裡充斥著各種針鋒相對的命令。當俄羅斯政府得知有一支坦克部隊出動時，他們擺放了一排排煤氣罐，以便引發巨大爆炸。他們一直以來的策略就是用手無寸鐵的民眾作為擋箭牌，最大限度地製造流血威脅，嚇唬克格勃和政變者。”

在福羅斯，戈巴契夫不斷收聽索尼晶體管收音機。每一天，他三番五次地向綁匪提出請求：重獲自由，向人民發表講話。賴莎告訴他不要吃送來的食物；而吃一些給看守的食物。她擔心他會被毒死，或槍殺。“我們儘量保持冷靜，”賴莎後來說。“我們試圖過正常的生活。”但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她，飽受折磨，一隻手失去了控制——顯然是受到了驚嚇。深夜裡，戈巴契夫的女婿安納托利架起了一台錄影機，錄下了戈巴契夫朗讀基本上是自己最後的遺囑，宣佈他拒絕陰謀者，並表明立場。

“……我被剝奪了與政府的通訊，以及與我同行的飛機，還有直升機……”

戈巴契夫和他的女婿將這部影片複製了四份，然後分別藏在不同地方。他們以為可以想辦法不被發現，偷偷帶到莫斯科。

“……我被拘禁了，任何人不得進入我的別墅……”

戈巴契夫的助手切爾尼亞耶夫表示，也許他可以沿著海岸游到安全的地方，然後從那裡聯繫俄羅斯政府。但這太荒謬了。他們無能為力。此時此刻，在遠方，戰鬥已經打響。

午夜前，第一發槍聲響起，遠處傳來曳光彈的爆炸聲。攻打白宮開始了嗎？

科別茨將軍知道，如果克格勃和軍隊突襲街壘，白宮將在“最多15分鐘內”淪陷。不過俄羅斯人並非完全坐以待斃。由作戰室組織的街壘被街上的抗議者築得又高又堅固。它們可能無法阻止一切——或任何事情——但它們給陰謀者的計畫製造了相當大的變數和麻煩。

突然間，成千上萬從城市四面八方趕來保護白宮的人們開始高聲呼喊：“可恥！可恥！”然後，“俄羅斯！俄羅斯！”

直到第二天早上，很少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在花園環路的街壘附近，三名抗議者在與坦克發生衝突時被殺。一些示威者用燃燒彈燒毀了坦克。空氣中彌漫著汽油燃燒的味道，這絲毫沒有緩解大批保衛白宮人群的緊張情緒。

現在，政變已經造成了三個人犧牲。還有多少人將死去？

工廠女裁縫娜傑日達·庫季諾娃站在庫圖佐夫大街對面的街壘前。她全身被雨水淋濕了，有人送給她幹襪子和鞋子。街對面烏克蘭大酒店的管理員平日態度惡劣，他們為街壘上的婦女們開放了房間，讓她們輪流睡兩三個小時。與此同時，娜傑日達一直把收音機調到《莫斯科回聲》頻道，聽魯茨科伊和哈斯布拉圖夫呼籲人們保持克制——公民抗命，但要克制。每隔幾分鐘就有關於部隊調動的公告，偵察機隨時會發出攻擊信號。“我們總是感覺他們就在我們身邊，”庫季諾娃說。“他們用一種特殊的語言說話，語氣高亢，就像一個人在臨死前說話那樣。他們非常坦誠地與我們交談，給人一種難以形容的共鳴感。我們聽到了他們的聲音，他們也聽到了我們的聲音。”

女保衛者們手繪了一塊標語牌，放在南面街壘的前面：“蘇聯士兵：不要向你們的母親開槍。”她們準備像戰爭英雄一樣獻出生命。“白宮裡的人命令我們讓開，如果坦克開過來，不要撲上去，”庫季諾娃說。“但是我們知道，如果坦克來了，我們會站在它們前面。我們討論著應該把叛變到我們這邊的坦克放在哪裡，是在街壘的前面還是後面。我們決定把它們放在街壘的後面，因為如果它們被俘，政變支持者會槍斃裡面的坦克兵。他們畢竟只是年輕的孩子。”

攻打白宮的計畫非常之簡單粗暴。

20日下午，國防部副部長弗拉迪斯拉夫·阿恰洛夫主持召開名為“雷霆行動”的策劃會議，與會者包括伯里斯·格羅莫夫、帕維爾·格拉切夫、亞歷山大·列別德和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等高級將領，以及戈巴契夫的首席軍事顧問、克格勃領導人格涅伊·阿蓋耶夫和反恐精英阿爾法小組指揮官維克托·卡爾普金。在空降兵和克格勃部隊的幫助下，阿爾法小組將突襲白宮，用榴彈發射器炸開大門，然後前往五樓逮捕或殺死葉利欽。貝塔小組負責鎮壓任何抵抗，而波浪部隊則與其他克格勃部隊合作，抓捕其他俄羅斯領導人。坦克將發射炮彈，震聾和震懾白宮的防禦者，武裝直升機會襲擊屋頂和陽臺，提供支援。

阿爾法小組向來以血腥高效而著稱。1979年，他們闖入阿富汗獨裁者阿敏的宮殿，在蘇聯入侵前夕將其殺害。（後來蘇聯媒體將此描述為“阿富汗人民發出的兄弟般的邀請”）。而1991年1月維爾紐斯大屠殺中，阿爾法小組也擔任先頭部隊。

儘管克留奇科夫的計畫非常明確，但克格勃作為一個整體，忠誠和意志卻一團糟。在政變開始時，來自克格勃的訊息源首先向俄羅斯政府發出警報，稱葉利欽將被逮捕。他們為俄羅斯政府提供了關於國防部和克格勃通信系統的關鍵資訊。《莫斯科新聞》後來報導稱，克格勃給葉利欽的團隊提供了一台印刷機來發行傳單，而現在從事私營業務的退休特工們還向俄羅斯國防基金捐贈了100多萬盧布。政變初期，克格勃的中級軍官起草了一份譴責政變集團的聲明。

葉利欽在克格勃的線人告訴他，阿爾法小組將於19日下午6點左右行動。但是隊伍內部出現了分歧。政變發生後，克格勃的消息來源告訴我，克格勃和軍隊的中層和“中上層”對他們的領導沒有多少信心。在他們看來，陰謀者是腦滿腸肥的老古董，不值得信任。他們看到了領導層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構思其計畫——阿富汗戰爭、對第比利斯、巴庫和維爾納的襲擊——然後逃避一切責任。戈巴契夫的助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告訴我，即使像格羅莫夫和格拉喬夫這樣在阿富汗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將軍，“他們同時兩邊站隊，即使在政變策劃會議上也與白宮保持著密切聯繫。他們不是民主人士，但他們拒絕為克留奇科夫和亞佐夫這樣的白癡而流血犧牲。”

“人山人海，”下午，阿列克桑德爾·列別德將軍在與阿恰洛夫的會議上說。“他們正在築起街壘。傷亡會很慘重。白宮周圍有很多武裝人員。”

亞佐夫到場後說：“好吧，我們遇上什麼問題？”

阿恰洛夫表示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力量成功佔領白宮。亞佐夫告訴部下增派兵力，“我們不能失去主動權。”但他似乎聽之任之。

在阿爾法小組一次單獨的策劃會議上，一位高級軍官安納托利·薩拉耶夫站起來說：“他們想用鮮血裁髒嫁禍我們。你們每個人都有憑良心做事的自由。至於我，我不會攻打白宮。”在第比利斯、巴庫和維爾紐斯，軍隊和克格勃的官兵已經看到他們如何被利用充當炮灰，而每一次當權者都逃避責任。他們絕不會再讓這種事發生，尤其是當它涉及殺害自己同胞的時候。

與此同時，克格勃和臥底員警繼續在白宮內外拍攝照片和錄影。“我們拍攝了一切，”卡普金告訴《文學報》一名記者。“我們在保衛者和白宮內部都佈署特工。晚上，列別德將軍和我巡視了街壘。它們只是玩具；我們可以輕易地摧毀它們。”

“作戰計畫是什麼？”

“淩晨3點，內務部特種部隊將實施清場。他們會用催淚瓦斯和水炮驅散人群。我們的部隊則從地面和空中跟進，使用直升機、榴彈發射器和其他特殊手段……然後我們將佔領大樓……我的人作風優良、能打勝仗。整個過程將在15分鐘內結束……一切都取決於我。謝天謝地，我沒有勇氣這麼做。那將是一場血腥屠殺。我拒絕了。”

對克格勃來說，還有更多現實的考量。比如在雨天和故意堆滿破舊傢俱和其他雜物的屋頂上降落直升機的困難。還有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的問題，他拒絕使用他的直升機進行突襲，甚至威脅要對政變集團發動空中反擊。此外，還有極高的死亡人數威脅。當天晚上，那些在街壘上的人——包括克格勃的線人——都知道白宮內部普遍存在一種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的情緒。更有甚者，還有可能遭受羞辱，甚至失敗。葉利欽和他的一些助手在地下掩體裡度過了部分夜晚，那裡有一扇厚達20英寸的鋼門密封著。克格勃可能想知道，如果他們以成千上萬人的生命為代價，“奪取”了白宮，卻不能帶走葉利欽，會發生什麼。根據檢察官的報告，格拉喬夫將軍和沙波什尼科夫將軍一致同意，如果緊急狀態委員會開始攻打白宮，他們將進行報復，下令派轟炸機飛越克里姆林宮。

晚上8點，緊急狀態委員會在克里姆林宮開會。亞納耶夫驚恐地告訴同事們，他聽到“謠言”說委員會正在組織攻打白宮。他提議他們在電視上宣佈謠言是不真實的。

目擊者告訴俄羅斯檢察官，現場鴉雀無聲，然後亞納耶夫說：“我們中間真的有人想要襲擊白宮嗎？”

沒有人回答。當克留奇科夫開始談論他如何從全國各地聽到委員會獲得了大量支持時，亞納耶夫說，不，他收到的電報告訴他情況恰恰相反。政變者希望通過大量供應商品及降低物價來贏得支持，哪怕只是幾周的時間。但這一切都成為泡影。軍事儲備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軍糧只夠軍隊吃上幾天。

政變正在瓦解。21日淩晨3點，克留奇科夫打電話給白宮。他與葉利欽最親近的助手根納季·布林布利斯進行了交談。

“現在沒事了，”間諜頭目說。“你可以去睡覺了。”

1991年8月21日

那天早上，成千上萬的人在街壘上醒來，慶倖自己還活著。他們還在那裡，這很了不起。我在那裡聽到的大部分談話都是關於花園環路上犧牲的三名示威者——德米特裡·科瑪律、伊利亞·克裡切夫斯基和弗拉基米爾·烏索夫；他們拼湊出了那次短促爆發的歇斯底里和槍戰的細節。最重要的是，人們感到筋疲力盡，腰酸背痛，仍然神經緊張，仍然受到流言蜚語的過度刺激。有些人仍在傳遞伏特加和亞美尼亞白蘭地的瓶子。娜傑日達·庫季諾娃回家了，她很滿意自己做了該做的事情。“在街壘上，”她說：有一種難以置信的手足情，這是你在排隊或乘電車時感受不到的，因為男人在電車上永遠不會給你讓座位。在日常生活中，我想你根本不會注意到這一點。然而，在現在這種極端情況下，不知何故，這一周我看到了人性深刻的一面。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國家有這麼多善良的人。”

庫季諾娃和其他人不知道的是，他們贏了。政變，就其真正發生而言，已經崩潰。混亂、愚蠢、醉酒、軟弱、誤判和巧合（幸運的雨！），統統都與委員會背道而馳。正如人民意識的改變導致了這次不可思議的抵抗一樣，我們也不能排除陰謀者們已經超越了他們的祖先。他們有著相同的史達林主義衝動，但沒有殘忍的決心，不願意讓城市血流成河，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勝利，然後去看午夜場《快樂小子》。他們可以拿起手槍，卻遲遲不敢開槍。他們是惡霸，但不過是披著狼皮的羊。

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們已經開始考慮未來了。奧列格·巴克拉諾夫仍在談論逮捕葉利欽及其助手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抓住他們，他們會把我們吊死，”他告訴格羅莫夫將軍。

在3次不同的會議上——克留奇科夫在盧比揚卡，亞佐夫在國防部，亞納耶夫在克里姆林宮——緊急狀態委員會正在制定計劃，收拾眼前這個爛攤子。

“我們現在必須想想該怎麼辦，”亞佐夫告訴他的高級指揮官們。他們迅速做出回應，一致投票決定讓部隊返回軍營，並解除宵禁。亞佐夫知道其中一些軍官曾違抗他的命令，甚至向葉利欽提供情報，因此他同意了，寬宏大量地說：“我不會成為另一個皮諾切特。”隨後，將軍們勸說亞佐夫退出委員會，但為了保全顏面，他還是拒絕了。

“我不是個孩子，”他說著站起身離開。“我不能以這種方式行事——昨天加入，今天辭職……我很抱歉自己曾經捲入了這件事。”

葉利欽掛上聽筒，知道一切都結束了。克留奇科夫打來電話，建議他們一起飛往福羅斯。葉利欽很清楚這可能是個圈套，是克留奇科夫想要把他趕出巢穴，抓住他，維持政變集團運作的一種方式。但也有點黔驢技窮的味道。葉利欽決定留在莫斯科，不過他會派出俄羅斯副總統魯茨科伊和總理伊萬·西拉耶夫。

“我們逮住了那群混蛋，”葉利欽告訴伯布利斯。“他們無路可逃。”

上午11時，撤退開始。第一輛坦克在紅場附近掉頭。到下午1點，龐大的車隊沿著城市主幹道呼嘯而過，一眼望不到頭的坦克和運兵車碾過柔軟的瀝青，駛向他們的軍營。

我與美聯社的黛比·斯圖爾特跳上一輛車，她瘋狂地跟著坦克佇列馳騁。我們在車隊中穿梭，在縱隊中飛馳，看到了令人驚歎的歡樂場面。拿破崙、希特勒和其他曾試圖征服莫斯科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帶著絕望和挫敗逃離俄羅斯。而這些撤退的士兵卻如釋重負，興高采烈，仿佛他們贏得了一個劃時代的勝利。這股鋼鐵洪流使列寧大街顫抖。我的喉嚨和腳底都感到隆隆巨響。整個車隊的士兵，其中大多數是18或19歲的士兵們，個個歡聲笑語、眉飛色舞。最糟糕的情況沒有發生。他們沒有丟臉。他們沒有向自己的兄弟姐妹、母親和父親開槍。作為感激，老婦人們向坦克裡的男孩們拋出了一束束紅康乃馨和白玫瑰。建築工人停下工作，為車隊鼓掌。士兵們豎起大拇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

“結束了！我們接到命令！”一位指揮官在震天價響的喧囂聲中大喊道。“謝天謝地，我們要回家了！”

撤退大軍經過列寧大街上巨大的標語牌“蘇聯：社會主義的堡壘”，一個名叫謝爾蓋·帕夫洛夫的人把他的拉達車停在路邊，從車窗緊盯著車隊，他準備一直跟隨撤退隊伍到兵營去。“我不想冒任何風險，”他說。“我想確保坦克真的離開了。”

於是，葉利欽的代表副總統魯茨科伊和總理西拉耶夫，以及政變者亞佐夫、巴克拉諾夫、季賈科夫和克留奇科夫，他們分別乘坐不同的飛機，開始了“前往福羅斯的競賽”。仿佛為了彰顯自己的地位與其他人不同，善解人意的盧基揚諾夫搭乘另一架飛機。他帶上了党的副總書記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

當眾人像候鳥一樣紛紛飛往南方時，亞納耶夫坐在辦公室裡，衣衫不整，兩名戈巴契夫的助手走了進來。整個政變期間，這兩位助手一直躲藏在克里姆林宮地下室裡。

“所有人都被逮捕了嗎？”亞納耶夫說，他的臉抽搐著。

“是的，”前鋼鐵工人亞林說，撒了個彌天大謊。

亞納耶夫抱怨道，陰謀者威脅他，如果不合作就會被關進監獄並接受“審判”。他加入只是“為了避免流血”，他指的是避免自己流血，而不是莫斯科流血。

“後來，亞納耶夫意識到我為什麼在那裡，”亞林說。“他的眼神充滿了恐懼……嗯，是的，他醉得一塌糊塗。”

亞納耶夫在辦公室待了一整晚，第二天一早亞林回來時，地板上到處都是空酒瓶。亞納耶夫醒著，但他已經認不出亞林了。正如《華盛頓郵報》的吉姆·霍格蘭德所寫的那樣，這場政變開始時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而結束時卻像馬克斯兄弟的滑稽劇。

在飛往克裡米亞的航班上，魯茨科伊的部下——大約50名來自梁贊軍官學校的士兵——坐在座位上擦試機槍。一位上校說，如果別墅出現問題，“我們會衝破一切。”但在戈巴契夫開始向右轉時被解職的自由派內政部長瓦季姆·巴卡京站出來說，士兵們應該保持低調，避免任何挑釁行為。“只要有一聲槍響，戈巴契夫被發現死了，他們就會把責任推到我們頭上，”巴卡京說。士兵們同意留在飛機上待命。

當俄羅斯代表團抵達福羅斯時，他們獲准通過大門，但他們看到了樹上和陽臺上的狙擊手。他們戰戰兢兢，直至走到門口的那一刻，懸著的心才放下。沒有襲擊，沒有陷阱。很顯然，克格勃衛兵已經接到了停止行動的命令。

戈巴契夫只想見俄羅斯人。他拒絕與克留奇科夫或亞佐夫會面。當他與魯茨科伊和其他人打招呼時，戈巴契夫看上去疲憊不堪，終於長籲了一口氣。他身穿一件淺灰色毛衣和卡其色長褲，激動得渾身顫抖。他不停地重複說，發生了一場針對合法總統、三軍統帥的政變，裝有密碼的公事包被拿走，這一切都是對他的“褻瀆”。“有一件事我想說，”戈巴契夫解釋道。“我沒有做任何交易。我堅持自己的立場，要求立即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或最高蘇維埃會議。只有他們才能決定這個問題。否則，在採取任何其他步驟之後，我將不得不結束自己的生命。沒有其他出路……我被切斷了任何聯繫。海面被船隻封鎖。到處都是軍隊。完全與世隔絕。”

巴卡京和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這兩位支持抵抗的戈巴契夫忠實擁護者，多次告訴他們的人，葉利欽發揮了多麼獨特的作用，當戈巴契夫返回莫斯科後，不應再起衝突了。戈巴契夫承諾他會這麼做。一些俄羅斯人毫不客氣地提醒戈巴契夫，陰謀者們都是總統的人馬。戈巴契夫承認這是事實。“我對身邊的人完全信任，我依賴他們。我的輕信傷害了我。換個角度看，信任別人可能是好事，但不能到這種程度。”

當有人說他必須頒發一項法令，宣佈恢復他的總統職務時，戈巴契夫勃然大怒。“我一直都是蘇聯總統！”他說。至於關於他病危的指控，那都是“胡說八道，信口雌黃。”西拉耶夫帶來了兩位醫生——都是心臟病專家——但顯然沒有必要。西拉耶夫說，戈巴契夫“看起來非常好”。賴莎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人們看到她試圖走下樓梯迎接俄羅斯客人時，都嚇了一跳。“她的狀況非常糟糕，”俄羅斯代表團成員弗拉基米爾·李森科說。“她走路搖搖晃晃，但她確保親吻了我們所有人。”

“我們今晚要飛回家嗎？”戈巴契夫最後問賴莎。

“是的，”她輕聲回答。“我們必須立即起飛。”

戈巴契夫確實與盧基揚諾夫進行了簡短的會晤，兩人是莫斯科國立大學和共青團的老朋友。甫一見面，盧基揚諾夫就試圖解釋自己的立場，要立即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緊急會議有多麼困難，以及他如何努力阻止政變發生。

戈巴契夫對此無動於衷。

“我們認識40年了！”他說。“少廢話！別把我當傻子！”

在別利別克軍用機場，停在停機坪上的總統專機伊爾-62上寫著“蘇聯號”。半英里外，在幾架米格-29戰鬥機附近，是魯茨科伊從莫斯科帶來的較小的圖波列夫134型飛機。吉爾豪華轎車在兩架飛機之間穿梭，試圖讓戈巴契夫看起來像是被送到他通常乘坐的噴氣飛機上。但他沒有。最後，戈巴契夫登上了圖-134。

在跑道上，戈巴契夫走近民航局局長和他的私人飛行員，說：“請不要生氣，但我將乘坐俄羅斯的飛機。請理解我的處境。我這樣做是正確的。”

“走吧，”賴莎說，“跟著俄羅斯人一起”

隨著政變失敗，俄羅斯共和國自己的新聞節目《報導》在晚上8點重新播出。被國家電視臺台長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開除的主播尤裡·羅斯托夫難以抑制內心的喜悅。他咧嘴笑著，眼淚都快要流出來了。“祝賀你們！”他對觀眾們說。“政變終於結束了！”

羅斯托夫無暇顧及客觀性，毫不掩飾自己對政變策劃者的輕蔑，他詼諧地稱之為“我們祖國的大救星”。他還不忘提醒觀眾，俄羅斯“不應重蹈戈巴契夫的覆轍：忘記克格勃是改革最大的敵人”。在播報完當天重要新聞後，羅斯托夫宣讀了一條可能最讓他高興的公告，即“深受我們電視觀眾愛戴和尊敬的列昂尼德·彼得羅維奇·克拉夫琴科”被解職了。

淩晨時分，戈巴契夫坐在飛機前艙，身邊是他疲憊不堪的家人。他的孫女裹著一條格子毛毯，睡在地板上。魯茨科伊和西拉耶夫與戈巴契夫低聲交談，以免吵醒其他人。他們開了一瓶酒，為政變結束而乾杯。

在後艙，克留奇科夫獨自坐在那裡，他是一個俘虜，頭向後仰，眼睛閉著，但他並沒有入睡。他不跟任何人說話，也沒有人跟他說話。武裝警衛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

當飛機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時，護送代表團告訴戈巴契夫在下舷梯之前稍等一會兒，直到警衛們確定不會發生任何突襲。一名手持機槍的警衛率先走出飛機，掃視整個機場。什麼也沒有，沒有最後的陷阱。看樣子，陰謀家們已經完全放棄了掙扎。終於，戈巴契夫出現在艙門。他穿著一件米色風衣。在這種情況下，他曬黑的皮膚顯得十分滑稽。他的臉上交織著愉悅和恐懼，仿佛他到這一刻還不知道等待著他的將是什麼。在他身後，是穿著牛仔迷你裙的女兒蕾莎和睡眼惺忪走下樓梯的外孫女。賴莎神情呆滯，精疲力竭。

從戈巴契夫下飛機的那一刻起，人們就不斷告訴他，他回到了一個“不同的城市”，甚至是一個“不同的國家”。從普希金開始一直困擾著詩人們的“奴隸心態”，而今一掃而空，戈巴契夫似乎也同意這一點。他不能不同意。至少他不能不明白。

戈巴契夫在電視攝像機前停了下來。還沒等大家提問，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就說：“不，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累了。車子已經準備好。我們該走了。”

“不，等等，”戈巴契夫說。“讓我多呼吸一下莫斯科自由的空氣。”

在停機坪上，俄羅斯檢察官逮捕了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和工業家季賈科夫。

“人們真的覺得我們的行為如此可怕嗎？”克留奇科夫說。“好吧，看來緊急狀態委員會真的結束了。”

葉利欽最親密的法律顧問之一謝爾蓋·沙赫拉伊說，克留奇科夫“在被拘留時完全失去了理智。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手和面部表情，也無法辨認自己的東西。可以看出此人處於深度抑鬱的狀態……亞佐夫表現得比較冷靜，儘管臉色死灰，但他還是很鎮定。他的第一個請求是幫助他生病的妻子……季賈科夫外表正常，但你可以看出他滿腔怨毒。你可以感覺到，他隨時準備把任何靠近他的人咬成碎片。

曾經試圖拯救帝國的人們現在被逮捕了。執法人員取走了他們的鞋帶、皮帶和所有尖銳物品。這是標準程式。

陰謀者們發動政變是為了拯救行將崩潰的蘇聯帝國，保住他們在其中的權位。他們的失敗卻成為壓垮蘇聯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沒有哪個波羅的海獨立運動，沒有哪個俄羅斯自由主義者，能像他們一樣把這一切徹底推翻。現在，亞佐夫終於明白這個道理。“我什麼都清楚了，”當他們把他帶上一輛窗戶上有鐵柵欄的麵包車時，他說。“我真是一個老白癡。是我親手毀了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