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第三次连任，“新奥斯曼主义”引发“文明冲突”？

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一触即发。穆斯林的斋月与犹太人的逾越节同时到来，近日有28万穆斯林进入了以色列占领的东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两个月前，这里有数百人遇袭。

七国集团峰会刚刚在日本广岛落下帷幕。《时代》报道称首相岸田文雄将日本带回国际舞台，成为解决世界各地冲突的决策者。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日益强硬的立场，使日本处于遏制战略的核心。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总统埃尔多安第三次赢得大选，他甚至高歌一首2018年的流行歌曲《给那些听不到的人》：“唱吧亲爱的，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爱你！我爱你！”

这些非西方轴心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在新的视野和新的阶段中发展。回顾其现代化转型的普遍实现，人们才意识到，民族认同作为主体自我认识的一部分，不仅与终极关怀有关，更取决于该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

随着西方力量的衰减，土耳其在原奥斯曼帝国的基础上，正成为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埃尔多安第三次执政，他的政策有多少是奥斯曼帝国政治遗产的延续？将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软实力？新奥斯曼主义是否会挑起“文明的冲突”？

民族牌的“土耳其模式”

五月底，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赢得52%的选票，第三次出任总统。正逢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执掌中东大国20年的埃尔多安，加速缔造一个野心勃勃的土耳其。

埃尔多安率领的“人民联盟”，胜利原因正如“队歌”《冬不拉》所唱，“你的力量来自于国家和民族”！反对派“民族联盟”，本来大打经济牌，然而第一轮选举后处境被动，不得不也转向“民族牌”。

另外，“民族主义行动党”成员渗透执政党和反对党阵营，证明政治伊斯兰和民族主义的捆绑愈发紧密。它的前身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极右翼组织“灰狼”，这一批“人才遗产”，如今多半成为两大阵营中的关键政治角色，日后也将塑造出混杂突厥崇拜、大土耳其主义、伊斯兰信仰、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立场的主流意识形态。

再三连任，而埃尔多安的胜选并不轻松。

作为世界第19大经济体，土耳其人均GDP一万美元出头，相当于十年来原地踏步，外债却超过了GDP的一半——离“2023愿景”中GDP世界前十的目标很远。2018年后，里拉价格跳水，通货膨胀一度升至85%的水平，迄今仍在50%左右。今年爆发的大地震和大洪水，更使经济复苏举步维艰。

汇率大跌，物价暴涨，主要由“埃尔多安经济学”所赐。埃尔多安连续辞退央行行长，严格推行低利率政策，增加货币供应，以此促进中低端制造业发展，吸引外汇。反对派大发诘难，年轻人“吃不起肉，找不到好工作”。

选民更看重主权和存亡，经济问题与施政方针反而排在后面。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1984年开始便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交界地带发动战争，寻求建立独立国家。虽然埃尔多安曾解除库尔德人的身份限制，也曾和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展开谈判，但通过“包装”反对派的容忍，放大“恐怖组织”的“恐怖”，成功调动民众同仇敌忾的情绪，巩固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控制。

“渐别欧盟”也有民族主义成分。除了库尔德人问题，叙利亚难民问题，与欧盟成员国希腊、塞浦路斯的历史纠纷，都是欧盟拒绝土耳其的因素。十二年前，“茉莉花革命”爆发，“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北非，不少阿拉伯国家的青年将埃尔多安视为伊斯兰世界的理想领袖，超过一半的土耳其人对欧盟印象不佳。

地缘政治上的“向东看”，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大转变。作为北约排名第二的陆军强国，土耳其海军力量增长亦十分迅速，舰船频频出现于东地中海，勘探油气资源。其高调介入利比亚内部冲突，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兴趣逐渐超过欧盟，还在非洲、中国、南亚、东南亚和高加索地区积极经营，日益显现出具有全球性野心的地区强国姿态。

特别是2022年春俄乌开战，土耳其“左右逢源”：为乌克兰提供无人机、集束弹药和电子战系统，同时不肯参与西方的对俄制裁。埃尔多安多次于伊斯坦布尔接待俄乌和谈代表，更促成《黑海粮食协议》，令困居乌克兰港口的谷物运往海外。

总结起来，“土耳其模式”不外是，在一个伊斯兰国家，温和的保守主义政党长期执政，走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积极融入全球化，重视民生，坚持民主化，同时在世俗主义原则下打打擦边球，尽量满足保守选民的宗教需求，外交上独立自主，尤其强调历史性的身份政治符号。

因此，“土耳其模式”还有一个名字：“新奥斯曼主义”。

文明传袭方向之争

2020年上半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博物馆改回清真寺，不仅再度掀起舆论世俗化、现代化的诘问，也催生出围绕“圣索菲亚”背后奥斯曼帝国“记忆与遗忘”的争议。

关于奥斯曼帝国荣耀的从未消失。自圣索菲亚清真寺被改成博物馆以来，要求恢复为清真寺的呼吁就没停过。在一些特殊的节点，比如1953年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500周年时，声量最盛。

恢复清真寺的理由，并不来自宗教本身。伊斯坦布尔也不缺清真寺，圣索菲亚博物馆对面的蓝色清真寺，一直没有多少人做礼拜。这一事件的理由是政治的，也可以说是利用宗教情感和历史记忆的宣传“操作”——历史上，“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法提赫在这座清真寺举行主麻礼拜，纪念与西方和基督教文明战争的胜利，该仪式持续了五个世纪。

埃尔多安擅长将自身的政治行为“嫁接”到帝国历史之中。宗教圣地的恢复，本身就是“新奥斯曼主义”强调的荣光复兴的核心。2020年5月29日的“征服纪念日”讲话中，他特意提到，“我们要留下一个让我们的祖先法提赫满意的土耳其。”

在东地中海，土耳其也非常注重唤起奥斯曼帝国长期称霸该地区的历史记忆。其海军舰船中，有一艘勘探船叫“奥鲁奇·雷斯号”，显然是为了纪念16世纪第一代“巴巴罗萨”海盗奥鲁奇。除此之外，土耳其海军还有三艘潜艇以奥鲁奇·雷斯命名。

16世纪，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大帝任命北非海盗王“巴巴罗萨”为“海军总司令”，数十年里，几代“巴巴罗萨”领导的奥斯曼海军独霸地中海，欧洲人甘拜下风，奥斯曼人也由此得到了北非的长期控制权。

“新奥斯曼主义”总被视为“凯末尔主义”的反面。

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凯末尔，打造出了一个世俗、进步、开明的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本质，是分离了突厥民族的原有传统和伊斯兰教法，然后与整个帝国的奥斯曼主义做切割，强调主体民族——突厥民族的独特性，将草原习俗转化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建国精英使用拉丁字母创造新文字，完全学习西方制度。在民族主义压力下，伊斯兰教法开始退出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现代”土耳其得以建立。

反之，“新奥斯曼主义”被西方视为宗教的、倒退的、保守的，负面评价较多。

其实，1980年代以来，土耳其第三共和国诸多问题促成了“新奥斯曼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城镇化制造了大量的贫民区，为平民主义、保守主义和政治伊斯兰提供了土壤；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一家独大；议会制变为总统制；教育中的伊斯兰和民族元素不断增加；库尔德问题、教俗之争成为身份政治的焦点；与西方的关系陷入瓶颈期。

在一个99%的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和社会，如何安放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精神世界，显然并非凯末尔的激进世俗主义所能完全解决。

“新奥斯曼主义”背后的保守主义群体，主要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借全球化和私有经济崛起的“安纳托利亚小虎”中产阶层。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还是凯末尔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他们的主张依然以凯末尔主义为框架，同时，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总体上温和实用，和伊朗教权国家的道路并不相同。

“新奥斯曼主义”很难说是世俗主义的倒退，更多是埃尔多安对帝国历史记忆的调动和操控，以便服务于当下的政治氛围。同样，它也不是“文明的冲突”，更多是地缘政治上的见招拆招。

不过，包括反对“新奥斯曼主义”的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在内，人们对早已灰飞烟灭的“奥斯曼帝国”标签的敏感，也足以说明帝国挥之不去的政治、文化遗产的丰厚。

输出政治影响

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转向，与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总设计师”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紧密相关。理解其战略思想，方能理解土耳其的“大国梦”与转型之路。

作为“基辛格式的外交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达武特奥卢的著作《战略纵深》（2001），给21世纪的土耳其规划了新路线图。正发党恰于2002年上台执政，将“战略纵深”的要义——加强土耳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发扬光大。

达武特奥卢认为，21世纪的土耳其已经成为地区性的枢纽国家。冷战前，土耳其只是一个北约的边疆成员国，充当西方遏制苏联的南大门；冷战后，土耳其被看成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国家。但是，土耳其应有同时在多个区域发挥影响力的能力，不能只满足于作桥梁，更要作“枢纽国家”，为邻近地区提供安全、秩序与稳定。

而“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枢纽国家”。

“枢纽国家”的特征，就是输出“政治影响力”。

2010年底，中东地区国家接连发生政治动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专制的世俗政权被推翻，各色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通过民主程序登上政治舞台，争先效法土耳其：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上台，利比亚“过渡委”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依据，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度掌权，叙利亚的穆兄会也支持“土耳其模式”。

土耳其自身也有意扩大其影响力。在纳卡冲突中，土耳其积极支持“一个民族，两个国家”意义上的兄弟国阿塞拜疆，被认为是某种“泛突厥主义”的表现。

实际上，自20世纪初，土耳其就已经是亚洲各国的效仿对象。继日本“维新”之后，列宁把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称为“亚洲觉醒”的重要一部分，其现代化成就令中国知识精英心向往之。

土耳其的现代化成就，往往被总结为三点：民族国家，宪政-代议制，工业化。其中“民族主义”是土耳其转型的最重要推动力，兴起有两个前提，一是一战后奥斯曼帝国面临亡国危机，二是帝国解体时，泛突厥主义与伊斯兰教相分离。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民族构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土耳其史观”：突厥人是数千年前生活在中亚的短头颅民族，曾在中亚的内陆海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当内陆海干涸，他们就离开中亚，四处迁徙，向东到了中国，向南到了印度，向西到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安纳托利亚、希腊和意大利。

在这一史观的持续推动下，土耳其走过凯末尔主义的激进世俗民族国家建设时期，团结（民族主义）和进步（世俗主义）成为社会共识。有此共识，土耳其多党民主政治得以运转，同时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得以被规训。妥协和务实之下，伊斯兰主义政党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力量，进而形成了目前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

说到底，土耳其转型模式，就是靠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来反传统。相比之下，伊朗就没有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一旦引进现代制度，分割伊斯兰教法，马上就会失去政权正当性，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正因此爆发。

而今日的问题在于，一旦民族主义力量衰退，土耳其将走向何处？如果伊斯兰教政党在大选中胜出，伊斯兰教法还能否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以土耳其为“榜样”的伊斯兰社会，在现代转型的十字路口，又该如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