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剃光头的女性”：抗疫中的女性身体和形象

近日，微博每日甘肃网发布了一则名为“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的视频，内容是女性医护人员被以“工作”为由而集体剃成光头的场景。此视频一出，便引起巨大舆论批评，其后每日甘肃网删除了视频。在当下所谓的全民抗疫状况下，这一对于女性医护人员的宣传和展现也并非个案，它作为整个宣传中的一部分而被强调和公之于众。但当我们分析和透过这些对于女性医护人员的各种展示、关于她们的话语以及形象建构便会发现，在其后所隐藏的强烈的性别以及权力意识形态问题。

女性医护人员剪去头发的新闻并非始自每日甘肃网，上海前往武汉协助的医疗队中的女性人员便剪了干练的短发，以为其后工作中更为方便地照顾个人卫生。其中的男性也大都因相似理由剪成寸头。但每日甘肃网的视频之所以引起观看者的不适以及的普遍批评，与他们通过这一镜头所展现的背后的观念和某种潜意识的目的有着主要联系。

在视频中，我们看到女性医护人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手拿电推子的男性工作人员剪成光头。而其中最让人不忍是许多女孩的表情，其中有几位明显感到伤心，甚至流下眼泪，而围观在周围的男男女女则似乎在欣赏着一幕戏剧。其中，男性理发师还把剪下的长发递给女孩看，有人则侧过脸不愿看……这一视频所呈现的内容与其题目中所想要传递的精神几乎格格不入，并且整个场景——极具做戏和表演成分——所展现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女性一头秀发毫无章法的彻底推光，让人几乎下意识地感到某种羞辱感，而其中甚至带着看似不易察觉却始终出现在摄像机上的色情成分。

“被剃光头的女性”在近现代东西方其实都会与一段特定的历史中的某些特定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年轻的女孩被粗鲁地剃成光头时，历史中的许多记忆便会油然而生。在二战结束后的法国，为了惩罚在纳粹占领时期一些与德国兵相交亲密的女性，许多人强硬地剪掉这些女性的头发，甚至剃成光头，以此来对其进行羞辱。在2000年，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的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便出现了相似的情节。在很大程度上，剪掉女生的头发不仅仅是为了压制其女性气质，其中还会带有强烈的强迫性和剥夺感，由此导致一个女性失去那些原本属于自身的自主权，而成为被他人控制的客体，由此往往会造成对女性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打击。

在每日甘肃网的视频中，给这些女性医护人员理发的都是男性，并且他们自身并未剃光头。这一组合看似随意，但其背后所潜藏的却是传统性别制度中最典型的手段，即男性总是掌握着对于女性身体的言说和塑造。并且当这一过程被摄影机录下来后，我们发现这里出现了双重“凝视”，一方面是处于摄影机中的男性，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观看者的目光。这两束目光都充满了最典型的男性欲望，带着某种赏玩甚至偷窥性质，因此也才导致其具有暗涌的情色意味。

在高彦颐的《缠足》一书中，她便发现传统对于女性缠足的凝视目光往往来源于男性，而原本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的三寸金莲由此成为男性赏玩的物件，并且在他们知识话语权的塑造下成为一种强势的传统、审美甚至道德加持。正因如此，“女性身体”成为一个用以展现（男性-国家）性别特权的场域。而在此次宣扬医护人员的抗疫壮举中，女性身体再次成为可被利用的谈资和焦点，但当我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这一层层的话语和形象覆盖之下其实是女性医护人员的失声，以及对于她们真正处境的忽视和冷漠。

除了每日甘肃网这样的主流媒体之外，其他许多与之相似的媒体当提及工作在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时，也大都在强调她们的艰苦耐劳、对于个人痛苦和不幸的隐忍而成全和帮助其他人，为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需要而宁可牺牲自我的诉求……这是一个颇为传统的建构手段，不仅仅出现在当下中国，甚至在晚明清初这一鼎革之际时便已经开始集中的爆发，而其中便以所谓的“男降女不降”最为典型。并且当汉族士大夫无力抗拒满清的剃发令而臣服时，他们开始通过其文化特权来塑造出一个“不降”的女性形象，而缠足也便成为其选择的众多典型特征之一。也由此构建了某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论历史》中所谓的“建构的传统”。

女性身体被更大的集体和国家的需求所征收，并且成为其任意建构和言说的一个好似橡皮泥的物品。当上世纪三十年代伴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国内出现了对于“摩登女性”的批评，而其背后所使用的正是个人/集体这一二元对立，并且要求前者对于后者几乎是无条件的服从。而这一意识形态在当下关于女性医护人员的关注中不是依旧十分主流吗？媒体强调她们的无私，她们的无所不能，而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想法之下却是对于活生生的每个作为个体甚至是群体的女性医护人员真正需求的忽视。

当举国开始对武汉各级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医用物品进行捐赠时，人们几乎完全忽视了其中成千上万的女性医护人员与男性同事们不同的需求，即诸如卫生巾、安全裤这些女性必需品。当一篇名为《女性卫生用品，一线医务人员被遗忘的刚需》文章在自媒体中被人们关注的同时，也遭到众多嘲笑和揶揄，而我们也几乎可以想象在这其中必然大都是男性，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似乎都是不合时宜且不应该拿到公共场合讨论的话题（一些医院的男性领导还就此表示“这个不急”）。但对女性而言，这却就是她们生活中所需要面对和处理的真实境况，尤其对处在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更是如此。

当我们提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遗忘曾经在这一口号之下的众多女性所遭受到的巨大压力。在贺萧研究中国集体化年代的农村妇女的生活和劳动的《记忆的性别》一书中，作者发现伴随着对于女性劳动和生产力的宣传与提倡，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但问题恰恰正出在这里，即进入社会工作的女性最终并未能摆脱家庭劳务的束缚，因此她们往往需要承担双重压力。而对于农村妇女更是如此（且值得怀疑的是，传统中国的农村妇女本身一直就在参与田地劳动），当她们在“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的看似平等实则问题重重的指导原则下与男性一样开始劳作时，她们依旧还得照顾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造成众多农村妇女患上妇科病并且造成生理的重担。

正如贺萧以及其后李小江等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所指出的，这一“与男性看齐”的平等并非真正的性别平等，并且在这一意识形态下往往可能造成对于女性的再次去性别化，而导致其“男性化”。因为在这一观念之后的参考标准依旧是传统男性的，男性成为整齐划一的“一”，成为“人”的正确形象，而女性在其中依旧被抹除了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差异。也正是在这一陈旧的意识形态下，我们发现对于抗疫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需求的忽视。因为在这一看似都关于男性的“战场”中，女性始终被置于倾听和关注的边缘。

在秦晖先生那篇《不能真把“防疫”当成“战争”》的文章中，他指出政府以及媒体对于防疫的战争化话语塑造所可能带来的对于其中个体基本权利的忽视，甚至践踏。而我们或许可以顺着这一比喻发现，在传统的古今中外战争中，男性总是主体（各种主流媒体所设计的抗疫海报中，总是男性医护人员占据C位），并且也往往是胜利的拥有者，女性在其中要么是作为战争的受害者，要么作为战争胜利的奖励被赠予男性，她们往往都是无声无息的（战争中的女性医护人员的处境更是常常无人关注，无人提及）。因此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所谓的“防疫战争”的一系列布置、宣传、赞美和言说时，便会发现女性依旧被置于传统的刻板印象中，未能解脱。

而媒体对于女性的特定身份的强调以及对与之相关的故事的抒情性报道，再次剥夺了女性作为多元的个体的现实。抗疫中的女性医护人员被塑造成某人的妻子、正在怀孕的妈妈或是孝顺的女儿等等，似乎是这些角色使得她们有了现在的能力、坚韧的性格和在医护上的专业度，而非她们仅仅因为她们只是自己。而女性似乎只有在“牺牲”为人的这一框架中才能被识别，否则似乎总是面目模糊而遭到忽视。

正因为主流媒体和各种意识形态中对于女性劳动者声音和形象的忽视，网上出现了一个名为#看见女性劳动者#的话题，鼓励人们拍摄或讲述自己周围见到的女性劳动者，让她们得以浮现在充满了主流、男性和国家话语所建构的媒体与公共场域中。这些被忽视的女性，作为劳动者，就是一个个十分普通的个体，她们没有为了工作而需要去“牺牲”什么让人听了便唏嘘或敬佩的东西（为了工作的“牺牲”的是所有工作者都会面对的平常之事）。她们也并非什么具有超越性的英雄人物，成为某种典型被印在海报和新闻版面大肆宣传。

在此次新冠疫情肆虐中，人们再次想起加缪的《鼠疫》，并指出在其中里厄医生的英雄主义正是落实在个体的能动性和普通之上，而非建构于某种超越性或是巨大的为了集体的牺牲上。对里厄医生来说，面对鼠疫便需要尽自己可尽的力量来阻止，因此做好本职工作对他而言便是自己的英雄主义。而当我们观察当下主流媒体中所塑造的各种——尤其是女性——“英雄”时，便会发现其背后可耻地对于真实个体需求的无视，而只是对其进行“升华”以此来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集体和英雄主义加持。

其实我们要小心当人们提倡“男女平等”时背后所使用的意识形态。当他们强调“男女一样”时，其实也就往往有意地忽略了在文化和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于历史中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在这一基础上提倡“男女一样”最终会走向的其实依旧是以男性的标准作为普世框架，从而再次淹没女性的需求。在此次关于抗疫中的女性医护人员的讨论或关注中，通过人们对于女性生理差异的忽视其实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女性的身体在国家和集体的宣传中，依旧被作为可兹利用的物品来一方面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另一方面也似乎再次满足了男性-国家的凝视和消费欲望。

伴随着近代女权运动关于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争取，女性的秀发本身就是这一自主性范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要忘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女性发型和着装的统一规范）。为了卫生或是工作需求，女性医护人员自愿地剪短头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每日甘肃网所做的组织女性医护人员集体剃光头（从许多女孩子们哭泣看来，并非人人都自愿的，而可能来自上级（男性）领导的要求，并且在（和为了）集体的荣誉中，只能牺牲个人的想法），则显然十分过分，甚至直接侵犯了这些女性们的权益。

因为在这则视频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女性医护人员在不情愿中被剃成光头的场景，还有在这其中弥漫着强烈的来自性别制度中占据霸权地位的男性的权力，以及与之形成连接的集体权力的霸道、淫秽和侵犯性（这几乎带有强烈的强奸模式）。就如当福柯在讨论我们的身体时所强调的，对于身体的管理和控制成为现代权力的一个重要对象，而对于女性身体的管控，在这其中则掺杂着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因此，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或仅仅冷淡以对，便是放弃了作为个体最为重要的权利，即对于自我身体、形象和生活的掌握与展现，对于我们自身需求和欲望的诉说，以及对于更为多元、尊重差异和人格的社会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