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二部第6章：切爾諾貝利的祭禱

中央委員會高層瓦連京·法林，一個滿臉褶子、愁眉緊鎖的人，總是時刻準備著為黨國赴湯蹈火。但現在他肩負著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隨著民主革命浪潮席捲東歐，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躍躍欲試，他奉命走到媒體面前，否認蘇聯帝國的存在。

克里姆林宮早已放棄了控制東歐的努力。“我們在1985年、1986年就做出了這個決定，”人民的葉戈爾·利加喬夫告訴我。“我們已經有了阿富汗的先例。”這並不是說克里姆林宮對團結工會或東歐其他非共產黨組織的勝利感到歡天喜地。克里姆林宮的官員們簡直無法相信東歐人會自己造反。利加喬夫告訴我，如果不是西方“敵對勢力”挑唆，東歐人會選擇“改革的社會主義”，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領導層對東歐的期望與對自己的期望一致：共產黨自由派的勝利。“我相信，”戈巴契夫在1988年春天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說，“絕大多數波蘭人贊成沿著這個國家二戰後開闢的道路繼續前進。”但是，無論蘇共對東歐革命的性質有多麼失望，它都不能進行干預——如果它想得到西方支持重建蘇聯經濟的話。

然而，莫斯科卻下定決心要維護蘇聯這個“內部帝國”的統一。戈巴契夫反復強調，捍衛蘇聯是“背水一戰”，然而他的戰略卻完全屬於耀武揚威、興風作浪，一方面以武力相威脅，另一方面散播所有加盟共和國（包括波羅的海地區）都心甘情願、高高興興地加入蘇聯的虛假論調。儘管戈巴契夫自詡民主，但他從未將蘇聯視為一個帝國，一個沙皇和布爾什維克征服的產物，而是一個“多民族聯盟”。在他看來，這個聯盟不僅通過經濟紐帶、共同的歷史和通婚而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而且還因一種難以言喻的共同情感而生死相依、唇亡齒寒。戈巴契夫把自己看作一個單一蘇聯的世界主義者，而把支持共和國獨立的人描繪成倒行逆施的民族主義者，他們註定要退回幾個世紀前的部落爭鬥中去。“我們正在展望未來,”他對立陶宛人說，“而你們卻要回到過去。”

為了捍衛蘇聯，黨不遺餘力地給歷史塗脂抹粉。在幾乎所有著名西方歷史學家的支持下，波羅的海獨立運動的領導人辯稱，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之所以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是因為克里姆林宮和納粹之間達成了一項秘密協定。1939年8月簽訂的《莫洛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暗中將歐洲劃分為蘇聯和德國兩大勢力範圍。其中一項秘密協議讓莫斯科控制了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以及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部分地區。一個月後簽署的第二項協議，讓克里姆林宮控制了立陶宛。1940年，史達林吞併波羅的海三國，並強迫這些國家的傀儡立法機構“申請加入”蘇聯。現在，共產黨中央國際部部長瓦連京·法林站在外交部新聞中心的講臺上告訴我們，即使有這樣的協議，那又怎樣？它們與“當前的現實”毫無瓜葛。法林的藉口甚至讓小學生汗顏。他似乎在說，有條狗吃掉了《莫洛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的秘密協議。

改革發軔之初，戈巴契夫至少對國民經濟的惡化和在一個極權國家建立半民主政治的困難有一定的認識。但他和他的同事們一開始幾乎沒有注意到民族問題。1986年12月，戈巴契夫解除了哈薩克黨主席丁穆哈梅德·庫納耶夫的職務，由俄羅斯族人根納迪·科爾賓接替。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隨即發生騷亂，最終迫使戈巴契夫用一名哈薩克人取代了科爾賓，但這一事件似乎並未給克里姆林宮敲響警鐘。即使1988年初，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爆發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在戈巴契夫看來也只是地方利益問題，一場關於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小風波，只要更換地方党的領導人就能解決。他認為這並不構成威脅。畢竟，葉里溫的抗議者不也舉著戈巴契夫的肖像嗎？

但波羅的海國家說得更一清二楚，他們的要求簡單明瞭。他們首先就環境問題進行示威，然後又提出需要保護波羅的海語言和文化。波羅的海人循序漸進地變得更加政治化，也更自信。到1989年初，該地區最受歡迎的政治家全是非共產黨人，5月，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議會都宣佈了主權。當時還不清楚主權意味著什麼，或者可能意味著什麼。就連主要反對派團體——立陶宛的薩尤季斯、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人民陣線——的領導人，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將徹底獨立作為一個長遠的目標；當談到獨立時，他們的語氣就像殖民火星計畫的科學家一樣天馬行空。“我們不能不切實際，”愛沙尼亞人民陣線領導人馬朱·勞裡斯坦說。勞裡斯坦尤其如此。她的父親曾是愛沙尼亞共產黨的領導人，在1940年張開雙臂歡迎史達林的吞併。

起初，克里姆林宮似乎並沒有感受到波羅的海各共和國的威脅。畢竟，它們屬於“特例”，是布爾什維克革命20多年後才併入蘇聯的小國。同樣重要的還有性格問題。波羅的海人冷靜、克制、通情達理。與葉里溫、巴庫或第比利斯聲勢浩大的遊行相比，他們的示威就像索薩利托夏日裡“拯救鯨魚”的活動一樣溫和。戈巴契夫認為，波羅的海人在某種程度上比歐盟其他國家“更歐洲化”，他們的小型農業和商業傳統甚至可以為俄羅斯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

但是，波羅的海國家的榜樣並沒有帶動蘇聯的振興，而是加快了蘇聯的解體。在爭取獨立的三年時間裡，波羅的海人從不使用暴力，只是固執己見。正是這種氣質——薩哈羅夫在群眾運動中表現出的冷靜自信——成為了波羅的海革命的特點。其他共和國都沒有如此出色的組織能力，也沒有如此精確冷靜的思維。

乍一聽，立陶宛起來反抗莫斯科的想法就像是《鼠吼奇談》中的情節。這實在太滑稽了，讓人難以想像。薩尤季斯總部位於首都維爾紐斯天主教大教堂附近的一棟小樓，裡面擠滿了俊俏靚麗的志願者。他們有幾台個人電腦、一台傳真機、衛星電話，牆上貼著波羅的海人手把手唱歌的可愛海報。一天下午，我看到一位年輕女士趿著博肯牌涼鞋，哼著特蕾西·查普曼的歌曲，通過電傳機將新聞稿發送到世界各地的新聞機構。她宣佈8月份將舉行紀念《莫洛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簽署50周年的示威遊行。我腦海中閃過布爾什維克傳統中“真正”的革命者形象：在斯莫爾尼宮，汗流浹背、留著大鬍子的男人們曆聲譴責“宗派主義”，列寧站在一輛裝甲車上講話，散發著劣質香煙的惡臭……相比之下，她看上去多麼無憂無慮啊。然而，她是他們中的佼佼者；她在這裡，在創造一場最終將解放立陶宛並給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帶來啟迪的群眾運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波羅的海人民陣線的領導人有一種本領，他們擅於在公開聲明中援引戈巴契夫自己的言論，然後將其原則應用於他們自己的情況。當中央委員會發表一份針對波羅的海人民的威脅性聲明時，該地區的人民陣線組織發表的反擊聲明聽起來很像戈巴契夫在聯合國的講話：“軍事力量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時代早已過去。出動坦克不僅是不道德，也不再是萬能的。最主要的是，這樣的事態發展可能會一勞永逸地使蘇聯重新回到最落後的極權國家行列。”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和立陶宛人敏銳地意識到，對莫斯科來說，暴力的代價將比1956年或1968年高得多；這一次，莫斯科毫不掩飾它需要西方的説明才能生存。一個破產的帝國將被迫退讓。這個等式給了波羅的海人信心，只有當西方政府支持不力或遲緩時，這種信心才會動搖。“蘇聯坦克已經在波羅的海國家存在了50年，怎麼會有坦克‘恐懼症’呢？”愛沙尼亞遺產協會主席特裡維米·維裡斯特說。“坦克幫助不了他們，即使他們把坦克開到我們城市的街道上。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給我們的修路工人製造一些麻煩。印度採取消極抵抗，最終實現了獨立。就這種策略而言，我們可以從印度學到很多東西。”

特別是在立陶宛，你可以最清晰地看到波羅的海戰略。有人說，愛沙尼亞人是運動的大腦，拉脫維亞人是組織的脊樑，而立陶宛人則是心臟，一種道德的力量。薩尤季斯的主要領導人，最終成為共和國總統的維陶塔斯·蘭茨貝吉斯，就是一個自信心和正義感幾乎教人抓狂的人，一位入情入性的學者，他對“玩弄政治”和道德妥協的蔑視讓戈巴契夫甚至喬治·布希都感到心煩意亂。作為維爾紐斯音樂學院的音樂學家，蘭茨貝裡斯和戈巴契夫本人一樣，都是個書呆子。當立陶宛議會討論國歌問題時，蘭茨貝裡斯似乎一時興起，嘮嘮叨叨地討論這首歌為何不能像傳統那樣用升F調來演唱。“沒有人能唱那麼高，”他說，於是開啟了教學模式。

與許多其他波羅的海國家的知識份子一樣，蘭茨貝吉斯並沒有過上完全持不同政見者的危險生活。但是，與在黨內工作並將黨的改革視為唯一變革道路的老一輩莫斯科知識份子不同，蘭茨貝裡斯與官方保持著距離。在戈巴契夫之前的幾年裡，他認為保護立陶宛文化是唯一可行的政治行動。“如果我們能保存自己的語言、宗教與文化，也就是莫斯科處心積慮想要扼殺的那些東西，那麼我們就有希望。”他說。蘭茨貝吉斯的文化異見來自家族傳承。他的外祖父約納斯·雅布隆斯基是名語言學家，在立陶宛語被沙皇禁止後，為恢復立陶宛語的首要地位而鬥爭；他的爺爺加格裡盧斯·蘭茨貝裡斯，因替地下報紙撰稿而被沙皇政府逮捕並驅逐出境；他的父親老維陶塔斯·蘭茨貝裡斯是一名建築師，立陶宛獨立時期曾參加抵抗納粹佔領的戰鬥。在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停滯年代”，蘭茨貝吉斯自己也曾嘗試研究作曲家米卡洛尤斯•丘裡奧尼斯的音樂，以賡續立陶宛文化。

1989年，當政治機遇來臨時，薩尤季斯和蘭茨貝吉斯領導了一場文化革命，復興歷史記憶。我在維爾紐斯見證了這一政治行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它將成為回歸歷史的終極象徵。我看到薩尤季斯成員在議會投票後，撕下了維爾紐斯主幹道上“列寧街”的路標，換上以立陶宛歷史上一位大公的名字命名的“格迪米納斯街”。維爾紐斯和考納斯之間的高速公路從“紅軍大道”改為“志願者大道”，以紀念1918年為立陶宛獨立而戰的志願軍。星期日上午，立陶宛電視臺在新節目《榮耀歸於基督》中播放天主教彌撒。年輕人退出了共青團和少先隊。立陶宛共產黨甚至用立陶宛語舉行會議，這與過去用笨拙的俄語——“蘇聯話”——開會的日子大相徑庭。

仍然沉浸在“戈巴契夫熱”中的西方掮客越來越頻繁地來到維爾紐斯，希望能夠成為克里姆林宮和薩尤季斯之間溝通的橋樑。無論來訪者多麼尊貴，蘭茨貝吉斯都會帶著一絲嫌厭的傲慢態度來應對這種嘗試。“我們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他曾對我說。“讓我們假裝對一點點民主心存感激，或者通過某種形式的全民公決來證明我們對獨立的信仰，或不把戈巴契夫先生當作外國領袖來對待，都是生活在謊言之中……就這麼簡單。我們是一片被佔領的土地。當然，直到現在我們才能這麼說，但我們從來不覺得自己真正是蘇聯的一部分。戈巴契夫對此並不完全理解。我們祝願他的改革順利成功；但現在，我們要走自己的道路。”

最終，波羅的海的戰略超級簡單。他們將說出真相，然後敦促克里姆林宮兌現自己的道德說辭。正如戈巴契夫本人所做的那樣，波羅的海人首先通過澄清歷史事實來確定自己的方向。《莫洛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的秘密協議明確指出，波羅的海國家被佔領是與納粹達成的地緣政治交易的一部分。第二步是邏輯問題：如果1939年的佔領是非法的，那麼它就一直是非法的；因此，波羅的海國家只需重申其獨立地位即可。一旦確立了這個革命邏輯，其他波羅的海領導人便效仿蘭茨貝吉斯的策略，將莫斯科視為外國。幾乎所有波羅的海國家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都突然宣佈自己是“感興趣的觀察員”，而不是代表。他們還與戈巴契夫玩起了道德遊戲，堅持認為戈巴契夫是善良的，獨一無二的。“我們波羅的海人把戈巴契夫視為‘好沙皇’，並試圖假裝‘沙皇被蒙蔽’，一定是他的大臣們在為非作歹。”塔林電視臺記者安德列斯·雷德說。“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在利用戈巴契夫的名義玩一場政治遊戲。他是我們的鐵布衫、金鐘罩和庇難所。當然，我們在某些事情上與他意見相左，但我們儘量避免吹毛求疵。在政治階層中，沒有其他人為我們著想。我們孤立無援。”

波羅的海人決心證明，他們比克里姆林宮更強硬，他們在道義上的自信會帶來勝利或毀滅。或許，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曾經享有短暫的獨立，他們始終牢記歷史、薪火相傳，這給了他們信心，也是他們與蘇聯其他大多數加盟共和國的區別所在。例如，立陶宛人曾被丹麥人、條頓騎士團、瑞典人、俄國人和納粹統治過，但1918年至1940年間，也曾經擁有一段自由時光。在最近的蘇聯統治時期，史達林將數十萬立陶宛人驅逐到西伯利亞，用俄羅斯工人“取代”他們。但現在，波羅的海領導人不願接受任何妥協方案，因為妥協意味著繼續佔領。他們是對的。克里姆林宮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屈服了。7月23日，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以人大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承認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秘密協議確實存在。蘭茨貝吉斯忍不住被逗樂了。“這個聲明，”他說：“讓我們感到非常震驚。”歷史只會遲到，但從不缺席。

雅科夫列夫發佈這一聲明幾個月後，我終於有機會一窺那些曾經夢想建立一個永恆的蘇聯帝國的人最可怕的噩夢。

1989年10月初，戈巴契夫訪問柏林，表面上是為了慶祝東德建國40周年。此時柏林牆上的裂縫已經清晰可見。成千上萬的東德人越過邊境線，逃往西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奧地利。但東德領導人埃裡希·昂納克與任何一位東歐獨裁者一樣剛愎自用；他是那種可以在宣言開頭說“如果我死了……”的暴君。他一心想要在戈巴契夫和改革壓力面前巋然不倒。為了展現自己的意志，國慶日當天，昂納克在戈巴契夫的見證下，精心策劃了一場盛大的國家典禮：在政府大會堂發表演講、正步閱兵式、焰火晚會。那天晚上，數萬名党的共青團員手持熊熊燃燒的火炬，高唱社會主義兄弟友誼之歌，在柏林街頭遊行。(幾周後，他們將穿過柏林牆去購買牛排，以及膜拜耐克和銳步之神。）

柏林之行是戈巴契夫最輝煌的時刻之一，他就是為這種微妙的交流而生的。一年後，當國內需要當機立斷、殺伐果決之時，當民主政治要求結束幕後操縱時，戈巴契夫卻首鼠兩端、猶豫不決，最終以失敗收場。伯里斯·葉利欽將異軍突起，趁勢填補真空。但此時此刻，戈巴契夫才是熾手可熱的風雲人物。在公開場合，他與東德領導層親密無間。在自己的演講和致詞中，他從未忤逆其主人。他堅定地吻了昂納克先生的嘴唇。但最終，這卻是一個死亡之吻。私下裡，戈巴契夫曾廣泛暗示，領導層要麼開始自己的大規模改革，要麼最終被擊敗和解散。戈巴契夫在這個場合拋出了他最喜歡的一句格言：“生活本身會懲罰拖延症的人”。他到處重複這句話，他的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也特別強調這一點。

這樣的暗示足以點燃一場革命。正如東德民謠歌手和持不同政見者沃爾夫·比爾曼在談到戈巴契夫的這句話時所說的那樣，“在最平凡的地方，在最適當的時候公諸於世，就會變成魔咒。”導致東德政權垮臺的原因有很多——邊境地帶的管制、東德政治局的內鬥、反對派團體的崛起，但戈巴契夫的暗示無疑讓人們知道，帝國的中心——克里姆林宮——向那邊傾斜。在他動身返回莫斯科後不到幾個小時，一場起義開始了，高喊著“自由！自由！”的示威者與亞歷山大廣場上的史塔西員警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根據當地電臺報導，萊比錫的示威遊行規模更大。埃裡希·昂納克可能沒有聽戈巴契夫的話，但東德人民聽進去了。11月9日，就在戈巴契夫訪問一個月後，柏林牆轟然倒塌。

1989年，生活在波恩和莫斯科之間任何地方的人，都會親歷一場長達一年的政治大戲。那怕走在去銀行或海邊的路上，你都有一種仿佛置身歷史現場的感覺。埃絲特和我買了感恩節一周去布拉格的廉價機票，以為有時間好好看看這座城市和一些朋友，放鬆一下。但這是不可能的。到達當天，我們在酒店辦理完入住手續，然後步行前往瓦茨拉夫廣場，那裡有不下20萬人在遊行，要求結束共產主義政權。幾天後，在一次規模更大的示威遊行中，我趴在窗邊，看著50英尺外的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宣佈蒙冤受屈20年後，重返布拉格。

杜布切克的回歸已經夠引起轟動了——他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化身——但更非比尋常的是，他現在似乎成了古董。當他走出房間陽臺時，人群為他歡呼，但當他們聆聽他的演講時，熱情逐漸冷卻。他仍然懷抱“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的夢想。那些數以萬計湧入工廠、把工人們帶到城市廣場上集合，領導了1989年革命的學生們，在他們看來，杜布切克是一位菩薩心腸但略顯老邁的祖父。杜布切克的聲音聽起來仿佛從1968年被蘇聯當局逮捕的那一刻起就被定格了。他的語言還是那麼矯揉造作，語氣還是那麼慷慨激昂。與列恩·卡爾平斯基的文章一樣，杜布切克的演講也無法完全擺脫共產黨慣用的華而不實、堆砌詞藻和裝腔作勢。那天，當他在溫塞斯拉斯廣場上結束演講時，響起稀稀落落的掌聲。

另一方面，隨著每一次示威，瓦茨拉夫·哈威爾的聲音變得越來越沙啞，但他對自由與激情的表達超越了官方報紙和黨的聲明中僵化腐朽的語言。就好像通過清晰、誠實的寫作和發言，哈威爾幫助保持了必然會戰勝政權的原則和語言。他的反對是體制外的行為，是正派的行為。捷克人擁有這樣的聲音，何其幸哉！哈威爾是不亞于薩哈羅夫或瓦文薩的英雄，與他們一樣，他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對自己和他的事業的正確性有著鋼鐵一般的信念。

在布拉格，我讀到了哈威爾在獄中寫給妻子奧爾嘉的書信集。信中充滿了形而上的哲學討論，對存在和信仰之源的抽象探索，但我發現自己同樣被哈威爾“無意中”描述的監獄日常生活所打動，他閱讀馬克斯·布羅德的《卡夫卡傳》和貝婁的《赫索格》；他刻苦學習英語和德語；他的痔瘡；每天抽兩根煙的快樂，以及通過對著鏡子慢慢抽煙來強化這種快樂；他活著的理由，他希望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哈威爾描述了布拉格政權（或莫斯科政權）通過扭曲、閹割和腐蝕語言，使語言變得“失重”的陰險方式，我讀後不禁欽佩得五體投地。

“沒有生活支援的語言會失去重量，”哈威爾寫道。“這意味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使語言沉默：要麼你賦予它們無窮的重量，以至於沒有人敢大聲說出來；要麼你剝奪它們可能具有的任何重量，使之變成空氣。這兩種情況的最終結果都是沉默：一個是半人半瘋的沉默，他不斷向世界權威發出呼籲，但所有人都對他視而不見；另一個是奧威爾式公民的沉默。”

哈威爾是一位戲劇家，在革命的那幾周裡，他的新聞發佈會都是在舞臺上舉行的。11月24日晚，杜布切克在廣場上發表演講後，他和杜布切克在魔燈劇院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問題，甚至還就社會主義展開了一場溫和的辯論。杜布切克完全支持“淨化的”社會主義，即洗去史達林主義的“扭曲變形”。這是一個熟悉的、戈巴契夫式的主題。哈威爾說，他不想再討論“社會主義”了，這個詞和理念已經失去了意義。這場不同世代的對話進行了大約一個小時後，哈威爾的弟弟走上舞臺，當時舞臺上還擺放著狄倫馬特的戲劇《彌諾陶洛斯》的佈景。他在哈威爾耳邊低語了幾句。哈威爾笑了，容光煥發。杜布切克正在講話，哈威爾用一個禮貌的手勢打斷了他。

“政治局已經全體辭職，”哈威爾宣佈。

突然，四周響起了開香檳酒和碰酒杯的聲音。

哈威爾和杜布切克站起身，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乾杯。

幕落。

尾聲——幾周後，哈威爾沒有現身舞臺，而是出現在國家電視臺上。他現在是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公民們，他宣佈，“你們的政府已經回到你們手中！”這不是戲劇，這是真的。

在蘇聯內部，共和國獨立運動領導人都在慶祝帝國的崩潰。除了羅馬尼亞革命在流血衝突和政治動盪中結束外，東歐的解放似乎得來全不費功夫。但他們小心翼翼，不讓自己輕易相信他們的自由很快就會到來。克里姆林宮有充分的理由掐斷他們的夢想。克里姆林宮首席發言人根納季·格拉西莫夫在《蘇聯文化報》上撰文稱，西方對波羅的海的獨立運動表現出“邪惡的快感”。他含沙射影地寫道，這些運動“威脅著我們的改革，企圖挑釁‘正義的鐵拳'”。

1990年初，東歐一系列革命結束之後，美國歷史學家埃裡克·方納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為他的歷史系學生舉辦了一次研討會。方納是研究美國內戰的專家，那天下午我旁聽了他的課，他和他的學生們討論戈巴契夫和林肯之間的相似之處，以及他們對維持聯盟的追求。有一段時間，方納和他的學生們將兩位領導人進行了比較，但很快，學生們開始談論他們認為他們的國家幾年後會是什麼樣子。每個人都預言了聯盟的解體，每個人都害怕舊政權會頑抗到底。

蘇聯是一個偉大的帝國，我們現在正眼睜睜地看著它分崩離析，來自白俄羅斯的學生伊戈爾說。“假設我到30出頭時，還沒有在內戰中喪生，我認為剩下的將是俄羅斯——最初的核心領土。羅馬帝國不就是這樣嗎？它縮小了。我只希望這一切不要發生得太倉促，和平一些。”

“我很害怕，”另一位俄羅斯學生亞歷山大·彼得羅夫說。“權力仍然掌握在共產黨和克格勃手中。只要願意，他們就能把事情攪得天翻地覆。如果發生暴力事件，他們會說為了維護和平，不得不這麼做。”

儘管對未來的恐懼和憧憬各不相同，但方納所有的學生都準確預測到了蘇聯的末日。“舊政權，”彼得羅夫說，“不僅僅是老了，它死了。”

當我在蘇聯各地採訪時，關於舊政權何時何地走向衰亡的看法眾說紛紜。塔什干和撒馬爾罕的烏茲別克人告訴我，大約在1988年和1989年，莫斯科冷酷無情地將整個中亞變成一個巨大的棉花種植園的做法被曝光，在此過程中，鹹海和幾乎所有其他經濟領域都遭到了破壞，這成為了一個轉捩點。在波羅的海國家，正式“發現”納粹-蘇聯條約的秘密協議是關鍵時刻。但在烏克蘭，我發現了一個共同的事件，它絕對是地球上最後一個帝國傾覆的隱喻。

1989年，在一次前往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的旅行中，我遇到了一小群民族主義者，他們承諾“有一天”，這個擁有5,000多萬人口的共和國——僅次於俄羅斯的最大國家——將為爭取獨立而罷工，對蘇聯造成的衝擊力將遠遠超過波羅的海小國。他們瞭解自己的歷史。“對我們來說，”列寧曾經寫道，“失去烏克蘭就等於失去了我們的頭腦。”柏格丹·霍林和米哈伊爾·霍林是一對親兄弟，在戈巴契夫掌權之前，他倆曾因支持獨立活動而入獄多年，他們說，儘管一個獨立的、後蘇聯時代的烏克蘭可能還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到來，但無論是實際上的還是象徵性的，舊政權在1986年4月26日淩晨1點23分，即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的那一刻，就已經宣告滅亡了。打一開始，這一毀滅性的瞬間就籠罩著一團神秘的迷霧。事故發生幾周後，人們意識到“切爾諾貝利”的意思是“苦艾”，然後指出《啟示錄》第8章的10至11節：“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這星名叫‘苦艾’。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苦艾；因水變苦，就死了許多人。”

切爾諾貝利事故體現了蘇聯體制所有的弊端，腐敗墮落和傲慢自大，愚昧無知和自欺欺人。在前往切爾諾貝利之前，我約見了設計切爾諾貝利核反應爐的物理學家阿納托利·亞歷山大羅夫。亞歷山大羅夫已經90多歲了，是蘇聯科學界的泰斗。他曾任科學院院長和庫爾恰托夫核能研究所所長。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亞歷山大羅夫曾撰文指出，核電站是百分之百安全的，而且應該盡可能建在靠近人口中心的地方，這樣才能更好地解決國家冬季的供暖問題。

亞歷山大羅夫的辦公室比我以前見過的任何辦公室都要豪華，甚至超過克里姆林宮大多數富麗堂皇的辦公室。他和他的一群高級助手和工程師圍坐成一個半圓，談論著這起事故。不，他毫無悔意。是的，反應堆運轉良好，關於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報導是荒謬的。“如果有一兩個缺陷，我們也已經修好的，你看。”至於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洩漏的核輻射會在數年內造成數百人甚至數千人死亡的報導，亞歷山大羅夫舉起他那雙蒼老的大手，嘲笑地拍了拍。

“哦，真的嗎？”他說。“無稽之談。別再杞人憂天了！”

擔心是完全有理由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釋放出的放射性雲比廣島原子彈爆炸後的輻射致命十倍。該地區的兒童吸收了相當於1,000次胸部X光照射的輻射。60多萬名工人參與了清理現場，這是一項致命的工作；20多萬人緊急疏散，但這是在延遲了36個小時，吸收了危險數量的放射性物質之後才撤離的。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有成千上萬的人食用放射性土壤種植的莊稼，飲用受污染的水。在納羅季奇的彼得羅夫斯基集體農場，農場負責人報告說，1987年農場有64頭牲畜出生時患有嚴重畸形：小牛沒有頭、四肢、肋骨和眼睛；豬的頭骨異常。1988年，該比率持續上升。據他們回憶，事故發生前只有三四起這樣的情況。《莫斯科新聞》稱，該地區的輻射讀數超過正常值30倍，但當地農場仍用來自受污染田地的飼料餵養牲畜。該地區的居民每月從國家領取35盧布的補貼，這筆錢被人們稱為“棺材津貼”。許多政府機構似乎並不關心或相信輻射的危害性。直到1990年，布良斯克的一家加工廠用輻射量是正常值十倍的牛肉和豬肉製作了超過180噸香腸，銷往西伯利亞和俄羅斯北部商店。

“切爾諾貝利與共產主義制度不同。它們是一體兩面，”尤裡·謝爾巴克說，他是一名醫生和記者，在烏克蘭領導了一場宣傳事故對醫療和生態造成危害的鬥爭。“這個制度就像輻射一樣侵蝕著我們的骨頭，而當權者——或者說曾經的當權者——竭盡所能掩蓋這一切，希望這一切從眼前抹去。”

從切爾諾貝利4號反應堆控制室的工程師們報告了一場超乎想像的災難的那一刻起，他們的上級就拒絕採取行動。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高層官員不斷重複著同樣的謊言：發生了一起“意外”，但並不可怕，反應堆並沒有被摧毀。他們很快就將這一謊言傳給了莫斯科的領導層。第二天，切爾諾貝利、普裡皮亞季和鄰近村莊的人們在放射性雲下過著自己的生活，一如往常。孩子們在放射性塵埃中踢足球。共青團主辦了16場戶外婚禮。老人在受污染的河裡釣魚，吃著被污染的魚。當工程師告訴他核電站的輻射量比正常值高出數百萬倍時，核電站廠長維克多·布留恰諾夫說這個測量儀明顯有問題，必須扔掉。在長達一天多的時間裡，副總理伯里斯·謝爾比納拒絕了進行大規模疏散的建議。“恐慌比輻射更可怕，”他說。當斯堪的納維亞科學家報告輻射水準急劇上升時，全世界才知道事故的嚴重性。即使在疏散自己家人的同時，烏克蘭共產黨官員仍堅持舉行一年一度的“五一”遊行；基輔的孩子們一次次激揚放射性塵埃，慶祝社會主義的勝利。事故過去整整16天，戈爾巴喬會才在政治局長時間阻撓和嚴格控制災難公共資訊後，走上電視討論切爾諾貝利問題，而且其中大部分談話都是在聲討西方媒體。

“與此同時，反應堆正在爆炸,”曾經在切爾諾貝利工作過的工程師格裡戈裡·梅德韋傑夫寫道。“石墨在燃燒，向天空噴射出數百萬居裡的放射性物質。然而，反應堆並沒有就此結束。一個長期隱藏在我們社會中的膿瘡剛剛破裂：自以為是和自吹自擂的膿瘡、陳舊不堪和保護主義的膿瘡、心胸狹隘和追逐特權的膿瘡。如今，隨著它的腐爛，一個逝去時代——謊話連篇和精神腐朽的時代——的屍體在空氣中彌漫著輻射的惡臭。”

事故發生後，副總理伯里斯·謝爾比納頒佈了一項1988年至1991年生效的秘密法令，禁止蘇聯醫生將輻射列為死亡原因。謝爾比納本人也曾暴露在高劑量輻射下，於1990年去世。死因標注為“不明”。

基輔的一個早晨，蘇聯事故清理機構特種原子能公司的一名官員開麵包車來接我，然後朝北駛向切爾諾貝利。我曾去過一些經常被描述為“時間凝固”的城市：哈瓦那，有紙醉金迷的巴蒂斯塔時代遺留下來的褪色酒店；仰光，有停擺的時鐘、改裝的英國汽車以及市中心斯特蘭德酒店破舊的英國銀器。這通常是消逝的殖民主義與貧窮的本土政權的交相輝映。切爾諾貝利則是另一番景象，它是蘇維埃制度的廢墟，是1917年革命開始到現在即將結束的時代的一個可怕的隱喻。我們通過了一系列檢查站，換上了一輛“骯髒的”放射性麵包車，進入了鬼影幢幢的“無人區”。普裡皮亞季鎮有一些廢棄的公寓樓，和蘇聯其他建築一樣破舊不堪。發電廠的工人和管理人員就住在那裡。這是一片荒蕪的遊樂場、傾頹的汽車、公共汽車、鐵路貨車和荒蕪的田野……我們仿佛行走在月球表面。事故發生後，急需現金的人們會把埋在地下的汽車挖出來，賣掉放射性部件，或者乾脆把整輛車開到基輔。我遇到了一些老人，他們曾經被疏散，但現在又回到“無人區”，在這生活，在這死去。他們從不相信國家告訴他們的任何事情，為什麼現在要開始相信呢？他們喝的是有毒的茶，吃的是有毒的土豆。幾百碼外就是4號反應堆，現在已被混凝土層層包裹。工程師們仍在努力研究如何最終消除堆芯帶來的近乎永恆的危險。混凝土不會永遠堅固。

大多數仍然居住在“無人區”的人都是清理工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待在“裡面”工作15天，然後返回基輔或其他城鎮的家中休息15天。這是規定。但也有一些人全心全意投入其中，除了每月回家探親一兩天外，他們很少離開“無人區”。特種原子能公司主任尤裡·索洛梅科和總工程師維克多·戈盧比耶夫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了“無人區”，並發誓要一直工作到“石棺”（4號反應堆的昵稱）被“清理完畢”為止。有一次，當我正在採訪這兩個人時，戈盧比耶夫先行離開。他還有一個會議。他剛走出房間，索洛梅科就告訴我，他的朋友“快要完蛋了”。戈盧比耶夫是在古巴的一個反應堆工地上工作時得知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消息的，立刻自告奮勇説明滅火。在救援行動中，他吸收了大量輻射，皮膚變成了深褐色，甚至開始大片大片地脫落。索洛梅科解釋說，他朋友的身體已經“徹底毀了”。然而，他不會離開切爾諾貝利，直到清理乾淨破壞。

“切爾諾貝利就像這個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尤裡·謝爾巴克說。“唯一能阻止我們被徹底遺忘的就是幾個好人，幾個不惜說出真相、願意獻出生命的英雄。如果不是因為危險，他們應該讓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永遠屹立不倒。它可能成為紀念蘇聯帝國一座最偉大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