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6章第Ⅱ節：政治家

在俄羅斯歷史上，極少有像彼得·阿卡德維奇·斯托雷平（1862-1911年）這樣爭議巨大的人物，他從1906年開始擔任俄國總理，直到五年後被暗殺。社會主義者譴責他是沙皇政權最後一個血腥的衛道士。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各地特別法庭設立的絞索架（“斯托雷平領帶”），以鎮壓土地上的農民革命。火車用來把“政治犯”運送到西伯利亞的車廂被稱為“斯托雷平車廂”（當他們被送到古拉格集中營時仍然如此）。1917年後，沙皇最頑固的追隨者將譴責斯托雷平是一個暴發戶官僚，其危險的改革政策只會破壞專制制度的神聖原則。但對於他的崇拜者來說——在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有很多這樣的人——斯托雷平是俄羅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家，是唯一能夠拯救國家於革命和內戰中的人。他們認為，如果給予足夠的時間，他的改革將把俄羅斯變成一個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但由於他的去世和戰爭，這一進程被中斷了。一個流傳甚廣的傳說是，當沙皇簽署退位令時，他說如果斯托雷平還活著，這一切永遠不會發生。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如果”。一個人能夠力挽狂瀾、匡扶社稷嗎？事實是，尼古拉本人一直同情斯托雷平的右派反對者；而且，由於頻頻受挫於這種保皇主義的反擊，斯托雷平的改革在他死之前就已經註定要失敗。

斯托雷平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是悲劇性的。然而，他的失敗既與他自己的性格弱點有關，也與他在俄國同時遭遇左派和右派的反對有很大關係。他的故事在許多方面與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相似。兩個人都是臨危不懼、足智多謀、百折不撓的政治家，致力於對一個古老而腐朽的專制體制進行自由化改革，而他們自己就是這個體制的產物。兩人都在舊統治階級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激進的民主反對派之間走過一條狹窄的道路。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失敗了，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對立雙方正處於一個衝突的過程中，試圖在他們之間進行調解只會在兩個陣營中製造敵人，同時失去更多的朋友。在鐵板一塊的官僚政治世界裡宦海浮沉的兩人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改革只有在獲得一個深受大眾歡迎的政黨或其他一些利益集團廣泛的支持後才能成功。而最重要的是，他們試圖以官僚主義的方式，從上至下強行推進改革，而不去試圖建立一個牢固的群眾基礎，這是導致他們政治上失敗的關鍵所在。

從外貌和背景來看，斯托雷平都是那種統治帝國官僚機構的世家望族之表率。他身材高大，滿臉鬍鬚，儀錶堂堂，具有相當大的個人魅力。英國人伯納德·帕雷斯把他比作“一隻天真友善的大熊”。斯托雷平來自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自16世紀以來一直鞍前馬後輔佐沙皇，作為對他們服務的獎賞，他們在幾個省份積累了巨額財產。斯托雷平的伯祖母是萊蒙托夫的親戚，他的父母是果戈裡和托爾斯泰的朋友。在他的童年時代，全家曾到歐洲各地旅行，而他本人在1881年進入聖彼德堡大學物理數學系學習時，已經能說流利的法語、德語和英語。

然而，在一個重要的方面，斯托雷平與其他統治精英不同：他沒有在聖彼德堡的官僚機構中晉升，而是直接從外省被任命為政府首腦。這將成為他與競爭對手發生摩擦的一個危險根源。斯托雷平的政治觀直接受到他在外省經歷的影響。即使作為總理，他本質上仍然是一介鄉紳，其主要興趣在於農業和地方行政。他任職的頭13年（1889-1902年）是作為科夫諾首席貴族度過的，科夫諾是波蘭-立陶宛的一個省份，他的妻子奈德加特在那裡擁有一座莊園。正是在這裡，斯托雷平第一次對俄國農民的農業問題產生了興趣。與俄羅斯帝國西部大部分的地區一樣，科夫諾從未經歷過村社制。農民私人擁有自己的土地，他們的耕作技術，就像鄰國普魯士一樣，比盛行村社制的俄羅斯中部的農民要高效得多。1903年，當斯托雷平成為薩拉托夫省的省長時，這種對比更增強了他的觀念，薩拉托夫省是一個土地遼闊、實行村社制的省份。該省的農民是全國最貧窮、最反叛的農民之一。在1905-1906年，薩拉托夫士紳被摧毀的財產，比帝國任何其他省份都多。斯托雷平的女兒回憶說，她看到“夜晚的草原被燃燒的莊園照亮”，長長的馬車隊沿著紅色的地平線行進，仿佛“一支從戰爭中歸來的農民大軍”。所有這些都證實了斯托雷平的信念——他把這種信念帶到了聖彼德堡，並作為其土地改革的基石——土地問題得不到解決，革命的威脅就不會消失，除非廢除村社制，建立一個穩定的農民地主階級，使其在現實中與鄉紳具有同等地位。

1906年4月，斯托雷平被任命為內務部長，這主要歸功於他為平復薩拉托夫秩序而採取的果斷措施。次年7月，他成為總理，即部長會議主席。沙皇想要一個“強人”來應對國家危機，斯托雷平個人的英勇事蹟在首都廣為流傳。與其他省長不同——在最近的騷亂中，他們要麼把自己關在官邸裡，要麼因為恐懼而逃離崗位，斯托雷平親自走訪了薩拉托夫最叛亂的村莊，並在面對激進的煽動者時，他充分利用了他女兒所說的“俄國的鄉紳知道該如何控制農民”。在一個村子裡，斯托雷平為了說服一個可能的刺客放下槍，向他敞開外套，當著眾人的面挑戰他，要求他冷血地射殺他。還有一次，斯托雷平在村社會議上演講時，發現一個農民煽動者站在他身邊，顯然有危險的意圖。斯托雷平中斷了自己的講話，轉身面對那個煽動者，叫他把他的大衣遞給他。農民順從地從信使手中接過了大衣，遞給總督。斯托雷平通過一個傲慢的動作，成功地在他的農民對手面前展示了自己的主宰地位——一個鄉紳的威嚴。這個小插曲足以說明俄國權力的本質。

這些並非斯托雷平個人勇敢的偶然例子。在他擔任總理期間，曾發生過幾次企圖謀殺他的事件，包括在他家中發生炸彈爆炸，炸死了幾名僕人，炸傷了他的一個女兒。他沒有被嚇倒。他穿上了防彈背心，周圍都是保安人員——但他似乎還是預料到自己最終會死於暴力。成為總理後不久，他在遺囑第一行寫道：“請把我埋在我被暗殺的地方。”

“我是在兩條戰線上戰鬥，”1906年，斯托雷平對伯納德·帕雷斯說。“我反對革命，但支持改革。你可能會說，這樣的立場超出了人的力量，你可能是對的。”這段話，就像他所有的公開聲明一樣，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戲劇化。斯托雷平如果不愛慕虛榮，那就什麼都不是。他喜歡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宿命之人，以進步的名義與一切困難作鬥爭。他在國家杜馬的露面總是帶有幾分戲劇性。他喜歡在觀眾面前表演，充分利用他呼吸急促和說話時本能的痙攣（這是某次手術失敗的結果）來喚起議員們的同情心。他縱容他曾在決鬥中受傷的傳說。

儘管如此，斯托雷平為實現自己設定的任務確實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他的首要目標只是恢復秩序。為此他採取了一系列成功的措施，這些措施使他本人遭到自由主義者的唾棄。在斯托雷平執政的頭三年裡，取締了數以百計的激進報紙和工會，近6萬名政治犯被處決、判刑或未經審判即流放。數千名農民在特別法庭上受審。然而，正如斯托雷平自己清楚的那樣，僅僅靠鎮壓是不足以鞏固現有秩序的，因此他同時制定了一項全面的改革計畫，以安撫反對派，為國家奪取主動權。他推行一系列變革，解散公社，賦予農民財產權和充分的公民平等；以公民身份和財產而不是地主身份為基礎，實現地方政府的現代化；改進地方法院，規範員警；保護公民自由，結束對猶太人的歧視；提供普遍的義務小學教育；以及改善工廠工人的條件等等。每一項都有一個明確的政治動機：加強政府。也許在這個意義上，像他的英雄俾斯麥一樣，斯托雷平應該被描述為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正如列昂托維奇曾經說過的那樣。因為他改革的全部目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制度，而是為了強化沙皇政權。

同樣的國家主義工具論決定了斯托雷平對杜馬的態度。他認為，杜馬是國家的附屬品，是一個支持政府政策的公共機構，而不是監督或指導政府的。他的憲法模式更像普魯士而非英國。主權仍然保留在君主及其行政部門手中，決不能讓渡給議會。1907年2月召開的第二屆國家杜馬，只有在按他的要求行事時，才得到斯托雷平的容忍。他的政府竭盡全力影響選舉，並確保其盟友——宣佈自己為“國家秩序黨”的——十月黨人的回歸。但是，由於現在所有左派政黨都結束了對杜馬的抵制，54名當選的十月黨人，即使加上98名立憲民主黨和其他60名支持右派的中間派代表，也不足以讓政府在222名社會主義者（65名社會民主工黨、37名社會革命黨、16名人民社會黨和104名勞動黨）組成的龐大集團面前獲得絕對多數。年僅25歲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伊拉克利·策烈鐵裡——他將在1917年領導蘇維埃——通過強烈抨擊政府政策的激進演講，很快成為這個所謂“憤怒的國家杜馬”的英雄。斯托雷平也無法指望農民們像往常一樣謙卑。一位來自斯托雷平家鄉的薩拉托夫省的農民代表，在關於土地改革的辯論中引起了軒然大波，他對一位貴族代表說：“我們知道你們的財產，因為我們曾經是你們的財產。我的叔叔被用來交換一隻灰狗。”

由於他的改革幾乎得不到支持，斯托雷平毫不猶豫地解散了杜馬，並修改了選舉法，以便在下屆議會召開時，將由保守派人士主導。農民、工人和少數民族的選舉權被大幅削減，而鄉紳的代表權則大大增加。1907年11月，當第三屆國家杜馬召開時，親政府的政黨（十月黨人、右派和民族主義者）控制了443個席位中的287個。立憲民主黨和社會主義者淪為小而分散的少數派。即使是最溫和的自由主義者李沃夫親王，也得不到一個席位。斯托雷平終於找到了一個他可以與之做交易的杜馬。他認為，這是一個由“負責任的”和“政治家似的”人主導的議會，這些人將能夠看到國家和民眾之間建立新的、建設性夥伴關係的必要性，以推行漸進式改革。激進分子稱之為“貴族和走狗的杜馬”。

然而，事實證明，即使是這樣一個“國王的議會”，斯托雷平也難以管束，因為他發現自己面臨著來自左派和右派越來越大的壓力。從技術上講，6月3日的選舉法違反了《基本法》，自由主義者迅速譴責它是一場政變。甚至連新法律的主要受益者——十月黨人——也對此感到不安，他們試圖通過維護和擴大國家杜馬的權力來彌補他們“非法”的收益。

他們的領導人亞歷山大·古契科夫對杜馬在軍事領域有特殊的抱負。作為一名曾在日俄戰爭中擔任紅十字會官員的實業家，他既能看到大規模重整軍備計畫的軍事需要，也能看到其經濟優勢。十月黨人越來越致力於帝國擴張政策，但在他們看來，只有將軍事權力從宮廷轉移到國家機構，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如果不同時改革由貴族和18世紀軍事理論主導的司令部，那麼在軍隊上花費再多的錢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俄羅斯需要的是重型火炮，而不是更優雅的騎兵。在這個信念上，古契科夫得到了“軍事專家”的支持，如布魯西洛夫將軍和斯托雷平自己的戰爭部長助理波利瓦諾夫。古契科夫是杜馬帝國國防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對軍事預算擁有否決權，他利用這一職位對宮廷的最高統帥權發起了攻擊。1909年，杜馬威脅說，除非海軍的戰略規劃機構，即海軍總參謀部，由國防部而不是宮廷控制，否則將拒絕向海軍提供信貸。尼古拉勃然大怒。他從這份最後通牒中看到了杜馬企圖從王室手中奪取軍事指揮權的無恥野心，並使用否決權阻止了《海軍總參謀部法案》。斯托雷平及其部長會議支持該法案的事實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因為現在出現了根本的利益衝突，政府認為它應該控制武裝部隊，而宮廷及其盟友則堅持認為這是沙皇唯一的權利。斯托雷平提出辭職，而尼古拉則受到他那些更保守的盟友的壓力，接受了他的辭職。但此時，國家已經恢復了某種秩序，斯托雷平是不可或缺的，保皇派不得不滿足于迫使他重新確認沙皇在軍事領域的專屬特權這一較小的勝利。

海軍參謀部危機只是一個小小的技術問題，在它的表像之下，隱藏著一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將破壞斯托雷平通過改革來拯救沙皇體制的努力。就沙皇而言，斯托雷平的政治改革方案有可能將權力的平衡從宮廷轉移到國家機構。《海軍總參謀部法案》是這種意圖一個明顯的信號。斯托雷平完全站在尼古拉所憎惡的現代官僚主義的彼得大帝傳統中。他作為總理的一切行為都旨在打破舊的世襲制度。前幾任首相被沙皇當作家僕對待，而斯托雷平則刻意避開宮廷，寧可像西方總理那樣在家裡和親人一起共度週末，也不願和沙皇及其走狗一起參加狩獵派對。斯托雷平認為，國家是改革和現代化一個中立而普遍的代理人，它將保護俄羅斯帝國的利益。在他看來，國家淩駕于貴族的利益之上——甚至淩駕于王朝本身之上——這就否定了舊的、基於財產等級的社會秩序概念。每個人，從農民到王子，都是公民（只要他擁有財產）。這種基本上屬於西方的國家觀是對沙皇及其朝臣們所青睞的沙皇俄國意識形態的直接挑戰，他們把獨裁政權視為菁英式、封閉型、神聖化的世襲權力金字塔，其基礎是一個嚴格的、由貴族領導的社會等級制度。如果斯托雷平的改革獲得成功，那麼沙皇的個人統治將被其國家機構所淹沒，從而破壞傳統的社會秩序。

這些傳統精英集團助長了這種恐懼，他們都有自己的理由反對斯托雷平的改革，現在他們又團結起來捍衛沙皇的專制特權。這個君主主義小集團因海軍參謀部危機——該危機對俄羅斯王室的傳統權利構成了明顯威脅——而聚集在一起。它在宮廷圈子、國務會議、貴族聯盟、東正教會、俄羅斯人民聯盟、員警和某些官僚機構中得到了強有力的行政支持，儘管通過非正式管道運作，但它強大到足以擊敗斯托雷平幾乎所有的政治創新。

他提出擴大國家初等教育體系的建議被教會中的保守派擊敗，因為他們在學校裡有自己的利益。他的立法——旨在緩解對宗教少數群體，特別是舊禮儀派和猶太人的歧視——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他試圖遏制行政機關和員警非法行為的努力註定要失敗，因為他從未完全控制過這兩個機構。省長們憑藉他們與宮廷的家族關係，不斷破壞他的改革；而聖彼德堡的高級官員們則密謀反對他。至於員警的實際控制權，斯托雷平幾乎無能為力。皇后不顧斯托雷平的抗議，任命自己的候選人庫爾洛夫將軍為秘密警察局長。庫爾洛夫利用自己的職位，將政府的大量資金轉移給極端右派團體和報紙。他派人監視斯托雷平本人，攔截他的郵件，將他的意圖告知皇后，特別是關於她最喜歡的拉斯普京的情況。1911年8月，當斯托雷平最終被暗殺時，謠言立即開始流傳，說是庫爾洛夫下令謀殺的。時至今日，這些謠言從未得到證實。但是此類故事告訴了我們很多關於公眾對斯托雷平和他的右派敵人之間關係的看法。

貴族聯盟是眾多團體中反對聲音最大的一個。它是在1905年革命之後成立的，目的是捍衛貴族的財產權和對農村政治的統治地位。斯托雷平的地方政府改革對後者構成了威脅，因為它給予農民作為土地所有者，在地方自治會中擁有與貴族同等的代表權。他還建議廢除農民階級法庭，將農民完全納入民法體系。斯托雷平認為這些改革對他的土地改革計畫的成功至關重要。那些他所希望新出現的、保守的農民地主階級除非成為公民，享有與其他財產者同等的政治和法律權利，否則不會支持現有體制。“首先，”斯托雷平說，“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公民，一個小地主，然後農村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然而，外省貴族們把這種包容的姿態解釋為對他們自己在農村社會和政治秩序中特權地位的威脅。斯托雷平提議在村一級建立一個新的地方自治會代表層級，在這個層級中，選舉權將基於財產而不是出生。他還計畫增加地方自治會的權力，並廢除以前在農村橫行霸道的地方行政長官。正如憤怒的鄉紳們指出的那樣，這一切的結果將是結束他們對農村政府體制的古老統治。當地地方自治會將從鄉紳手上轉移到農民手中，因為每一個鄉紳都會面對幾百個新獲得權利的小農戶。鄉紳們指責斯托雷平試圖通過官僚集權來破壞“省級社會”（即鄉紳們自己），並以此為基礎，在國家杜馬、國務會議、貴族聯盟以及他們在宮廷的盟友中集結力量反對他。斯托雷平太過高傲，不願意接受必然的失敗，於是放棄了這場戰鬥。到目前為止，農村行政管理體制是沙皇國家最薄弱的環節，一直掌握在2萬名貴族手中，這是一個微小而過時的社會團體，多虧了高層的支持，才能夠抵禦所有改革，維護自己狹隘的利益。如果斯托雷平成功地擴大了農村地方政府的社會基礎，那麼在1917年，地方政府或許不會如此災難性地崩潰，蘇維埃政權可能永遠不會如此成功地填補隨後出現的政治真空。

1911年著名的西部諸省自治會危機背後也存在著同樣的利益衝突，這場危機標誌著斯托雷平最後的滅亡。由於海軍參謀部的危機和地主階級的右傾，十月黨已經衰落，斯托雷平不得不調整其政策，轉而依靠國家杜馬中的另一個主要政府政黨——民族黨，該党成立於1909年，得到了波蘭九個省的俄羅斯地主強有力的支持。用歷史學家羅伯特·埃德爾曼的話說，民族黨“與其說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不如說是一個在多民族帝國中占統治地位的俄羅斯民族的政黨”。這些西部省份從來沒有建立過地方自治會，因為大多數地主是波蘭人，而且1863年的波蘭起義對亞歷山大二世來說還仍然記憶猶新。不過，民族党為一項西部諸省的地方自治會法案奔走呼號，認為俄羅斯在這些關鍵邊境地區的帝國利益，可以通過基於民族以及財產的複雜投票程式來保障。斯托雷平在科夫諾的時候就瞭解這些西部省份。這裡的小農戶主要是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是帝國中最先進的農民之一，他希望他們在他的土地改革下迅速發展成為自耕農。如果按照他的《西部自治法案》中低財產選舉權的計畫，讓他們在地方自治會中獲得最大份額的投票權，他們就可能成為俄羅斯帝國的模範自耕農公民。一個以前由波蘭地主控制的地區將由俄羅斯人統治，【1】儘管他們是農民出身。

該法案在杜馬獲得通過，但被國務會議否決，因為貴族原教旨主義者不願意看到為了確保俄羅斯的統治利益而犧牲貴族階層的特權（哪怕是波蘭人）；在他們看來，波蘭人是貴族的事實應優先于農民是俄羅斯人的事實。他們的反對得到了宮廷寵臣特列波夫和杜爾諾沃的支持，他倆試圖利用此次機會扳倒對手。他們說服沙皇背著斯托雷平發表聲明，鼓勵代表們按照自己的“良心”決定（即暗示他們應該投票反對政府），從而確保了該法案的失敗。這顯然是宮廷及其右派追隨者策劃的對斯托雷平的不信任投票。但仍有一線希望。尼古拉對自己在這場陰謀中的角色產生了猶豫，並向斯托雷平承諾，如果法案被重新提出，他將支持其在上議院通過。然而，斯托雷平不是一個妥協的人。他不習慣反對，也不熟諳現代政治家的技巧，這些技巧本可以使他通過談判找到出路。他沒有等待法案的二讀，而是選擇在一讀時採取堅定的立場，無論如何，他意識到自己的職業生涯可能已經結束。他威脅說，除非沙皇宣佈國家杜馬和國務會議休會，並根據《基本法》第87條以緊急法令形式通過該法案，否則他將辭職。他還要求將杜爾諾沃和特列波夫驅逐出首都。經過四天的考慮，尼古拉終於同意了斯托雷平的要求。3月14日，在兩院關閉的情況下，他頒佈了《西部自治法案》，並命令杜爾諾沃和特列波夫在年底前離開聖彼德堡。他的母親——一位非常明智的皇太后——花了幾個小時的勸說，才讓沙皇違背妻子（她是反對斯托雷平陰謀的中心）的建議。當他在加奇納宮接見斯托雷平時，他的臉“哭得通紅”。

斯托雷平純粹憑藉個人魅力贏得了勝利。但他在西部諸省地方自治會危機中的高壓手段幾乎疏遠了所有人，他的政治命運迅速急轉直下。沙皇被他自己的首相深深地羞辱了，在保皇派親信的慫恿下，他現在要侍機復仇。自由派對斯托雷平蔑視國家杜馬的行為感到憤怒。古契科夫辭去了杜馬主席的職務，十月党人轉為反對派；民族黨是唯一在譴責動議中支持斯托雷平的杜馬派別。斯托雷平被孤立和唾棄，他自己也完全失去了以前的信心，他變得失眠，喜怒無常、情緒低落。他感到自己時日無多。

1911年8月底，斯托雷平抵達基輔，參加為亞歷山大二世紀念碑揭幕的慶典。他早就做好了暴力死亡的準備，在離開聖彼德堡之前，他把一箱秘密檔託付給了他的一位高級助手，下令如果他沒有回來，就把這些檔銷毀。他無視警方關於有人要暗殺他的警告，沒有帶保鏢前往基輔。他甚至拒絕穿上防彈背心。9月1日，基輔歌劇院上演裡姆斯基-柯薩科夫的《沙皇薩爾坦傳》。尼古拉和他的四個女兒佔據了靠近管弦樂隊的皇家包廂，而斯托雷平則坐在沙皇前排的座位上。在第二幕幕間休息時，他與弗雷德里克伯爵站在管弦樂池前交談，一個身著晚禮服的年輕人走過來，從他的節目單下抽出一把左輪手槍，向斯托雷平連開兩槍。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右臂，另一顆擊中他的胸口，一枚勳章使子彈偏轉向他的肝臟。斯托雷平慢慢地，仿佛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似的，脫下手套，小心翼翼地放在圍欄上，再解開外套的扣子，這時他看到自己的馬甲上浸滿了鮮血，然後沉沉地坐在椅子上。他用周圍所有人都能聽到的聲音說：“我很高興為了陛下去死”，並在看到在他上面的皇家包廂時，舉起雙手，示意他們退到安全地帶。尼古拉仍然站在那裡，斯托雷平做了最後一個戲劇性的手勢，為他畫了一個十字。四天來，首相的傷情保持穩定。沙皇繼續在基輔進行慶祝活動，並到醫院探望他。但9月5日，斯托雷平開始惡化。他於當天晚上去世。第二天早上，沙皇來到他床邊做祈禱。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這句話，“請原諒我”。

射殺斯托雷平的人叫柏格羅夫，他是一名學生革命分子，後因經濟困難轉為警方線人。沒有人能夠發現柏格羅夫到底是為哪一方效力——右派還是左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才是真正的重點。因為斯托雷平在兩邊都樹敵甚眾。早在柏格羅夫的子彈打中他之前，他在政治上已經死亡。

斯托雷平的政治覆滅只能用他作為政治家的失敗來解釋。如果他更精通“可能性的藝術”，或許他可以為自己和他的改革爭取更多時間。斯托雷平曾說過，他需要二十年時間來改造俄國。但部分由於他自己的過錯，他只有五年的時間。他一意孤行、立排眾異，強硬地堅持自己的目標和原則，以至於忽視了與對手進行談判和妥協的必要性。他與舊的政治精英們對立，無視他們的傳統特權，每當國家杜馬阻礙他的時候，他就會打壓杜馬，從而失去了自由派的支持。這種政治上的僵化源於他狹隘的官僚主義觀點。他相信，一切都必須服從國家利益，由於這些利益是由他的改革所決定的，他認為這使他不必捲入政黨操縱的骯髒勾當中。他認為自己可以通過行政命令來實現他的改革，他從來沒有在政府機構之外活動，以動員更廣泛的支持基礎。儘管他承認其改革的關鍵是建立一個保守的農民地主階級，但他從未考慮過贊助創辦一個農民党的想法。有斯托雷平，但沒有斯托雷平派。因此，隨著斯托雷平死去，他的改革也煙消雲散。

根據一些歷史學家的說法，沙皇政權最後一絲希望被刺客的子彈擊碎了。他們認為，斯托雷平改革是其按照西方路線進行革新的唯一真正機會。如果能給予改革更多時間，而不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亂，那麼也許1917年的革命就不會發生了。這種樂觀的觀點建立在兩個假設之上：斯托雷平改革成功地實現了其目標；以及改革能夠在1905年的危機之後穩定俄國的社會制度。這兩個假設顯然都是錯誤的。

首先，改革在推動俄國走向議會憲政制度方面取得的進步相對較小。事實上，斯托雷平自己的一些作法——例如他應對1907年6月的政變和《西部自治法案》的策略——是對該制度理想的公然踐踏。誠然，在1906年至1914年期間，公民自由、新聞自由以及國家杜馬本身繼續存在的事實，哪怕只是作為象徵憲政主義新文化的學校，也小有成就。【2】但這並不意味著沙皇俄國必然會走向某種西方自由主義的制度。沙皇政權的性質是其自身政治不可改造性最大的保障。尼古拉和右派越來越傾向于沙皇俄國世襲專制的意識形態，這與斯托雷平的改革方案中所蘊含的西方憲政理念格格不入；而宮廷根深蒂固的權力，加上教會和外省貴族的既得利益，足以阻止這一改革的實現。一旦1905-1907年的革命危機過去，君主制就不再需要斯托雷平來保護，而且越來越脫離他的政府，癱瘓其改革，並開始推行自己的獨立進程，1912年之後，這一進程越來越多地建立在利用俄羅斯民族主義來團結“忠誠的人民”支持沙皇的基礎上。

其次，到1912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話），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任何一攬子政治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解決1905年導致體制第一次崩潰的深刻的社會危機。誠然，由於政府的鎮壓，勞工運動曾一度有所減緩，並顯示出日趨溫和的跡象，這足以讓孟什維克有理由希望它能按照歐洲的方式發展起來。但在1912年後的兩年裡，工業罷工的數量和激進程度都大幅增加，最終在1914年7月聖彼德堡的總罷工中達到頂峰，當時法國總統正在聖彼德堡進行國事訪問，那裡發生了街頭抗爭和街壘戰鬥。根據利奧·海姆森三十年前開創性的著作，首都工人們正在迅速遠離所有的民主黨派（甚至包括孟什維克）——他們主張採用立憲或漸進式的方法——而轉向布爾什維克，後者鼓勵工人們採取直接行動，與政權展開暴力鬥爭。儘管俄羅斯在政治改革方面做出了種種努力，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城市化的俄羅斯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場新的、可能比1905年的“彩排”更為暴力的革命的邊緣。

【1】 像所有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一樣，斯托雷平把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視為俄羅斯民族思想的傳承者。

【2】 這最後一個文化方面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像俄羅斯這樣一個當時（今天也是如此）沒有真正憲政傳統的國家推行憲法制度，本身就是一個有待克服的難題。在西方國家，憲法只需要保障先前存在的公民社會和文化的權利，而在俄羅斯，憲法還必須創造這些權利。它必須教育社會——以及國家本身——接受自由憲政的價值觀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