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村庄人自归--来自第一位获准来华居住的传教士的诗和信

2 月 11 日

罗明坚神父(Fr.Michele Ruggieri)，号复初, 于1543年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民法和天主教法双法学博士学位。1579年（万历七年）7月抵达澳门。同他一起抵达的还有巴范济（Fr.Francesco Pasio）神父。1585年11月，他与麦安东神父（Fr.Antonio de Almeida）前往江西、浙江绍兴等地；1587年，又赴广西、湖广等地。在广西的白水村，罗明坚写下了这首中文诗，但似乎成了他自己未来的预兆。他编纂了第一部汉文外文词典《葡汉词典》，撰写了第一部中文教义书籍《天主圣教实录》，第一次将《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并绘制了《中国地图集》。1588 年只身返回罗马，请求罗马教宗派遣使节到大明帝国，但使命未竟，于1607年5月11日，卒于意大利的萨莱诺（Salerno），终年64岁。

寓广西白水围写景

绿树青山白水围，乱莺啼柳燕双飞。

茅檐瓦屋清溪上，落日村庄人自归。

1583 年 2 月 7 日那不勒斯的弥额尔·罗明坚神父的信，写于肇庆。

我在澳门港等了几年（葡萄牙商人在此进行贸易的地方），同时学习他们称之为“官话”的语言。这种语言被地方官吏和朝臣使用（因为它有几乎无以数计的字符从而学起来非常困难，以至于中国人自己要花很多年才能学会）。我和葡萄牙商人一起去过几次广州城。它距离澳门七十英里，他们每年被允许在那里做三个月的生意：但他们不能住在陆地上，因为人们对外国人非常小心谨慎。尽管如此，感恩我们的上主天主，我第一次去那里时，在法老（喻指中国官吏—译者注）面前蒙受到了恩惠，也就是在那些被称为“官大人”的行政长官面前，他们统治着这座城市。我和他谈过几次话，他对我表现出好感和善意。我向他递交了一份申请，希望能够住在陆地上，因为我无法在海上举行我的感恩祭。他转发了我的申请备忘录，指示给我一间像样的房子，并命令任何人不得冒犯我，否则将被处以死刑。

白天和黑夜都有很多人来，只是为了看看我，以至于他们会在墙上开个洞。一个人从洞口爬进来，我不知道是谁，受什么精神驱使，他用自己的手用一块石头在头上造成了三处伤口，把血洒在房子里，然后走出去对邻居大喊大叫，说我打了他：他这样做是为了煽动民众反对我，但我们的上主天主让一切都变得好起来，并且赐给我更大的勇气和坚毅：因为官大人派人来叫我，问我是否打了那个人，我回答说没有。他补充说：我相信你，因为我知道那个人是一个地痞。

我在那所房子里住了整整三个月，为葡萄牙人公开举行弥撒。一些地方官吏和官大人会来给我一些赏赐，并用许多问题询问我我们的教义，因此，他们开始越来越熟悉，百姓也开始尊重我。这就是我第一次去广州时发生的事情。

第二次我回去的时候，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督，被称为都堂Tutano）在他的官邸里给我安排了一间更好的房子，这让所有人更加惊讶，因为在这些年来，官吏已经被禁止接待我们的神父，原因是一个中国人已经在澳门变成了基督徒。然而，都堂大人对我很友善，其他官吏也对我表示友好，其中包括一位军队的总兵，我送给总兵一个时钟，他非常渴望让我更深入内地。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去都住在这所房子里。当时，葡萄牙人在他们的船上等待获准贸易的时间。

我第四次回去是因为一位新都堂上任，他下令将葡萄牙人赶出帝国，他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此，他派人去叫澳门的总督和主教，但他们不敢去那里。然而，视察员神父认为我应该去（我确实去了），带着一位葡萄牙审计员（Auditore)，都堂的一位仆人陪同我们。都堂表现出非常愤怒，因为葡萄牙人未经皇帝许可就住在这座城市和港口。他威胁说，我们还没有尝过他的力量和权力；与此同时，他命令他的三百名兵丁分列两队拔剑出鞘。然而，当他看到我们平静而冷静地回答说，我们像兄弟一样与中国人打交道，没有任何冒犯，他首先平静下来，甚至设宴款待我们并赠送礼物给我们，然后主动提出愿意帮助我们向皇帝提出申请。我们在那里住了十五天。这座城市对我们受到的欢迎感到惊讶。在获得许可后，我们回到了澳门。

另一次，澳门派这位审计员带着礼物去都堂那里，我正患着重病，发着高烧，都堂问起了我。这位审计员回答说：我病得很重。都堂对此表示了遗憾。我送给他一副眼镜，并告诉他等我康复后，我会回去送他一块儿非常漂亮的铁制钟表。都堂很高兴我仍然记得他，并且告诉审计员让我去他那里，并把钟表带给他；因为我康复得太慢了，他还送来一封信提醒我。视察员神父认为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应该去要求一间固定的住所，并继续学习语言。

这次与我同行的是方济各•巴笵济神父。我们在圣诞节后两天到达，受到了极大的优待。有一次去拜访都堂，他问我们是否怕鬼，以及我们是否有办法驱魔。我们回答说：凭借我们上主天主的恩赐，我们不怕鬼，而且凭借同一位上主的大能，能够驱魔。

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在他经常居住的地方，经常闹鬼。那位都堂很少露面，以便获得更大的权威，这是那些官吏大人们的习惯，而这对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阻碍。然而，他安排了一位非常友好的秘书，我们可以和这位秘书谈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位秘书常派人给我们送食物，有时还送钱；通过他，我们将钟表送给了都堂。都堂非常高兴，因为它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新颖和奇妙的东西。我们相信都堂会把它送给皇帝。

有一次我们拜访都堂时，发现他心情很好，我们就向他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在中国境内居住，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同时与他们交流我们的东西。

天主的恩典如此丰盛，都堂非常满意，于是就给我们安排了一处相当幽静的住所，而这正适合我们的意图。此外，我们获得了一个许可证，可以让利玛窦神父作为我的第三个同伴进入中国，因此我派人去澳门叫他。我毫不怀疑，视察员神父您会非常感恩天主的恩典，感恩祂赐予我们在如此艰难境地的慈悲和恩宠，因为能够进入到这个伟大的帝国，已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自从我们伟大的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开始这项事业以来，四十年间我们都没有能够获得进入的许可。愿上主永远受到赞美！祂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也一起感谢视察员神父您和整个欧洲的耶稣会士们，特别是罗马耶稣会院的祈祷的帮助！我们三个人都是这个会院同时代的学生。我们不知道都堂会如何对待我们，特别是当他的任职即将结束时，他的任职还剩下两年。我们对上主说：我的心已准备妥当！（Paratum cor meum Deus，圣咏 108 篇—译者注）。都堂很高兴有我们在这里，对我们也有很好的评价。他说，我们知识渊博，精通数学，并且擅长制作一些精巧的东西，比如日晷和其它与天体有关的东西。有一天，他甚至说，敬奉至上神是一件善事（因为至上神被称为“天”，就是敬拜至高者），而且他认为，给对共和国有用的人提供住所是合适的，他可以通过皇帝授予他的特殊权力来做到这一点，用来接纳或驱逐葡萄牙人，而这权力不在其他都堂的权力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