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立场 Common Ground

我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使我窒息的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人们缺少公共议题讨论上的共同立场common ground。

第一次意识到这种共同立场的重要性，是在两年前。有一帮共产主义者在爱丁堡最繁华的王子街边抗议，我加入了他们。我的英语不好，跟他们交流起来阻碍很大，但他们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一位老爷爷，留着约翰列侬的发型，兴致勃勃地跟我宣扬共产主义的精神。大意是说，有些攻击他们的人说他们贪婪、为自己不工作找借口，但那些人没有意识到工作并不是生活必须，而且有些富人赚到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生存和享乐所需，大多数投资者早就不进行劳动生产了，而占比更大的穷人辛苦一辈子还赚不到他们一天的零头。因此社会需要更公平的再分配方式来消除这种差距，共产主义就是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

他还很关心中国工人的劳动权益状况，我简单说了几句，他听后告诉我，“独裁是社会公平最大的敌人”。之后我就没再发表什么观点了，耐心听他讲了很多，期间还有路人停下来与他辩论。

我想，这种街头宣讲发生在中国会怎样呀？例如在公共场合问别人关于习近平的看法，不用去做就知道有什么结果。我倒不觉得中国的官方监管审查有多恐怖，恐怖的是这种跟公共议题相关的问题一问出来，大家马上对你有想法：这人怕不是要搞我！到后来，所有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就都成了一种冒犯。

在共产党的管理下，中国社会的公共话语总是以私人话语的形式体现出来。例如“军民鱼水情”。什么叫“鱼水情”？我们说“鱼水之欢”，是很亲密的人之间才有的感情，是极其私人的感情。为什么要用这种感情去形容军队和人民这种公共的关系呢？再比如“我把党来比母亲”，就更夸张了。共产党自毛泽东上台以来一以贯之的方针就是坚持这种和人民“套近乎”的宣传方式。把公共关系换成私人关系、亲子关系，其结果就是用讲感情取代了讲逻辑。总是用母子关系的隐喻作为政治宣传话术，让中国人民产生对共产党的一种隐喻性的依赖，从而产生分离焦虑。这种分离焦虑在公共话语上表达出来，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那么多人仇日仇美，那么多人大谈什么“民族自豪感”，那么多人不愿共产党倒台，一再容忍共产党做的那些恶心事，因为他们怕和母亲分离啊。正如朱镕基所说，哪有母亲不打孩子！是的，朱总理您跟母亲的感情可以不讲逻辑，但政府跟人民之间必须讲逻辑、讲道理、讲法律，不能让政府打人民。

私人的情感当然没有错，但不能取代公共的讲理。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我认为人有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如果过分忽视甚至否定这一需求，就可能出现心理疾病。皇上跟贫民下棋，也得遵守规则，权力必须独立于规则。否则没人原意遵守规则，这个社会的游戏还怎么进行下去呢？像习近平这种随意修改规则的人，就是在打破社会合作的规则，让社会逐渐变成他个人意志的提现。这就是独裁，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不愿承认呢？

公共空间是通过相互对话形成的。我觉得对话是一种技能，是需要后天培养的，因为对话需要讲逻辑和道理。而许多看似在讨论公共议题的对话实则是谈论私情。谈感情可能是哺乳动物的天性，并不需要学习。看看其他生物，从一些犬科动物到智商较高的黑猩猩，它们在表达感情这一方面的能力都不亚于人类，他们有各种方法与同伴建立基于私的情感连结，而根本不需要发展出像人类这般复杂的语言系统。但私情的范围有限，夫妻两人尚且不能时时刻刻共情，要通过这种情感连结将十四亿人绑定在一起，怎么可能呢？所以，国家需要通过对话、通过建立公共空间来连结。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都需要对话。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当时跟中国人民建立了这种私情的连结。看看他当时建立革命根据地，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有各种红歌里的记载，这些都是证据。这不是对话，不是通过理性辩论说服你共产党有多好，而是一种体恤之情，是利用了人作为哺乳动物，一定会有的一种朴素的、对无条件的母爱的需要。因为有这一层人情关系在，他的政策再混蛋，人民也会去执行，邓小平再偏离社会主义，也不会全面否定毛。而如今，这种情感连结几乎消失殆尽。共产党，尤其是那些最中心的领导集团，就是特权阶级、就是高高在上的，你再教育小孩说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当家做主”，谁信啊？就像夫妻从热恋到分居，甚至到离婚，要分财产了，现在不是讲情感的时候了，而是讲利益的时候。讲利益，就是要对话，谈生意嘛。江胡时期，已经有这种苗头，官员贪污腐败，民怨四起，新闻问责，人民参政议政热情高涨。那当然不是最好的时代，但我总觉得，如果这些情况继续下去，官与民就会达到某种制衡，彼此能处于一种相互比较服气的状态。但这种平衡的建立在途中中断了，共产党的权威又被高高竖起。许志永这样的人被抓起来，完全不是按照法律办事，完全就是因为他触怒了共产党，以私代公！习近平延续了这一作风，力度只增不减。香港的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大陆未曝光的情况也是糟糕至极。现在人们监督官员的现象还存在吗？有人说习近平打击贪腐多么伟大，这根本就是忽略了问题的实质。现在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早就不是毛时期的状态了，现在是各自为政、各自谋利。谁能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本身利益与自己有冲突的人呢？很多人说习近平“开倒车”，在我看来，他真正倒车的地方在于对中国人的心智或者认知的影响，把好不容易发展出的一种讲理的社会风气又重新退回到了一种只讲情分的蒙昧状态。每件事都要讲情面，那还怎么对话？既没有对话，又没有情感基础，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凝聚起来呢？前几天听到有人诉苦，说在中国当公务员有多艰难，自家亲戚疫情期间忙里忙外，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最后还躺在301病院过世了。死者为大，我自然不好多说什么，但转念一想，他作为一个高官，上了年纪在疫情期间还能享有301的医疗环境，而老百姓有多少是还没挂上号就没了的？这种待遇差别之大，如果让老百姓知道那些特权者所享受的待遇，中国人还能心安理得地作为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吗？

我们如果从地理上看，看看美国的情况。总有说美国怎么分裂、政权怎么要倒台了，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前段时间大选，美国再怎么分裂，不还是老老实实地投票记票吗？有人说要推翻这种总统选举制吗？而反观中国，我真的不敢想下一任主席会怎么上台。如果下一任是习近平钦点，那等习这派权力弱下来后，再上来的那一派又会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没人知道。美国的分裂，是情感上的分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私人经历，形成自己独特的身份与价值观，美国有民粹也有知识分子，有新移民也有旧移民，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你叫他们怎么在情感上彼此共情呢？不可能的，只可能在理性上认同一些共同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不用很多，可能就是几条，例如四年一次的选举，例如司法独立。能让全国几亿人一个不落地都同意遵守这些规则，就够了。这几条规则就足以打通所有阶级，让一个国家凝聚起来了。可是在中国，我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规则。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规则是怎么来的。以前官方总是宣传，说不能“拍脑袋”做决策，那你让几个专家来用心研究，用心倾听人民的声音，就能做好决策了吗？要让某个人去立法，根本是不可能的。党再用心倾听，还是有选择地听，动到党利益的意见，它能听吗？还是得通过对话，通过各方各派人不留情面地争取，才能建立公共对话的common ground。就算是立《香港国安法》，也要考虑反共香港人的声音。没有争锋相对的两派观点的较量，就不存在法律。有人说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其实我觉得独裁才反倒是多数人的暴政。我从来没见到哪个独裁国家的独裁者只是少数的，相反，他们的反对者才是少数。看起来就像是独裁者的自恋人格在无限地扩大，但这种扩大不可能真正把国家统一起来，只能做到一种病态的和合。

最后，有人说中国强大了，我却觉得在共产党的治理下，中国社会还是病恹恹的，表现为一种神经衰弱。敏感、易怒、脆弱、焦虑、一根筋、过于严肃、不善表达、没有幽默感和创造力，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只不过我们把这种病态描述为一种谦逊、礼貌或中庸，以此掩盖了我们精神上的不健康。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共的舞台，要尽情地去展现自己，表达自己的观点，把神经锻炼得强健起来。通过剥夺我们自我建立共同立场的权利，习近平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把这个国家引向辛亥革命前的老路，不思进取，日益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