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镑一杯燕麦澳白

相信初到伦敦的人都会被这里的物价吓到：高峰期来回5镑的地铁、4镑的珍珠奶茶、30镑的街边晚餐；再了解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伦敦也有lidl、asda和poundland,正如同city有金发碧眼的白人精英一样，这边也有不知道是第几代移民的老爹在杂货市场上砍价。最后你终于找到了一个舒服的位置：2.5镑的燕麦澳白、25镑的vintage外套和打折之后的地铁通票。

伦敦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浓缩的“后资本主义景观”。

不像从马边彝族自治区到上海陆家嘴的距离，只需要骑单车从东二区到切尔西，在短短40分钟的行程里，你就可以窥见这个世界最奇特的模样——一定有比阶层更为复杂的力量在塑造着我眼前的景象，正如那些在《寄生虫》当中没能讲透彻的部分。

凯特(我的选修课老师，一名装置、视觉艺术家，关注艺术与权力结构的话题，非常了解英国艺术机构和社会现实）在seminar里提过很多令我非常难以置信的事情：比如近20%的英国家庭不能负担基础的食物开销；贫穷的艺术家也是一群拥有至高特权的存在，因为他们能承担起“贫穷”，能够领着最低的工资，干着自己想干的工作。

当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清楚地观察到这一切时，我又有一种强烈的分离感和无力感。我能够理解诸如凯特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拷问，对自身特权的反思，一部分的我也在向往着这种状态。但是更多时候的我是世俗的，是弱小的，是14亿分之一。我曾经生活的经验和所接受的教育封锁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喘息之地，如果再回到国内，我还能心安理得地用工作包围自己，用各种物质填充自己的空虚吗？我有能力把伦敦的这个自己带回大陆吗？

还记得当我提起自己想要领养小孩，想要加入公益事业时，父母、亲人和朋友们的反应，我好像成为了不谙世事，遭人利用的劣等版格蕾塔。我偶尔的愤怒、不安，好像不能摆在台面上让别人看见，只有这样才是最“合理”的，最“成熟”的，一切都只剩和谐，只剩安稳，因为它们来之不易，谁也没法丢掉它俩。

最近我开始学会和本地人闲聊，和建筑工人、外卖小哥、学校员工聊聊天气、工作和生活。我真心祝愿所有人都拥有美好的一天，我让他们不必担心任何事情，我心里默念：谢谢你们，我要感谢你们，直到我回归尘埃之中。

所以我只能重新拾起微笑，并在反复思考之后，把2.5镑的燕麦澳白取消，换成了1.5镑1升的桶装牛奶，提着它从学校一路走回了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