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教訓，歌頌官僚體制和盲目攻擊資本主義右派也是危險的，過百年黨史、防疫戰、台港問題

中國社會主義有兩個敵人：國內異化官僚制度和國外資本主義干涉。雖然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不斷完善，但是官僚腐敗程度並沒有明顯的減弱，在領土上也出現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聲音。

左傾是指政治上追求進步、同情勞動人民的傾向。 而帶引號的「左」傾，則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觀， 脫離社會現實條件，陷入空想、盲動和冒險的傾向。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或無產階級的立場，所謂左派就是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人群，而馬克思主義指出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所以在今天左派就是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群。有一個經常和左派右派混淆的問題就是左傾和右傾的區分。同樣是主張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因為對現實的認識不一致，因此就產生了對採取何種措施的分歧，認識落後實際情況的，叫做右傾，認識超前實際情況的，叫做左傾。一方面，無論左傾右傾，都屬左派，屬認識上產生了偏差;另一方面，無論左傾右傾，都會給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帶來危害，因此就需要即防左又防右。對認識上有偏差的左傾或右傾派，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從思想上給以幫助，促使他們轉變。所謂防，隻是說要防止在策略上出現左或右傾，不是說象防賊一樣的防人，甚至是把他們作為革命的對象。在中共官方面對黨史、防疫戰、台港問題的時候，也把「左」傾的問題表露出來。

黨史的「左」傾

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道路上左右搖擺不定；成年後的中共又在新中國建設上左右搖擺不定。

什麼是左？什麼是右？在國際上，一切進步的、革命的、代表了社會廣大中下層群眾利益的個人、組織、團體、思想等，被稱為左；一切保守的、孤立的、代表了大資產階級和大金融家利益的，或者不惜損害其他民族利益以求本民族發展的個人、組織、團體、思想等，被稱為右。

30年代的中共及其革命力量明顯處於劣勢，與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相比懸殊很大，硬碰硬不是等於雞蛋和石頭碰嗎？可當時執行王明路線的博古、李德，不顧這種實際，面對國民黨百萬軍隊的圍剿，硬要人數、裝備等明顯不如對方的紅軍「禦敵於國門之外」、全面出擊，硬打硬拼，紅軍付出沈重的代價後，不得不放棄千辛萬苦建立的根據地，走上了萬里長征之路。所以，王明的「左」傾路線是不顧實際情況，不研究鬥爭策略和技巧，盲目照抄照搬蘇聯的一套，逞一時之勇，實是「不可為而為之」。其特點是冒險、激進、不能審時度勢，靈活機動，巧遇應變。

解放後的反右派擴大化和「反右傾」及文革都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表現。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標誌著我國已消滅了剝削階級，階級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怎麼會一下子冒出那多的資產階級呢？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錯誤地估計了國際國內形勢，因此在全國如此大規模的「整人」實是「不該為而為之」。此錯誤的特點是嚴重違背客觀現實，行為過火過激，造成危害。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在生產建設方面過激過火、違反客觀規律的行為，也是屬於「不可為而為之」的「左」傾錯誤。

20世紀80年代後期，國際局勢風雲突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共產黨紛紛喪失執政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嚴重危機。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遭遇了六四事件中使用軍隊鎮壓的震蕩，威信掃地。

在現代，面對藏獨、疆獨、宗教的問題，也使用了集中營、無差別打壓等手段，引起人權爭議。面對奧運選手的禁藥事件，先是民間大多數持支持本國選手的立場，後又被官方作最後否定。

防疫戰的「左傾」

新冠病毒肆虐下，突如其來一場危機似乎一夜間把這個崛起的大國打回了原形， 讓其僵化的官僚體制，嚴苛的信息管控等弊端暴露無遺，虛高的強國形象在公眾眼中瞬間倒下，公共衛生系統應急預警機制形同虛設。李文亮被稱為「疫情吹哨人」。他的離世引發公眾對疫情信息披露和一線醫生在公共衛生事件中權力的討論。這次疫情全面暴露了中共體制中僵化的官僚制度及由此讓中國社會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種種跡象表明，僵化的官僚制度使得中國在這次疫情中錯過了最初防控疾病的最佳時機。一個顯著的例子便是疫情初起時上報系統的混亂與中斷。許多民眾認為，武漢與湖北官員的「不作為」使得湖北沒能及時對疫情作出反應，錯過了時機。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多年來中國官場上缺乏監督，「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風格在各級機構根深蒂固，這種情況下，官員的主動性與能動性都受到打擊。沒有權力的監督和制衡，僵化的體制很難得到結構性改變，新的問題只會層出不窮。湖北及武漢領導班子換血後，武漢「朝令夕改」的「出城令」顯示地方權力中空，管理混亂。

台港問題的「左」傾

二戰以後，支持共產主義的勢力在香港開始活動，親共人士開始成立工會及工聯會等組職。

 1950年代，通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大批未有前往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南下香港活動，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政工人員也進入香港活動，造成香港左右兩黨立。 香港政府同時壓制左右兩派，“兩派”眾多人員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歡迎的人物”名義遞解出境。

1960年，港英政府貪污橫行，充滿民眾生活困難；加上全球政治環境的影響（去殖民化），以及港英高層和香港基層華人市民缺乏溝通，導致市民對政府的怨氣加深。1966年4 月因天星小輪的船票加價，引發九龍出現天星小輪加價騷動，惟當時左派未介入，左派亦在報章撰文支持港府平亂。

1966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負責港澳事務的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但同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 三事件。澳葡政府最後接受澳門左派的要求，更一度提出即時交還澳門。香港左派分子到澳門祝賀，同時學習澳門左派的鬥爭經驗。在月中時，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 ，批鬥，香港左派分子接受新的指示，開始推動更激烈的鬥爭方式。

根據統計，六七暴動造成最少51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警務人員，一名駐港英軍拆彈專家及一名消防員，數十名工人死難。包括200名警務人員體內的802人受傷 ，1936人被檢控。暴動期間共發現8,074個懷疑炸彈，以及1,167個真炸彈。此事件發生當時的市民在中國大陸政府和香港之間作選擇，結果當時的大多數香港市民認同英國殖民地政府，並一度“前所未有的地視自己為一個特殊人群的成員-香港人” 。左派在此事件的失敗，助長香港人的反共和本土意識，香港的親共力量被切斷，導致香港回歸後的反中情緒強烈，加劇中港矛盾。

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香港後，香港政府及建制派配合中央各種高壓的政策和措施以及態度，引起了香港人的不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一國兩制下的矛盾日漸湧現，但官方左傾的強硬態度，提供了國外資本主義右派干涉的土壤。2012年梁振英任香港行政長官後，加速推進港深兩地融合的政策，包括不顧香港承受力的約會過多觀光客及大量新移民，引發的種種弊病處也使矛盾進一步激化。

同時，相反矛盾的激升，香港民眾把對香港政府相關經濟，貿易，文化政策的不滿上升至憲政尺度，引發了雨傘革命和反送中運動。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大規模爆發 。2019年3月15日開始。這次運動沒有統一的領導，以社交媒體號召的方式組織，示威者以遊行示威，集會，靜坐，唱歌，吶喊，設置連儂牆，進行“不合作運動”等行為，向政府抗議。因為警方暴力大升級、黑社會介入、官方的強硬路線，甚至疑似立法23條的舉動，使香港人的抗爭活動有增無減。

在台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兩岸關係歷經第二次國共內戰，韓戰，冷戰，台灣經濟飛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台灣民主化，台灣本土化運動和中國崛起等國內，國際格局 1987年台灣開放兩岸探親後，兩岸關係一度緩和和，兩岸官方，民間交流逐漸恢復。的變化。特別是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民主常任理事事國之後，中華民國的外交空間急遽受到壓縮。  解嚴以後，台灣獨立運動興起，統獨問題在於兩岸關係逐漸成為兩岸政府，兩岸民眾之間的重大敏感問題。進入21世紀後，海峽兩岸的經貿活動已相當緊密，並 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兩岸恢復官方交流。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會面，為兩岸關係的重大進展擁有擁有程度的物資及人員流通自由。2016年蔡英文執政以來，兩岸官方交流中斷。

當前，海峽兩岸關係相互關乎兩岸雙方利益，還牽涉到到亞太區域的情勢，乃至中美兩大世界強權的戰略佈局與全球安全，成為全球關注的目的焦點之一。同時，台灣內部的台灣主體意識亦與中國大陸的統一意識形成碰撞，導致海峽兩岸關係愈加複雜。

1949至1978年間，中國共產黨曾主張以武力解放台灣（又稱武統台灣、和平解放台灣，後來提出「一國兩制」，希望「和平統一」。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未放棄武力統一台灣，此後海峽兩岸仍有數次台海危機發生。2020年，蔡英文在選舉中大獲勝連任，台海危機再次浮現，中共軍方官員與民間主張武力攻台的聲音日漸增加，與台美關係緊張。

總結

「左」傾，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觀， 脫離社會現實條件，陷入空想、盲動和冒險的傾向。從中共官方的70年黨史、防疫戰、台港問題上看，左右搖擺不定、「左」傾的激進路線是誤了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