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年前，万余华工在这里登上澳洲大陆淘金

前一晚，我沿着澳洲一号国道的王子高速（Prince Hwy）跨越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的州境，抵达距离州境不远的城市甘比尔山（Mount Gambier）。翌日一早，告别Motel缠着头巾的锡克工作人员，继续沿着王子高速沿着海岸的方向，向西北方向的阿德莱德前进。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便抵达了Guichen湾南部的Robe，从外表来看和其他澳洲沿海小镇没有任何分别，时间正值中午，在炸鱼薯条店买了一份fish&chips，开车到海边的停车场享用午餐，许久都没有吃炸鱼薯条，这次品尝到本地捕捞的Gummy shark做成的Flake香脆多汁。眼前的海边的人们在散步、孩子们在草坪上玩耍，一切如常，风平浪静。然而沿着海滨向西再走上几百米，沙滩和黝黑的岩石间耸立着一座简陋如鸟居一般的中式牌坊，牌坊的木板上雕刻着一幅中文对联：

上联：萬淘且漉苦盡甘來始見橙黃一片
下联：百折不撓世延代襲終開繁盛千年
橫批：壯志凌霄

牌坊一旁的岸边上，树立有指示牌介绍牌坊的由来：

“Guichen Bay在澳华（Chinese-Australian）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856 年至1863年间，超过一万六千名华人从这里上岸，开始他们艰难的陆路跋涉，前往至少 400 公里外的维多利亚淘金地。在1857年的高峰期，超过30艘船直接从香港抵达此地，以避开维多利亚港口对华人征收的歧视性人头税。这些淘金者迫切希望到达最终目的地，因此并未在此地久留，但他们对当地经济贡献巨大。一位观察者曾指出，他们在当地流通了高达两万英镑的黄金和白银，其中包括本地船夫收取的高昂渡船费用。” 

“2017 年，为纪念这段历史并彰显该镇与澳华社区的联系，人们在此地建立了一座“牌坊”作为纪念性的“迎宾门”。 该牌坊的揭幕仪式恰逢一次从罗布（Robe）到巴拉瑞特（Ballarat）的重走历史之旅，该活动由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委员会（Chinese Community Council of Australia）与多个区域华人社区团体合作举办。“ 

海边不远即是本地的图书馆兼游客中心，大多数的信息都是本地和地区旅游资讯的小册子、指南等等，直到房间深处的书架上，我才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关于170年前，这些飘洋过海来到Robe的华人的书：<Guichen Bay and the Chinese Landings>，由澳洲作家Liz Harfull所著。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维多利亚州内陆的巴拉瑞特、本迪戈（Bendigo）等地逐渐发现黄金，从而引发了一场极为巨大的淘金热（Victorian Gold Rush），人们放弃原本的田地、牲畜去寻找梦想中的黄金：“羊群无人照料，赶羊人抛弃了他们的队伍，商人和律师离开了他们的办公桌，包括船长在内的整个船员都离开了去寻找他们的财富。“[1]淘金热令墨尔本和维多利亚州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从1851年到1861年的短短十年间，州的人口从七点五万人激增至五十万人。1858年，淘金热达到顶峰的时候，这里出产的黄金一度达到了世界三分之一的黄金产量。[2]

同时间的中国，正值内外交困之时，面对第一次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北京、南京条约，条约的赔款共计四千一百万两白银，赔款中很大的部分即被转嫁到了对于民间的税负中，再叠加上太平天国运动与洪水、干旱饥荒等自然灾害，多重打击导致农村大量人口迁移，传统的农村社会网络瓦解，迫使人们外出寻找稳定的生活和新的经济机会。

广东受惠于清朝“一口通商”的政策，从18世纪起就成为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除了货物贸易的流通，亦带来了信息的快速流通。当大洋彼岸的澳洲发现黄金时，消息迅速传到了窘迫的农民耳中。于是，众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四邑、中山等广东农民准备去到“新金山”澳大利亚碰碰运气，1855年，维多利亚州的中国淘金客达到了惊人的一万九千人规模。[3]

1855年6月，维多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为某些移民提供规定的法案（an act to make provision for certain immigrants）”。该法案旨在限制抵达维多利亚州的船只可搭载的中国移民数量，每十吨船运量只能搭载一名中国移民，并要求船长为每名搭载的中国乘客支付 10 英镑（据金本位换算，约合当前6809美元，2025年2月国际金价数据；根据购买力换算，约合当前1600美元）人头税。[4]这便是为什么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去到维多利亚淘金的中国人之所以要在南澳州的Robe登陆，正是这里是距离巴拉瑞特、本迪戈等淘金热门之地最近的南澳洲港口。

中国的淘金客们首先徒步从家乡走到香港的港口，随后乘坐英国、美国或荷兰等国籍的帆船启程。根据船只和天气，大抵需要70至120天的航程方能抵达维多利亚或者Robe这里的港口，而旅行环境则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点都不过。抵达Robe，则仅仅是另一次旅程的起点，人们往往被迫以高价雇佣本地向导，以徒步四百公里抵达金矿的所在地。1858年3月的南澳大利亚纪事报（South Australian Register）这样报道中国人迂回南澳洲的旅程[5]：

“……维多利亚法案中似乎没有任何条款可以阻止来自“花之国”（指中国）的陆路涌入，而他们的进取精神，再加上前人不间断的进步，将极大地证明“天朝人”的卓越智慧——至少比某些极其傲慢的英国官僚更为优越。这些官僚虽然对礼仪和惯例精通至极，但显然不像那些与Mr Affoo.（这里可能指Ah Foo, Jimmy 1843-1916，其于1860年代时已成为昆士兰州中部小镇 Springsure一家寄宿公寓和菜园的业主[6]）同胞的人那样熟悉澳大利亚的地理和法律。”

除却称赞和美言，澳大利亚社会一方更多的反应则是对大量涌入中国人的恐惧，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抵达小镇Robe而令本地稀少的人口感到恐惧，不得不请求总督派兵以维护治安[2]。不过Robe并非淘金客的目的地，人们往往抵达后很快就会前往维多利亚的金矿区。在这里，华人矿工语言不通、肤色不同、吸食鸦片以及工作习惯的不同最终演变爆发了更为激烈的本地矿工和华人矿工间的冲突，例如1857年爆发的巴克兰暴乱（Buckland Riot）与1861年的兰明平原暴乱（Lambing Flat riots）等。[7]中国人的涌入与对中国人的恐惧，直接促成了1901年《移民限制法令》（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与“白澳政策”的出台，也在间接促进了20世纪初澳洲联邦独立的进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随着维多利亚浅层金矿渐渐开采殆尽，与政府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采矿许可证制度，延续十余年的淘金热渐渐平息。许多中国淘金客返回了自己的家乡，也有一部分的华人与本地人通婚，去到墨尔本、悉尼等地开设杂货店以及从事其他类型的体力劳动等，成为了澳大利亚最早一批的华裔移民先驱，其后代业已澳大利亚社会扎根，成为华裔澳大利亚人的一部分。

站在Robe的海边，注视着眼前平静的海洋与“壮志凌霄”的牌坊，我深深为百年前远渡重洋（那时真的是乘船渡洋）的先驱者而感动以至落泪。关于澳洲淘金热的内容，巴拉瑞特、本迪戈金矿所在地保留了更多相关的历史资料，在巴拉瑞特再现了19世纪淘金热时期的城镇风貌，其街道、建筑、商店和矿井均按照1850年代的风格复原，工作人员也身着当时的服饰，提供沉浸式的历史体验。我还未曾访问过这两座城市，你如果对澳洲这部分的历史或华裔移民历史感兴趣，不妨去到这里旅行，也许在未来我在这两座城市旅行后，也会带来更多相关的文章。

参考引用：

[1] "In The Paths of the Explorers Gold Brings Australia Wealth".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 November 1946. p. 3 Supplement: Playtime. Retrieved 27 January 2012 – vi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2] ”Guichen Bay and the Chinese Landings”. Liz Harfull ,District Council of Robe, 2017
[3] erle, Geoffrey (1977). The Golden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 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ISBN 978-0-522-86581-3.
[4] Lee, Joseph (1 January 1889).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in Australas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 (2): 218–224. doi:10.2307/1879468. ISSN 0033-5533. JSTOR 1879468.
[5] South Australian Register, 19 March 1856, P. 4.
[6] Chinese-Australian Historical Images In Australia Database
[7] en.wikipedia.org/w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