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绥远之旅：包头（一）时间带来了繁荣与失落

广阔的北方常常被视为一整片广阔的荒野，人们并不太区分山中渔猎与草原游牧，生活在那里的人都处于一种与自然融合的状态里，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差异很大，我要去的包头就是一座与印象中的蒙古差异很大的城市，甚至可以说表面上看不到蒙古的痕迹。

在我离开包头之后，我依然很难准确描述这座城市的复杂性，以及它带给我的愉悦体验。包头并不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城市，除了几处远离市区的藏传佛寺之外，市区内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旅游景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头是以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为主的城市，是新中国接受苏联援助的第一线，也是双方翻脸之后防备苏联入侵的第一线，是建国后内蒙古甚至北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在此之前包头另有一段精彩的过往，这里是塞外商业贸易繁荣的水陆联运码头，山西人的应许之地，只不过来到这里的人会发现，这两段过往并不重合在同一片城区里。

这样一座城市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曾经的辉煌与当代的粗犷失落，就像人们对我故乡东北的联想一样。然而我在包头并没有看出衰败感，这座城的绿化与市井繁荣显得非常宜居，在20年前包头获得了联合国人居环境奖，获奖原因是“在改善住房与城市化环境方面的杰出成就及与中国其他城市间的成功合作”，在此前后几年获奖的都是大众心中经典的旅游城市杭州、威海、厦门等。

在我此次旅行的个人体验中，坦率地讲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包头一样都不少，指望单独一座城市能够超越制度的局限性本来就是不现实的，但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就在于这些问题最终以何种方式被人们所接纳，包头给了一个让我惊讶的答案，就是舒适，给民众充足到可以忘却问题的舒适。

如果说我的上一站呼和浩特的双子城形态在今天已经基本融为一体，那么包头的双子城形态则是让外来人都会一目了然，东边的东河区与西边的昆都仑区依然是两片各自独立的城区，各有一座火车站，这两片城区各自代表包头一段辉煌的历史。

提到包头的地名由来，主流观点认为来自包克图的简略称呼，也就是蒙古语中“有鹿的地方”，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个称呼来自晋语中的“泊头”，是走西口来到这里做生意的山西移民起的名字，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我曾去过东北一个地方叫博克图，同样是蒙古语中“有鹿的地方”音译，这个名字很简单不需要再简略，同时包头的建城缘由与名气也和作为交通枢纽的泊头有很大关系。

因此到了包头，我的第一站就要去寻找“泊头”。

包头东河区北梁，现在是一片被拆迁的废土，曾经这里是一片人口密集的街区，因为黄河水灾频繁，人们会倾向于选择住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形成一大片地势起伏密密麻麻的平房，很多是脆弱的土坯房，1996年包头地震摧毁了很多房屋，剩下的部分也不再适合居住，于是开始大规模城区改造。

包头的繁荣初始来自中国北方历史上影响人口迁徙重要的自然变化之一，黄河改道。1850年黄河改道之后，官方渡口从托克托河口镇改到包头的南海子，1870年修建了包头城，包头段的黄河航运连接了甘肃兰州到山西河曲，是西北地区毛皮、药材和粮食重要的集散地，1922年平绥铁路延伸到包头，包头成为河路、公路、铁路交通枢纽，1934年德国汉莎航空与中华民国政府合作成立的欧亚航空公司将航线延伸到包头，包头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

从北梁一路往南到南海子码头就是曾经的航运码头腹地，北梁有一个地方叫转龙藏，在转龙藏西南边是南龙王庙，这是当年包头航运的信仰见证。

转龙藏曾经是南龙王庙的附属庙，1849年翻修之后规模比南龙王庙还大，这里曾经最出名的是泉水，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水车每天都从这里把泉水拉到各个商户和居住街区，之后改称为龙泉寺，这里还有日军占领包头时期修建的自来水厂和水源地碉堡，老照片上站在转龙藏最高的玉皇顶就可以俯瞰整个北梁地区。

我从转龙藏走到斜对面的南龙王庙，很幸运这座庙还开放着，按照庙内石碑记载来看，应该是在清朝康熙时期修建的现在这座庙，但在此之前有一座不太可考证的旧庙。我走进龙王庙里，里面正中供奉着广济龙王，是东海龙王的五儿子。为什么供奉广济龙王？这可能和山西人的信仰有关，广济龙王又被称为龙五爷，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与关圣帝君并列为五台山两大护法，是少有的在佛寺中供奉的龙王，传统上被视为财神，再加上祭拜龙王本身也有着水路平安的寓意。

在这座南龙王庙里，我意外地发现里面供奉着黑老太太，黑老太太在我的故乡东北流行崇拜，因为她在本溪铁刹山修炼成仙，为什么会出现在包头？相传黑老太太是山西运城人，所以应该是走西口的山西人把她带到包头。

继续沿着东河槽向南，我从南龙王庙来到了南海子，曾经南海子是一片极为热闹的码头商贸地带，1934年修建的二里半机场也在附近，这里再往南就是黄河，现在是一片湿地公园，湖边竖立着帆船样子的雕塑群“古渡层帆”，还能幻想出曾经船舶桅杆林立的繁荣航运情景，本地人印象更深的可能是2004年一架东航的客机坠毁在这片湖里。

南海子码头附近曾经有一座塞外罕见的禹王庙，在1939年的老照片中，这座庙有着非常热闹盛大的庙会活动，庙的山门上悬挂写有“禹王圣帝”的金字牌匾。一般认为建于清朝光绪时期，清朝时期在南海子码头经商的山西人很多，很多来自山西河曲的船家为了保平安而祭祀禹王，在码头边修建了禹王庙。当地人说过去这座庙在黄河岸边还有戏台，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会举行庙会，还要放河灯祈求黄河水路平安祭祀溺水亡灵，可惜现在码头和禹王庙都已经不在了，

普热瓦尔斯基在蒙古探险时，他记录了自己渡过南海子码头的过程，“我们牵着骆驼和马，在一大群人簇拥下走出城门，很快就来到南海子渡口，准备由此渡过黄河到对岸去。在这个渡口上，用于摆渡人和性畜的工具是一种平底大舢板，长约85米，宽约4.3米，船帮高出水面1米左右，乘坐不太安全。如果遇上大的风浪，骆驼之类的牲畜很有可能坠人水中……船夫先是拖拽着一条横跨河面的绳素，带动舢板向对岸行进了一俄里多，继而放开绳索，改用桨来划船。我们坐在舢板上，听着哞哗的桨声，看着河对岸越来越近，神秘的鄂尔多斯也越来越清晰地映人眼帘”。

我回到城北财神庙，老城区的核心地带也是各个宗教集中的地方，发达的交通与商业会带来不同的族群与信仰，但很可惜北梁附近的清真大寺依然没有开放，旁边已经建成了一座新的清真寺，不过由于政府要求拆除穹顶，所以还在整修中。我找到财神庙，庙对面有一座戏台，庙前面还有钟鼓楼，在财神庙与吕祖庙之间，当地政府正在打造乔家金街，基本上没有任何老建筑，只是仿古商业街区。

乔家金街见证了晋商在蒙古地区的兴盛，当地商人与手工业者氛围九行十六社，九行是皮毛行、杂货行，油粮行、钱行、当行、六陈行、性畜行、蒙古行、货店行，十六社是成衣社、镇社、集义社、义合社、鲁班社、义仙社、合义社、清水社、仙翁社、金炉社、毡毯社、绘仙社、仙翁合议社、得胜社、净发社、恒山社。

包头是走西口重要的一站，走西口比闯关东延续的时间更长，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民国时期，蒙古草原成为汉地失意者与投机者的乐园。这些走西口的人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北，虽然今天很多表现的是晋商在蒙古地区的兴盛发达，但当年走西口的人更多以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苦力为主，大部分还是在故乡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背井离乡走西口。

在清真大寺斜对面前门大街与解放路路口，我发现了一座基督教堂，这座教堂算是一座老教堂，但老建筑的部分现在只留下一座钟楼，上面有一个牡丹花团的图案。和前面提到的呼和浩然一样，包头的基督教传教也和瑞典协同会有密切关系，1904年瑞典牧师闫德生来到包头城内传教，1917年他在吕祖庙街正式建起教堂，但这座建筑已经拆除了。1929年瑞典牧师瑞文生购买了一处院落建起规模更大的教堂，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座解放路基督教堂，但只有钟楼下半部分是留存的老建筑，塔尖和周边主体建筑都是之后修建的，颜色上也能看到明显区分。

从基督教堂往西走，在通顺街与胜利路路口处有一座样子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建筑，说是建筑其实只是一座大门，看起来像是罗马式圆柱支撑起的一座亭子。这座建筑建于1932年，最初是一家商铺， 1930年代，阎锡山设置了晋绥军屯田兵，为了筹措军饷开发包头地区经营农牧业，阎锡山的部下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购买作为绥西屯垦督办办事处，第七十师师师部和绥西警备司令部也在这座院子里。

按照一些记录，这座建筑似乎只有正门是西洋式的，后面是三进式的中式庭院，从老照片上看这也不是一座主体建筑的大门，而是院子的大门，1938年日军占领包头，这里改为日本陆军驻包头司令部。

从这座曾经的日军司令部往南走，我发现了另一座日军修建的建筑。这座两层建筑非常高大，最上方有四个字“人民影院”，但看起来已经废弃了，门窗用铁板挡着，上面提示危房注意，破旧的玻璃上有一些儿童风格的绘画，门框上写着“一切为孩子”，看起来好像还当过幼儿园。日占期间这里是大东亚圣战俱乐部，战后改为中山纪念堂，建国后又改成人民影院。

从这里一路往南走向包头东站，就是建国后东河区主要建设的部分，今天还能看到少量保留下来的1950年代苏联风格的大型建筑，比如南门外大街与环城路交汇处1954年建成的东河区政府，红色墙面绿色窗框，带着民族传统审美屋檐的现代建筑，很有当时的特色，现在改成了一家酒店，但屋顶上还有醒目的两个字——东河。

从这里往南走过半条街就到了包头市群众艺术馆，1952年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包头分会，1953年建成这栋楼称为中苏友好馆，1973年改名为包头市群众艺术馆。继续走到终点就是包头东站，车站旁边有一座显得过于高大的钟楼，据说以前每到整点都会播放《草原晨曲》，是东河区的地标景观。

从东河区前往昆都仑区要坐很久的公交车，我更愿意选择骑电动车，得益于共享电动车在西部地区的普及，让我这一路上城区游览都格外便利舒适，这一点上北京做的太差了。从东河区到昆都仑区电动车要骑一个半小时，自东向西迎着夕阳骑在漫长笔直的林荫路上，这是罕见的一座把多车道作为城建宣传亮点却不令我反感的城市。

就像我开头所说，指望单独一座城市能够超越制度的局限性是不现实的，但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就在于这些问题最终以何种方式被人们所接纳，包头虽然看起来是一座气质粗犷的城市，但在一些规划细节上却有很细腻的一面。包头的两片主要城区相隔很远，而且城市布局相对稀疏摊得很大，这样的城区结构并不适合骑行游览，但包头在道路两旁设置了连贯的骑行道，使得一个半小时的电动车骑行不会因为频繁注意汽车而疲惫。

包头的绿化非常好，很多道路两旁的树荫刚好可以覆盖非机动车道，尤其是能覆盖到路口，让自行车和电动车等绿灯的时候不会被晒到，我不确定这是有意进行的人性化设计，还是在规划中本着天然善意觉得道路就该是这样，没想到带给我舒适骑行体验的却是一座结构上并不合适骑行的城市。

这座城很像我之前去过的塔什干，一座苏联时代的边疆地区城市，在1966年大地震旧城被摧毁之后开始了大建设，成为中亚的社会主义样板，有着不同于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城市的规划风格。苏联很注重城市绿化尤其是街区公园的建设，视为工人阶级也能普遍享受曾经上层社会出门野餐乐趣的制度优越性，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只有大户人家的私人园林，并没有公共绿化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中国以苏联规划理念主导建起的城市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而包头无疑是其中最受偏爱的一座。

我骑到劳动公园旁边，周围街区开始逐渐繁华，在建设路与钢铁大街的交汇处，我的眼前是第一工人文化宫，再往前两个路口就是昆都仑区，傍晚的第一工人文化宫刚点起灯，这座城市总会在晚霞洒落的某个瞬间，重回迷人美妙而永远遥不可及的共产世界迷梦中。

从东河区来到昆都仑区，接下来就是迷梦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