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在中国》：娜拉背后的性别政治权力

前段时间，因为厌倦婚姻生活而选择离家出走，自驾游历全国的苏敏女士爆红网络，网友纷纷称她为“当代娜拉”。可见，“娜拉”，在人们心中早已成为女性解放的精神领袖，一种不言自明的固定喻体。可被我们频繁提及的“娜拉”是谁？她从哪里来？她往何处去？她的出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连串问题，甚少得到深度的讨论。

自20世纪初易卜生与《玩偶之家》漂洋过海被引至中国后，“娜拉”这一极具反叛精神的新女性形象迅速引起社会震荡，其“离家出走”的行动甚至成为了一种现实与文学中的范式。自然，学术界关于娜拉的研究也不胜枚举。但似乎鲜有人注意到，娜拉传入中国并非是一次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经历了一个被反复阐释与重构的漫游过程。且尽管娜拉在易卜生的剧本中代表着自由与女性解放，但当其被置于中国复杂的社会语境之下，自由的象征却成为了一个被男本位思想紧紧包裹住的、随时等待被召唤以配合男性叙事的形象。

此外，当社会高悬娜拉精神时，女性处境并未如想象中的随之改善，在社会性别秩序不变的情况下，宣传自由的娜拉精神也许会为女性套上双重枷锁......对此，台湾学者许慧琦试图在其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中，将这些被掩埋的问题一一挖掘出来，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对社会历史环境的考古，追溯“娜拉”这一形象在中国的生成与传播，并试图分析形象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运作。

一、去性化、被启蒙的中国娜拉

1918年 6月《新青年》出版了 “易卜生专号 ”，剧本《玩偶之家》正式被翻译、引至中国，娜拉这一形象迅速在中国形成 “娜拉热 ”。在文学创作中，不少五四作家纷纷以“娜拉”为原型，创作出一系列敢于反叛封建礼教、从旧式封建家庭之中出走的新女性形象。如胡适笔下的田亚梅、郭沫若笔下的“三个叛逆女性”、丁玲笔下的莎菲......

而在现实生活中，亦有不少新青年效仿娜拉，做出反抗旧式婚姻等举动。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学者孟悦、戴锦华也曾说过：娜拉对中国五四新女性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现实中，新的女性恐怕都是在娜拉式的精神、娜拉式的思索的示范下，迈出她们区别于旧女性的第一步，离开父亲及丈夫的家的。由此，娜拉形象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之影响可见一斑。

但人们也许没注意到的是，“娜拉是女人”这一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放置于二十世纪初的语境中，却是需要打出一个问号的。作者在书中指出，当五四学者大张旗鼓地宣扬这样一个女性解放代表时，他们却并未站在性别立场将娜拉当作一个“新女性”去塑造，而是挪用了娜拉原有的内涵，通过“去性化”的表述，将其当作男本位的“新人”理型去宣扬。

对此，作者在书中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重返历史现场，考察了娜拉被译介入华的时代背景、娜拉在欧洲的传播以及娜拉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梳理探究了这些一直被忽略的问题，揭示出了背后隐藏的逻辑。

在启蒙救亡的时代主旋律背景下，五四知识分子高举个人主义旗帜，急于推翻旧封建宗法制度，完成社会变革。此时，强调“我是一个人”并作出“出走”这一象征性举动的娜拉，恰好契合了急于摆脱封建家庭束缚的知识分子的需求。因此，“娜拉”这一形象便被五四知识分子们锁定，将其奉为“反封建典范”加以大肆宣扬，鼓励青年男女们出走。

在这一过程中，娜拉这一形象就已悄然变了味道：作为觉醒了的反叛女性，其原本的对立面本该是父权制。而五四的知识分子为完成自己的表述，则将娜拉的对立面置换成了封建制，为其反叛行为赋予了启蒙救亡、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而非性别平等的诉求。自然，在娜拉背后所映射出的一系列性别问题，如家庭分工、社会性别秩序、女性的经济权、女性的母职与妻职等也被有意地忽略了，娜拉的女性特质与个体性变得模糊，一种集体性与人性中的叛逆性则得到了强调。

可见此番表述的核心不是“男与女”，而是“父与子”。五四的逆子们唤醒女性们成为逆女、与他们共同完成“弑父”，其目的表面是解放女性，实则是为了使自身顺利接替“父”的位置，完成由他们主导的革命大叙事。

再者，五四时代的这场以宣扬娜拉为主线的“妇女解放运动”实则依旧是男性主导的，女性并没有掌握运动的话语权。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男性会永远以“启蒙者”的面目出现，而女性却被框定在了“被启蒙者”的角色之中，顺从地按照男性的需要被捏造成为各种形象，成为社会革命的试验品。

在这一以女性为名的运动中，女性再度沦为她者。

二、娜拉必须出走吗？

如前所述，为了完成由男性主导的社会革命叙事，知识分子们挪用了娜拉原有内涵，抹杀了其原有的女性特质。而关于“具体如何挪用”、“娜拉主义对现实中的女性实践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作者接着进行了详细的探究，拨开重重历史论述迷雾，再现娜拉之于中国女性的真实影响。

如果对比《玩偶之家》的剧本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关于娜拉的叙述，会发现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在易卜生的原剧本中，娜拉因不想再做丈夫豢养的金丝雀，选择抛弃母职、离开夫家。而在中国，由于现代中国特定的反封建使命，娜拉则被转述成为追求自由恋爱而违抗父命、离开父家的形象。也就是说，中国娜拉们为了自由费劲力气，到头来竟只是走到了易卜生的娜拉所处的起始位置——在夫家。

其次，作者通过对各方材料的分析，发现易卜生在剧中最后赋予娜拉的，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出走”作为一个象征，只是娜拉探索自我的一个起点，而非终点。易卜生写作娜拉“出走”的情节，意在引发观众对于女性地位、婚姻制度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思，并不是鼓励女性都出走。至于娜拉出走后究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易卜生也并未挑明。

而在中国的转述中，“出走”这一动作却被几乎窄化为女性求解放的唯一出路，成为了一套刻板的新女性实践模版。这依旧与前文所提及的革命大叙事有关。“出走”象征着突破以往的格局、摆脱束缚，这无疑暗合了走出传统、走进现代的时代主旋律，对饱受旧封建家庭束缚的新生代青年有着致命吸引力。因而，娜拉在中国几乎与“出走”划上了等号。很明显，这种强调同一性的简化抹杀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多样化与差异性，也忽视了女性解放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复杂过程，为这场出走运动涂上了厚厚的理想色彩。

由这种观念所主导的出走解放运动当然无法成功。由于社会性别秩序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改变，受到鼓动的女性们大多通过“抗婚”而离开父家。但当她们冷静下来后才发现，社会除了“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外，并没有为她们提供新的身份，她们只能走入婚姻。但尽管她们走入的是所谓自由结合的新式婚姻，社会旧有的性别观与家庭秩序却并未发生改变，加上女性没有经济权，所以女性被压迫的现状没有改变，依旧无法拥有主体性，走上的竟仍是那条旧路。

诚然，因为倡导婚恋自由，离婚的自由也逐渐被大众接受认可，也许当中国娜拉在婚姻中幡然醒悟，依旧可以沿着原娜拉的路走？但其实在现实中，一般情况是已婚男子为追求自由恋爱而与父母为他挑选的妻子离婚，那么利益受到最大损害的则是这些被抛弃的旧式女子。而女子主动提出离婚的情况较为少见。一则是社会传统的贞操观并没发生改变，社会对离婚女子的偏见很深。其时吸引社会关注的“抗婚娜拉”主要是未婚女子，而真正走入了“夫家”境地中的已婚女子，若想离婚出走，仍然难逃淫妇之名或道德遣责。二则就如前文所说，社会根本没有为女性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公共平台，虽然因为时代变革，部分女性走入了职场，但却因其在公共空间“抛头露面”，被男性冠以了“花瓶”“摩登女子”的戏谑之称，其所从事的工作也难以与“性”“外貌”脱钩。

所以，当社会的性别结构和权力关系未曾发生改变时，盲目地出走，只会让女性堕入虚空之中，不仅要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还不得不面对自我认知的迷茫和身份的缺失。

三、无法逃离的两难境地
正如我们一直所强调的，“娜拉”这一形象在中国始终难逃被权力操控的命运。当社会盛行个人主义之时，娜拉被热情地召唤了出来并被赋予了“新人”的象征含义。而随着知识分子们在现实中碰壁，逐渐意识到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局限性时，他们又对娜拉的形象产生了深深的犹疑，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

到了三十年代，因社会动荡不安与世界经济的混乱，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对女性人身自由的严格限制。于是社会上又开始出现“告别娜拉”的论调，鼓动女子回到家中，谨守传统性别分工原则，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为社会安定做出贡献。

当然，当这种倒退思潮出现时，社会上也存在着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复古气息越浓厚，反传统者就越祭出娜拉作为反抗的思想武器。在他们的观点中，娜拉所谋求的不止是个人的解放，而是全社会的解放。在硝烟弥漫的社会背景下，新女性们不该回家，仍应效法娜拉出走——只不过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国家与社会。

此处可见，“娜拉”的形象内涵再次被挪用，且不同于五四时代所强调的“反叛性”、“启蒙性”，此时在人们心中，娜拉不再是学生、抗婚的小姐、离婚的太太，而是求生存的无产大众，其身上的“阶级性”与“集体性”得到了强化。这种论调其实赋予了女性新的身份角色——走入革命，走进战场，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娜拉”再一次被“去性化”，甚至是“男性化”。受到鼓动的“新女性”们要放弃自身的女性特质，投入到历来属于男性的那片天地之中，向男性看齐，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自身。如同《浮出历史地表》中所说：“她们并没有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群体而出现在政治舞台。”走向社会公共平台的代价是忘却自身，这也许就是新女性的宿命。

戴锦华在评价当代耽美写作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女性仍然没有创造自己‘社会性’的模版，一旦进入社会性表述的时候，女性要么就是花木兰式处境，要不然就必须在她的社会表达当中退回到女性的模版或者女性的规范之下。”这段话无论是用来概述二十世纪的中国娜拉的命运、还是当下女性的处境，都不无道理。当今女性面临的进退维谷之境，正是要么是回到家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要么便进入到公共领域当中，以男性标准审视自身。

四、结语

娜拉在中国显然发挥出了充沛的能量，对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娜拉由自救、到抗婚、再到追求职业成就的形象变化，不仅是宏观历史中理想女性的范式变迁，更是微观历史中个体女性的成长轨迹。

但倘若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则会发现，在娜拉被本土化的过程中，多种权力纵横交错，不同的意识形态始终在其背后进行着隐形书写，其形象不断被男性本位的思想曲解、宰制、重构，以服务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议程。《娜拉在中国》一书正是多方位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动态过程。

在当下，审视这段历史仍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来时经历了什么，才能知道如何不再重蹈覆辙。

出走百年，对于女性而言，时至今日最迫切需要解答的，或许并不是“娜拉”出走后要往何处去。而是我们如何从“娜拉”的话语中出走——从那个父权制建构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观念世界出走——走到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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