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歸宗教，政治歸政治？

上禮拜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財團法人法」，由於沒有納入宗教團體，未來宗教團體不需要公開財報。這樣的消息引起許多人的爭論，有人認為宗教團體和一般團體並沒有不一樣，都應該要受到管制，但也有人認為宗教團體的特殊性，可以享有憲法第13條的宗教自由，所以可以有比較特殊的待遇。而這其實指向一個爭議：究竟何種事情是宗教自由的保障領域？

宗教自由的難題：到底甚麼是宗教的核心內容？

世俗國家在面對主張宗教自由權利的個人或團體時，會遭遇到一個根本的難題：「到底要怎麼判斷一個議題或一個行為，是屬於宗教信仰的範疇？」因為，唯有當那個議題或行為屬於宗教信仰的範疇時，接下來才有個人或團體主張行使宗教自由權利的機會，而國家便接著審查該宗教自由權利的行使是否符合基本憲政原則、是否須與其他權利相權衡等。

舉個例子。以前有大法官在釋字第573號解釋文裡面說：宗教結社有組織自主性、以傳教目的進行的財務經營需要等等，因此當時的法律《監督寺廟條例》對此管制，算是「妨礙宗教活動自由已逾越必要之程度」。在這裡，解釋文把宗教團體的組織自主性、財務經營行為，判斷為宗教信仰的核心部分，並在審查後認為國家已過度介入（也就是不符合比例原則）。關鍵在於，大法官是怎麼做出「組織自主性、財務經營行為」屬於信仰的判斷的？他們有一個關於信仰是什麼的清單，只要符合幾項打勾勾，就算宗教信仰嗎？如果我們把「　」裡面代換成其他事情，大法官們也能用同樣方法來判斷嗎？最近有個蠻熱門的議題可以填入「　」裡面，就是《宗教團體法》或《財團法人法》能不能要求宗教組織將「財報公開」？

財報公開算宗教信仰的一部份嗎？

直觀來想，一般人應該有點難想像說，一個宗教信仰的信仰核心部分，包括某種有關「財報公開」的信仰內涵。假設這是對的，我們覺得應該要求教團公開財報，這表示我們並不認為「財報公開」這件事屬於宗教信仰的範疇，充其量是宗教組織為經營管理所進行的世俗行為。如此，若以法律要求宗教組織公開財報，反對公開的宗教組織就不能以宗教自由為理由來反對此法律（當然他們可以用其他非宗教理由來反對）。

或許有些人會跳出來反對。假設有一個宗教叫做「隱私教」好了，隱私教教眾會主張說：不對，我們的信仰核心，確實包括了「財報公開」的內涵，因為他們認為隱私之神是至高無上的，隱私之神透過天啟向他們揭示，「汝等應保守教團所有資訊，不可洩予非應選之人，才能得救」。所以，隱私教眾主張「財報公開」屬於宗教信仰範疇，他們能夠以宗教自由權利為由反對此法律。這時，一般人和反對者就產生了對於「財報公開」是否屬於宗教信仰範疇的爭執。注意喔，我們根本還沒進展到爭執宗教自由和其他權利之間的權衡，以及應如何受到比例原則或公益性原則限制的爭執，因為一般人和反對者就連這件事屬不屬於宗教信仰都還喬不定。喬不定的時候，我們就要請出大法官了。

大法官的判斷標準：二分法？

大法官要如何對這個問題進行實質審查？是拿出他們的清單來打勾勾，判斷到底「財報公開」是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嗎？那個清單上面列的判斷標準又是什麼呢？換言之，大法官憑什麼理由說，隱私教是一群來亂的普通人，因此不能要求以宗教自由為由反對；或是說隱私教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者，因此可以用宗教自由為由，給予特別保障呢？（Note: 特別保障不是說法律就一定不能要求隱私教公開財報，還是要通過比例原則、公益性原則，以及與其他權利的權衡；但儘管如此，比起完全不屬於宗教自由的議題，屬於宗教自由的部分，能夠獲得額外的權利主張空間。）這便是民主憲政中，國家對於何謂宗教信仰以及宗教自由權利保障的根本難題——可能有兩種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

方法一：管制模式

一直以來我們繼受於美國憲法的概念很多，所以在管制上都會區分一種傳統的「二分法」。也就是對於「精神性自由」的管制，多半會比較嚴格看待；反過來說，對於「經濟性自由」法律多半會比較寬鬆，因為精神性主要是保障司法的核心範圍，不允許立法者犯錯，而經濟性自由是允許政治部門去做調整，也因此較允許對於人民限制比較多的權利。而這樣分法在大法官的解釋上就有被借用，如同釋字490號解釋曾經說過：

如果是涉及宗教信仰的「內在信仰」，法律應該絕對保障；但是如果是外在宗教行為，即相對保障。

所以從這樣的角度來切入，「公開財報」是屬於「外在行為」，似乎也比較偏向「經濟性自由」，似乎是比較可以管制的部分。

方法二：公益性判斷

既然在憲法上允許對於人民經濟性自由比較多的管制，也並不代表就可以管制，還是必須去看該行為的「公益性」——若我們從「公共性」來下手的話，可以從「反市場化、反商品化和反私有化」來理解。但是這樣的概念多半都是應用在國家 vs 人民關係上來區別今天國家的角色，所以用這樣的概念來詮釋作為「特殊私人體系」的宗教會有點打擊錯誤。因此可能要單純的回到公共性的最原始意義，「不可排他性」。

關於這點大法官在釋字678號解釋中是這樣說：「無線電波頻率屬於全體國民之公共資源，為避免無線電波頻率之使用互相干擾、確保頻率和諧使用之效率，以維護使用電波之秩序及公共資源，增進重要之公共利益，政府自應妥慎管理。」這邊是在說「電波有限」，所以國家可以來「許可」人民是否可以用，因為資源有限，所以國家可以多限制一點人民，也就是說藉由這種「不可排他性」的狀況來管制，以維持「公共利益」。

回到宗教討論，宗教沒有所謂不可排他的「公共性」，但因為宗教團體眾多，且影響人民的生活，甚者經常會有捐助的行為，國家有沒有必要對於宗教團體的金流去掌握，就必須去看若不管制，對於社會公益性傷害多大？反過來說若管制，會不會導致人民對於信仰的影響？但終究很難完美解釋，因為宗教太特別了，它不是「國家」，但它也不完全是「私人」，它有時像國家一樣有力量，但有時又像私人一樣被限制，所以公益在它身上不管如何運用都會很奇怪，所以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林端在《部門憲法》中會說宗教是一個系統，法律是一個系統，拿法律系統去管制宗教系統，本來就很難。

因此，單純從「公益」來理解會比「公共性」好一點點，也就是這樣做「不僅不會影響人民宗教自由，且也可以促成社會公益」，在目前的公布財報下，並不會要求人民揭露自己捐了多少錢，而只是單純的去管制宗教團體的金錢流向，這樣似乎較不會不會影響人民宗教信仰，也可避免宗教團體的金流完全不透明，對於信眾可能也有交代的空間而避免爭端。

宗教很大，但應該大不過「憲法」

宗教還是有界限的，至少不能破壞現今社會中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例如至少該宗教不可以主張生命權不存在，所以就可以有殺人的「行為」；也當然不能主張要把國家民主制度廢除等，因為若我們把宗教理解為一個「權利」，必須要受到國家的「比例原則」的限制，那該宗教很明顯會跟國家憲法有所衝突，畢竟憲法保障宗教自由，因此在價值位階上，憲法應該更高。

原因在於「憲法」就是保障「宗教自由」的關鍵，如果宗教自由可以衝破「憲法」，那反而會造成憲法無法保護宗教自由，所以終究要在這樣的過程中找到一個平衡的線。我們知道宗教特別，所以可以有特別架構來保護，但不代表可以無限上綱。若從另外一個層面理解，政教分離的目的就是希望國家不要宗教化，因為從歷史經驗來看，非世俗國家更具有危險，當國家和宗教牽扯在一起就會容易造成戰爭的可能性，所以國家的和宗教確實應該要保持距離，對於宗教領域管控原則上要寬鬆。但是如果國家和宗教重疊，這時法律應該要發動去做處理，來避免危險發生。同樣地，若宗教的核心和憲法價值核心相衝突，這時憲法應該如何扮演？

若按照我們大法官的見解，在內心的信仰上，因為只存於內在的思考，憲法便不過問。但若這樣的思索已經轉換到外在宗教行為上（例如信仰殺人可以救贖，所以開始殺人），那麼憲法這時應該也要發揮功能來應對，否則宗教自由無限上綱，一方面會架空憲法的共和國與民主國原則，另外一方面也會成為憲法的「化外之地」，容易成為基本權相違背的地方。但這樣對嗎？大法官說了，「內在信仰」是絕對保護，所以到底憲法優不優先？我想這就是難處，再次證明，兩個不同的規範系統，就是會有這樣的衝突。

宗教，具有令人安定的力量，但同時卻是法律規範中不安定的系統。

原文刊登：https://sosreader.com/n/user/@plainlaw-me/article/5b102af7fd8978000143e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