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是灰燼

今日下午三點才醒來，貓已經不耐煩，早站在房門邊等著出去。昨天18個鐘連續不休地工作，讓我整個軀體如同陷進海綿。我咬牙挺起身，一看手機，微信彈來我媽八條微信語音⋯⋯又來了。

我媽：怎麽你才去沒兩年，就搞成這樣？！

我：？？不是我搞出來的……

到底是誰搞出來的，我以為全世界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實也不然。

兩周前，我拍攝了一個精神矍鑠的老人和他在牛池灣開了70年的茶餐廳。店在城市低窪處，要走下一條狹窄的石梯才能抵達，好像一個拉不開的抽屜。彼時，老人在百年磚瓦下沖奶茶，落日余暉像麥芽糖，斑駁在綠色碎瓷地板上。時間像是那個走了50年的石英鐘所施予的，我專注拍一張70年代的老照片，擰焦，搖移，全然忘了頭頂上，海那邊，硝煙待發。門外有四五個穿著校服的男生在煲煙，偶爾大笑，刺破恬靜。

我是看到他們才止不住情緒的——他們吞雲吐霧，同樣是絲絲縷縷纖瘦的白煙，為什麽偏偏這麽靜好？

其實包裹校園的琥珀早已逐寸逐寸裂開，只是沒想到當它們全部爆解時，會是這番景象。在那之前，有天我走在理工大學裡，眾人忙得不可開交。戰事未開，伙事先催。他們好多人，全身武裝卻只專注在把雞蛋的蛋清挖出來。再怎麽努力過濾，晶瑩的一攪拌，還是迅速混濁。

我在六月的燭光中就知道了，我和他們從未曾相似。盡管我過去所在的一家內地媒體，已竭力地讓我們免成耳目喉舌，但初來這時，我就多少能預料到日後體內會有很多東西慢慢裂解，並欣然歡迎任何重塑。不過原來崩塌，就已經這麽痛苦，因此直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力氣重新建設，我讓碎裂的躺在那，像今日綿延在香江旁的梳士巴利道，灰燼，全是灰燼。

昨晚被替更後離開那一條路時，我又再一次成了逆行人，跟那些昂揚前進的火相反，我疲憊不堪，並且氣餒至極。首先是因為我全日都進不去理大現場——它被重重包圍，只有昨晚留下的同事可以記錄到，裡面的人如何先後三次嘗試逃脫，卻僅有少數人僥幸成功。這種無法抵達的失落感，以前倒是經常經歷。其次，是因為我再一次無法明辨對錯。全天，我乖乖守在校園外面，目睹來自四面八方數萬人氣勢洶湧的聲援。他們打不退，擊不潰，如同事情本身的大是大非，一如既往，堅硬直挺。他們持續前進，仇恨如火噴薄，一路焚燒，那個場景如同電影《Joker》最後二十分鐘，正義與罪惡在巨大的悲情色彩中，均一敗塗地。最後二十分鐘前，社會本身結構性的不公作為誘因，是所有人的共識，但一聲報覆性的槍響後，社會便分崩離析。淪為代號的反叛者，有人喊瘋魔，有人嘆蹉跎。

我本可以一件一件事地探索，理解，分析，最後講出對錯，但我太累了，也太難過了，一嘗試就傷筋動骨，所以我寧可氣餒。幸好，作為記者，我不需要那麽做，而且其實，我也不允許這麽做。

不過湊巧的是，我昨晚剛好收到了同事給我的一道問題：當媒體的存在早已被政治化，新聞從業者受到了政府公開的壓制，造成記者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必須抵抗獨裁和強權——在這種情況下，中立有多麽大的可能？

對我來說，這個問題本身可能就是一個答案。作為內地人，在這裏做新聞，記錄過去五個月裏喋血種種，整個社會漸漸被推往極限，我自己困擾，與人撕裂，這個問題答案的是與否，都將能帶給我重塑的可能。

絕對中立從來都是不可能的，所有信息工作者原職都基本是收集，匯合，挑選，過濾和整理信息，絕對中立所要求的不藏不匿，不挑不選，本來就和職業本身相悖，所以行業討論的中立客觀，能實現的或許只有盡可能呈現，並且不評判不標簽的努力。我如今所在的媒體，總是備受爭議。我不反駁一些針對框架和措辭的批評，但卻想說，某種程度上，爭議也許還能算是個好訊號，當兩面極端意見都湧進時，說明我們還沒有淪為任何一方的傳聲筒。有時候有一方陣營抗拒我們，造成采訪困難，也未必就一定是一件應該反省的事。

但當然，媒體本身有價值觀，無論是出於媒體為自己所賦予的使命，還是服務的金主，還是背負的政治任務，它不可置否，因為也沒人可辯任一種價值觀的對錯——悲觀來說，媒體在記錄歷史，但歷史同時“由勝利者書寫”。或許當下最重要的反而是，這些價值觀所存在的輿論環境，是否提供了任何它們被驗證和被辯論，被駁斥和被反噬的可能。如果沒有，就是硬灌，像我們的教育一樣。

不過，這並不能給單一篇不盡可能呈現的報道提供任何正當性。

新聞始終是一份專業，有其規則。這段日子以來，這麽多駭人的視頻，例如開槍，例如焚身，如果你不能看到最刺激的，最有可能奪人性命的那個瞬間，至少能說明你正在閱讀一個可以信賴的媒體。除此之外，我也沒答案了，不甚高明，總是破碎。

雖然腦子不靈光，但腿腳甚還好。昨天四萬兩千步，有部分是走在海傍，入夜後金光閃閃的天際線一覽無余。如果不是耳邊槍聲轟隆，我的習慣是走兩步，到文化館背後，聽幾個年輕學生，抱一個吉他淺淺歌唱。

不過好像自從六月尾，就沒有年輕人在那唱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