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哲学发源地的广州

上一次回广州，是三年前的七月，从新疆回来，在去杭州之前。

此次我住在沙面，也是十余年前散步时常歇脚之处。5号下午，我坐上网约车去红茶的新居，从车窗看到沿江西路熟悉的粤海关博物馆和西堤码头，当即感到心头一热。2011年木匠兄来广州开会，我便带着他沿着此路走过，指着同样的建筑高谈阔论；同年的平安夜，我从中大坐上一辆公车，在滨江与沿江之间游走，看窗外的骑楼下穿行着面带喜色的男女，最终在恩宁路附近下了车。

从2012年我回深圳，以后每年除了去学校报到，很少回广州。有印象的是2015年，我和红茶、大黑、师太见面，在广州南站构思了那篇《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黄昏》。然后是2017年博士毕业，我回去预答辩一次，答辩一次。预答辩的那次，甘阳没有来，张曦也没有来。我事后才知道所有本专业的老师在预答辩都有一票否决权，他们不来，等于不打算对我行使这个权利，那是他们为数不多能对我施加影响的场合了。对于这件事，我的朋友们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是怕被我掌掴，有的说是他们大度，但后来觉得最可能的，还是给我的导师一个面子。

这也是为什么我心里知道，尽管翟老师表面上对我进行放养管理，但却总是在背后保护着我。没有他，光是《施派的逼格》和《政治哲人胖虎》这两篇，我的博士学位早就冻过水，更不要说在揭发某大佬抄袭的事情中，我始终冲在最前面。不过，老翟本人早就不参与到这种学界山头游戏之中，对我做的这些事也不是太在乎。这次我见他，笑着跟他说，你是身在高校内，心在九霄云外。如今他有自己的VR实验室和项目，从不去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他早年也跟我一样，心直口快，不懂圆滑（可能现在还是），在给一个大佬的学生做博士答辩的委员时，坚持原则，始终认为水平不足以通过。此后，那位大佬在审核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时，看到那种像是老翟会起的题目，一律枪毙。“其实呀，我从来就没申请过，只是害了一些跟我有共同旨趣的学者。”

我后来不打算进高校，一方面和我写的文章有关，另一方面，也和那几年频繁在我面前出现的山头之争、学界腐败有关。然而我当年进中大的时候，环境远没有恶劣到这个地步，甚至可以说，我是在那里习得了对学问的热诚、对真理的敬重。我最初接触的几个刘小枫的学生，张口闭口都是“隐微”和“启蒙”，现在想起也不见得喜欢，不过他们脸上那拳拳的模样，我至今没有忘记。最让我惊喜的是翟老师的学生，当时已经博五的周志羿师兄和吴敏师姐，带着我们搞读书会，一直贯彻“将说理进行到底”。有一次吴敏师姐给《画皮》写了一篇哲意盎然的影评，我们在读书会上讨论，那个立论相当有意思：她认为爱情是私人领域之事，但在电影里，却被赵薇饰演的夫人“政治化”了，夫人引入“人妖之辨”，作为自己争夺爱情的幌子，表面上是为了夫君和城中众人的安危，实质只是为了排除情敌。我当时感到惊叹，没想到这样的话题都能进行哲学论辩。周师兄擅长的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按理说，对施特劳斯的理论和方法并无好感，但讨论时他脱口而出就是“城邦”，在这部电影的语境中显得有点时代错置，但座中无人觉得不妥。所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刘小枫让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门徒“言必称希腊”，并不是夸张。

我哲学上的开窍，一个是在师门的这种讨论之中，另一个是在邓伟生老师的课上，他当时给研究生和博士生开《西方伦理学经典导读》（具体可能不是这个名字）的课，第一学期给我们讲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学基础》和密尔的《功利主义》，以英文版为主。后来我听过无数位学者讲课，至今依然认为，在以中文讲授哲学课的学者里，邓老师无人能出其右，即便他的口音要比其他人重得多。他上课基本不说哲学家的八卦，而是对其论证进行忠实地重构，我们跟着他，一方面尝试理解这些论证的精妙之处，另一方面也被鼓励去对它们进行回应。在邓老师所讲解的这种哲学里，我感到脑子里的乌云都被驱赶走了，一切都清晰无比，又感到我们和这些哲学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能进入他论辩的逻辑里，我们就能与之对话。这便和施派所营造的神秘莫测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在里面，我们只能去记诵施特劳斯（和刘小枫）对某个哲人的解读，不能对此提出质疑，我们更像是这些“哲人”和施特劳斯的信徒。我至今对当时施派使用的某些表达感到厌恶，比如说，我们忘记了某某哲人的“教诲”，后果多么多么严重。这些甚至都不是施特劳斯的原话，而是中国施派的拙劣模仿。这两年，我在一些年轻的施派学者的著作里，依然看到类似的表达。难道他们没有听过一句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在邓老师的课上和后来的元伦理学读书会，我认识了红茶和百威，红茶后来还成了我的室友。我们最爱的外卖是中大南门外的秦人美食，每个人点一份米皮、一个肉夹馍，最爱的堂食是中华广场的一家日料店，味道过得去，但主要是不贵，因为我们都比较孤寒。他家就在广州，每隔几天就会回家一趟，而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几乎每晚都会去珠江边散步，对理论和学界点评一二。

这次来广州，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看看红茶的同居生活。他的女友曾经是我的编辑，我们虽然是因为红茶才认识，但算起来也有十年的交情。他们两人一波三折，去年一起去上海工作，但凭着红茶敏锐的政治嗅觉，在封城前顺利离开，有惊无险。我到他家的时候，他女友正在打switch，因为红茶刚拖过地，我很识趣地穿上了他们准备好的鞋套。

我们没有太多地寒暄，迅速进入了学术话题。我一直认为，红茶的低调与他本身的学术洞察力对照明显。他和我不太一样，不轻易将所思所想形诸文字，这方面他倒更像尼采和施特劳斯，认为真理是危险的，说出真理，言说者和听者都会可能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在如今的环境尤其如此。所以他只会在私密的场合分享自己的一些观察，在人数超过十人的群里，他都会将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他是黄敏老师的高徒，但这些年来，似乎对分析哲学也有不少反思。这与我颇有暗合之处，当年朱刚老师在饭桌上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所有的哲学，都要以直观（intuition）为基础。他这么说当然和他的现象学出身有关，而且后来的分析哲学也对“直观”或“直觉”在哲学论证中的作用进行了质疑（比如我刚读博那会儿火到没边的实验哲学），不过，从这句话开始，我便思考做哲学的方法，是不是只有“说理”或“交换论证”。像欧美这样已经有一大堆现成理论、且理论与其现实有密切的相关性的地方，概念辨析、命题陈构和论证交换有其重要意义，但在中国，我当时已经察觉到，并没有一种规范性理论能足够贴合我们的生存经验，分析哲学的方法，尤其是其论证部分，容易变得“离地”，要么是在就一种理想状态来谈（这当然并非毫无价值），要么是在玩一个纯粹的思维游戏。

我后来看到一些师友尝试从一些日常的现实出发，想一步一步论证那些分析哲学的政治哲学理论对于中国社会一样适用。这当然是相当有益的探索，不过，我同时也认为，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去语境化”的，也就是说，大量潜藏在我们的语境里面的东西，被剥离掉了，或忽略掉了，而那些东西和这片土地上特殊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经验有关。我当然不是“国情特殊论者”，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是个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我认为人类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和经验，有一些共同追求和价值，但绝不仅限于所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应该这么说，由于这些特殊的记忆和经验，中国人对某些本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接受，要比别的地方的人更困难、更曲折。

就像有些学者所说，这可能和“秦制”有关，此外，还有这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这些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里会被排除掉的东西，对于做中国的政治哲学来说，恰恰是具有相关性的（这并不一定构成对罗尔斯的批评，因为完全有可能在不同层面上来谈论）。这就是我开始思考所谓“中国化”这个问题的缘起，此时已经是2015年了。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但当时我交往的朋友大多是学术界的，对于大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也只略闻风声而已。我对刘小枫和甘阳的批评已经足以让同龄的施派感到无比震怒，但与此同时，我对“自由派的主流”（张宁老师语）也有相当程度的反思，正是基于这些反思，我不仅成了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而且成了一个“政治现象学家”。在价值立场上和方法论上，我都和以往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产生了距离。

在研读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周保松老师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以后，我便已经是个左翼自由主义者，2012-2013年看周老师在《南风窗》和微博上与他所谓的“右翼自由主义者”的辩论，我更坚定了自己和这些右翼自由主义者绝非同路人（讽刺的是，这些曾经与周老师辩论的右翼自由主义者里最有代表性的、铅笔社的那几个，在近年都经由“自由主义的旋转门”，变成了国家主义者）。7号晚上，张宁老师在酒酣耳热之际，也谈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主流的自由派”变成左翼自由主义者。他说有一次去台湾参加了一个会议，会后钱永祥先生谦虚地向他“请教”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蓝图，他便将标准的那一套说法讲了出来。钱先生听完，略有迟疑地问，这蓝图里没有包含“社会正义”吗？这对他不啻当头棒喝。

张宁老师所谓的“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是以朱学勤1998年的《自由主义的言说》为代表的思潮，主要受哈耶克和波普尔的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强调“自由先于平等”，不仅拥护“自由市场”，而且对政府保护劳工权益的一些做法也深表不满，另一方面主张“渐进改革”，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大加批判，甚至认为后者要为文革负重要责任。巧合的是，我在2015年写《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黄昏》，正是以上述倾向为批评的重心。我在那篇文章里还暗示了两点，这两点在后续的文章中有了更多的展开。一个是这种自由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存在某种思想上的连续性，亦即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基本将自由保守主义对“平等”和“激进主义”的批判继承过来，回头又用将“自由主义”作为鼓吹“平等”和“激进主义”的一种予以拒斥，这恐怕是当初这些自由保守主义者完全没有想到的。另一个是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便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并非只埋头于学术方面的钻研，而是对中国的未来有着实在的政治筹划，这种政治筹划当然不等于中国语境下的“搞政治”，但却延续着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通过学术变革和辩论来参与政治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帝制时期儒家知识分子对“为万世开太平”的自我期许。

对于大部分批判的对象，我都会有所吸收和肯定。这段时期激发我思考的，并非来自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恰好就是来自施派，只不过不是国内的施派，而是北美的施派。施派有所谓的“哲学家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的区分，而后者之集大成者，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西岸施派的代表哈利·雅法分析林肯与南北战争的两本巨著，《分裂之家危机》和《自由的新生》。在里面，我看到作为政治家的林肯如何一方面坚守人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极尽曲折地与反对这些自然权利的势力进行斗争。而国内的施派，早早地将南北战争的法理根据定死在“捍卫国家统一”这一原则之上，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林肯的根本立场，硬生生地让其为自己的现实政治野心背书。循着这一思路，我开始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家感兴趣，并基于后世对历史的多重还原，重新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不仅想要了解他们如何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而且更想知道他们如何在具体的政治环境中把握那个“势”，这是学院内的哲学辩论甚少涉及的。

在2016和2017两年，我一方面在摸索，如何更加“政治地”思考政治哲学的问题，另一方面，不断地尝试拓展自己知识的边界。这个时期，我在延续着对施派和自由保守主义者的学术批判之余，慢慢将注意力转移到更内部的“心力”，和更外部的大环境之上。对“心力”的关注，与张军老师不经意的一番发言有关，在一个群里，他犀利地追问群里的自由主义者：“你们能做到像基督徒那样，为自己的信仰献出生命吗？”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基督徒做得到，而大部分自由派却做不到？如果做不到，那自由派该怎么办？之所以有“怎么办”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任何关注现实、头脑清醒的人，都已经不相信渐进的政治改革还有任何可能。借用某个朋友的话，自由派已经不能“躺在自己的立场上”，等着变革自己降临。从上述问题出发，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自由派后来转变成了基督徒。不管这种信仰在非基督徒的群体中有什么样的观感，但成为一个基督徒，同时解决了他们心力、组织和理论根基的问题。

在6号下午与一位仍在高校任教的朋友会面中，我们再次谈到这个话题。我一直感到忧心的是，国内不服从体制的基督教群体，本身对其他不服从体制的群体也不具有足够的宽容度，这使得其他群体对他们充满排斥和恐惧。他在整体上悲观，但在这个问题上，却难得地乐观：“这个你不需要担心，到了那一天，宽不宽容，就不是他们说了算的。”他有疑问的是，基督教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能推动时局的发展？

我说当局对此当然是担心的，不然基督教所受到的打压也不会那么厉害。他说，也不仅仅是基督教，2018年以来，连本土的宗教也被极力压制。在此之前，国家对本土宗教基本是扶持的，给政策给资源，但2018年发生了“学诚事件”，有些高层领导便觉得这些本土宗教烂泥扶不上墙，干脆一并打了。我说这个诱因虽然在我的意料之外，但整体来说，符合政权发展的逻辑：它是不会容忍组织性超过一定程度的团体脱离自己的控制而存在的。2018年后，我从有关部门的人员中也了解到，在中国人里流行的同姓宗亲会，在他们看来也是不稳定因素之一，不能任由它们大肆发展。

根据这位朋友的说法，在这些原本以为自己是体制的友军的群体里，最好笑的是所谓的“大陆新儒家”。因为在会议和论文中不断鼓吹“回到康有为”，并标榜自己是“康党”（当然也有人自称“钱党”，钱穆的拥护者），大陆新儒家终于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并被认定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于是他们的根据地之一，《天府新论》，被从C刊里撤掉了。几位在上海的代表人物，有几年不能上课和带学生。这正好与我最近在写的一篇文章不谋而合。这十年来，不仅自由主义完全被污名化，连国家主义的学术也一并被压低声量。如果说政权对组织性过强的团体不太信任，那对知识分子，它则是始终不信任的，不管你站在批评他的一边，还是站在为他呐喊的一边。这在董仲舒那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里则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站在“君”那一边，无非就是想“君”按照自己的“道”来行事，“君”怎么会看不出来？更何况知识分子想以此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这在政权看来，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在近年来被打压的群体里，最让我抱有同情的是“行动派”的青年。我开始关注到“青年女权行动派”是由于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逮捕，但直到2018年初，广工读书会事件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声援，我才留意到“左翼青年”或“毛左青年”，并研究起他们和“老左派”和“新左派”的不同。那年我写了《已经打响的“精神内战”》，对毛派做了区分，引发了不少争议。我认为，在毛派里存在着“毛左”和“毛右”。“毛右”毫无疑问是国家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基于毛“反帝”和民族主义的一面对其表示认同，“毛右”也包括在儒家圈子里比较边缘化的“毛儒”。“毛左”里同样存在“国家主义毛左”和“非国家主义毛左”的区别。老一辈的毛左基本是“国家主义毛左”，他们一方面确实同情底层，但另一方面认为国家与底层的利益完全一致，但新一代的毛左有不少是“非国家主义毛左”，他们对国家与底层的利益是否一致这点，有着较为深刻的反思，一些比较激进的，甚至变成“反国家主义毛左”。这个区分在自由派和泛左翼里都引发巨大的争议，像张宁老师这样认为“毛左”都是反国家主义者的是少数，更多的人认为，不管毛左表面上有什么样的姿态，他们根子里都是国家主义者。在我与“八青”的接触中，他们确实让我感到，不管是对底层人的认同也好，对国家主义的反思也好，他们都是真诚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在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判断上存在巨大分歧，我始终对他们抱有深厚的敬意，也对他们一些人的遭遇感到遗憾。

2018和2019年，是我尝试将自己之所学，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一年。2018年周濂老师在修和书院的对谈中对我说，你的自我认同已经是一个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学者了。这话并不完全符合我的心路：为了跳出学院派自由主义的窠臼，我希望与行动者建立更多的联系，希望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站在实践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与其说我自我认同为一个行动者，不如说我是为了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种学者。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里面的一些，慢慢将我当成“同志”，而不仅仅是“友军”，接受他们帮助的一些人，也把我当成他们的一分子，向我寻求帮助。由于对他们德性上（有时当然也包括一些理念）的认同，我不愿意去撇清关系，这终于把我推到一个临界点，必须在行动者和学者之间做出一个抉择。

在与一些仍然在做公共活动的朋友的会晤中，他们对我三年来的境况表示关心。我十分坦诚地回答，我从来不是一心扑在公共事务上，而是一直希望兼顾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和对自己的承诺，我对弱势群体的共情并没有强到要为他们做出牺牲的地步，即便以后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也是为自己的理想付出的代价。在有过那些与实践联结的经历以后，我并没有变成一个实践至上论者，也不认为实践和行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反而，我重新相信知识分子和观念的力量。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在中国，自然而然地就会有一些知识分子去思考这片土地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但如今我不仅关注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关注知识分子外的各个群体的观念，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观念结构的影响不断减弱的时代，这便要求我们对周遭的环境和人群有足够的感知力和敏感度，而不是揪着某些理论不放来说一些陈腔滥调，就此而言，两年的历练依然让我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