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过 20 年的生活，4 年之后就得换场｜接力访问024 Aaron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杨樱

Aaron 是 2019 年初搬进村里住的。即便在村里他也算离群索居。另一个刚刚住进村里的唐冠华推荐他做接力访谈。他们其实并不熟悉，但 Aaron 在脱离工业化的环境里独立生活的技能让唐冠华印象深刻，即便他认为自己已经是这方面的硬核选手。不过眼下 Aaron 又回到了城市里。2023 农历新年之后没多久，他就去了澳大利亚。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算以 43 岁的高龄去国外再读个书。

故事也许应该从他之前的城市生活说起。Aaron 出生于 1980 年，2006 年大学毕业，学的是高分子材料，去上海一家外企做产品研发，“一个特别标准的打工人”，就这样生活了六七年。在 Aaron 讲述自己的离经叛道之前，大致就用了这样寥寥几句概括了自己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应该扩充一下，即：当年无论从学历、收入、进入上海工作的时机以及作为一个公司人面临的职业发展机遇等等来看，Aaron 都站在一个相当有前景的位置上。他完全可以做一个野心勃勃的奋斗者，把自己的收入和职位推向一层层更高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他不曾觉得厌倦。

他的厌倦或许是觉得自己如此迅速地就解决了生存问题，但生活意义却没有着落。于是他开始玩户外和极限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一些环保志愿者，先开始自己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后来收拾收拾简单的行李，开车去环保组织所在的北京工作，在此之前，因为意识到和妻子的人生轨迹将会迥然不同，办妥了离婚手续。

到这里为止，Aaron 看上去已经把自己放入了冒险的轨道——从一般社会意义上来说。不过其实他在环保组织工作的经历，也有点像另一种上班，只不过不那么朝九晚五，工作内容也不会一成不变，而且因为需要对很多企业和机构进行调研，还需要调动很多应急能力、专业背景和组织能力。你可以理解为，Aaron 成了一个领工资的行动者。他很喜欢这份工作，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工作方式都认为和自己相当契合，唯一的问题，就是机构本身受到越来越多的干预，或者就算没有被干预，机构内部为了未来继续存续下去，也会把计划自我阉割，渐渐从监督者变成政府的合作者。

有那么几年的时间，Aaron 每天只是在假装上班，比真上班更加疲惫。终于在整个部门被取消之后，他被调到了负责农业项目的部门，这给了他一个机会，了解工业化农业生产之外的模式，比如生态农业、朴门农业，他发现这一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会和统一管理的计划型农业形成某种对立，因此获得也许外人看来微不足道、但从本质上是和现有的社会机器脱钩的某种方式。

“虽然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特别温和的事情——就是我只是一人独居——但是其实这背后有非常强烈的动机，想与控制割裂开来，然后我就开始特别着迷。”于是在 2019 年初，Aaron 搬去了云南大墨雨村，成为了一个长居村民。

他为搬迁做出的解释，你会觉得特别熟悉，就是对城市高能耗生活方式的质疑。但是在整个听完 Aaron 的讲述之后，你会发现相比一种实验心态（“尽量不依靠社会这个大机器，你究竟需要从自然里边取得多少资源才可以维持你的生存”），他其实也试图通过远离自己原来的生活模式去对冲此前环保组织工作瓦解带来的政治创伤。

在 Aaron 搬去大墨雨村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各种各样避世者的青睐之地。从 2015 年起，这个地方就陆续有希望过上不一样生活的城里人到来，有的长居，有的只在周末出现。如今在网上搜索这个地名，你会看到大量的民宿信息、旅游攻略和官方宣传。还有建筑师改造网红住宅的热门帖子，标题提到“邻居 90% 都是硕士”。在官方叙事里，这里被当作“离开北上广也能（以中产姿态）过好这一生”的样板。不过因为越来越多想脱离主流社会的人加入，这里也有很多性少数群体、艺术家或者像 Aaron 一样失意的社会工作者。

这些在 Aaron 搬去住的时候有一点苗头，但还没有那么剧烈，最多就是有人教授生态农业的课程，或者在这里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课程 Aaron 自己也去学了，但比一般人走得更远。“他们有的人会通过做木工来养活自己，有的人就想自己种菜，自己种田，有的人靠画画”。Aaron 想测试的是一个极限居住条件——或许和他此前的户外爱好有关——他不工作，也不和村民住在一起，而是在离村子几百米外的水库边上，找了一间很破的房子，周围有几十棵果树。这样一块地方，Aaron 和村民签了 20 年的租约。

然后他开始修整房子。“我想尽量降低居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冲击，所以我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大兴土木、挖地基、运大量的水泥到山上。水泥是不可降解的。所以我尽量用山上原有的，比如原来剩的木头、剩的土砖，村里的建筑垃圾，总之尽量用不花钱的资源来维持我的生存、我的房子。”

房子修整了好几年。“一开始山上没有电，然后我就去捡别人不要的太阳能板，买了电池，然后自己发电。最开始生活条件其实不太好，但因为我以前一直玩户外，我倒不觉得生理上有什么太多的干扰……后来有电了，但是水没有通。我边上是水库，也是当地的水源地，我就用太阳能发电，自己把水泵到山上，然后自己再做过滤装置。”

虽然 Aaron 不工作，但他会教村里的孩子一些文化课，这也是他一部分收入来源。在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每年我的花销可能只是在北京一个月的花销，就算一分钱不挣，之前工作挣的钱也足够让我活到七八十岁——我觉得应该够。”

“我曾经跟人这么解释，当你生活在城市里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种：挣钱。一旦有了钱，你可以拿去换各种东西，换你的手机、上网的费用，出行的费用，租房子的费用，吃饭的费用。你只需要考虑钱就可以。但是当你到了村里边以后，靠挣钱来换取的东西都变成了你的日常，你只要想该做的事。”

“所以别人问我在村里干啥？我就活着。你需要干什么的事情，你就去做什么事情就好。你除了不用考虑挣钱，其他什么都要考虑。”

但他没有预期到的东西还是发生了。倒也不是疫情。 2020 年那一波，村里因为远离城市，自给自足，所受影响有限。2021 年底到整个 2022 年要更紧张一些，但村里的防疫政策也没有那么彻底，大家也心照不宣地彼此配合。“我们新村民基本上都是外地的，有一些人会从外地回来，村里边就会象征性地来贴个封条……然后大家架个梯子从墙头上翻出去，继续吃吃喝喝。但为了尊重领导干部，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晚上再从墙上翻回去……有时候风大不小心把封条吹掉了，我们还开门跑出去追封条，追回来再给自己贴上，然后再翻进去。”

商业化也有点烦人。“村里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些人觉得这里有商机，这个村将来一定会变成特别网红的点；政府觉得有政绩可以宣传；然后有一些投带资进村的人……当地人的心思也会有一些变化。”

这些都没有起决定性作用。让 Aaron 决定提前结束他的生活实验的，是护照。2022 年，他发现自己护照过期了，再去申请的时候遇到了困难。他觉得恐慌，原本离群索居带来的避世感消散了。“我是一个对自由度追求度特别高的人，但我发现我不能再自由地行走了。”他开始破例寻求之前认识的人的帮助，全力以赴地解决护照问题——解决的时候，也是他决定离开的时候。

“我可能内心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总觉着一个事可以干得更长一点，但总是不得不逃离……我租了 20 年的地，万万没有想到第四年的时候就要走。”

一如他之前的行动力，决定之后他就迅速寻找离开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他在 43 岁的时候决定出国读书的原因。Aaron 说，他或许还会继续尝试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继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但从可持续性上来看，不放在国内似乎更为保险。他把云南的这四年看成一场排练，尽管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把它变成真正的生活。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我从 2022 年三四月份就一直在弄护照弄签证。在网上看一些编程相关的之类。最近看了一本比较有意思的书，就是告诉你如何在虚拟世界维持一个匿名身份，不被任何人追踪。有点黑客那种趋向，我还挺感兴趣。

Q：这书叫啥？

A：The Art of Invisibility

Q：有什么会担忧的事情吗？比如出国会担心在国内的家人吗？

A：我高中读书离开家之后就没有长时间跟家人住在一起。家庭联系就很松散。当然我也会考虑，但这几年我自己瞎搞，手里也没有特别丰厚的资本。我其实只能想，我在国内的话，如果家人生病什么的，我肯定会拿出所有钱去治病。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资源并没有那么丰富的情况下，以我现在的社会地位来说，真有事，我还不一定能找到符合需求的医疗资源。尤其是疫情这一次，简直太不靠谱了。要指望社会系统来维护我的医疗需求或者说养老，我觉得比较困难。如果我换一个地方能站住脚的话，也许还有点机会。

Q：你会推荐谁来接力？

A：北大法学院面包烘焙专业的 P 橙，她好像平行世界的我，但又不太一样。都不愿意过主流的生活，还挺愿意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付出的。但是她一直阳春白雪，我就比较喜欢土鳖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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