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一部第3章第Ⅰ節：兩個俄羅斯

第3章 聖像和蟑螂

Ⅰ 兩個俄羅斯

1888年3月的一個清晨，米哈伊爾·羅馬斯離開喀山，沿伏爾加河航行30英里，到達克拉斯諾維多沃村。他希望在那裡建立一個合作社，改變農民的生活。羅馬斯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一個秘密的人權組織的成員，剛剛才從12年的監禁和流放——因為他試圖組織農民——中歸來。西伯利亞並沒有改變他的思想。在克拉斯諾維多沃，他的目標是組織村民成立一個園丁合作社，一方面直接向喀山銷售水果和蔬菜，另一方面向其提供廉價的製成商品，從而把他們從當地商人的魔掌中解救出來。

羅馬斯帶上了阿列克塞·彼什科夫，也就是後來著名的作家馬克沁·高爾基（1868-1936），當時20歲的他已經被稱為“老頭”（托爾斯泰曾經說過，他似乎“天生就是個大人”）。在人生頭8年裡，高爾基所經歷的苦難比這位文學巨匠整個80年見到的還要多。正如高爾基在《童年》中描述的那樣，父親去世後，他在下諾夫哥羅德的祖父家長大，那裡是俄羅斯外省的縮影——一個貧窮、殘酷和霍亂橫行的地方，男人喝得酩酊大醉渾渾噩噩，女人則在上帝那裡尋求慰藉。9歲時，高爾基已經開始出門討生活，撿拾破布、骨頭和釘子，偶爾從伏爾加河畔偷竊木材。後來他的母親去世了，他的祖父把他送到外面的世界去自謀生路。像其他無數被遺棄的孤兒一樣，高爾基打著赤腳，在伏爾加河沿岸蓬勃發展的工業城鎮中遊蕩，成為一個衣衫襤褸的街頭頑童。他在汽船上當過洗碗工，當過裝卸工，當過看門人，當過鞋匠的助手，當過繪圖學徒，當過聖像畫師，最後在喀山當麵包師，在他試圖對自己的胸部開槍自殺後，羅馬斯發現了他並同情這個小夥子。

克拉斯諾維多沃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小山上，俯瞰伏爾加河。山頂上是一座教堂，有一個淺藍色的洋蔥頭圓頂，下面是一排延伸到河邊的木屋。遠處是小菜園、澡堂和歪歪斜斜的牲口棚，再過去是黑黝黝的耕地，“緩緩向地平線上天藍色的森林山脊延伸"。這是一個相對富裕的村莊。由於靠近喀山，它成為市場的生產中心，其最成功的農民開始享受一點點舒適。他們精心建造的小屋有木板屋頂和五顏六色的裝飾，木制的百葉窗和窗框上繪有動物圖案。在屋內，人們會發現各式各樣來自俄羅斯新興產業的工廠製造的物品：鐵鍋、平底鍋、茶炊、窗簾、鏡子、床架、煤油燈、手風琴，等等。與俄羅斯其他地區的農民一樣，克拉斯諾維多沃正緩慢而穩步地融入市場經濟。

這使它處於民粹主義者為爭取農民而奮鬥的前線。他們的核心理念是，農村公社的平等主義習俗可以作為重組社會的一個社會主義模式。他們認為，如果保護村社免受資本主義的侵害，俄國就可以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烏托邦，而不必像西歐那樣經歷“資產階級發展階段”——以及由此帶來的所有弊端。古老的農村公社將得以保留下來，成為俄國共產主義的奠基石。

19世紀70年代，為了響應民粹主義領袖“到民間去”的號召，成千上萬的激進學生奔赴農村，其中就包括米哈伊爾·羅馬斯，他們天真地認為可以爭取到農民對革命事業的支持。他們在鄉村世界裡找到了自己浪漫願望的投射，他們相信自己能在普通農民中尋覓社會主義鬥爭的知音和盟友。他們中的一些人試圖穿得像農民，說話像農民，以表示他們認同農民“簡單的生活方式”。其中一個猶太人甚至皈依了東正教，認為這將使他更貼近“農民的靈魂”。這些浪漫主義者把村社想像為一個集體的、和諧的社區，證明了俄羅斯人民基本的社會主義本能。一位民粹主義領袖寫道，在農民中，“人們更加關注個人價值，而對我的鄰居是什麼樣子和我在鄰居眼中是什麼樣子漠不關心”。這就是他們對農民理想化的看法，許多民粹主義者甚至爭辯說，在性問題上，農民比腐敗的城市人口更有道德，更懂節制。於是乎，例如，他們認為農村中不存在賣淫現象（儘管大多數城市妓女都是出身于農民婦女）；村子裡沒有強姦或性侵犯（儘管傳統的農村習俗允許各戶家長在丈夫不在時對兒媳婦有性要求）。雖然梅毒（整個俄羅斯都很流行）在墮落的城市裡可能是性病，但在農村，它是由於農民共用木勺和木碗的習慣造成的。

這些浪漫的傳道士被他們在農村遭遇的現實擊敗了。大多數學生受到了農民小心翼翼地猜忌或敵視，很快就被員警逮捕。反思從監獄和流放中獲得的經驗，像羅馬斯這樣溫和的民粹主義者堅信，根本問題在於農民與社會其他階層的隔閡。在幾個世紀的農奴制中，他們唯一遇到的外來者是鄉紳和國家官員，所以他們對學生煽動者保持警惕也就不足為奇。現在需要的是長年的耐心工作，在農民和民粹主義知識份子之間建立起信任的紐帶。因此，羅馬斯來到了克拉斯諾維多沃。

他的努力白費了。從一開始，村民們就對他的合作社滿腹狐疑。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它的價格比其他零售店便宜那麼多。最富有的農民與老牌商人關係密切，想方設法恐嚇羅馬斯及其同夥。他們在他的一根木柴上填滿火藥，引起了一次小爆炸。他們威脅那些開始對合作社感興趣的窮苦農民；並殘忍地殺害了他的一名助手——一個來自村裡的貧民，把他的屍體殘忍地分成幾塊扔在河岸邊。最後，他們點燃了煤油倉庫，炸毀了合作社（連同一半的村子）。羅馬斯的敵人將火災歸咎于他和高爾基，並把農民的怒火轉嫁到他們身上。但這些“異教徒”幸運地掙脫了捆綁，逃出生天。

羅馬斯理論上接受了失敗，將之歸咎為村民的無知。但他拒絕放棄對農民社會主義潛力的信念，15年後，當高爾基再次見到他時，他因為參與民粹主義運動而在西伯利亞又流放了十年。但對高爾基來說，這次經歷是一次痛苦的幻滅。他得出結論：無論農民多麼優秀，當他們“黑壓壓聚集成一個群體”時，就把所有美好的東西統統拋諸腦後：

有種像狗一樣的，想要取悅村裡最強壯的人的欲望，佔據了他們，搞得我看見他們就覺得噁心。他們會瘋狂地互相嚎叫，拉開架式——他們會為任何小事打架。這種時候，他們變得非常可怕，似乎有能力摧毀教堂，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們還謙卑地、順從地聚集在教堂裡，像羊圈裡的羔羊。

正如高爾基得出的結論，民粹主義者在樸素的農民身上看到的“高貴的野蠻人”，不過是一種美麗的幻覺。他對農民的日常生活越瞭解，就越把他們斥為野蠻和殘暴。【1】

這種誤解是俄羅斯知識份子和農民之間關係史上一個永恆的主題——赫爾岑曾稱之為“兩個俄羅斯”。民粹主義者也許並不是唯一想把自己的理想強加于農民的人，卻是最引人注目的。實際上，幾乎所有的俄國社會思潮都落入了同樣的陷阱。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

我們這些熱愛“人民”的人，把他們視為理論的一部分，似乎沒有人真正喜歡他們的實際情況，而只是喜歡我們每個人對他們的想像。此外，如果俄羅斯人民在未來的某個時候被證明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樣子，那麼儘管我們愛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立刻拋棄他們。

早在民粹主義者出場之前，斯拉夫主義作家就主張“古老”的農村公社在道德上要優於現代西方價值觀。“一個村社，”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寫道：“是那些放棄了利已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人的聯盟，他們表達了共同的意願；這是一種愛的行為，一種崇高的基督教行為。”19世紀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家也將類似的美德賦予農民。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聲稱，樸素的俄羅斯農民——他曾在一次著名的爭論中稱之為“廚房裡的鄉巴佬”——比西歐較為成熟的公民有著更高的道德水準。他在《作家日記》中寫道：農民是真正的、受苦受難的基督徒。正是他們“為我們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一條擺脫所有看似無法解決的困難的新道路。因為最終決定俄羅斯命運的不是聖彼德堡……光明和救贖將來自低下層。”托爾斯泰也把純樸的農民看作是天生的聖人。因此，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莊園主列文正是從農民那裡學會了如何生活；而在《戰爭與和平》中，皮埃爾·別祖霍夫伯爵正是從一個卑微的俄羅斯農民卡拉塔耶夫身上領悟到生命的真諦。卡拉塔耶夫的性格——本能的、直接的、無我的——是托爾斯泰自己道德哲學的化身。他與世界及人類和睦共處。

這些關於農民田園牧歌的幻想不斷地被現實所粉碎，往往對理想者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民粹主義者把自己大部分精力傾注到農民的理念中，在這方面受到的傷害最大，因為這一理念的瓦解不僅有可能破壞他們激進的信仰，而且還有可能破壞他們的自我認同。作家格雷布·烏彭斯基舉了一個極端而悲慘的例子，為了調和他對農民的浪漫看法和他在農村親眼目睹的醜陋的人際關係現實，多年來他把自己逼瘋了。19世紀60年代，許多描述農村黑暗面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後都成了酗酒者。每當農民生活的殘酷事實推翻了他們理想化的形象時，受過教育的自由主義階層普遍會產生一種焦慮感。契訶夫的《農民》（1897年）對鄉村生活的負面描繪掀起了一場輿論風暴，這篇短篇小說講述一個生病的莫斯科侍者帶著妻子回到故鄉，卻發現自己貧窮的家人對他感到不滿，因為他又帶來了一張嘴要吃的。布寧的中篇小說《鄉村》（1910年）出版後更加激起公眾的憤怒，它不遺餘力地描寫農民赤貧和殘忍的陰暗面。一位當代評論家說：“這本書令俄羅斯讀者震驚的不是揭露了[農民]物質、文化和法律的貧困……而是對無法擺脫貧困的認識……俄羅斯農民唯一能做的，正如布寧說的那樣……只是意識到自己無可救藥的野蠻和註定失敗的命運

高爾基在評論《鄉村》時寫道，它迫使社會“不僅要認真思考農民問題，而且還要認真思考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俄羅斯該何去何從？”農民之謎是俄羅斯民族自我認同問題的核心。“農民問題”是所有關於俄羅斯自身未來的無休止爭論的起點（這些爭論佔據了俄羅斯19世紀小說中冗長的篇幅）。

在20世紀初，俄羅斯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80%的人口屬於農民；其餘大多數人的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農民。隨手揪出一個俄羅斯城鎮居民，就會發現一個農民。城市的工廠和車間、洗衣房和廚房、澡堂和商店的大多數工人，要麼是來自農村的移民，要麼是這些移民的子女，他們仍然返回自己的農場收割，並把錢寄回自己的村莊。餐館雇用了大批農民服務員，而富人的房子則依靠農民的家庭傭工，其數量之多令歐洲遊客歎為觀止。城市街道上的小販大多農民出身，出租馬車車夫、門衛、搬運工人、建築工人、園丁、清潔工、運貨馬車車夫、小販、乞丐、小偷和妓女也不例外。俄羅斯的城鎮在社會結構和性質上都基本保持著“農民”特徵。在離市中心區區幾英里的地方，人們就會發現自己已經身處蠻荒之地，那裡土匪出沒，那裡春天時道路變成泥濘的沼澤，那裡偏僻的小村莊自中世紀以來，生活面貌從來沒有改變過。然而，儘管與農民生活得如此接近，城市中受過教育的階層對他們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這個世界對他們而言，就像非洲土著對其遙遠的殖民統治者一樣奇異而陌生。正是在這種相互不理解中，在“兩個俄羅斯”之間的文化鴻溝中，埋下了社會革命及其悲劇命運的種子。

農民與社會其他階層的隔離幾乎體現在各個方面——法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地理。農民分散居住在面積占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75萬個農村定居點。除了自己的村莊及田地、教區教堂、地主莊園和當地市場等，他們很少接觸到外面的東西。農村公社是這個與世隔絕的狹小世界的中心。事實上，農民稱農村公社為“米爾”，該詞在古俄語中也有“世界”、“太平”和“宇宙”的意思。村社由長老會議統轄，與農村公社一道管理著村莊和農業生活的方方面面。農奴解放運動大大擴展了村社的自治權，當時它接管了地主大部分的行政、員警和司法職能，成為農村行政管理的基本單位，屬於國家行政管理的初級機構。它控制著農奴解放後從地主手中轉讓給農民的土地，並負責集體支付土地贖買金。在俄羅斯大部分地區，可耕地都是公有的，每隔幾年，村社就會根據每個農戶男性人口或“家庭人口”的數量，在農戶之間重新分配數百塊可耕地。它還負責制定在條田公地上所必需的休耕和放牧制度；【2】管理樹林和公共牧場；雇傭村莊看守員和牧羊人；徵收稅款；徵募兵員；維修道路、橋樑和集體設施；落實慈善和其他福利計畫；組織鄉村假日；維持公共秩序；仲裁小糾紛；並根據當地習俗進行執法。

村社可以在農民中引發強烈的集體歸宿感，因為他們通過與村莊和土地的共同關係而緊密相連。這反映在許多農民諺語裡：“一個人承受不了的事情，村社可以承受”；“沒有人比村社更偉大”；等等。在世界各地的農民社區都可以看到這種關係的存在。與其說它見證了斯拉夫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所鍾愛的俄羅斯人民的“自然集體主義”，不如說它見證了農民為了生存，在與自然界的嚴酷現實和強大的外部敵人（如地主和國家）展開鬥爭中自我組織的現實邏輯。事實上，在外人看到的集體團結的外衣下，村民們仍然為了個人利益而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村社是陰謀、宿怨、貪婪、欺騙、卑鄙——有時還是農民鄰居對另一個農民可怕的暴力行為——的溫床，；絕不是城市知識份子所想像的齊心協力、其樂融融的世外桃源。它只是農民為了個人利益最大化所採取的合作行動。俄羅斯的農業季節很短——從4月解凍和春耕開始到11月初的第一場雪——使得某種形式的勞動合作至關重要，只有這樣，農作週期的主要任務才能在短時期的高強度勞動中完成。這就是為什麼俄國傳統的農民家庭一般比歐洲的同類家庭大得多，常常有十幾名成員，其中有兩三個兄弟的妻子和家庭與父母住在同一屋簷下。統計研究一直凸顯大戶人家的經濟優勢（成年男性勞動力比例較高，擁有土地和牲畜數量較多等等），這些都與勞動合作的好處有很大關係。小農耕作——絕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匹馬和少量的種子及工具——困難重重，也使得簡單的鄰里互助（如借貸）對各方都有利。最後，許多大型工程項目只能靠整個村莊來完成，如清理森林和沼澤地，建造穀倉，修建道路和橋樑，以及組織灌溉計畫。

做出這些決定的村民大會，由所有農民家庭的戶主參加，通常於節假日在街上或草地上舉行，因為很少村莊有足夠大的建築來容納整個會議。大會沒有規範化的正式程式。農民們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喝酒、抽煙，就當地感興趣的不同話題展開辯論，而村裡的長老則混跡人群當中，直到弄清了農民們占主導地位的感受，才召集會議對一系列決議進行表決。投票是通過喊叫，或者分組站立進行的，所有的決議都是全票通過，因為當出現意見分歧時，少數人總是服從多數人，或者用農民的話說，服從“村社的意志”。羅曼蒂克的觀察家們把這種自我強制的遵從視為社會和諧的標誌。用阿克薩科夫的話說，公社像“道德合唱團”一樣彙聚了所有人一致的意見。但事實上，決策過程通常由一小撮年紀最大的戶主主導，他們往往也是最成功的農民，而其他村民則傾向于跟隨他們的領導。村社表面的一致通過並不是農民某種和諧的自然反映，而是村莊裡父權長老們從上面強加的。

一些農民生活的觀察家（其中包括布爾什維克）把這些占統治地位的族長描述為“財主”或“富農”【3】。這些人是所謂的“富裕的”和“狡猾的”農民、“小資本主義企業家”、“高利貸者”、“寄生蟲”和“強人”，其他村民害怕他們，他們的貪得無厭和自私自利最終會導致村社的毀滅。“在村民大會上，”20世紀初，一位法學家寫道：“只有那些尋釁滋事者和富人的走狗參加。老實巴焦的勞動農民不會參與，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是無用的。”

但這不是觀察農民生活得出的結論，更多是如何觀察農民得出的結論，就象馬克思主義一樣，只是為了證明某種抽象的理論。村子裡占統治地位的農民基本上是最年長的族長，他們往往也是但不一定是最富有家庭的戶主。19世紀晚期的俄羅斯村莊仍然保留著人類學家所說的“傳統社會”的諸多特徵。儘管俄國資本主義整體上肯定在發展，但除了少數特定地區外，它還沒有滲透到農村，而村社的目的實際上就是要限制其影響。農民族長的統治不是基於資本主義剝削，而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總的來說，這仍然是一種口頭文化——過去的習俗，代代相傳，成為現在和未來村社集體行動的典範：“我們的祖先是這樣做的，我們也應該這樣做”。在這種文化中，老人總是被認為是村裡最重要的人——他們擁有最豐富的農業經驗，對土地瞭解最多——他們的意見通常是決定性的。老年婦女也因為她們在手工藝、醫藥和巫術方面的特長而受到尊重。這大體上是一種保守的文化。誠然，正如社會人類學家傑克·古迪的許多作品所表明的那樣，口頭文化可能會產生一種非常規的活力：由於沒有人確切知道他們的祖輩是怎麼做的，農村的長者可以在每一代人中重新創造傳統，以適應他們不斷變化的需求。但總體上，農民族長們天生不信任任何來自他們自身經驗之外的世界的觀念。他們的目標是維護村社傳統，保護它們不受進步的影響。“舊的生活方式”總是被認為比新的要好。他們相信，在遙遠的過去，早在鄉紳和國家把他們的統治強加給村社之前，就已經存在一個農民烏托邦了。

當然，還有許多更廣泛的力量導致了這個家長制世界的衰落。貨幣經濟正在慢慢滲透至偏遠的農村地區。城市製造業正在取代古老的農民手工業。有進取心的農民逐漸掌握新技術。鐵路、公路、郵政和電報把村莊與外面世界聯繫起來。醫院和學校、讀書會和圖書館、地方政府和社會政黨，都在向農民靠攏。特別是農村學校教育的普及，催生了新一代“有覺悟”的農民男女——風華正茂、勤奮好學、勤儉節約、滴酒不沾、追求進步和獨立自主——他們試圖顛覆舊的鄉村世界。

我們可以從19世紀後期宗法制家庭的解體中首先看到這一點。解放農奴後，農民分家率急劇上升。1861至1884年期間，每年的分家數從82,000戶上升到140,000戶。在這些年裡，超過40%的農民家庭被拆分。結果，俄羅斯中部地區的平均家庭規模從9.5人下降到6.8人。農民們正從傳統的大家庭向現代的核心家庭轉變。這種分家在經濟上沒有太多意義——新拆分的家庭和他們所拆分的家庭相比，留下的牲畜、工具和勞動力都大大減少——這讓沙皇政府相當焦慮，出於道德和社會原因，也出於經濟原因，沙皇政府認為農民的生計取決於宗法制家庭的存在。但是，正是年輕農民的個人意願源源不斷地造成了分家的壓力，儘管他們經濟上要付出昂貴的代價。農民的兒子和他們年輕的妻子厭倦了家庭長輩的暴政，紛紛離家出走，建立自己的農場，而不是等到長輩去世（那時他們自己可能已經40或50歲了），才取代父親成為一家之主。他們的新農場可能規模很小，力量薄弱，但至少他們為自己勞作。“在小家庭中，”一位19世紀80年代的年輕農民解釋說，“每個人都為自己幹活，每個人都為自己掙錢；但如果家庭規模很大，那麼他最終自己什麼也得不到。”分家率與農民作為勞動力參與非農就業直接相關。一旦年輕的農民開始賺取工資，他們與家裡長輩之間關於金錢和財產的糾紛就會顯著增加。農民的兒子會拒絕把他們的工資寄回家，或者建立自己的農場，而不是把他們的收入與家庭基金分享。他們把自己在農場以外獲得的私人收入與家庭集體勞動所得的共同財產區分開來。這是他們個人價值觀增強的一個標誌：“我賺錢，故我在。”

年輕農民識字率不斷提高是他們渴望獨立自主的另一個源泉。俄國識字率從1897年占帝國人口的21%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40%。在最靠近城市的地區，農村的年輕人識字率最高。到1904年，帝國軍隊中來自彼得堡和莫斯科兩省的農民新兵，有十分之一被認為是有文化的。這些青年農民是舊政權最後幾十年農村教育繁榮的主要受益者。從1878到1911年，小學數量翻了兩番（從25.000所增加到100,000所）；截止1911年，一半以上的學齡兒童（8至11歲）都在小學就讀。

掃盲和革命之間的聯繫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歷史規律。現代歐洲歷史上三次大革命——英國、法國和俄國——都發生在識字率接近50%的社會中。俄國當地的革命活動家主要來自這一代新識字的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沙皇政權為了教育人民群眾而遲來的努力，其實是在自掘墳墓。

識字對農民的思想和社區有著深遠的影響。它促進了抽象思維，使農民能夠掌握新的技能和技術，這反過來又幫助他們接受推動現代世界變革的進步觀念。它還通過打破村莊與外部世界之間的壁壘，以及將村莊內部的權力轉移給那些能夠讀書寫字的人，從而削弱了村莊的宗法制度。與他們的父輩相比，農村的文化青年更有能力應對19世紀末的新農業技術；貨幣制度的會計方法；書面合同、土地契約和貸款協議；以及1861年以後，他們昂首邁入整個——從簡單地記錄時間和日期，到閱讀官方檔、制定村社決議和向上級機關請願——全新的行政管理世界。隨著市場和官僚機構向村社一級滲透，有文化的年輕農民的地位不斷上升，農民社區越來越依賴這種具有新社會所需技能的領導人。

書面文字將村社分為兩個世代的群體。老一輩文盲害怕和不信任過多的教育（“知識越多越反動”），並試圖遏制其對村莊傳統文化的腐蝕性影響。他們憂心忡忡城市的個人主義方式——時尚和髮型，對農民長輩的日益不屑，以及年輕人從閱讀中學到危險的政治思想。正如一位教會學校的巡視員——他顯然對這些憂慮表示同情——在1911年寫道：

唯一可以觀察到的[受教育的結果]，就是人們對無趣又無用的時髦興趣盎然。在許多地區，正常的農民服裝正在被城市風尚所取代，這大大削減了農民微薄的預算，阻礙了農民生活中其他更重要方面的巨大改善……作為國家和社會福祉根本基礎的家庭紐帶已經深受動搖。對父母和長輩不服從的抱怨無處不在。年輕人和青少年經常辱駡他們的長輩，甚至毆打他們；他們向法院提出申訴，從家裡拿走他們可以拿走的任何[財產]。看來父母已經失去了對孩子的一切權威。

另一方面，年輕農民——隨著農村人口激增，他們迅速成為大多數（到1897年，65%的農村人口年齡在30歲以下）——將教育放在了他們的首要位置。這是他們改善社會地位的關鍵。這種文化差異是農民革命的一個重要特徵。它有變革創新的一面：試圖使村社更多接受現代都市的影響；但也有頑固守舊的一面：試圖保護傳統村社使之免受這些影響。當我們講到謝爾蓋·謝苗諾夫和安德列夫斯科的革命故事時，我們將看到這兩種相互矛盾的力量如何塑造一個村莊的生活。

然而，儘管存在這些現代化力量，農村政治的基本結構本質上仍然是父權家長制。事實上，宗法制度的擁護者有一整套社會控制手段來阻止現代化浪潮。在農民生活的方方方面，從物質文化到法律習俗，都存在著一種無情的同一性。農民們都穿著基本同樣的服裝。甚至他們的髮型也是一樣的——男人的頭髮從中間分開，下面剪成“鍋蓋”狀，女人的頭髮編成辮子，直到她們結婚才用頭巾包紮起來。傳統村社的農民並不像城裡人那樣，通過差異化的著裝方式來彰顯自己的個性。他們幾乎沒有隱私意識。所有家庭成員都在同一個鍋裡吃飯，在同一個房間睡覺。由於缺乏私人空間，更遑論生育尊重了，這就導致了至少有一部分性行為是在公共領域發生的。在俄羅斯一些地方，在全村人面前給農民新娘開苞仍然是一種常見的做法；如果新郎被證明性無能，他的位置可以被一個年長的男人，或者媒人的手指來代替。在農民的世界裡，根本沒有害羞這一說法。廁所是露天的。農民婦女經常袒胸露乳，要麼是為了檢查和撫摸乳房，要麼是為了給嬰兒餵奶，而農民男子對玩弄自己的生殖器毫不在意。城市醫生對俄羅斯農民下列習俗感到震驚：向人的眼睛裡吐口水以清除眼屎，口對口地餵養兒童，以及用吸吮陰莖的方式來安撫男嬰。

農民的小屋，無論在外觀上，還是內部佈局和傢俱，都充分體現了嚴格支配他們全部生活的同一性。事實上，縱觀整個俄羅斯，農民住房只有三種基本類型：北方的原木小屋（或稱木屋），生活區和附屬建築都集中在一個四方形的屋頂下；南方的原木小屋，生活區與附屬建築分開；以及烏克蘭木屋，也是用木材或粘土製成的獨立建築，但有一個茅草屋頂。每間小屋都包含相同的基本要素：一個做飯的地方，爐子就在那裡，農民（儘管有蟑螂）喜歡在上面睡覺；一個“紅色”【4】或“神聖”的角落，在那裡懸掛聖像，招待客人，一家人圍著一張洗得發白的桌子吃飯；還有一個睡覺的地方，冬天經常可以發現山羊、馬駒和牛犢與人一起躺在稻草上。潮濕溫潤的動物氣息，煤油燈氤氳的黑煙，以及農民卷著報紙抽的家制煙草的刺鼻氣味，共同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有害的氛圍。“大門緊閉，窗戶密封，氣味難以形容，”一位訪問伏爾加村莊的英國貴格會教徒寫道。“它的毒性只有親身經驗才能體會。”考慮到如此不衛生的環境，即使到了20世紀初，每四個農民嬰兒中就有一個在一歲前夭折，也就容易理解了。那些活下來的人可以預計健康狀況不佳，平均壽命約為35歲。俄羅斯農民的生活確實是骯髒的、殘酷的和短暫的。

嚴格遵守社會習俗也使農村生活壓抑苦悶。稍有不從就會受到各種懲罰，如村裡的罰款、排擠或各種形式的公開羞辱。最常見的羞辱是“粗暴的音樂”，或者稱瞎鬧音樂，在南歐廣為人知，村民們在違法者的房子外面大吵大鬧，直到他或她出現並向人群投降，然後人群會對他或她進行公開羞辱，甚至暴力懲罰。姦夫淫婦和盜馬賊受到的懲罰最為殘酷。通姦的妻子被丈夫剝光衣服毒打，或被綁在馬車尾部，赤身裸體地在村子裡遊行示眾，這種情形屢見不鮮。盜馬賊可能被閹割、毆打、用熱鐵烙印，或用鐮刀砍死。據瞭解，其他違法者會被挖出眼睛，用釘子釘身體，砍掉腿和胳膊，或者把木樁刺進喉嚨。最常見的懲罰是將受害者的雙腳和雙手綁在一起，放在滑輪上升起來，然後重重摔到地下，使人背部的脊椎骨斷裂；這樣重複好幾次，直到他變成一團癱倒的麻袋。在另一種酷刑中，受害者被赤身裸體塞進濕麻袋內，然後在他的腹部綁上一個枕頭，再用錘子、木棒和石塊猛擊他的肚子，這樣即使他的五臟六腑被打碎，身體也不會留下任何表面痕跡。

很難說這種野蠻行徑從何而來——是俄羅斯農民的古老文化，還是他們生存的惡劣環境。在革命和內戰期間，農民發展出了更加可怕的殺人和酷刑方式。他們肢解受害者的身體，砍下他們的頭顱，掏出他們的內臟。革命和內戰都是極端情況，無論任何國家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證在同樣情況下不會採取類似的行動。但是，正如高爾基所著的名作《論俄羅斯農民》（1922年）那樣，我們當然應該質問，革命是否真的像他說的，僅僅展示了“俄羅斯人民異常殘忍的行為”？這種殘忍是歷史造成的。在農奴制被廢除很久之後，地方長官還在行使他們的權利，對農民輕微的罪行實施鞭刑。自由主義者正確警告了這種暴行的心理影響。1895年，一位醫生在向喀山醫學會發表演講時說，鞭刑“不僅貶低了人性，而且使人性變得麻木和兇惡”。契訶夫同時也是一名執業醫生，他譴責體罰，並補充說“鞭刑不僅使罪犯變得粗暴和野蠻，而且使執行鞭刑的人以及在場的人變得粗暴和野蠻”。舊政權對農民施加的暴力和殘忍轉化成農民的暴力，不僅破壞了日常的農村生活，而且反過來用更可怕的革命暴力推翻政權。

如果說俄羅斯村莊是一個暴力的淵藪，那麼農民家庭就更糟糕了。幾個世紀以來，農民一直聲稱有權毆打自己的妻子。俄羅斯農民的諺語中充斥了關於這種打人的金玉良言。

“用斧頭柄打你的妻子，蹲下來看看她是否還有呼吸。如果有，她就在撒謊，還想再來點。

“你越打老太婆，湯就越美味。

“像打皮衣一樣打你的妻子，這樣就不會那麼吵了。

“妻子有兩次好處：一次是她被領進家門[作為新娘]，一次是她被抬出家門，入土為安。”

流行諺語還高度讚揚男人互毆：“打人一時爽，一直打人一直爽”。甚至有一些農民諺語表示，沒有暴力，生活是不完美的：“哦，這種生活多快樂，只是無人可打。”打架是農民們最喜歡的消遣活動。在耶誕節、主顯節和懺悔節，村社的不同地區之間會發生大規模的、往往是致命的拳鬥，有時甚至在村社與村社之間，婦女和兒童也不例外，同時還要飲酒縱樂。農村的小糾紛經常以打架結束。“僅僅因為一個價值約12戈比的破陶罐，”高爾基在克拉斯諾維多沃時寫道：三個家庭就用棍子打了起來，一個老婦人的胳膊骨折，一個小男孩的頭骨被打破。像這樣的爭吵每週都會發生。”這是一種蔑視生命的文化，無論人們如何解釋這種暴力的起源，它都將在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

許多人用法紀廢弛和國家普遍的法律意識淡簿來解釋農民世界的暴力。農奴解放運動使農奴擺脫了地主的司法暴政，但並沒有將他們納入包括社會其他成員在內的法治世界。1861年後，新解放的農民被排除在通過民事法庭執行的成文法之外，被置於一種法律上的種族隔離狀態。沙皇政權把他們看作是野蠻人和兒童的混合體，把他們交給從鄉紳中任命的地方官員手中。他們的法律權利僅限於農村法院，而這些法院是根據當地習俗運作的。農民被剝奪了許多為其他社會階層成員視為理所當然的公民權利。直到1906年，他們才有權擁有自己的份地。法律規定嚴格限制了他們的流動性。如果不付清他們應承擔的集體稅款或在農奴解放時期從貴族那裡獲得土地的贖回款，農民就不能離開村社。一個家庭要脫離村社，必須經過複雜的行政程式，需要村民大會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同意，這是很難實現的。【5】即使一個農民想離開村子打幾個星期的零工，也必須先從村社長老那裡獲得內部護照（他們通常反對這種遷移，因為這會削弱宗法制家庭，增加村社其他人的稅務負擔）。統計資料顯示，儘管城市工業化和農業商業化需要這種流動勞動力，但發放護照還是受到嚴格限制。雖然農奴制已經廢除，但在農民的管理下，它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農民仍然被束縛在土地上。由於被剝奪了公民意識和法律權利，在1905年和1917年兩度推翻政府的過程中，農民既不尊重國家法律，也不尊重國家權威，這一點可想而知。

【1】 23歲時，高爾基試圖為一個農婦出面干預，結果被一群農民打得不省人事。這個農婦在被判犯有通姦罪後，被她的丈夫和一群嚎叫的暴徒剝光衣服，用馬鞭抽打。

【2】 由於田地之間沒有籬笆，所以每家每戶都必須在同一時間播種相同的作物（如冬/春/秋三田輪作），否則讓牛只在一塊田地上吃莊稼殘茬，就會踩壞鄰近田地的作物。

【3】 “富農”一詞來源於“拳頭”，最初是農民用來描述鄉村農民中的剝削分子（高利貸者、土地轉租者、投機商等）。在他們看來，一個有企業家精神的農民，即使雇傭了勞動力，也不能稱為富農。相比之下，布爾什維克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濫用這個詞來形容任何富裕的農民。他們將其與“資本家”等同起來，錯誤地假設農民耕作中使用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在史達林統治時期，“富農”這個詞被用來打擊小農經濟。通過集體化，該政權開始系統地“消滅富農階級”。

【4】 俄語中紅色與美麗一詞相近似，這對革命運動來說具有強大的象徵意義。

【5】 即使在世襲制的公社（主要在西北部和烏克蘭）中，這也不容易。在那裡，希望分家的家庭要麼全額償還其應分擔的公社稅款（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要麼找到另一個願意承擔稅務負擔以換取其土地分配的家庭。由於稅款通常超過了在公社以外租用土地的費用，所以很難找到願意這樣做的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