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6章第Ⅱ節：未征服的疆域

四年的革命並沒有使安德列夫斯科的村民們重新團結起來。他們仍然被兩個老對手所分裂。一邊是進步的農民和改革家謝爾蓋·謝苗諾夫，他夢想著把現代世界的文明之風帶到這個被上帝遺棄的窮山僻壤。另一邊站著身材魁梧、酗酒成性的農民長老格裡戈裡·馬里烏金，他是一位舊禮儀派信徒，反對一切創新，在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一直在抵制謝苗諾夫的改革努力。

他們之間的宿怨始於19世紀90年代，當時馬里烏金的女兒維拉殺死了自己的私生子，將其埋在附近的樹林裡。員警前來調查，富有的馬里烏金只得買通他們。他指責謝苗諾夫向員警告密，並開始了一系列的恐嚇行動——燒毀他的穀倉，殺死他的牲畜，指控他施展巫術——企圖將他趕出村子。1905年，馬里烏金終於如願以償，因為謝苗諾夫在安德列夫斯科建立了一個農民協會的分支機搆，這足以使他成為當地司法部門眼中一名危險的革命分子，被迫流亡國外。但三年後，謝苗諾夫重返安德列夫斯科。他帶頭回應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試圖將在西歐學到的先進耕作方法引入從村社分離出來的私人土地上。一些更年輕、更進步的農民加入了他的退出運動。但是，馬里烏金再次被激怒了——在村社裡他是老大——並且聯手村裡的其他長老成功阻止了謝苗諾夫的改革。1916年，謝苗諾夫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所有美好生活的夢想，都被這個頑固而嫉妒的人給毀了。”

十月革命終於令勝利的天平向謝苗諾夫傾斜。馬里烏金賴以生存的舊權力結構，包括長老、當地員警和鄉紳地主，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了。在村子裡，更年輕、更進步的農民的聲音也越來越占主流，而像馬里烏金這樣在革命中看不到任何好處的舊家長制領導人，他們的聲音越來越被忽視。作為改革的宣導者，謝苗諾夫成為鄉村大會上的風雲人物。他總是堅定不移地反對舊宗法制度和教會的影響。1917年，他説明組織了安德列夫斯科土地的重新分配，將馬里烏金的農場削減到一半。他活躍於地方蘇維埃土地部門和當地的合作社；成立了購買先進工具、市場園藝、改良奶牛養殖和亞麻種植的協會；撰寫農學宣傳冊並舉辦講座；開展反對酗酒的運動；在村裡建立了一所學校和一個圖書館；還為他和他的教師朋友在附近布霍洛夫鎮創立的“人民劇院”寫劇本。他甚至起草了關於如何用電線和電話線覆蓋沃洛柯拉姆斯克鄉村的計畫，並將其發送給莫斯科蘇維埃。儘管謝苗諾夫的托爾斯泰信仰阻止他在村裡或沃洛柯拉姆斯克蘇維埃任職，但毫無疑問，正如一位當地人所說：“不僅安德列夫斯科的農民，而且整個地區的農民，都把謝苗諾夫視為他們的引路人和捍衛者。”

與此同時，馬里烏金和其他長老們繼續反對他的每一項舉措。他們聲稱，他是一名共產黨員——他一切改革只不過是把新政權所有的罪惡都帶到了村子裡。當地神甫指責他為巫師，並警告說他的“無神論”會導致魔鬼的出現。沃洛柯拉姆斯克的執事長茨維特科夫也加入了譴責的行列，聲稱謝苗諾夫是敵基督。他們對謝苗諾夫在1919年新建立的鄉村學校尤為憤怒，因為它是用從馬里烏金和教會被國有化之前擁有的樹林中採集的木材建造的。此外，這所學校沒有宗教教育。教室牆上的十字架換成了列寧的肖像畫。一天晚上，謝苗諾夫的穀倉被縱火焚燒；另一天晚上，他的農具被偷走沉入湖中。匿名舉報信被送到當地契卡，聲稱謝苗諾夫是“反革命”和“德國間諜”：謝苗諾夫不止一次被契卡傳喚接受審查，於是他給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加米涅夫打了一個簡短的電話，儘管謝苗諾夫不太認識加米涅夫，但足以釋放他。1921年期間，當各種牲畜流行病肆虐俄羅斯時，馬里烏金和他的同夥將村裡牲畜的死亡歸咎于謝苗諾夫的“邪惡改革”。甚至有人聲稱，他“用巫術使牛生病”。一些農民此時感到困惑。儘管他們知道整個俄羅斯的牛都死於類似的疾病，但他們還是希望對自己的損失做出解釋，有些人開始懷疑謝苗諾夫。

最後，馬里烏金密謀暗殺他的老對手。1922年12月15日晚，當謝苗諾夫步行去布霍洛沃時，遭到幾名男子的伏擊，其中包括馬里烏金的兩個兒子，他們突然從村邊的姐姐薇拉家出現。其中一人向謝苗諾夫的背部開槍。當他轉身面對襲擊者時，他們又開了幾槍，然後，當他倒在地上死去時，臉已經被轟掉了。他們用刀在他胸口上劃了一個血紅的十字架。

這是一樁卑鄙無恥的謀殺案。謝苗諾夫總是公開面對他的對手，公平對待他們的觀點；然而他們卻在暗地裡誹謗他，在他背後打黑槍。後來，當兇手被逮捕時，他們聲稱謝苗諾夫一直在“為魔鬼工作”，是他喚出了牛瘟疫。他們還承認是格裡戈裡·馬里烏金和執事長茨維特科夫命令他們殺死謝苗諾夫——正如後者告訴他們的那樣，“以上帝的名義”。他們都被裁定犯有共同謀殺罪，判處在北極寒地服十年苦役。

謝苗諾夫被埋葬在他自己心愛的安德列夫斯科土地上：他成為了這片他多年來為之生活和奮鬥的土壤的一部分。來自周圍村莊的數千人參加了葬禮，包括謝苗諾夫親自教過的數百名學童。他的朋友別洛烏索夫在致辭中說：“就在人們如此迫切需要他的工作和教誨的時候，失去這樣一個生命是一個悲劇。”為了紀念謝苗諾夫，村裡的學校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的農場被國家保留，並由他的兒子經營到1929年，作為一個向農民展示最新農業創新成果的示範農場。謝苗諾夫一定會備感欣慰：這正是他畢生追求的夢想。

《真理報》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宣傳党的機會，連篇累犢地報導這個小小的外省故事。它把馬里烏金描繪成邪惡的“富農”，把謝苗諾夫描繪成貧窮但有政治覺悟的農民。所有這些當然都是無稽之談——謝苗諾夫並不比馬里烏金更窮，馬里烏金也算不上一個“富農”，而且無論如何，分裂他們的不是階級。這起謀殺案真正表明的是，在距離莫斯科不到100英里的地方，還有一些村莊，例如安德列夫斯科，尚未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這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那裡的人們仍然相信巫術，生活方式幾乎和中世紀一模一樣。布爾什維克還沒有征服這個未知的疆域。他們帶著錯誤的眼光看待它，就像一支在異國他鄉的軍隊。早期的蘇維埃民族志學者，像亞馬遜森林的探險家一樣，前往莫斯科周邊鄉村，結果發現許多他們的俄羅斯同胞仍然相信地球是平的，天使住在雲裡，太陽繞著地球轉。他們發現了一個充滿了古老的父權制思想的奇特的鄉村文化，一個仍然以季節和宗教節日而不是月份來衡量時間的世界，一個充斥著異教徒的儀式和迷信，以及家暴、虐待、鬥毆和沒日沒夜酗酒的社會。

布爾什維克無法理解這個世界——馬克思對巫術隻字不提——更別說統治它了。他們的國家基層機構只到鄉鎮一級。大多數村莊仍然由自己的村社管理，革命和內戰大大加強了這些村社的“小農”性質。事實上，在過去幾年裡，整個俄羅斯已經變得更加“農民化”。龐大的城市人口已經基本解體，工業幾乎被摧毀殆盡，外省薄薄的文明外衣已經被革命撕個稀碎。剩下的只有小農場的農民。難怪那麼多布爾什維克感受到來自農民群眾的威脅。同樣敵視“野蠻的農民”的高爾基表達了他們的恐懼。“洶湧的農民潮最終將吞噬一切，”他在啟程前往柏林前不久對一位外國訪客說。“農民將憑藉人數的絕對優勢成為俄羅斯的主人。這將是我們未來的一場災難。”這種對農民的恐懼是20世紀20年代懸而未決的巨大矛盾——它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集體化悲劇的發生。

不過，農村生活並不全是黑暗的。在新經濟政策下，現代世界的一些特徵逐漸滲透鄉村。電力開始普及。甚至在1927年，安德列夫斯科也有了它的第一條電線，從而最終實現了謝苗諾夫的夢想。列寧曾稱讚這項新技術是解決俄國落後問題的靈丹妙藥。他有一句著名的口號：“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列寧似乎將之等同於神跡的偉力，有一次甚至預言，燈泡——或者後來被稱為“小白熾燈”——將取代農民小屋中的聖像。在蘇聯的宣傳中，燈泡成為啟蒙火炬的象徵：光明是一切美好事物的隱喻，就像黑暗代表貧窮和邪惡一樣。照片顯示，農民們對新式電燈泡幾乎發出宗教般的驚歎。在列寧看來，國家電網將使偏遠的鄉村世界融入城市的現代文明。落後的俄羅斯農民將在工業之光的帶領下，走出黑暗，從此邁向一個經濟飛速發展、普及大眾教育和掙脫體力勞動枷瑣的光輝燦爛的新未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空想：幾個世紀的落後不可能通過一個簡單的開關就能克服。長期以來，列寧一直是烏托邦主義的批評者，正如H·G·威爾斯所言，他最終屈服於“電氣化烏托邦”，相信科技可以解決俄羅斯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與所有馬克思主義原理背道而馳。

1920年代還有另外一些農村文明的跡象嶄露頭角。醫院、劇院、電影院和圖書館開始在農村出現。新經濟政策時期見證了一系列農藝方面的改良，其意義不啻於一場農業革命。在近一億公頃的分配土地上，嚴重阻礙公共耕作效率的狹窄而交錯的耕地帶被重新佈置或加寬。在近五分之一的公有土地上，引入了西歐的多田輪作制。越來越多的農民使用化肥、優選種子和先進工具。奶牛養殖業實現了現代化；許多農民轉向市場作物，如蔬菜、亞麻和甜菜，這些作物在革命前只有鄉紳的商業農場種植。謝苗諾夫在他自己的時代曾是這些改革的先驅，他對農村合作社——既可以與城鎮進行商品交易，也可以獲得用於購買工具和牲畜的信貸——肯定同樣會感到高興，這樣的合作社在1920年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到1927年，50%的農戶屬於農業合作社。由於這些改進，生產力穩步提高。到1926年，農業生產恢復到1913年的水準，並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實現了超越。1920年代中期的收成比20世紀初——即所謂俄羅斯農業的“黃金時代”——高出17%。

1920年代，隨著更多鄉村學校的建立，識字率也有了切實的提高，延續了1900年代的勢頭。到1926年，51%的蘇聯人口被認為是識字的（相比之下，1917年為43%，1907年為35%）。獲益最大的是鄉村青年：20歲出頭的農民兒子的識字率是他們父親那一代的兩倍以上；而同齡的年輕農民婦女的識字率是他們母親的五倍。這種日益擴大的代溝既是人口方面的，也是文化方面的。到1926年，超過一半的農村人口年齡在20歲以下，超過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口在30歲以下。這些基本上都是識字的農民。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在軍隊中服役而熟悉村外的世界。他們挑戰老一輩農民的權威，很少去教堂，並表現出強烈的個人主義奮鬥精神，這反映在1920年代家庭分家的急劇增加上，因為這些兒子紛紛脫離他們的父輩，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家庭。農民的兒子也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父親成為一家之主，並在農場經營中獲得更大的發言權。出乎布爾什維克意料之外的是，俄羅斯村莊的貧富分化遠小於父子之間的分歧。

這場代際衝突有助於布爾什維克通過組織那些不安分的青年，在農村樹立自己的影響力。共青團在農村的發展速度比黨要快得多——從1922年的8萬名團員到1925年遠遠超過50萬，是農村布爾什維克人數的三倍。共青團是村裡無聊青少年的社交俱樂部。它把他們組織起來，對教會和傳統的宗法制度大加撻伐。它的目標是“把整個村子鬧得天翻地覆”。通過招募黨員，它還為這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提升自己，離開這個令人生厭的落後村莊，奔赴繁華都市的光明之地。1920年代中期，在沃羅涅日省某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進行調查發現，85%的共青團員來自農民家庭；但只有3%的團員表示他們希望從事農業工作。1923年，一位研究民族志的年輕學生總結了他所在的沃洛柯拉姆斯克村（此地離謝苗諾夫的安德列夫斯科不遠）的同齡人的態度：

年輕人是這樣評價他們的長輩的：“老人都是傻瓜。他們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卻一無所獲。除了耕種，他們什麼都不改革者——也就是說，他們什麼也不知道……放棄農場吧。這是無利可圖的，不值得在它上面花費力氣……[年輕人想]儘快逃離，越快越好。無論去哪裡——工廠、軍隊、學校、或者當一名文員——都無所謂。

早在30年前，謝苗諾夫和卡納奇科夫就注意到了同樣的態度。年輕人對鄉村的排斥，似乎是布爾什維克徵兵源源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

紅軍與共青團是組織這些不安分的鄉村青年的一種手段。復員歸來的年輕人經常在農村蘇維埃和集體農莊反對舊農村體制的運動中發揮帶頭作用。一群退伍軍人在村裡召開“代表大會”，討論如何組織一次“反對黑暗、宗教、私酒和其他邪惡的鬥爭”。在習慣了軍隊生活之後，這些年輕的退伍兵很快就對村裡的生活感到厭倦，正如他們中的一個人所說的，那裡“沒有任何文化”。他們鄙視村子裡古老的鄉村生活方式，如果他們不能完全擺脫，也會想方設法通過穿著城市和軍隊的服裝來使自己與眾不同。一個消息來源指出，所有“退伍士兵、農村積極分子和共青團員——也就是全部那些被認為是進步人士的人——都穿著軍裝或半軍裝到處走動”。這些青年中的許多人後來在史達林的集體化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927年後，他們加入征糧隊，重新開啟對村莊的內戰；他們還成立組織集體農場的“倡議小組”；參與對教堂的新一輪攻擊；幫助鎮壓農民起義；成為後來新的集體農場的官員或農機手。

然而，事實仍然是，布爾什維克在農村沒有真正的權威。這就是新經濟政策失敗的根本原因。布爾什維克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來管理農村，只好採取恐怖主義，最終走向集體化。1918-1921年的事件給農民與國家的關係烙下了深深的傷痕。雖然他們之間的內戰已經結束，但在1920年代脆弱的休戰期，彼此雙方都懷著深深的懷疑和不信任。通過消極和日常的抵抗形式——拖拖拉拉、裝聾作啞、袖手旁觀——農民希望能夠將布爾什維克拒之門外。隨著黨接管了鄉鎮的蘇維埃行政機構，農民們完全退出了蘇維埃，並在他們的村社裡進行政治重組。專制主義國家的復活，使作為國家或鄉紳權力所在地的鄉鎮（用一位農民的話說，“只對收稅感興趣”）與作為農民領地的村社之間的古老分界重新形成。幾乎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集中在鄉鎮，那裡需要他們來管理剛剛起步的國家機關。但在鄉鎮之外，布爾什維克沒有權威。很少有布爾什維克農民住在村莊裡，或者與農民有任何真正的聯繫。只有15%的農村黨員從事農業生產；而只有不到10%的人來自他們被分配的地區。至於黨內召開的農村會議，它們主要關心國家政策、國際事務，甚至是性道德，卻很少涉及農業問題。

農村蘇維埃也同樣束手無策。儘管在技術上隸屬於鄉鎮政府，但其成員主要是農民，他們不願意違背農民村社的利益，因為他們的預算依賴于農民村社的稅收。事實上，村民們經常選舉一個傻瓜、一個酒鬼，或者是一些欠著村裡長老債務的窮苦農民，以破壞蘇維埃的工作。這是農民的一個老把戲，在1917年之前就已經應用於鄉村政府。布爾什維克以其一貫的僵化方式，通過集中權力，削減農村蘇維埃的數量來應對；然而，這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因為它使絕大多數村莊連一個蘇維埃也沒有。到1929年，平均每個農村蘇維埃試圖管理9個獨立的村莊，總人口達到1,500人。沒有電話，有時甚至沒有交通工具，蘇維埃官員就會變得無能為力。稅收無法正常徵收，蘇維埃法律難以執行。至於農村的員警部隊，規模很小，每個員警平均負責18個甚至20個村莊的2萬人。1917年後的十年，絕大多數農村地區不曾經歷蘇維埃政權。

那些寫過關於新經濟政策文章的布爾什維克——布哈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普遍認為，農村的日益富裕和文化進步會以某種方式消解這個政治問題。大謬不然。在新經濟政策的小農制度下，農村的政治文化變得更加明顯的“農民化”，從根本上與國家形成對立，再多的宣傳或教育也無法彌合這個鴻溝。畢竟，憑什麼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民會更容易受到共產黨的控制或灌輸？鄉村知識份子是唯一能在農民和政權之間發揮平衡作用的人，但他們身處農民的汪洋大海中，只是一個小小的島嶼，擁有自己獨特的城市文化，而且從各方面來看，他們越來越不被農民所信任。新經濟政策持續的時間越長，蘇維埃政權的雄心和它在農村的無能之間的脫節就越大。布爾什維克激進派越來越擔心革命會退步，會陷入“富農”的泥淖而無法自拔，除非發動一場新的內戰來征服農村。這就是史達林發動反農村內戰——即集體化——的根源。由於缺乏管理村社的手段，更別提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造它了，布爾什維克轉而試圖消滅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