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07:守護我們的心智
1984年開始,我在《信報》寫每週一篇的「星期一評論」。比較在月刊上發表文章,更能緊貼時政。中共在決定收回香港主權後,不斷宣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我的專欄文章,許多都針對中共的宣傳。這裡就略為介紹其中一篇「交響樂、公廁與核電」。
1986年4月, 蘇聯發生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釋放出大量高能量輻射事件,不久,中國宣布在鄰近香港的大亞灣興建核電廠,引起香港輿論強烈反彈、民情沸騰。中共在香港的黨媒和親共人士則極力強調大亞灣核電的安全。
那年9月,中央樂團來香港演出,《文匯報》新派來的一位副社長在演出次日的頭版寫了一篇短文,代表報館同仁和讀者向中央樂團表示祝賀,說震耳的掌聲和坐在他身後的中大英籍教授伸出大拇指說good, 反映了樂團的水平。他回憶起四十年前在上海第一次聽大型交響樂團演奏,台上大部分是外國人,四十年後在香港看到全部由中國人組成的交響樂團,「不免感觸良多」,什麼感觸呢?「如果說發射人造衛星,綜合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的話,那麼一個交響樂團的成功演出,則是綜合反映了一個國家的藝術水平。我謹希望那些以『管理不好公廁』為由,認定中國管理不好核電廠的人士,從昨晚的盛況中得到某些啟示。」
這篇短文,把不相干的中國人、外國人、交響樂、公廁、核電扯在一起,正正是以民族主義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的典型例子。
首先,一個樂團由中國人或外國人組成,跟樂團的藝術水平無關。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長期在波士頓交響樂團任指揮,樂團成員大部分非日本人,但藝術水平就體現在小澤身上。這是藝術創作與演繹重「個人價值」的特點。其次,震耳掌聲、演出受歡迎,未必就等於藝術水平高。藝術水平還是應該由樂評家去判斷。至於說good 的英籍教授,除非他是教音樂的,否則也不能因為他是英籍就認為他具判斷樂團水平的能力。
其三,說一個交響樂團的成功演出,「綜合反映了一個國家的藝術水平」,則未免抹殺了其他藝術形式的存在價值。交響樂只不過是藝術形式的一種。中國的交響樂水平肯定比不上有深厚傳統的蘇聯、德國、英國、奧地利等國家,但如果你承認京劇、河北梆子戲也是藝術的話,那麼中國地方上的一個小京劇團到了西歐都是第一流的京劇團。藝術之所以不能用計量的方式去評斷,就在於它的多式多樣和多姿多彩。
最妙的是作者的結論,他顯然認為有這樣高水平的交響樂,怎麼會管理不好核電?尤其不同意有人說中國「管理不好公廁」就管理不好核電廠的說法。作者或不知道或忘記,蘇聯在交響樂方面成績輝煌,應該遠在法國之上,但就偏偏管理不好核電,鬧出大爆炸事件;而大亞灣核電廠引進法國技術,等於認可法國的核電技術較先進可靠。交響樂與管理核電,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管理核電廠與交響樂演出好壞,沒有半毛錢的關係。至於公廁嘛,要管理好並不難,管理公廁的技術水平,絕難與管理核電廠相比。實在很難想像這位副社長如何「從中得到某些啟示」。
我絕不懷疑位副社長說的是發乎情之言,他從交響樂、公廁、核電中得到不顧事實、沒有邏輯的「啟示」,是由於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愛因斯坦說「好比麻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從副社長四十年前就在上海聽交響樂來推算,應該也是五六十歲的人了,但仍然沒有離開嬰兒期。
距離寫這篇文章已經三十多年,這種嬰兒病在專權政治的不斷重複宣傳洗腦下,已經製造出一個幾乎囊括全民的巨嬰國,在各個領域、各種場合都千奇百怪地表現出來,即使受到權力最大化的專制政權欺凌壓迫,也以能夠接受這種壓迫為榮。
西方國家經歷文藝復興,注入了與感情平衡的理性主義:不是集體主義的愛國,而是個人主義的自由,尊重事實,可以計量,懷疑與寬容。儘管絕大多數現代文明國家也有領導人談愛國,但他們談愛國時都強調目的是維護人民權利最大化的憲法。儘管世上仍然有弱小民族以愛國為思想武器去追求獨立與自由,但只有極權國家才會以愛國主義去鼓動人民情緒,騎劫民權,使人民盲目地去愛那個將黨置於國之上的國家。
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香港是長期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地區,香港人過去幾年所做、現在及將來要做的,就是羅素所說的守護我們的心智。
(原文發佈於202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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