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第一課：既脆弱又尖銳的書本

我的出版之路，始於一場資遣。但一開始我並不知道書本這麼脆弱，我以為書本是尖銳的。

2002年懷抱記者夢的我，進了《新新聞》雜誌的出版部門，似乎隱身在一家新聞媒體中，能讓我更靠近記者一點。雖然當時《新新聞》在邁入千禧年後，已不在政論獨領風騷，更因為「嘿嘿嘿」事件蒙上陰影，但出版總編輯顧爾德、副總編輯黃秀如皆出身學運世代，下午總會看到南方朔、王健壯、楊照翩然來到，以及幾個記者圍在外面神祕地抽菸，還是讓我以為，我急於要擺脫掉的外文系軌道，可以在此更靠近時代脈動一點，從一個出版編輯開始。

第一次觸碰書本的尖銳

當時回顧《新新聞》的出版品，一路踏著1990年代社會解放的步伐，在《新新聞》的出版品總是有一腳踩在時代脈搏上的野心。但到21世紀，即使一樣用力跺步，一干理想主義者已開始面臨腳下的懸空。

而我自然是看不見也感覺不到的，深深相信所遇見的這些人，就像柏拉圖《理想國》描述的洞穴寓言裡，曾經到過地面見過太陽的人，他們回來待在黑暗的洞穴中，是希望有一天人們有勇氣質疑眼前的幻象，離開幽暗之地。這樣的勇氣可以來自出版，我第一次感覺到書本的尖銳，正是我編輯的第二本書《反動的修辭》。

《反動的修辭》是什麼書，為何會出現在2002年的台灣？作者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是德國猶太人，之後落腳美國，他原來是發展經濟學家，對拉美問題特別著重，後逐步跨足政治思想。《反動的修辭》原書出版於1991年，根源於赫緒曼對1980年代雷根主政時期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擔憂，他觀察到「民主政治竟然是不斷在構築自己的圍牆」，他有興趣的不是保守主義的心靈或人格，而是它們的論證與修辭，結果就是這本簡潔呈現200年政治思想景觀的《反動的修辭》。

當時台灣剛剛在2000年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卻沒有解嚴後的活力景象，很快就落入困境。譯者吳介民在初版後記提及，2000年春天他在清華大學開了「政治修辭」課，以這本書為教材，因此順手翻譯部分章節給學生參考。「在教學的過程，我深深體會到這本書對台灣社會目前遭遇的政治困境，有啟迪澄清之用，而決定進行這項翻譯工作。」

反動的修辭仍是進行式

18年後我重新訪問吳介民老師，當時的困境所指為何？他說，「當時開課的契機是，陳水扁剛上任，民主與本土的共構逐漸成為主流，於是有一些反動修辭家出現了（他說不點名，請讀者自行搜索）⋯⋯主要是『反本土化』，以及批評民進黨『鎖國』。」《反動的修辭》這本書處理的就是反動修辭的結構，以及公民權利演化的歷史進程，「很多人可能始終沒有很懂赫緒曼在講什麼，簡單來說，就是當時代進步，有些觀念成為政治正確的時候，反對方只好繞個彎反對，自己也扮裝成進步分子，迂迴提出『反動修辭』。」

深受赫緒曼影響的還有撰寫推薦序的吳乃德老師，2020年他為美麗島事件撰寫的《台灣最好的時刻》，在評述解嚴前的反民主論述時，就沿用了赫緒曼關於反動修辭的三種類型：反效果、無效果與副效果。印象深刻的是，《反動的修辭》出版後一次與這兩位政治學者的餐敘上，在紅酒杯與滿室煙霧中，我第一次感覺到書本的戰鬥性與尖銳性。那個地下室的夜晚，是一個社會現場，書本正在增加社會討論的語彙與內涵，且指認出反動修辭的台灣也把自己放入了人類的政治發展歷程。迷濛的編輯之路逐漸亮起來。

這本書的尖銳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不僅回應了初始面對的新自由主義，也可以指引剛跨過一道民主門檻的台灣，更在絕版多年後，於2013年重新出版，因為此時反動修辭又回來了。10年後的吳介民剛出版《第三種中國想像》，他說，「馬英九執政時期，除了中國因素之外，也是全球性的反動年代，全球更加右翼化。對台灣來說，中國因素的負面影響，除了對台灣造成直接的安全威脅，在政治論述上也拉低了思想水平，這也是反動修辭的根源。」反動的修辭，以及對立陣營的壁壘分明，至今仍是進行式，赫緒曼哲人已遠，但這條路還沒走完且日益險峻，從香港民主運動、美國大選、台海安全與恐怖主義行動，到底是往前還是退後？

遇上人生的「隱藏之手」

不管時代往前還是倒退，倒是這條編輯之路很快就黯淡下來了，我在《新新聞》出版部門做完5本書就面臨畢業典禮。不論選題與書的品質如何，已可見人文社科書籍在市場的命運，是常備但不被立即需要，而嚴肅讀者基本盤從那時直到現在，都維持在1,500人至2,000人左右，人社科編輯經常追尋的是一種例外或時機。於是2003年SARS在台灣爆發前，《新新聞》就必須先裁撤出版部門，團隊面臨解散危機；為了爭取更多合作資源與業績，有一天總編輯顧爾德帶著我去國合會簡報做出版合作，在台下看著他簡報的我，從沒見過如此奮力一戰的模樣，這個姿態一直留在我的心裡。

面臨失業的時候，我應該是徹底理解這個行業根本是不堪一擊的吧，應該要認為一個兩千人的市場是不值得努力的吧？印象中知道要被資遣解散時，剛好接到吳介民老師的電話，他聽到後溫暖地說，沒關係，我們再找找看其他的路。回望起來，這當然不是從事出版工作遇到的唯一一次失業，但可能出版已對我顯露出它的局限與脆弱性，我竟然從此逐漸認定這是我想賴以為生的工作，且開啟了經常讓人感到難以理解、冷門的出版路線。所以我的出版之路，是以資遣為起點的。

許多人都聽過經濟學祖師爺亞當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概念，指看似混亂的人類經濟行為自然會產生秩序，但赫緒曼有個重要的原創概念是「隱藏之手」（hiding hand），重新補述了亞當斯密描述的世界。隱藏之手意思是，人的理性選擇總會帶著無知，像有一隻手遮蔽著未來的困難與障礙，讓人無法預期，因為如此才能催生克服困難的能力。或許，這個資遣的開始，就是我碰上的「隱藏之手」，它讓我以為我已經看見也明白了困難，事實上未來還有更大的挑戰呢，但已無法從出版之路撤退。

後記： 謝謝吳介民老師多年後接受訪談，談到《反動的修辭》出版緣由，與當時翻譯的艱辛與快樂。他當時花了三個寒暑假完成初稿，這對理應從事研究與論文寫作的年輕學者來說，恐怕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我問吳老師還有想翻譯的第二本書嗎？他笑說，手上要完成的書稿還有好幾本，可能無法再進行這樣的奢侈工作了，目前他反而正在進行中翻英的校對工作，《尋租中國》的英譯初稿已完成，目前正在校訂中，這又是另一個麻煩的過程，比如「差額匯入」、「工繳費」的英文到底如何精準轉譯？他希望能藉這本書的英譯把中國特定的語彙、脈絡標準化，搞不好又得再耗去三個寒暑假。

原文刊載於報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