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在城市里想留又留不下的时候｜接力访问084 牟昌非

原文刊载于小鸟文学，分上、下两部分发布。

我本来是要和牟昌非聊他的“乡村戏剧节”的。提名他做接力访问的怡宁说，很想知道这么多年是怎么做下来的。当时我说，作为一个在自己长大的村里做戏剧节的人，我更想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在一群知根知底，更重要的是和你父母知根知底的人面前做一件极其文艺的事情，这事放我身上我不太能想得出来。至于怎么做，我想一个人既然想做，就会知道怎么做。

结果真的和牟昌非聊起来的时候，既没有从“怎么做”开始，也没有从“为什么要做”开始。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后来聊开了——不可能不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聊报道他的人。我能找到的“乡村戏剧节”报道都很官方，这让我一下子“看不到”牟昌非的样子，至少不敢全信自己读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聊天就从他这么一个人，为何需要官方媒体背书开始。

“为了不让它被当场掐死。”牟昌非说。他很直接，我后来在整理录音的时候重新感受了这种直接。这种直接带着很清晰的逻辑。

牟昌非是 2016 年开始做戏剧节的。他有自己的智慧。十一国庆开始做戏剧节，卡在之前两三天发公众号推文，这样万一有什么官方反应，戏剧节也趁着时间差做完。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而让他去补办手续的人要到年底才来，那时候报道的媒体就更多了，“乡村戏剧节”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存在，有了名气，不好被随便“掐死”。

牟昌非说了 2 个多小时，接近独白，就好像他事先排练过一场关于“乡村戏剧节”的演讲。他有一个语言习惯，叫“后来我想”，日常反思可能对于他这种出口成章有极大帮助；另一个反复提到的是自己的人生处境，“无法留在城市，也无法久居乡村”，可以说，这是“乡村戏剧节”诞生的契机。

但是“后来我想”，那些看起来水到渠成的事情，发生之前不知道有多少细小的抉择和波动的情绪，虽然牟昌非不谈，但是看得出来，日常的反思让他和各种事物的接触都带着道德自觉：什么是边界，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

在采访他之前，我看过一篇很长的公号，内容是他和别人的争论，还交给了第三方评判。争议的核心是一个去村里的朋友是否能买村里老人的一块木雕。事情本身不重要——且复述起来很不简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这次购买行为里的道德审视。当时觉得有意思，因为花这么大力气“计较”原则问题的人实在不是太多。

“乡村戏剧节”于牟昌非而言，既非工作、也非事业，更谈不上靠它赚钱和博名（比如说，参与某个当代艺术评奖之类），可能自己还得往里面搭一点。这个戏剧节和牟昌非一样，是游走在村和城之间的存在。可以说，有牟昌非这么一个人，才会有这种混合气质的戏剧节，而它的存在，对牟昌非本人的意义可能比对任何人的都大。

在发稿之前，牟昌非在公号里发布了第十六回乡村戏剧节的招募。时间还是定在 2024 年五一节。地点：山东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牟家院村。除了九大演出场地的介绍，还罗列了参演人员的伙食：大饼卷鸡蛋，卷葱卷蒜抹大酱，蚂蚱酱。

还有个汤，叫“打辣酱”。牟昌非写：中国北方牟家院村饮食汤类之一，用干狗光鱼，姜末，潍北干辣椒，葱花，粉条，香菜，面粉加水。文火熬制，又辣又腥又鲜又香，大汗淋漓，不亦快哉。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食谱描述让我想起他说话的样子。

公号推文最后，是所有采访过“乡村戏剧节”的媒体报道列表。“好奇心日报”也在其中，但我回想了一下，那篇报道并没有那么关心这个人，和所有的报道一样，它把事情弄清楚，就走了。但是人不清楚，事情也不会清楚。不过当时还在事件热头上，事隔多年，再和牟昌非聊他、聊他做的事情，可能更清楚了。

以下是牟昌非的口述，除了办戏剧节的初衷，他更多在解剖他自己。

有钱没有钱我都会办，就算只来一个人我也会办。现在镇上放映，只要不是龙标的，任何片子都不能放。但是我又不能不放，如果按这个要求的话，这个节就连办都不用办，完全不需要办，按他们的说法，戏剧节就演地方戏，他们希望这是一个城市成功的青年返乡回馈老乡，给村里带来这种传统戏曲娱乐的事。

田野里的戏不行。他们认为田野土地是脏的、不卫生的，不符合现在新农村这种整洁的面貌。这和我的初衷是截然相悖的。我们村和那种旅游村完全不是一类。我们村还有个小学，还算是周边村的一个大村，2000 年左右撤校并点，周边村都并到我们小学来上学。到了今年升学，我一问他们的在校生多少，去年还能到 120，今年成了 80 个，还是 3 个村。这种村小可能用不了三五年，就非常正当地取缔了，因为已经没有多少生源。村里年轻人几乎没有，都拼了命地要进城买房子，现在我们这边的政策是，你在区里没有房产，孩子不能上区里上学。

戏剧节今年正好是第八年，在我这儿，时间刻度感没有这么明确。我从小在这个村长大，整天贪玩，父母忙于赚钱种地弄大棚，顾不上孩子。放养反而让我和我哥和自然接触比较多，也知道自己的兴趣点真的在哪儿，不用理会社会上怎么样，那套紧箍咒很难戴到我头上。上学的时候我们那的小学就开始撤点并校，到初中往上不到两年学校又撤，后来大学到了烟台，没毕业就跑了，去北京，因为从小喜欢书画、写毛笔字，觉得怎么也得从事一点和自己爱好相关的，就一直在漩涡里转，自己闷头写。

后来从北京回来，家里一看你从北京回来了，你快认怂，快找个地方上班。一个亲戚给联系了银行押钞，一押押了好几年。这种工作很懒散，上班其实是下班状态，所以我就把上班当做一个玩，下班排得非常满。搞活动，由着兴趣来，什么创意市集，组织摊位，真人图书馆，反正看看新闻你有啥点子就一一张罗，大家报名一起玩一玩。后来觉得，像戏剧节的练手，像把很多活动都汇集到了戏剧节里。

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看到了，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我在城市留下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首先工资就很少，不用说买房置业，日常的工资还房贷都还不上，何况买房对我来说比较遥远，难度比较大。但是回村又不现实，因为从小家长各种鼓励你，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都知道乡村这种处境，但凡有点希望就不要在村里。当家长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失败者的位置，你也从小默认了这一点。

零几年的时候，家里种玉米、小麦，再种点果树。那时候流行种果树，就弄了梨园，5 亩，将近 500 棵，当时也是梨树管理成本相对玉米小麦低一点，省事一点。头几年还不错，一年毛利也有一两万块钱，比（种）玉米小麦多。但自己干活不算工钱，就把化肥农药套袋这些明确费用算进去，稍有盈余。

那几年梨树春天开花的时候，我还领着朋友去看看花，到了秋天摘个果，我觉得还挺好。你看老人在村里，我哥哥也在区里打工，自己在城市留下了。老人家年龄还可以，身体还不错，有这么个梨园。我在城市虽然留不下，但是感觉彼此都相安无事，不至于过于牵挂。

在城市留不下的时候，我就开始找退路了，因为知道留不下。就开始关注国内一些人，比如碧山村，媒体上有。看来看去我觉得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就是一帮明星去了一个贫瘠村子，就像“一条”里那种，谁放弃了 2000 万年薪去种山里红，就这种叙事。我觉得和我没关系。

那时候碧山有个杂志，发行量不大，我偶尔看到了其中一篇文章。当时北京有个纪录片导演叫吴文光，做口述。就是三年饥荒的口述历史影像。我一看这个事，光山东和潍坊就好几个人跟着吴文光一起做，好几个片子都已经出来了，还经常放映。

我看这个事很简单，无非就是找个拍摄设备，回到自己村拍一拍。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当时月工资不够，当时从来没超过 3000 块——已经不在押钞了，去了潍坊当地一个美术馆，做布展。我用了两个月的工资买了 DV，直接杀回村里，周六周日就去拍。

我先找 60 岁以上老人拍。回了村，行李不放家，直接上户里去。我初中就住校，你以为很熟悉的乡亲，平时叫大爷奶奶什么的，其实非常陌生。但是我一敲门，说大爷我是那谁的孙子，就报我爷爷的名字，他就会说来来来，你有什么事，我无话不谈。就这么一扇门一扇门去敲。

就这样找了将近 100 个老人，在我感兴趣的这三年里。一开始我还真的拿那三年去靠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有点愚蠢。有时候你套不上。后来我放弃了设置好的问题，就跟他们聊天，想聊什么聊什么，有时候聊到 DV 都没电了，天也黑了，太阳也下去了，他们就那样对着我说，我也这么听着他们说。我发现人和人这么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你就完全沉浸在里面了。他们讲的东西，又陌生又荒诞，但是个人亲历，感觉每个人在那几年里，在大跃进之类无休止的运动里都非常荒诞。那些事其实就像把一些人强力驱赶到一个设置里，谁也挣脱不开，只能配合，不问结果，就像蚂蚱被狗尾巴草穿进脖子，在挣脱不开的情况下，你其实有意无意接受了任何的结果。个体的灾难，无休止的灾难都是被设置好的。我就发现，这么弄下去，我成了谁了？就是这些苦难，他们现在自己讲起来也觉得当时很可笑，这么单向度向你倾诉的时候，你是接不住这些话题的。你接不住。一个人经历过那个时代，以一种很超然的、像自己完全没有参与过的态度去讲，像在讲一个遥远的笑话。而你不知道这些，没有经历过，本身完全是作为一个小兴趣、小话题这么去聊。他们可能太缺倾听者，自己的孩子也很难这么去坐下来，一对一地去聊，有时候说说还容易被孩子说你太唠叨了，成天这么陈芝麻烂谷子的。

他们每个人都像《二手时间》里的那种。一个人，把事儿只告诉了你，而你又接不住这个事儿，要把这些事儿散布出去，你又做不到。它是一个个很具体的、很个体化的、很真实的事儿，同时这些个人又在集体之中，又模糊、又清晰。

这种撕扯的感觉我就受不了了。在我奶奶去世的那一年，2014 年，我终止了这个事情。到现在这批影像我还放着。有好朋友提意见，说你可以整理出来一批，像吴文光的学生一样。但是这些年以来，我访问的人很多已经去世了。你知道特殊年代还有一些人和人的纠纷，你已经不能去征求那些人的同意，或者就连征求同意本身，在我看来都是不对等的。所以我就没整理、没发布。只有他们的后人，知道我拍过一些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具体拍了谁他们也不清楚，只是偶尔回家听老人说起——在老人去世之后会来问我要。我也在听说谁去世之后，把自己拍过的影像尽量用网盘发给他们，作为一个留念。

所以我感觉我退回乡村的这条路没有走通，反而给自己增加了难度。这事儿像大石头一样压着我。

那几年我又不上班了，从美术馆里出来了。因为一天中午临时闭馆，要清场，进来一个大爷。他说，你们这个地方还挺大，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美术馆。大爷你在哪住？大爷说，我就住后边儿。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高大上，不敢往里进。

就是这个事拍了我一下。你说美术馆，这种传播美育的地方，一个在边上住了一辈子的老人，只是因为偶然来找孙子才误入了这个馆。我后来想，确实，我们平时这种独立策展工作，也就是艺术家走秀，市场画廊来卖画。还有官方的一些展览，有时候观众不够还需要从周边小学临时拉来一帮观众，因为开幕式上站的领导多了，下面观众太少了，就需要调几个过来好看。

大爷这么一说，我就感觉这些年我一直做的其实和我理解的艺术是不相关的，而且我已经进入了一个很强的设置里面，反而离我想要的更远了。你觉得你在管理、做事，做幕后工作，在自己喜欢的小空间里成天挂画，但观众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欣赏状态了。以前美术馆的朋友，一旦彼此转成了雇佣关系，也非常别扭。你闲着他就觉得不行，得安排活儿。我就直接不上班了，不上班也饿不死，自己去找个工作室，自己说了算，是吧？

于是就看中了一个快要开不下去的咖啡馆，加了点转让费，也不用装修，就迅速转过来了。这个工作室弄了 5 年。我就写字、篆刻，保证有流水付房租和日常开销，就还可以，起码自由。一个人自由之后还赚不到钱，那可能是因为懒惰，我是这么看的。

这样以后我就想，回去更不可行了，同龄人都出来了，你回去干什么？那些回村的人去做个什么，更像是一个成功者在村里寻找反馈，他们不是真实生活在村里，回馈一点，显得人更高尚一点，成了这么一个事。乡村是被回避掉的。

我就感觉回去这个事怎么都失败，怎么去涂抹都不行。正好“口述历史”停了，我就开始思考梨园。

梨园那时候收入已经不行了。原来村里十多户种梨，陆续都砍了，地承包出去种玉米什么的，还能赚个承包钱。我父母原本在中秋节那会儿，梨快要落的时候会叫我回去，以前果贩会开车过来，拉走一部分，一开始量大来得多，后来种梨的人少了，果贩也不来了，所以得自己找梨贩。5 亩地，梨同时下来上万斤，不耐运输，又不能长期放，必须几天内卖出去。所以梨贩哪怕来了也杀价，不杀价人家就不要了，你只能认怂。一年辛苦，一万斤还不到一万块钱。5 亩地，不到 3 万斤，最后算下来都是赔本的。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们是怎么做下来的，反正很多人用脚投票，进城打工去了，我父母还在做这个事。

一到中秋节，我就得回家骑着三轮车到周边村卖梨。平时他们一块多一斤，我一块就卖，卖完好进城。卖梨成了一个悬在我头上的事儿。本来我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我不混下去找我的办法，梨园这事儿又把我拖回去了。

我发现这事我躲不开。只有把这事解决掉才会安稳做自己的事。这时候乌镇做了戏剧节，还做得这么大。你看潍坊青年要看话剧，都得去济南、青岛，或者北上广。直到 2014 年左右潍坊才有了保利大剧院，孟京辉他们才开始过来演。那时候就看《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什么的。你会隐隐看到城市青年的这种生活方式，工作之外的消遣，看个话剧啊，听个音乐啊。那时候傅聪来潍坊开音乐会，一张票才 20 块钱。我看太便宜了，买了近 10 张送人。现场还是没有多少人。那时候你就知道潍坊有了新的东西，原来你觉得遥远的东西开始出现了。

我想乌镇可以办企业，还可以办戏剧，我这梨园要是真的找几个梨园子弟，反正都是卖梨，会不会卖得更好？但这事得让我有主动性。我对戏剧不了解，只知道这是城市年轻人的流行，虽然看不懂，但我知道戏剧是新潮的，戏曲是偏老龄化的、陈旧的。乡村的经验和城市的经验混合之后，我脑子里好像有两个人一直在打架，彼此不相让。后来我觉得镇都能做——在我心目中镇就比村高一级，镇上面是区，区上面是市——我更敢做了，做失败了我无所谓啊，在我看来怎么都不会做坏。

我还想到不能叫“农村”，阶级属性太明显，大家对“农村”有偏见，那种素质低的想象。很熟的朋友，有意无意“农村人素质就那样”，我听了就非常不舒服，虽然他们说的不是我，但你知道人的偏见真的会内化。所以我用了“乡村”，更唯美，没有那种城乡对立，能缓释城乡的关系。

还是从梨园来做，一年两回，春种秋收。我的设置是，戏剧节分两项，一块戏曲，一块话剧。戏曲就是村里常看的京剧、吕剧、梆子戏，老百姓愿意看的，在广场演。话剧是为了拉城市里的年轻人或者村里的年轻人。就粗略这么分。还有一个板块，纪录片单元。就这么弄了第一回，当时不叫“回”，叫“届”。那天因为没看天气预报，下了雨，反而增加了在梨园里的效果。很多人钻在树下、爬到树上去看，地里演的戏后来不得不转到村里的一个大饭店，纪录片也在那里放。弄了一天，挺兴奋，想秋天接着弄。这时候有本地媒体开始报这个事，秋天的时候《澎湃》就来了，引起了更多关注，有朋友就问我需要什么，我支持你一点，完也想参与，他们就出了一些青年剧团的差旅费用。就这样连续两年，从广州到香港，从东北到宁夏，还有北上广的，呼呼地都来了。村里也热闹，周围村的地方戏也来演，村民自己组的小团，唱歌跳舞的也来。外面来的团体会探索村里的各种空间。

后来我想这个事，更像是一个问题中的人回到了问题本身。我自身是从乡村出去的，看似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其实只是城乡二元对立导致我被动出去的，我没有选择。不对等导致只能单向流动。当然这个问题也很难找到出口。我其实是遇到了困难、痛苦，被现实打回原形，又不得不回到问题中心，只是我迟迟没有去面对而已。我发现我越绕，越拧巴，这根线扯得越紧，最后还是得回去。

2016 年秋天有一个剧，是广州肢觉剧场演出的，叫《芜——致大地上的无名者》。那年秋天的主题是“芜”，取“田园将芜胡不归”之意。他们提前送了一个本子过来。我本来抱着不干预，你们来演，自己找场地，我给他们设置了几个剧场，比如说，有老百姓挖土盖房，后来《土地法》拉了红线，只能从自己的口粮地里取土，村里就经常出现突兀的大坑，我就把这种叫“下沉式剧场”。真的下沉。还见过各种打麦场，大家收麦子之后晾晒的地方，随着机械化这种空间都没用了，长出了野草，这就是村里的地理形态。

剧团在这里驻地一周，排练非常有热情。正好是玉米秋收的时候，他们选了一块玉米地。还有两天就要演出的时候，说坏了，那个场地被人用了。我一问，是村里有人借村里一笔钱，还不上了，就用他的机器给村里耕地还账。地刨了就软了，一踩就陷进到里面去，排练就被打破了。他们问，怎么办？

我就领他们村里转转，领到村口一个大麦场，我们叫“场院”。我说我对这个地方感兴趣。这地方乍看全是乱草，有老人种点豆子，也跟乱草差不多。为什么我感兴趣，因为这地方以前夏天干旱，是老人祈雨的地方。弄上桌子，摆上贡品，一起围着唱一唱。完了以后烧纸，桌上的点心就会分给小孩吃。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有点心吃。但是后来没人再弄这个东西了。年轻人不信，年纪大的也不弄了。

剧团听我说，问我还找得到当时的老人吗。找到一个。剧团很兴奋，还把老人的歌录下来，又找了村里会点文艺的老人，听他们谈一谈，唱一唱，还邀请他们到时候去看演出。到了那一天，他们演一个默剧，没声音，就把村里人的生活动作化到他们的演出里。剧讲了一个故事，“土地上长了一棵树，树生了一批人，人在土地上生活、繁衍生息，小孩从出生到长大。他们靠天吃饭，突然天不下雨了”——他们就把当时的祈雨仪式演出来了。

当时打麦场四周站满了人。因为那天有集。我凑着集安排戏剧节，摆摊的和演戏的就会有交流。但我也没见过这么多人。他们跪在地上祈雨的时候，音响师就把前几天录的老人的祈雨歌放出来了，旁边老人一听，这太熟悉了，于是就跟着唱起来跳起来了。

就这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事成了。真的，我又回到了童年，人们还相信他们那一套，相信祷告是有用的……就凭这个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事有人看没人看，做成什么样，在我来说都无所谓，我肯定会做下去。

我们村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地方，基础设施都没有，各方面都不属于优选之列。后来朋友说很难支持了，因为我不收门票，商业注入也很难，村里也没年轻人了，所以费用慢慢没有了。很多人觉得这个节要垮了。恰恰我认为，如果一直有费用在支持，可能短时间内规模会越来越大，但从我们村的现实处境来说，又不可能产生持续的商业点，所以费用迟早会断的。如果各种设施都很完备，我只是做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又和我的真实处境相悖。所以费用的来去，在我看来是必然的，我更得把事情做下去：这种逆不是为了逆而逆，而是在我真的朝向去解决自己痛苦的时候，你的行为被大家说是逆反的。

所以我就跟来表演的人说，差旅没有了，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来或者不来。很多人说路费不是问题，让我不要担心。我就尽量在村里提供吃住，更像一个互助，人来了，吃在家里吃，老人和朋友帮忙；住都是去农户家里，按性别分开，农户腾出一个屋来。多的时候有上百人，分到村里 50 多户。

慢慢地到了疫情，我觉得还得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还有空间。外省的不能来，我就邀请做线上，哪怕是论坛、工作坊、讲座都可以。本地的还能流动。后来实在不行，就停了一回。后边继续做。谁也不知道一下子就过了三年。

2020 年，武汉封城，我一看这个事很容易就被搞成一个很顺手的事，一下子全部封，顺手这么一来，全国都很方便。我看不行，我得撤。11 月我就把工作室转让了，全部搬回村里。也恰恰是我回去了，否则后面真的很难看，转都转不出去。

我回到了亲密关系之中。其实之前偶尔回去，很多问题不会暴露出来，等我住回家里，我就发现父母怎么整天为日常争吵，问题会从一些小事的缝隙里溢出来，在整个日常里弥漫开来，我一开始还试图讲理，后来发现无解，我就只能用我的办法。我说妈妈你可以看点书——我希望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就给她看了杨本芬。

我认为杨本芬已经不是素人写作了，她的文学水平已经很高了。结果她看不进去。余秀华也看不进去，她觉得用词造句不是他们能用的话语。我又给她看了姜淑梅，书叫《穷时候乱时候》，更口语化，像讲故事一样。她看了两本，说这个也能写书？我也可以！我的故事比她精彩！这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一看她想写，我说抓紧写，弄个小本，把你想到的题目都列出来，能长则长，能短则短。

一开始还煞有介事这么记在本子上，一开始还是象征性地去做，但是我观察几下，发现不对劲，好像不是这么应付的，晚上她也挑着头灯在那写。当她真的去回忆的时候，好多事都挤着要冲出来。

我发现这个事有点闯祸了，这个事了不得。她已经不再随便讲个故事，而是晚上不睡觉，闷着个头在屋里挑着灯这么去写。

过年的时候，我和我妈回我姥姥家，我姥姥姥爷都去世了。我把一个老相框拿下来，拿到我舅家，让大家按照各家的都分一分。突然一张照片，上面的人我不认识。我母亲在那已经绷不住了。我母亲是家里第一个孩子。那是她一周岁，爸爸妈妈抱着她，在潍坊市里（离村好几十里路）照了一张周岁照。

我妈妈当时在娘家的家庭生活非常好。挨饿的时候，她能吃饼干——在村里不可想象——因为我姥姥家做点小买卖，和村里种地的收入不一样。她是 1958 年出生的。因为家里缺劳力，就念到初中，再说我姥爷有点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了。她其实非常委屈，到现在说这个事还非常生气。后来嫁到村里，这辈子都在种地生孩子。我还属于超生的，罚了 2500，本来家里就没什么收入，夫妻关系也不是很好。

所以她一看到这张照片，想到小时候那么受宠爱，真的——我后来想起杨万里的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我母亲的故事就是这样。她后来小本本不用了，直接用挂历，白的，很大。村里人家不用的也要过来了，断断续续写了俩月。一共 13 万字，我给发到我的公众号上。她说写完之后一块石头落地，本来 60 多年的事情一直没有忘，等写完了，都忘掉了。人重活一次。

我没回村之前，好多朋友鼓动我，说你回村里开个图书馆。我不缺书，村里也不缺房子，无非就是要把书运回去，定期开门。但我一直没有做，因为我觉得让我去村里守着，就是把我拴住了。这事永远做不了。

等我母亲的 13 万字发出来以后，一个朋友，在潍坊做女童保护的萤火虫公益助学中心郑凤鸣，她本想鼓动我在村里做个乡村图书馆，说这回找到馆长了。我说是谁。她说就是你妈妈。我一想，确实。

萤火虫图书馆是去年五一开的，完全靠社会捐赠，租了我家后邻的一个南屋，有个 30 平米。有月捐人制度来支持房租和馆长的基本补贴。保证定期开门。我后来觉得，现在很多图书馆、乡村书屋都在村委里，不可能开放，所以必须独立出来。老百姓不可能去村委看书。然后图书配送，你得有固定藏书，还得不定期更新。第三就是要固定开门。这三点做不到，乡村图书馆在哪里都不能落地。

萤火虫图书馆主要是针对孩子，书都是城里家庭赠来的绘本。有将近上千本。我们村小学，有附近三个村的孩子在这上学，一到六年级，今年有 80 个，多的时候能来四五十个。

图书馆就成了我妈妈的主业，我爸负责家里。梨园 2020 年我回来就停了，及时止损。我妈妈整个人焕然一新。我就发现其实乡村里的人，被太多东西压抑住了，本来有很多可以伸展的枝条，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但都被砍掉了。她现在不写自己的事儿了，开始记录她身边的人的事。

她用一个词，叫“上货”，买东西那样，这个词是从姜淑梅那儿来的。她就上她女儿住的社区老太太家里去采访，把她们的故事“进进来”，写出来，就叫“上货”。我妈现在也是。

我从村里回到了城市，又去城里动一动，教教写字，刻刻印。又开始这种流动。戏剧节这几年费用相对少了，人也没来这么多了。做三天节的话，有人提前来，差不多有 7 天都有人，每年花个万儿八千的，还能承受。

有人劝我和官方合作。为什么我不这么做？我们镇里小学，有一年要搞创新案例。我就看到一个小孩，放假回来穿着一个小八路的衣服，学校排戏弄的，放了假她都不脱下来，穿着上同学家玩儿，非常自豪。我就在想，我现在弄个戏剧节，又是乡村振兴，如果主动去和政府合作，我能迅速想到让我抓住村里的小孩排红色剧，那是打死我也不愿意的。这种可能性我不需要做证明都能想到。我只要合作就会迅速变成那样，那我还不如不做。现在哪怕戏剧节没几个人来了，这是它本身的边界，就是这么着了，要是合作了，我再叫停，也不是我想停就能停的。

村里人给戏剧节报剧目，其实也是所谓的样板戏，老年人唱的还是那些。从公共生活来说，村民自发参与，我无法拒绝，虽然我个人反对，但这是基于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我不干预我认为的自由，但是往下宣教不一样。

我一直抱着“做一回算一回”的态度。每年我被动报备，各种签字，你真的能看到各种基层权力层层加码，你本来就不会当成一个可持续的事情。

我小时候在课堂里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学生，但后来我发现，我学的一些成语都非常好：刻舟求剑，掩耳盗铃，亡羊补牢。

我这几年对这几个成语理解得非常确切。“刻舟求剑”，你从村里被动出来在城里又留不下，不得不谋事打工，看似抵达了自己的爱好，哪怕再边缘你也觉得自己是处于靠近的状态，但实际上越靠近、越远离，你就不得不重新去校准，重新问自己，试图重新去确认自己的行为。所以河流动、船流动，当你看到宝剑落下去的时候，刻一个标记对于你是否能寻找宝剑已经不重要，只是你的本能反应，你自身的一个刻度：证明你自己是真实的，哪怕是痛苦的，这痛苦都是可触的，而不是虚无的。

Q：你最近觉得什么东西比较有意思？

A：我妈妈的“上货”挺有意思。以及我现在又能进城了，村里没有快递，有时候他们寄书都到不了村里，只能到镇上。我去镇上取快递都像旅游一样。几个月前我重新开始教课，觉得大家又流动起来了，很有意思，很好。

Q：你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看看能不能在潍坊再找一个相对小一点的空间做工作室。

Q：你想找谁来接力？

A：潍坊今秋天开了家独立书店，大风书店，书店主理人 Luly, 独立书店对一个城市来说太重要了，对一个人来说更是如此，就像萤火虫图书馆之于牟家院村，图书馆之于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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