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5章第Ⅰ節：愛國者與解放者

第二部 權力危機（1891-1917）

第5章 第一滴血

Ⅰ 愛國者與解放者

1891年夏，經過了一年的氣象災害後，伏爾加地區的農民發現自己正面臨饑荒。當他們查看田裡被毀壞的莊稼時，多麼希望這一切只是上帝賜給他們的試煉啊。他們在前一年秋天播下的種子，在霜凍到來之前根本來不及發芽。在平均氣溫為零下30度的冬季，幾乎沒有降雪來保護幼苗。春天帶來的沙塵暴，吹走了表層土壤，然後，剛入四月，漫長而乾燥的夏季就開始了。察裡津連續96天沒有下雨，薩拉托夫88天沒有下雨，奧倫堡超過100天沒有下雨。水井和池塘乾涸，焦土開裂，森林過早地褪成褐色，牛群倒斃路邊。農民們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秋收上。但是，倖存下來的莊稼都很弱小，被烈日烤焦了。在沃羅涅日，黑麥的人均收成不到0.1普特（1.6公斤），而正常產量為15普特。“我們已經做好了挨餓的準備，”7月3日，沃龍佐夫·達什科夫伯爵從坦波夫省寫信給沙皇說：“農民的冬季作物完全歉收，情況危殆，急需救援。”

到秋天，受饑荒威脅的地區已經蔓延至17個省，從烏拉爾山脈到黑海，面積相當於法國的兩倍，人口達3,600萬。該地區的旅行者描繪了一幅人間地獄般的畫面，當地農民日漸虛弱，紛紛躲進自己的小屋。那些有力氣的人收拾起微薄的財物，踏上漫漫逃荒路，一望無際的馬車堵塞了道路。留下來的人靠“饑荒麵包”為生，這種麵包是用黑麥殼混合雜草、苔蘚和樹皮製成，又黃又苦。農民們把自家屋頂上的茅草剝下來，用來喂馬：人可以挨餓很長時間，但馬吃不飽只會死掉，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第二年就沒有了收成。然後，幾乎不可避免地，霍亂和斑疹傷寒爆發，到1892年底，50萬人死亡。

政府竭盡全力應對危機。但它的官僚機構過於緩慢而笨拙，交通系統也被證明不堪重負。在政治上，政府對危機的處理是災難性的，普遍給人官方粗心大意、冷酷無情的印象。例如，有廣泛的傳言說，頑固的官僚機構在收到“統計資料”，證明等待救濟的人沒有其他辦法養活自己之前，一直拖延食物的運送：而那時往往已經太晚了。此外，還有一些關於政府制定救濟計畫，雇用貧困農民從事公共工程的的故事：結果往往是要雇用的農民已經躺在臨終的床上。有報導聲稱，霍亂患者被迫離開家園，送往距離村莊數英里之外的隔離中心，因此，每當醫療隊在哪裡出現，農民都變得歇斯底里，爆發騷亂，必須出動軍隊鎮壓。但迄今為止，公眾最為憤怒的是，政府將穀物出口禁令推遲到8月中旬，也就是危機爆發幾周後。相當於提前一個月對禁令發出了警告，穀物商們就可以爭先恐後地履行他們的外國合同，而這些糧食本來可以用來救濟饑餓的俄國農民。這項禁令遭到了財政部長維什內格拉茨基的反對，他的經濟政策（主要是提高消費品的稅收，從而迫使農民出售更多糧食）被公眾視為造成饑荒的主要原因。正如政府口號所言：“即使我們挨餓，也要出口糧食。”

如此冷嘲熱諷並非捕風捉影。一直以來，政府都拒絕承認存在“饑荒”，而是委婉地稱之為“歉收”。保守派日報《莫斯科新聞》甚至警告說，使用更“危言聳聽”的說法將是不忠誠的行為，因為這將引發“危險的喧囂”，只會給革命者可乘之機。報紙被禁止刊登關於“饑荒”的報導，儘管許多報紙只是泛泛而談，一筆帶過。這足以使對危機的謠言感到震驚和擔憂的自由派民眾相信，政府故意歪曲事實，隱瞞真相。於是乎，流言蜚語開始把局勢越描越黑。聖彼德堡的沙龍女主人亞歷山卓·柏格達諾維奇在12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

現在他們說，[內務部長]杜爾諾沃在5月份已經知道饑荒，當時就應該強迫維什內格拉茨基禁止出口。韋爾霍夫斯基說，只有在阿巴紮[國家經濟部主席]能夠把自己的小麥賣個好價錢的時候，才會禁止小麥出口。他們還說，在辛比爾斯克省，所有的孩子都餓死了；他們把孩子們的衣服送到那裡，但都被退了回來——沒有人穿。各方面的憤怒情緒都在滋長。

甚至連參議員和國務委員庫台索夫將軍也曾抱怨說，“如果政府沒有陷入如此可怕的混亂，就不會發生饑荒”。

由於無法應對危機，政府不得不向事實屈服，於11月17日發佈了一項帝國命令，號召公眾成立志願組織，説明賑濟饑荒。從政治上來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因為它為政府無法控制的，新一輪強大的公共活動和辯論打開了大門，並迅速從慈善事業轉向政治事務。《莫斯科新聞》所擔心的“危險的喧囂”越來越響亮。

公眾對饑荒的反應是巨大的。“各種不同信仰和性格的人都投入這項事業當中。”瓦西裡·馬克拉科夫回憶道，“許多人放棄了他們平時的工作，開始建立食堂，並在疫情爆發期間幫助醫生。在這項工作中，不少人永遠失去了他們的職位和健康。地方自治會是第一個行動起來的，他們建立起自己的省級網路來分發食物和藥品。當時擔任圖拉省地方自治會主席的李沃夫親王全身心投入到救濟活動中，仿佛這關係到自己的生死。他冒著生命危險拯救農民，這是他對過去十年與他們一起同甘共苦的農民的愛的證明。而在這樣一個時刻，在坦波夫省一個施粥點工作時，他遇到並愛上了他未來的妻子，這是多麼浪漫啊。這種對農民高尚的同情心在他這樣進步的地主中絕非罕見。貴族和“公眾人物”成立了數以百計的委員會，幫助為饑民籌集善款。醫生們自願加入醫療隊。成千上萬的好心人趕來參加由自由經濟協會等志願機構組織的賑災活動；在公開會議上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講。報紙在頭版用粗體字刊登倡議書。學生們自願參加新的“到民間去”救援工作。

在無數志願者當中，既是醫生又是劇作家的安東·契訶夫放下了自己的寫作，為其所在的莫斯科附近的地方自治會工作。1892年8月，他寫信給一個朋友：

我被任命為一名霍亂醫生，我負責的地區包括25個村莊、四家工廠和一座修道院。我正在部署工作，建立收容所等等，我很孤獨，因為與霍亂有關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陌生的，而且這項工作需要不斷地旅行、談話、忙碌，使我疲憊不堪，沒有時間寫作。我很早以前就放棄文學了，一貧如洗，因為我認為為了自己和個人的獨立性，拒絕霍亂醫生的報酬是值得的……農民是粗魯的、不衛生的和不可信的，但想到我們的勞動不會白費，這一切就不值一提了。

托爾斯泰也放棄了寫作，加入救濟運動。他帶著兩個大女兒在饑荒地區建立了數百個食堂，而他的妻子索尼婭則從國外募集資金。“我無法用簡單的語言描述這些人極端的貧窮和痛苦，”他在1891年10月底寫給她的信如是說。據托爾斯泰的追隨者，與他一起參加救濟運動的農民謝爾蓋·謝苗諾夫說，這位偉大的作家被眼前農民的苦難所震驚，以至於鬍子白了，頭髮稀了，體重下降了很多。飽受內疚折磨的伯爵將饑荒歸咎於社會制度、東正教教會【1】和政府。“一切都是因為我們自己的罪過，”他在12月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道，“我們把自己與我們的兄弟隔絕開來，只有一個補救辦法——那就是懺悔，改變我們的生活，推倒我們與人民之間這堵牆。”托爾斯泰在他的文章《上帝之國》（1892年）和報刊上大聲疾呼，譴責社會的不平等。他的觀點深深地觸動了自由派民眾的道德良心，他們因特權和疏遠農民而感到羞恥，備受折磨。謝苗諾夫在回憶救濟運動時捕捉到了這種負罪感：

農民的需求和痛苦與日俱增。饑餓的景象觸目驚心，更讓人不安的是，在這些苦難和死亡的同時，我們看到還有無邊無際的大莊園，美麗而又設施齊全的別墅，鄉紳們盛大的傳統生活，包括歡樂的狩獵和舞會，宴會和音樂會仍照常進行。

對於慚愧不安的自由派民眾而言，通過救濟運動為“人民”服務是他們償還“債務”的一種方式。現在，他們把托爾斯泰視為他們的道德領袖和反對舊政權罪行的鬥士。他對政府的譴責使他成為一名公眾英雄，一個正直的人，在政權極力掩蓋的問題上，他的話可以被信任為真理。

饑荒喚醒了俄羅斯社會，推動其走向政治化，社會意識逐漸萌芽，舊的官僚體制遭到質疑。危機過後，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非擔沒有減弱，反而隨著民間社會的代表繼續要求在國家事務管理中發揮更大作用而加強。據稱，饑荒證明了舊政權的罪惡和無能，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如果要避免下一場災難，就必須讓更多的社會各界人士參與到政府工作中來。過去十年，面對越來越多的官僚反對，地方自治會一直在努力擴大自己的活動，現在，由於得到自由派民眾的廣泛支持，他們在農藝、公共衛生和教育方面的工作取得了突破。莫斯科的自由派商人和實業家們曾經聯合起來支持這場救濟運動，現在他們開始質疑政府的工業化政策，這些政策對農民——他們產品的主要買家——來說似乎是毀滅性的。從19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也支持地方自治會和市政機構的各種項目，以振興農村經濟。醫生、教師和工程師都曾因參與救濟活動而被迫組織起來，現在他們開始要求更多的專業自主權和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當他們未能取得任何進展時，他們開始為政治改革而奔走。整個19世紀90年代，即使緊急危機過去了很久，新聞界、“厚重的文藝雜誌”、大學、學術界和慈善界仍在就饑荒的原因以及防止饑荒再次發生所需的改革展開激烈辯論

在1880年代基本處於休眠狀態的社會主義反對派，由於這些辯論而重新活躍起來，煥發勃勃生機。民粹主義運動（後來被重新命名為新民粹主義）捲土重來，最終在1901年隨著俄國社會革命党的成立而達到高潮。維克托·切爾諾夫（1873-1952）畢業于莫斯科大學法律系，曾因參與學生運動而被關押在彼得保羅要塞，在他的領導下，社會革命黨接納了新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同時仍然堅持民粹主義的信念，即所有工人和農民——也就是它所謂的“勞動人民”——都因為貧窮和反抗而團結在一起。簡而言之，隨著饑荒的發生，馬克思主義者和新民粹主義者之間的合作日益增強，他們放下資本主義發展的歧見（社會革命黨現在已經接受了這一事實），集中精力開展民主鬥爭。馬克思主義者莉蒂亞·丹回憶說，這是一個“新時代……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社會主義鬥爭，而是政治鬥爭……[這場鬥爭]可以而且應該成為全國性的。”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正迅速成為全國的信仰：似乎只有它才能解釋大饑荒的深層原因。大學和學術團體都被這股新的知識浪潮所席捲。甚至像自由經濟協會這樣的老牌機構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他們製作了大量的社會統計資料，冠以研究大饑荒原因之名，以證明馬克思經濟規律的真實性。以前在馬克思主義上搖擺不定的社會主義者，在大饑荒的衝擊下，完全轉變了立場，因為在他們看來，民粹主義對農民的信仰已經走到窮途末路。彼得·斯特魯夫（1870-1944）一度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自由主義者，現在卻發現危機點燃了他的馬克思主義激情：“比起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這更讓我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瑪律托夫也回憶起危機是如何把他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我突然明白，在此之前，我的整個革命思想是多麼膚淺和毫無根據，我的主觀政治浪漫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社會學高度面前，是多麼相形見絀啊。”甚至年輕的列寧，也是在饑荒之後才皈依主流馬克思主義。

總之，由於大饑荒，整個俄羅斯社會都被政治化和激進化了。民眾和政權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再也沒有回頭路可走。用莉蒂亞·丹的話說，這場饑荒是革命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它向她那一代的年輕人表明，“俄國的舊體制已經徹底破產了，俄羅斯似乎正處於某種邊緣。”

公眾的政治覺醒是更廣泛的社會變革的一部分，這是革命的根源所在。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公民社會、公眾領域和公共倫理的出現，都是為了反對沙皇帝國。用米留科夫的話說，獨裁統治是俄國“唯一有組織的力量”，能夠統治一個脆弱和分裂的社會，這樣的時代正在過去。現在，關係已經發生逆轉。社會機構變得越來越獨立和有組織，而沙皇帝國卻在不斷地削弱，更無力控制它們。大饑荒是這一過程中關鍵的轉捩點，俄國社會第一次在政治上意識到自己和自己的權力，意識到自己對“人民”的責任，以及自己有管理自己的潛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俄羅斯第一次成為一個“國家”的時刻。

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將公共文化推向政治舞臺。舊的社會等級制度是專制政府為了自身組織社會的需要而創建的，但隨著一種新的、更具流動性的社會體系逐漸形成，這種制度開始瓦解。出身于農民、甚至農奴的人，逐漸成長為商人和地主、教師、醫生、工程師、作家、出版商和藝術贊助人。貴族的子女進入自由職業。商人變成了貴族。不同階級之間的聯姻變得司空見慣。總體而言，人們既不能也不想再以陳舊而刻板的術語來定義自己。

這個新的公民社會過於複雜，無法用“階級”這麼簡單的術語來描述。首先，它與其說是由社會地位決定的，不如說是由政治和文化決定的。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基於公共服務的理念和西方的自由價值觀——決定了其身份。知識界一直是由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人組成，他們聲稱自己代表著整個“國家”。這種普世主義傳統塑造了這個新興公共領域的倫理和語言。受過教育的自由主義者談論為“公共利益”——指“社會”或“國家”——服務，而不是為沙皇國家服務的舊貴族倫理。他們稱自己的政治家為“公眾人物”。實際上，這是定義“政治國家”的整個修辭過程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意味著將其與“外來的”沙皇國家區分開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應該被冠以一個通用的名字，使他們成為人民事業的愛國者。一種以知識份子的理想和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政治文化正在俄羅斯形成。一個積極反對舊政權，要求獲得獨立公民權的公眾正在出現。高等教育、公眾輿論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塑造了這種新生的公共文化。從1860年到1914年，俄國大學生人數從5,000人增加到69,000人（其中45%為女性）；日報數量從13份增加到856份；公共機構數量從250個增加到16,000多個。

這些都標誌著在貴族、農民和工人階級之間，出現了一個嶄新的中間階層。但從社會角度看，它太脆弱了，不配冠以“中產階級”的頭銜。工業“資產階級”在西方引領了中產階級身份的形成，但在沙皇俄國，它太軟弱，太依賴國家，被地區和民族分裂得支離破碎，與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疏遠，無法發揮同樣的作用，儘管這是1900年代裡亞布申斯基圈子裡的莫斯科自由派商人遲來的目標。事實上，意識到自身的脆弱性和孤立性是這個新興的“人口普查社會”自我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隨著自由主義者和受過教育的公眾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和自己在政治中的領導作用，他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巨大而可怕的鴻溝——大饑荒所暴露的鴻溝——將他們與饑餓的群眾分開。正如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一樣，自由主義政治的櫥櫃裡始終有一顆暴力革命的定時炸彈在滴答作響。

在1905年革命前的十年裡，有兩個主要群體站在這場公共運動的最前沿：自由主義的地方自治會官員和學生們。

“地方自治會官員”不太可能成為革命的先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貴族地主，是像李沃夫親王那樣的進步人士和實幹家，他們只是希望君主制在改善其臣民的生活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他們試圖在政府立法的制定過程中施加“自由派地方自治會”的影響力，但是領導一個廣泛的反對運動的想法令他們反感。李沃夫親王的導師希波夫組織了一個全國性的地方自治會，他本人是一介忠誠的君主主義者，堅決反對自由主義者改革憲法的要求。他工作的全部目的就是通過地方自治會和一個諮詢性議會，使沙皇與他的人民更加親近，從而加強獨裁統治。在許多方面，他試圖從下面創造出與尼古拉在其統治最後幾年從上面強加的、同樣的專制制度。他的斯拉夫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將俄羅斯視為“一個以專制君主為首的地方自治的國家”。他相信沙皇和他的人民之間存在著古老的聯繫，在他看來，這種聯繫只是被“專制的官僚機構”破壞了。

因此，沙皇專制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與地方自治會官員達成和解。但是，正如帝國在無情的垮臺過程中經常發生的那樣，舊政權選擇了鎮壓而非妥協，從而造成了地方自治會的政治敵意。這一自殺性政策的首席設計師是權勢熏天的內政部，該部把地方自治會視為革命者躲避危險的庇護所，並對他們進行無情的迫害。憑藉1890年的法令，各省省長有權限制地方自治會的預算，審查他們的出版物，解除或逮捕他們董事會的民選成員。

大饑荒使這場衝突暫時停止，因為政府需要地方自治會作為食品和醫療救濟的機構。但是，大饑荒擴大他們的活動，也鼓勵了地方自治會重申他們對自治與改革的要求。首當其衝的是地方自治會的專業人員——教師、醫生、統計員和農學家，他們通常被稱為激進的“第三種力量”——由於直接參與救援活動，因此對地方自治會的影響越來越大。緊隨其後的是許多地主，他們把饑荒歸咎於政府未能有效地保護全國農民，擔心赤貧的農民會奪取他們的財產。他們現在團結起來支援地方自治會，捍衛外省社會的農業利益，反對聖彼德堡官僚機構的工業化政策。像李沃夫親王這樣較為開明的貴族，繼續要求按行政區建立一個全階級的地方自治會（他們認為此舉有助於將農民納入地方政府），並召開國民大會。這就是《特維爾聲明》的靈感來源，該聲明是由俄國最進步的地方自治會領導人在尼古拉二世登基時提交給他的。在一次激怒公眾輿論的演講中，新沙皇譴責了這種“毫無意義的夢想”，並強調他將“堅定不移”地貫徹“專制主義原則”。幾天後，內務部恢復了對地方自治會的迫害。希波夫在1896年成立的全俄地方自治會組織不久即被取締，迫使這位革命者不情願地倒向更激進的立憲派的懷抱。1899年，他們共同成立了研討會，這是一個由自由主義的地方自治官員組成的秘密討論圈，其中包括俄羅斯貴族中一些聲名顯赫的大人物，還有參與莫斯科多爾戈魯科夫王子宮殿聚會的李沃夫親王。開始時，研討會將其討論限制在地方自治會的事務上。但在1900年，政府再次加大打擊力度，下令將數百名自由主義者從地方自治會選舉委員會中除名，迫使這個優雅的研討會不得不一下子面對政治問題。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它將成為憲政運動的中流砥柱，因為從群眾領袖到工業巨頭的諸多公眾人物都支持其改革呼聲。

自1860年代以來，大學一直是反對沙皇政權的組織中心。在俄語中，“學生”和“革命”幾乎是同義詞。與其他人一樣，學生們也被饑荒所暴露的大規模人類苦難政治化了。教室成了宣傳社會主義的溫床，掀起了一股新的反抗大學當局的浪潮，自1884年以來，大學當局一直處於員警的控制之下。亞歷山大·克倫斯基（1881-1970）回憶起聖彼德堡大學宿舍的友情：“學生們生活在一個情同手足、親密無間的集體裡，他們選舉自己喜歡的同學作公共事務的領導者……如果國家發生了什麼特殊的事情，觸動並傷害了年輕人的道德情感，如果教育當局的某些政令觸動了我們的集體榮譽感，那麼所有學生都會團結一致，據理抗爭。

克倫斯基的早年生活與1917年成為其宿敵的列寧有許多相似之處。他比列寧晚11年出生在同一個城鎮辛比爾斯克。他的父親是列寧就讀的男子貴族中學的校長，也是列寧父親的老熟人，列寧父親是辛比爾斯克學校的督學。1889年，克倫斯基的父親被提拔到塔什干的同一職位，年輕的克倫斯基在那裡上學。據他的一位老師回憶，與青少年時期的列寧一樣，“在這個階段，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克倫斯基未來會成為革命部長”。他愉快地遵守學校嚴格的紀律，熱情地去教堂，【2】甚至在教堂唱詩班唱歌。14歲時，克倫斯基一心想從事演藝事業。他甚至在寫給父母的信上簽名：“未來的帝國劇院藝術家克倫斯基”。他對自己命運的信念——正是這種信念驅使他在1917年採取行動——顯然在很小的時候就埋下了種子。儘管克倫斯基從未進入過劇院，但作為一名革命舞臺上的演員，他證明自己和任何一位外省戲劇家一樣戲劇化。1899年，他考入聖彼德堡大學攻讀歷史和哲學，這是他父親在那裡學習的專業，不過第二年他改學法律。這也為他的未來奠定了基礎：從歷史轉到法律，其野心可見一斑。

克倫斯基入學那一年，聖彼德堡的學生們正在開展一系列校園示威活動。2月8日，學生們按慣例在市中心舉行活動，慶祝大學的建校周年紀念日。但在1899年，政府對學生的街頭聚會毫不留情，禁止了這一活動。當一些學生試圖違反禁令，向城市遊行時，他們發現員警擋住了他們的道路，還用鞭子抽打他們。學生們非常激動，開始罷課抗議，很快蔓延到其他大學。他們的不滿仍然不是政治性的；如果官方對員警的暴行進行道歉，並恢復1884年被剝奪的學術和學生自由，他們定會心滿意足。這至少是後來被任命調查這些問題的委員會的結論。相反，政府逮捕了學生領袖，並以徵兵威脅未來的示威者。學生們感到憤怒，在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的煽動下，開始徹底譴責政治體制。甚至連克倫斯基也加入了校園抗議活動，在此之前，他對戲劇的興趣比政治的大。“去年的侮辱不能忘記，也不可能忘記。”1900年2月，他寫信給父母說，“鎮壓是不文明的，這使我們憂心忡忡，那些下令鎮壓的人（即部長們）不值得尊重！”政府的高壓政策再一次將一場小規模的抗議演變成一次全面的反抗運動。

次年11月，基輔和其他大學又爆發新的學生示威。1901年1月，教育部長波戈裡普夫做出回應，徵召200多名學生領袖入伍。一個月後，一位名叫卡爾波維奇的學生朝波戈裡普夫的脖子開了一槍，他受了致命傷，這是新一輪恐怖主義行動的第一次襲擊。公眾普遍對這起謀殺案無動於衷（克倫斯基和他的學生同志們甚至將卡爾波維奇視為聖人）；反倒是波戈裡普夫的鎮壓行動激起了公憤。“我覺得，你看，”高爾基寫信給布留索夫道，“把學生送進軍隊是令人厭惡的，這是對個人自由的公然侵犯，是權力至上的惡棍們的愚蠢措施。”3月4日，也就是波戈裡普夫死後兩天，高爾基參加了在聖彼德堡舉行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當3,000名學生聚集在喀山大教堂前，首都陷入了癱瘓。紅旗飄揚，《馬賽曲》嘹亮，高爾基發表演講譴責政府的行為。人群中有大量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他們同情學生以及幾十位現在和未來革命運動的傑出人物。突然，一隊全副武裝的哥薩克騎兵從大教堂後面出現，沖進人群，用警棍向四面八方毆擊。斯特魯維是被擊中的人之一。人們爭相逃避，一些人闖進了正在舉行儀式的大教堂。總共13人被殺，數百人血流滿面，約1,500名學生被監禁，其中許多人關在彼得保羅要塞。這是第一次有這麼多受人尊敬的資產階級公民發現自己被關在這座著名的監獄高牆內。學生們的父母和朋友每天都帶著豐盛的食物籃子來探望他們。一位知名的煙草製造商，他的兒子被關進監獄，送來了10,000支高檔香煙，並定期多次相贈。數以千計的書籍運到，讓學生們趕上了他們長期荒廢的學業，儘管據其中一名學生說，他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國際象棋比賽和音樂會上。整個冒險過程被他描述為“一次學生野餐”。

對許多學生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與國家強制力量發生令人震驚的對抗。這被證明是一次激進的經歷。成千上萬的學生加入了社會革命黨，該黨的戰鬥隊不久後就策劃了一起恐怖活動，成功刺殺內政部長西皮亞金。其他人則加入了社會民主工黨。但民主派學生真正的家園是1903年成立的解放聯盟。這是斯特魯維心血的結晶，他是20世紀初從馬克思主義運動中逃離出來的一小批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之一。斯特魯維認為，對俄羅斯來說，暴力的社會革命是災難性的。俄國需要的是一個按照歐洲路線進行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時期，在此期間，工人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整個民主力量都團結在憲政運動的旗幟下。這是斯特魯維在德國出版的《解放》雜誌所傳達的資訊，該雜誌啟發了解放聯盟的成立。由於受到西皮亞金在內務部的繼任者普勒韋的員警所鎮壓，憤怒的解放聯盟逐漸向左轉，並在1904年接受了以普選、民族自決和全面社會改革為基礎的憲改方案。

就在此時，俄國與日本開戰了。人們常說，普勒韋計畫“用一場小小的戰爭勝利來遏制革命”。但它的起源更加複雜——而結果正好相反。19世紀90年代，通過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俄國得以實現對遠東地區的經濟滲透，而日本在朝鮮和滿洲皆有野心，雙方衝突一觸即發。但是，如果俄國的外交政策掌握在強有能力的人手中，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事與願違，這項任務卻落到了一個狹窄的宮廷陰謀集團手中，該集團由亞歷山大·別佐勃拉佐夫領導，他是一個交際廣泛的投機商，在朝鮮有木材利益，這群說客說服沙皇拒絕日本提出的妥協方案，從而使戰爭勢成騎虎。尼古拉決定親自介入這個問題，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不幸的是，外交政策是唯一一個沙皇感到有能力親自領導的政府領域。由於年輕時曾遊歷遠東，他甚至認為自己是該地區的專家。陸軍大臣庫羅派特金將軍認為，尼古拉希望把他的帝國擴展到整個亞洲，不僅征服滿洲和朝鮮，還要吞併西藏、阿富汗和波斯。他的大多數部長都鼓勵這種野心。這是一種奉承沙皇的方式——畢竟他幾乎沒有什麼才能。尼古拉的表弟德皇威廉也贊同他的帝國夢，因為他希望把俄國的注意力從巴爾幹半島上轉移開。有一次，他從自己的遊艇上給沙皇發電報：“大西洋海軍司令向太平洋海軍司令致以問候。”

1904年1月，日本人襲擊駐紮在滿洲旅順港的俄國艦隊，戰爭開始了，沙皇和他的顧問們認為勝利易如反掌。庫羅派特金聲稱，只需要2名俄羅斯士兵就可以對付3個日本人，因為他們比亞洲人優越。政府的海報將日本人描繪成一群瘦小的猴子，眯眯眼、黃皮膚，驚恐地從一名強壯的俄羅斯士兵巨大的白色拳頭下逃竄。另一幅海報展示了一群像蜘蛛一樣的“日本鬼子”，他們的臉因恐懼而扭曲，掙扎著要從一頂巨大的哥薩克帽子下逃走。標題是：“一帽子抓住他們！”這種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愛國主義情緒席捲了整個自由社會。莫斯科大學傑出的哲學教授、研討會創始成員魯別茨科伊公爵聲稱，俄羅斯正在保衛整個歐洲文明，抵禦“黃禍，既用現代科技武裝起來的新蒙古人大軍”。基輔大學的學術領袖將戰爭描述為基督徒對“野蠻的蒙古人”的十字軍東征。甚至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斯特魯維也感到有必要向愛國主義情緒低頭，敦促他的追隨者們在繼續反對獨裁統治的同時，團結起來支持國家和軍隊。【3】省級地方自治會的愛國努力走得更遠。為了幫助滿洲前線的紅十字會，其中13個地方自治會籌建了一支由李沃夫親王領導的，360名醫生和護士組成的聯合醫療隊。這是第一次允許地方自治會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活動。親王懇求沙皇讓醫療隊出發，他的愛國情懷讓沙皇莫名感動，以至於尼古拉最後擁抱了他，親吻了他，祝福他一切順利。這次行動贏得了軍方領導人的高度讚揚，使李沃夫成為一名民族英雄，並使地方自治會也能夠馬革裹屍，精忠報國。

如果戰爭勝利了，政權或許能夠從這股愛國主義浪潮中撈取政治資本。當敵人來自東方異教徒時，沙皇帝國和俄羅斯民族主義之間古老的紐帶可以用來激發強烈的情感。成立莫斯科公國就是為了抗擊蒙古入侵，這是俄羅斯人心靈上揮之不去的夢魘。人們深深憂慮民族和文化歐亞混血的淵源，使得像特魯別茨科伊這樣受過教育的自由主義者很容易說服自己，這場戰爭無異於為了捍衛俄羅斯的歐洲身份免受亞洲蠻族的侵犯。從這一點到認為沙皇帝國是基督教的捍衛者，僅一步之遙。

但是，要贏得戰爭比俄國統治者想像的要困難得多。事實證明，軍隊的現代武器裝備很差，而且從6,000英里外發動戰爭，存在著可怕的後勤問題。不過最大的問題是最高統帥部的無能，他們嚴格遵守19世紀的軍事教條，命令士兵挺起刺刀向固若金湯的炮兵陣地發起無望的衝鋒，白白浪費成千上萬俄羅斯人的生命。總司令阿列克塞耶夫上將本人對戰爭藝術幾乎懵然無知。由於害怕馬匹，他不得不忍受徒步檢閱騎兵的恥辱。阿列克塞耶夫的晉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列克謝大公的提攜，大公曾經在馬賽的妓院裡捲入了一場醉酒鬥毆，彼時阿列克塞耶夫自薦被捕，聲稱妓院的女主人把他和大公的名字搞混了，從法國員警手中救出了阿列克謝大公。

隨著前線戰事吃緊，自由主義反對派東山再起，指責政府在處理戰爭中的無能。有大量證據支持這一指控，包括派遣波羅的海艦隊環遊世界7個月以解救旅順港的徒勞行為。該艦隊發射的唯一一發炮彈擊中了北海上幾艘英國拖網漁船，指揮官將之誤以為是日本魚雷艇。這起案件後來提交到國際仲裁調查委員會，俄國被迫支付65,000英鎊的賠償金。即使是過去依賴國家保護的俄國主要企業家，現在也因為戰爭造成的經濟混亂而加入到批評的行列。古契科夫（1862-1936年）是一位富有的莫斯科實業家，曾幫助布林人抗擊英國人，並在滿洲經營一家野戰醫院，他特別批評君主制未能為軍隊配備現代戰爭的武器。這位未來的十月党領袖得到了許多報紙的回應，他們將俄國軍事力量的衰落歸咎于官僚體制。沙龍中的冷嘲熱諷無比尖酸刻簿。在得知沙皇給部隊送去聖像以鼓舞士氣的消息後，德拉戈米羅夫將軍打趣道：“日本人用機槍打我們，不過沒關係：我們會用聖像打他們。”這個獨裁政權已經證明自己沒有能力捍衛國家利益，倘若現在加入反對派，借用某位官員的說法，那是一種“高尚和愛國”的行為。

政府越來越不得人心，以至於1904年7月，當內務部長普勒韋被社會革命黨戰鬥組安放的炸彈炸成碎片時（該組織已經屢次試圖暗殺他），公眾幾乎沒有一句話表示遺憾。【4】這就是“對炸彈和槍支的崇拜”，公眾將這些恐怖分子視為自由的捍衛者。在華沙，普勒韋遇刺的消息引發群眾上街慶祝。“當前局勢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奧匈帝國駐聖彼德堡大使愛倫達爾伯爵指出：

是社會對一個沉重打擊政府根基的事件完全漠不關心。很難期待人們對一位因專權跋扈而必定樹敵無數的部長表示同情。但是，一定程度的人類同情，或者至少是對即將到來的未來感到擔憂和焦慮，是很自然的。然而，這些一點痕跡都沒有……我只發現了完全無動於衷的人或憤世嫉俗的人，他們說不會有其他結果的。人們想說的是，為了改變最高當局的想法，有必要再發生類似謀殺普勒韋這樣的慘案。

俄國公民渴望著他們統治者的鮮血。

反對派現在團結起來，支持召開國民議會的運動。自1902年以來，自由主義的地方自治會官員就一直在呼籲召開大會，但普勒韋總是阻撓他們。現在重現生機。普勒韋被謀殺深深震驚了沙皇，儘管他本能的傾向是用另一個強硬派人物取代他，但來自前線的壞消息和國內反對派的力量使他相信，有必要任命一個深孚“社會信任”的人。新任內務部長斯維亞托波克·米爾斯基親王（簡稱米爾斯基）就是這個角色的最佳人選。他自由、善良、正派，是崇尚法制理想的開明官僚機構的典型代表。他談到需要加強法治，結束員警專制，打破政府和社會之間不信任的障礙。他稱自己為地方自治會的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說，作為一名官僚，他認為自己的首要職責是為公眾服務，而不是為沙皇服務——並試圖安撫自由派地方自治會。後者把8月25日對他的任命看作是重啟國民議會的暗示。

米爾斯基被寄予了不可能的厚望。“我擔心，”他的妻子在9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人們對佩普卡（既米爾斯基）的期望如此之高，但卻不可能實現；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所以，上帝保佑。”部長被夾在自由主義者的迫切要求和沙皇堅持獨裁原則的頑固決心之間。他並不是最後一個深陷泥潭的人。如果說在舊政權的最後20年裡，俄國歷史有一個單一的、重複的主題，那就是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歷屆政府在沙皇的反對下未能實現改革。這並不意味著必須進行全面改革：大多數自由主義者會對諸如召開協商會議、放寬地方自治和擴大公民權利等溫和的改革感到滿意，這些改革本不會動搖君主制。但尼古拉堅決反對任何限制其獨裁特權的想法。或許有些天真，米爾斯基持續通過溫和的勸說，試圖讓沙皇接受改革。但尼古拉閉目塞聽、充耳不聞，部長的挫敗感與日俱增。有一次，當米爾斯基解釋說，全國上下都在呼籲召開國民議會時，沙皇回答說：“是的，這是必須的，這樣他們就可以研究獸醫問題了。”當米爾斯基解釋說，這個問題是民選代表參與政府工作的權利，並警告說，如果沒有任何讓步，很快就會發生革命，沙皇保持沉默。沮喪的部長後來向妻子抱怨道：“他像駝鳥一樣把頭深深埋進沙堆裡。”

米爾斯基起初認為，他可以正式批准地方議會，條件是它將局限於地方事務。但是，其中產生了一個包括討論立憲會議的修訂議程時，他試圖將它推遲，或者轉移到外省，因為那裡會比較少引起關注。但地方自治會官員立場堅定，溫和的米爾斯基終於讓步了，允許大家在首都的私人住所聚會——用他的話說，“喝杯茶”。1904年11月6日至9日，103名地方自治會代表聚集在各個住所，包括未來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父親的公寓。希波夫當選為主席，李沃夫親王和彼得倫科維奇擔任副主席。實際上，這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次國民議會。人們將它與法國1789年的國民議會相提並論，儘管米爾斯基禁止宣傳，但全國各地還是發來了5,000多封賀電。公民團體和協會舉行集會支持其決議，這些決議譴責了目前的狀況，呼籲制定一部新憲法。即使是通常最保守的貴族官員——各省首席貴族，也召開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來支持國民議會。專業協會仿照1848年革命前的巴黎宴會運動舉辦公共宴會，發言者呼籲進行政治改革，並提議為制定新憲法乾杯。11月20日，高爾基在聖彼德堡參加了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宴會，第二天早上，他寫信給在雅爾達的妻子：

我剛從帕芙洛娃大廳的宴會上回來。有600多名嘉客——作家、律師、地方自治會官員，總之，知識份子……大家發表了直言不諱的演講，並齊聲高呼“打倒獨裁！”、“立憲會議萬歲！”、“我要新憲法！”……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以普選的方式選舉立憲會議。氣氛非常熱烈，非常民主……這是第一次有女人站起來發言。她說，普選將給員警投票權，但還沒有人提到婦女。一直以來，她們與男人風雨同舟、並肩戰鬥——但現在人們卻忘記了她們。可恥！她的演講非常棒。

米爾斯基向沙皇提交了一份措辭謹慎的地方自治會官員大會決議摘要，希望能說服沙皇接受一份溫和的改革法案。最具爭議的提議是讓選舉產生的地方自治會代表進入國務會議。但它也宣稱——這肯定冒犯了最高獨裁者——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帶有“個人統治理念”的、“舊的世襲制”已經滅亡。俄羅斯不再是“統治者個人的財產和領地”，而是“一個擁有自己的政治體制”、自己的“公共利益”和“公眾輿論”的非人格化國家。這使得它“與作為統治者的個人分開”。毫無疑問，正是這種對其所珍視的世襲主義理念的挑戰，促使沙皇在皇后和宮廷顧問的壓力下，拒絕了米爾斯基法令草案中最進步的部分。“我永遠不會同意代議制政府，”尼古拉宣稱，“因為我認為這有害於上帝託付給我的人民。”該法案最終於12月12日通過，承諾加強法治，放寬新聞管制，擴大地方自治會權利。但它對議會機構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隻字未提，如果要避免革命，就必須在這方面做出讓步。聽到法令的內容後，米爾斯基立刻陷入了絕望。“一切都完了，”他沮喪地對一位同事說。“讓我們建造監獄吧。”

【1】 東正教會最近將托爾斯泰逐出教會，禁止饑餓的農民從他的救濟活動中接受食物。

【2】 就像他一生所做的那樣。

【3】 因為這個原因，斯特魯夫被政府視為失敗主義者。甚至有一個日本間諜找過他。

【4】這次謀殺是由伯里斯·薩文科夫（1879-1925年）策劃的，他後來成為臨時政府的一名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