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年改運動的重新思索？

在2017年反年金改革上的運動中，一直不斷看到反年改陣營的人在立法院以「物理式的肢體接觸」攻擊立法委員、立委助理、以及新聞記者，甚至在電視節目上說「情緒來，殺人都可以」這樣的話語，先不論這場運動的正當性及意義如何，我們先看看這樣的手段會造成什麼影響。

在《自願為奴》書中，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黃厚銘在後面的一篇〈跋：從《自願為奴》到非暴力抗爭〉中寫到：

非暴力抗爭優先訴求的對象，理應不是政府，而是還在觀望、猶豫躊躇地一般人。從這角度來看，一旦運動的手段失控，反而創造了反動修辭的空間，讓尚未行動的一般人卻步。

這次反年改陣營就是確實完美詮釋這樣的形容，把「暴力」這樣的負面修辭，完全融入的「軍公教」裡面，造成社會對於「軍公教」的形象再度污名化，這是不公平的，且這非但不是非暴力抗爭，還是徹底的暴力抗爭，而卻一直拿318運動來做比擬，卻忘記兩者之間巨大的差異。

在318運動手段上是用所謂的「非暴力」抗爭手段，以「佔領、靜坐」為行動目標，並且不做者主動的攻擊，都是以防禦為方法，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公民在面對水車以及警察棒棍攻擊時，是以肉身的抵擋，即便碰到不能陣營的人物出現時，也是以「嗆聲」來作為一種攻擊，而這和反年改陣營以「物理式的肢體接觸」有極大的差異。有趣的地方是，在318這些社群以「暴民」的評價來標籤參與318參與者，但現在卻又是以「暴民的再進化」實踐他們過去所批評的行為。

另一方面是結構性的不同，一樣先無論正當性為何，318運動中無論是對於「新自由主義」在自由貿易上造成貧富差距的過大，抑或是「中國因素」政治染指，都是以一種較低階級的方式來作為反抗，反抗巨大的政商體系；反之，反年改陣營卻是以一種「既得利益」的守護者，來防衛自我自身利益，很難訴說自己是一種被壓迫，反倒是以一種勝利者的捍衛勝利的樣貌演現。此二者本文不去作出評價，只是在結構上確實形塑出這樣的氛圍。（因為確實是利益受損，但是這個「受損」的評價視角會隨著社會腳色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評價）

若從政治心裡學的角度切入，在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所著的《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中研究發現，人們並不是以「先思慮」作為出發點，正如我們總是幾秒鐘就對於眼前剛認識的人下出好壞的評價，這是一種直覺式的，而後我們才想出理由來補足我們直覺判斷。強納森・海德特發現，人並不是理性優先，而是「直覺先來，策略推理後到」，先站到某個立場上，才開始構思可以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也難怪在書中他說「理性是感性的僕人」。

因此從這樣的視角出發，若反年改陣營的人想要訴求並且告訴社會大眾自己的主張，必須理解人作為一個動物，是「直覺先來，策略推理後到」這樣無法避免的心理機制，就不應該明明知道自己相較於社會大眾，已經站在比較優勢的社會地位上面，還使用完全不具任何策略性的「物理性暴力」且令人反感的「殺人話語」，來衝擊那些「還在觀望、猶豫躊躇地一般人」，使他們在第一印象中「產生反感」，進而導致推理對於反年改陣營的不支持。

另外在電視節目中，反年改陣營的代表也一直訴說：「我們第一次上街頭，所以有很多東西不懂。」這點筆者感到疑惑的是，這群一直以「溫良恭儉讓」作為判斷社會一切標準的世代，在過去，一直抨擊街頭運動的暴力及動亂，但這次卻又以一種毫無頭緒及目的的暴力再度演現，然後在節目上說因為我們不懂，所以這樣，這樣的態度究竟是肯認過去的暴力是在所難免，所以今天上街自己也是這樣？還是仍然保持反對的意見，但這樣該如何詮釋自己陣營卻變本加厲？

反年改陣營中的參與者年紀較大，確實對於社會與論的掌握、運動的策略、以及論述的方式，都沒有年輕世代來的會操作，以導致形象在媒體前面完全的崩潰。但這無疑是一種學習，一種民主的補習，那樣的世代在前腳跨進「後現代」，但後腳還在「戒嚴」思維過程中，重新補修民主的學分，無論學習的如何拙劣，都會是一場社會場域的重新塑造。

因此反年改陣營應該要好好似思索在這場運動中，究竟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說服一般大眾，否則無疑玩火自焚，在公共場域中暴露自我的矛盾，讓社會大眾更加支持年金改革的腳步。

ps：這是在2017年所寫的文，想跟問問大家一下後來在2018年的反年改的運動路線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