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与国王：关于启蒙与认知的权力

记得在上个世纪末的复旦大学校园，有一个叫做“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究竟什么是“白菜与国王”呢？出于好奇，我去查了查，发现原来这出自欧·亨利的短篇小说《白菜与国王》，在该小说的开头有这么一段题记：

“The time has come,”              时候到了，

“To talk of many things;            让我们来谈论一切吧，

Of shoes and ships and sealing-wax,  鞋子，船舶，火漆

And cabbages and kings.”          还有白菜与国王。

显然，这便是讲座之所以名为“白菜与国王”的寓意，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说地，什么都能够谈，无论是最最普通的白菜，还是高高在上的国王。那么，所谓的“时侯到了”中的“时侯”，究竟是何时呢？

事实上，人类有权可以谈论一切，是直至启蒙运动的时代才有的事情。有一个德国人可以说奠定了“谈论一切”的基础。他就是康德，他在“何谓启蒙”一文中这样回答：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当然，康德并非只是认为“不成熟状态的原因在于缺乏勇气去运用理智”，不，事实上在康德所生活的时代，有太多的人试图限制人们运用理智的权利。除了君主，还有军官、税吏、神甫，所有权贵阶层都在阻止人们运用理智去认识事物。所以康德说：

“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人们有权公开评论军事领域的事务，有权公开评论税务领域的事务，有权公开评论宗教教义的问题。当然，推而广之，人们也有权公开评论有关国王总统，有关政权体制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1784年的欧洲，当康德发表这一短文时，人类并未拥有谈论一切的自由，也正因为此，康德倡导进行一场“启蒙运动”，即通过这一运动让人类可以拥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将公开评论一切事物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权利，从而使得人不仅仅是社会的机器，而成为人本身。此时距离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还有9年，毫无疑问，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人还是不能随便谈论国王的，但启蒙运动的浪潮正准备席卷过去特权阶层们对知识的垄断——这种垄断在康德看来乃是“野蛮”。

1905年，当38岁的欧·亨利发表《白菜与国王》时，他彼时只是纽约城的一个畅销小说作者。但他是幸运的，20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可以自由谈论一切的世界，也因此，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往去寻求一个美国梦。不过欧·亨利显然不会料到他逝去多年之后，在中国的复旦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个以“白菜与国王”命名的系列讲座，并吸引着各个领域的学者与学子齐聚一堂，交流新知，砥砺思想。

今天重新回顾这一切，事实上是因为我想选择一个视角，即人类认知的权力史，这一视角由涂尔干、福柯等人提出，并成为一门非常新的学科，被称为知识社会史。通过这一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包括用来理解今天新冠肺炎疫情中大陆舆论的现象，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

首先我们来定义下“认知的权力”，顾名思义，也就是关于谁有权发现、认识这个世界，并将其发现和认识定义为共享知识，由社会全体接受。

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类，当然人人都是知识的发现者和共享者。然而一旦进入到文明社会，我们发现，总是会有一群人拥有知识的垄断权，他们决定了知识的等级，决定了哪些知识是可以被所有人认知的，哪些知识是普通人所无法染指的。例如在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毫无疑问站在知识金字塔的顶端，他们决定了关于社会等级的知识，决定了伦理知识，决定了宇宙观，甚至决定了车舆服饰的知识。处在不同社会等级的人，被规定能够获得哪些知识，能够讨论哪些事物。比如三纲五常是绝对不能讨论的，皇帝的贤愚不肖自然也是禁区。不仅如此，对于有些人而言，连一般的知识都无法获得，比如女性是不能上学的，比如外国人是不能学习汉语的。而且，即便对于知识垄断阶级，那些儒家士大夫们也不是可以随意认知的。他们只能在承认经典（四书五经）的真理性前提下，才能够获得作为真理捍卫者的地位。这种状况，其实也同样发生在被教会垄断知识的中世纪欧洲。而按照康德的观点，事实上，这一切对于“认知权力”的规定，其实质就是将人贬低为工具，是对人类天性（不断去扩充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不断消除原有的错误从而达到进步和完善自身）的压抑，是对人类神圣权利的践踏。

然后，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原本被教会垄断的认知权力重新回到了每个个体手上，人们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判断事物，开始自由的讨论白菜与国王，甚至到了尼采那里，他喊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将启蒙运动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当然，站在知识社会史的视角来看，关于认知权力的这种变迁，并不是因为几个文人振臂高呼，就自然而然成了的。比如涉及到那些在原本的知识等级中处于低位的知识（主要是实践类知识，如商业经营方面的知识，航海方面的知识，机械制造方面的知识，动植物的知识，统计学的知识等等）是如何因为社会的需要而受到关注，并进而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而这些社会阶层为了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就会与原来的垄断阶级发生冲突。

关于欧洲世界如何逐渐进入到一个知识的等级被打破，人人都可以去认知世界的历史阶段，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史》提供了大量详细的考证。其中他讲到的百科全书编撰出版潮便是一个有趣的明证。因为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两点：1、知识被作为一种通俗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原有的知识垄断被打破；2、在百科全书中，人们使用不同的分类方式进行编目，原有的知识等级被打破。相比中国，至少在民国之前，我们看不到出现过这样一种现象。

所以其次我想说的是，运用“认知的权力”这一视角，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到了21世纪，中国大陆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将某些知识视为特权阶层之所有物的“野蛮”状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关于国家领导人和国家体制的知识，我们不被允许可以讨论此类知识，甚至连玩笑都不能够开。比如在大陆是不得讨论18年修宪连任的事情的，同时也不能用维尼熊的卡通形象。事实上，当我们运用理智的时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判断：当下中国的体制不可能是完美的，当下中国领导人不可能是没有缺点的，乃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都未必是中国唯一的选择等等。然而以上的讨论在大陆是被禁止的，也就是说，人们被禁止在这些方面去运用自己的理智进行认知。

再进一步，让我们来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舆论控制中，有许多事物是不被允许讨论的。比如我们不能去讨论或猜测1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的指示究竟是什么；比如我们不能去质疑为何国务院迟迟没有宣布新冠肺炎是法定传染病（这一宣布比香港晚了13天，比台湾晚了5天）；比如我们不能去谈论那些内部流传的官方文件和报告；甚至我们都不能去提及那几个被失踪的公民记者的名字，更不用说要求有关部门解释为何要将这些没有触犯法律的人士强制失踪了。

这其中问题的根本其实不在于中国大陆是否允许人们批评政府，根本在于我们连谈谈都不行！是的，在大陆网络平台，我想和大家谈谈习近平在1月7日究竟做了什么指示，这不可以！我想和大家谈谈那三个被失踪的公民记者究竟做了什么，这不可以！我想和大家讨论下一个人是否有可能扛着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这不可以！

所以，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批评的权力或者吹哨的权力，而是认知的权力！我们被剥夺了去认知某些事物的权力，既然连认知都不可以了，自然更不会有批评的权力了。长此以往，人们会逐渐把那些不能去认知的事物当成必须被接受的真理，并习以为常。然而，究竟谁有权这样做呢？谁可以规定什么样的事情是人们可以去认知的，什么样的事情人们没有资格去认知呢？

康德将这样一种对知识的专制称之为精神专制主义，而甘心被精神专制主义所统治的人们，只能是缺乏勇气的，未成熟的人。也正因为此，所以我们才会在疫情舆论中看到一些极其扭曲的现象：人们可以洋洋洒洒写一大堆文字去指责方方不够识大局，却无法去对那个真正掌控大局的人所作所为进行哪怕是一丁点的讨论。

白菜与国王，什么时侯我们才可以像欧·亨利那样自由地谈论一切事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