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從歷史看『中國國民性』

我們常常都有一個觀點，是過去幾十年過去幾十年的經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斷了我們中國人的應有傳統價值，現在種種的不堪入目的國民表現，都是過去幾十年政治運動、專制獨裁的統治所賜。

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到底是我們的國民性出了問題，所以才孕育了獨裁及反文明的政權，抑或是時運不濟，偏偏某些風格的政權獨攬大權。才令到我們的國民性每況愈下。

與其討論雞先定蛋先，不如我們第二個角度，我們先看看幾百年來，在外國人的眼中如何看中國及中國的國民性，以至過去百多年，一直強調民族自救的愛國人士，他們如何形容「中國國民性」。

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

「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在乾隆初年，強行駛入廣州灣修理船隻和進行補給。那是中國社會鼎盛時期，可是他們對中國人印象十分不好。

他們「花了大價錢買來的雞鴨除了缺斤短兩，肚內填滿沙礫和石塊；買到的豬肉也灌滿了水以增加斤兩」。 

1793年來中國造訪的英國外交團長馬噶爾尼，徹底打破了歌德、伏爾泰此前對中國的想像。英國人注意到，中國人撒謊、奸詐，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

船上做飯的廚師試圖隱藏雞腿，人與人之間漠不關心，冷酷無情，他們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英國人要停船救人，中國船員根本不理睬選擇繼續航行。 

而英國人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等地方看到的中國人，活潑自然，聰明有創造力，他們的記錄說：「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馬噶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中國）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兒童和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他想像中國人應該都像諸葛亮、李白、杜甫、辛棄疾、蘇軾、文天祥這樣，光明偉岸、個性分明、講氣節懂禮貌。但到中國後，芥川龍之介發現，用他的原話來說，「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

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個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裡撒尿。 

梁啟超說中國人身上有奴性，甘於帝國的統治，甘於暴力的統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識，只有私德意識；缺乏尚武精神。

因此，梁啟超認為這是中國人的三大弊病。要改造中國，關鍵是改造每個人，通過寫小說、辦學校、辦報紙的方式，思想啟蒙，讓每個人都意識到身上的缺點，喚醒老百姓，變成新民。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魯迅繼承了梁啟超的思路，但魯迅對制度變革喪失了信心，他說如果沒有新的國民，這個國家換什麼招牌都是沒有用的，人還是原來的人。

所以，魯迅整整20年時間，不停寫作，攻擊中國人的劣根性，希望喚醒老百姓。 

蔣介石認為改造中國國民性，最直接的方法是開展新生活運動，他制定非常詳細的新生活規範：比如吃飯的時候咀嚼時不要發出聲音，魚骨不要放在桌子上等等，通過政府力量強制大家執行。

各省積極貫徹，差派政府官員到飯店檢查，強迫老百姓遵守新的行為標準。

當時，胡適曾說這種運動產生的影響肯定是負面的，肯定助長老百姓更虛偽，大家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結果真是如此。 

胡適的核心是用制度來訓練國民。 

孫中山提出，中國人從臣民到國民，必須對民眾進行政治制度的訓練培養，分階段完成國民性改造。

他在《建國方略》一書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構想。 

國民黨基本是按照這條路往前走的。 之後，兩岸分隔，中華民國正逐步令台灣成為一個文明嘅社會，相反大陸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應驗了梁啟超當年的預言。

「凡是經過重重內亂的國家是不可能產生純潔國民性的，內亂會在老百姓心目中培養起六種傾向：僥倖、殘忍、彼此傾軋、虛偽狡詐、冷漠涼薄、苟且。 」梁啟超如是說。

這是一篇隨筆，沒有結論。

不過，無論不同朝代抑或不同觀點下，所描述的中國國民，其實我們都不陌生，一直一脈相承、薪火相傳中。

很多事情的出現及存在，都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