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

身份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一点上不同：自由主义对于很多涉及社会正义的问题，其答案都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这就为合理的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s）留下了充分了空间；但身份进步主义对于这些问题，经常有着非常确定的答案，一旦身份进步主义成为了“共同的底线”，那就…

2018年，正是米兔风起云涌的时候，也是王怡和成都秋雨教会的多事之秋。那时我在朋友圈转了一篇王怡的文章，大约是和秋雨的抗争有关的，有一位左翼的朋友气急败坏地私聊我，说王怡涉嫌性侵秋雨教会内的多名女性，让我不要为虎作伥。我对王怡和秋雨并不了解，除了在这个朋友这里，我没有在别的地方听…

首发于日本学术刊物《中国21》 中国自由主义正陷入困境，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实际上，就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来说，它鲜有不陷入的困境的时候，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有一些新左派的人士误以为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并对此大加批判。

这四年，有几次在朋友圈看到有大批朋友转发维舟写自己失业的文章。他失业了三次，我至少看到过两篇，再加上最近《人物》上的那篇，就有三篇了。老实说，我一开始是同情的，也像有些朋友一样感慨他时运不济，直到在《人物》里读到这段：   “我是上海人，没有房贷，到现在也不开车。

#MeToo的挑战   如果说在2016年改良与变革之争时，自由主义者里的变革派尚且缺乏一个“现实基础”，那到2018年时，这个现实基础来了，这就是轰轰烈烈的#MeToo运动。有的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女权主义的现实基础，跟自由主义无关；但归根到底，这取决于自由主义者如何理解自由主义，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各种社运的关系。

今天早上收到出版社发来的邮件，是新书的封面和样稿。书的名字叫《国家主义的阴影——学者，民粹与少数派》，除了封面设计有点生硬，其他我还算是比较满意，尤其是内部的字体和格式，相比这个出版社的上一批书，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是我在境外出版的第二本学术书，也是我出版的第二本学术书。

近十年来，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内部产生了四次“左右之争”，这四次论争分别围绕着分配正义、改良与变革、#MeToo以及川普主义来展开。中国的语境下的左翼自由主义在这四次论争中逐渐成型，并且不断参与到本土的议程设置之中，与此同时，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的分歧也在论争中愈益明晰，这些分歧的维度…

这是我第六次来上海。上海是一座让我觉得自己自作多情的城市。假如我对北京有这样的感情，我可以解释说，那是因为我曾经有许多朋友在那里。假如我对香港有这样的感情，我也可以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从小看着香港的影视长大。然而对于上海，我没有这样的借口，如果硬要说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民国文学有一大部份都和上海有关。

我第一次去北京，对它的感情就已经极其复杂。头两天，我觉得这里和深圳没什么区别，当晚我对同行的人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城市可以平庸地如此傲慢。“站在北大西门的时候，这种他乡非异乡的感觉强烈得无以复加，差点让我拂袖而去。”然而到我离开的时候，它已经带给我太多的惆怅和困惑：“它的外观和深...

这篇文章，起意容易，动笔难。我是有写游历的习惯的，从2011年的《四城记·北京》、2012年的《2012，一些理想主义的故事》、2019年的《八年的北京》，到去年的《作为政治哲学发源地的广州》，标准放宽一点的话，《自由主义的“进”与“退”》与《这个时代的左翼青年》也可以算。

首发于台湾《思想》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中，80年代的启蒙共识宣告结束，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成“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两个阵营。“新左派”大多是留洋回来的学者，他们与老左派的共同点是对改革开放持批判态度，对在改开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工农群体时常表达同情；与老左派不同的是...

我写过许多篇关于圣诞和元旦的文章，但对于春节，总是找不到下笔的机会。今年初一，家人说最好不要出门，于是在床上翻阅文章，顿时来了作文的兴致。按理来说潮汕人是重视春节的，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三年级，也就是1995年的春节，有那么一点独特的年味。

今年本来是不打算回潮州的，后来听说外婆的情况不太乐观，我想着反正也是上网课，去那边上也未尝不可，就这样匆匆忙忙决定回去。这次对于全中国的老人来说都是渡劫，我太太的爷爷就没有熬过去，外婆生日的前一天正好是她爷爷的丧礼，她要守孝，不能陪我回去。

博登书屋2022年度图书奖颁奖词 2022年度博登书屋图书金质奖： 【戊戌六章】 China’s ongoing Crisis: Six Chapters from the Wuxu Year of the Dog 作者：许章润 【戊戌六章】由博登书屋出版以来被广大读者誉为当...

上一次回广州，是三年前的七月，从新疆回来，在去杭州之前。此次我住在沙面，也是十余年前散步时常歇脚之处。5号下午，我坐上网约车去骏扬的新居，从车窗看到沿江西路熟悉的粤海关博物馆和西堤码头，当即感到心头一热。2011年木匠兄来广州开会，我便带着他沿着此路走过，指着同样的建筑高谈阔论；...

按：这篇文章前几天发过，新版在结构上做了全面的调整，减少了一些私人的叙述，增加了更多分析性的文字。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青年启蒙者没有出现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思想家和变革者？为什么《北斗》没有办成《新民丛报》或者《新青年》？

曾经看到某篇文章说，现在简中媒体有一种风气，“诸事不决问项飚”，这或许不是夸张。随手在微信上搜索，这几年来，项飚谈过的内容包括：内卷、爱情、学术生态、青年人的焦虑、优绩主义，还有最近的俄乌战争。所有能够在简中媒体讨论的公共议题，几乎都被他一网打尽。

首发于《思想》第44期 如果要問在當代中國思想界，哪一個大陸學者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最大，答案很有可能是汪暉。大衛·哈威（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簡史》裡的《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一章，曾大量引用汪暉的英文著作《中國的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

大约是九年前，我去北京访学一个月回到广州，和邓伟生老师说起那边的氛围，“几乎遇到的每个人都和我聊政治哲学”。他说，这氛围有点不正常。我以为他要说不该聊得那么沉重，该谈点日常生活什么的，谁知他凝神望着空中，说，形而上学才是第一哲学嘛，怎么都聊政治哲学呢？

首发于端传媒，请勿转载 这两年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小粉红的操作了：几乎是每隔一两周就有公众人物或群体遭到他们的“网暴”，以至于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退出某些公共平台或发表道歉声明。从五月份以来，“受害者”覆盖女权行动派、LGBT、蒋方舟、科普工作者、罗翔，甚至还包括胡锡进和《环球时报》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