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2章第Ⅰ節：草原上的聖彼德堡

第四部 內戰和蘇維埃制度的建立（1918-1924）

第12章 前朝綺夢

Ⅰ 草原上的聖彼德堡

米哈伊爾·布林加科夫在其傑出的小說《白衛軍》中描述了1918年春基輔光怪陸離的生活，當時這座城市擠滿了逃離北方布爾什維克的難民：

難民中有白髮蒼蒼的銀行家和他們的妻子，有精明強幹的商人，他們把忠實的副手留在莫斯科，並指示不要與正在莫斯科公國誕生的新世界失去聯繫；有把自己的財產秘密交給可靠的經理人的地主；有工業家、店主、律師、政治家。還有來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記者，他們出賣靈魂、貪得無厭、膽小如鼠。有妓女。有來自貴族家庭的雍容華貴的女士和她們嬌豔欲滴的女兒，有來自彼得堡的臉色蒼白、濃妝豔抹的交際花；有公務員部門主管的秘書；有形容枯槁的年輕同性戀者。有親王、舊貨商，詩人、當鋪老闆、憲兵和帝國劇院的女演員。

基輔並不是唯一一個以這種方式被佔領的城市。布林加科夫的描述幾乎可以適用於任何一個南方大城市。但是，德國和他們扶植的，由蓋爾曼·保羅·斯柯洛帕德斯基領導的烏克蘭傀儡政府——承諾保護難民的財產並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的存在，無疑使基輔成為一個人間天堂。每一所房子都擠得滿滿當當。俄羅斯親王們睡在地板和長沙發上。這座城市充滿了一種狂熱的興奮氣氛，每個人都活得好像沒有明天一樣。人們在昂貴的餐館裡大塊朵頤，在俱樂部和賭場裡豪擲千金，極盡驕奢淫逸、聲色犬馬之能事。咖啡館出售雞尾酒和女人，生意火爆。歌舞廳和劇院每晚都座無虛席，人們在笑聲中驅散恐懼。商店的櫥窗裡擺滿了法國香水和絲綢、大塊大塊的鱘魚和魚子醬，以及商標上印有雙頭鷹標誌的阿伯朗香檳酒。

這些難民對布爾什維克恨之入骨。但很少有人願意與之血戰到底。“他們的仇恨”，布林加科夫寫道，“不是那種咬牙切齒、寢皮食肉的深仇大恨，而是一種憤憤不平、萎靡不振的積怨宿懟。他們坐在餐館裡吃午飯，讀著北方最近發生的恐怖事件，怒不可遏地罵罵咧咧。但他們並不打算放棄這裡舒適的生活去打仗。這是一個正在逃亡中的資產階級。

只有軍官——地主的兒子和因戰爭而中斷學業的學生——對紅軍懷有那種刻骨銘心、不共戴天的仇恨。這些年輕人逃離了他們在前線潰不成軍的部隊，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全國到達南方城市。白天，他們身無分文、鬍子拉碴地在街上閒逛；晚上，他們睡在別人的椅子和地板上，用自己的大衣當毯子。這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一代，他們在內戰中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他們中的許多人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家庭被農民奪走了土地，或者他們自己的事業、希望和理想都因為革命而毀於一旦。他們狂飲濫醉，怒火中燒，一心只想報仇雪恨。

1917年冬，這些學生軍官之一羅曼·古爾在前往頓河加入白軍的路上經過基輔。10月份，他收到了父親的電報：“莊園被毀，速速離開”。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在躲避布爾什維克的追捕。乘坐三等鐵路車廂穿越俄羅斯，古爾對他周圍農民大軍臉上的惡意和敵視感到厭惡。“這些人砸壞了我們的老紅木椅子，”他在火車上給一個朋友寫信道，“這些人撕毀了我最喜歡的書，那是我讀書時在蘇哈烏卡【1】買的；這些人砍掉了我們的果園，砍掉了媽媽種的玫瑰花；這些人燒毀了我們的房子。”部分是為了報復這一損失，古爾像他那個階層的許多年輕人一樣，決心加入白軍。“我看到，在我們曾經認為是革命的美麗女人的紅帽子下面，實際上是一個醜陋的豬鼻子。我的內心充滿了懷疑和忐忑，但我說服自己，為了最終糾正這一切，一個人必須承擔責任，甚至必須準備雙手沾滿鮮血。”

古爾的目的地——新切爾卡斯克——是阿列克謝耶夫和科爾尼洛夫領導的、剛成立不久的志願軍總部。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和科爾尼洛夫從貝霍夫修道院獲釋後，兩人都逃到了草原上這個寧靜的小鎮，那裡的頓河哥薩克人，被白軍認為是舊制度堅定的支持者，最近選舉卡列金將軍作為他們傳統議會克魯格的酋長。卡列金沉默寡言，性格陰鷙，是一個典型的老派哥薩克將軍。1917年期間，他站在科爾尼洛夫一邊反對蘇維埃，並在8月的莫斯科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要求廢除軍隊中所有的民主組織。

頓河克魯格在11月20日宣佈獨立。頓河哥薩克領導人最關心的是捍衛自己的獨立，但志願軍說服他們，只有與他們聯手對抗布爾什維克，才能實現這一點。布爾什維克集結了頓河地區大部分非哥薩克人的支持者——包括俄羅斯農民（伊諾戈羅德奈）、工業工人和黑海艦隊的水兵——對頓河地區的主要城市羅斯托夫發動攻擊。因此，一開始，卡列金在11月17日歡迎志願軍——他們只有40名軍官，自稱為阿列克謝耶夫組織——的到來。他自己的部隊正在迅速瓦解，因為更年輕、更激進的哥薩克沒有心思與紅軍作戰，他們從前線歸來，開始反對他的領導。許多當地的哥薩克人擔心，志願軍的存在可能會使頓河首府新切爾卡斯克成為布爾什維克的目標。由於哥薩克人對白軍的這種不信任，阿列克謝耶夫的軍官起初不得不藏在醫院裡。但隨著紅軍逼近，很明顯沒有他們的支持就無法保衛頓河，卡列金終於可以在沒有哥薩克強烈反對的情況下部署他們了。12月初，赤衛隊終於攻佔了羅斯托夫。卡列金實施戒嚴令，並呼籲志願軍奪回該城（他自己的哥薩克人拒絕作戰）。阿列克謝耶夫的軍隊此時已經發展到了約500名軍官的規模，完全足以擊敗人數更多但紀律渙散的赤衛隊。這場為期6天的戰鬥始於12月9日——俄羅斯的守護神聖喬治之日。這是內戰的第一場重大戰役。

羅斯托夫戰役可謂戰爭頭12個月（1917年10月至1918年9月）的典型樣板。由於雙方都沒有足夠的人員和補給管道，因此沒有固定的“戰線”，戰鬥的進行也極不穩定。大城鎮可能被幾乎不值一提的小軍隊所佔領。大多數部隊的移動都是通過鐵路，因此這些早期的對抗被稱為“鐵路戰爭”。稱其為戰爭很可疑，無非是把少數人和一些機關槍裝上火車，開往下一個車站——然後把這個車站與城鎮一起“佔領”。這些戰役中的“戰鬥”往往非常滑稽可笑，因為許多普通士兵，特別是紅軍方面的士兵，根本不願意戰鬥（他們中的許多人參軍只是為了得到一件軍大衣和每日定量的食物配給）。經常發生的情況是，敵對雙方會在一個村莊或某個小鎮上意外相遇，並在會面後同意撤退而不是交戰。特別是紅軍士兵，常常聽到第一聲槍響就驚慌失措地逃跑；儘管作為“志願者”的白軍發生這類問題要少得多，但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軍官也被迫對自己的部隊使用恐怖手段。在雙方的行動報告中，軍官們都淡化了士兵們的失敗，同時誇大自己的“成功”。托洛茨基曾抱怨說，每座城鎮都是“經過一番激烈的戰鬥”才被攻克的，而每一次撤退都是“遭到優勢兵力的猛攻才發生的”。雅洛斯拉夫·哈謝克（名著《好兵帥克》一書的作者——譯注）在他的諷刺小說《紅軍政委》中最好地捕捉到了內戰中這些荒謬之處。小說中帥克式的主人公在他的右翼防線被攻破時，命令他的部隊向左翼撤退。然後他給總部發了一封電報，宣佈取得“偉大的勝利”，包圍了白軍。

志願軍的發展壯大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科爾尼洛夫將軍超凡的個人魅力。去年11月份，杜霍寧將最高統帥部的控制權拱手交給布爾什維克後，科爾尼洛夫將軍和他的追隨者從貝霍夫修道院的露天監獄逃了出來。由於排除了從蘇維埃俄國內部扳倒布爾什維克的可能性，而且確實面臨著被處決的風險，因此貝霍夫的將軍們決定逃往頓河。大多數人喬裝打扮，乘坐火車穿越紅色俄國。盧科姆斯基剃掉了鬍子，用德國口音說話；羅曼諾夫斯基偽裝成一名少尉；瑪律科夫假扮成一位普通士兵。鄧尼金打扮成波蘭貴族，乘坐三等車廂旅行：正是在這裡，他第一次目睹了老百姓對“一切在社會上或知識上高於普通人的東西”的“無限仇恨”。然而，一向心高氣傲的科爾尼洛夫拒絕藏匿自己的身份，而是帶領他忠誠的特金斯基團強行穿越敵對的布爾什維克地區。他們最終被一列紅軍裝甲列車攔截並交戰。科爾尼洛夫的白馬在他腳下中彈。他設法逃脫，並重新集結了他的大部分部隊，但他們已經士氣低落，無法繼續前進，科爾尼洛夫意識到，沒有他們自己也能成功，於是決定拋棄他們，喬裝成一個農民獨自完成餘下的旅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是乘坐赤衛隊的火車前往頓河的。

新年前夕，古爾抵達新切爾卡斯克，這座草原上的聖彼德堡是流亡的舊俄羅斯的一個縮影。泥濘的街道上隨處可見風光不再的權貴。“這裡有佩帶著授帶和肩章的將軍，身穿色彩鮮豔的制服的騎兵軍官，戴著白頭巾的護士，以及頭頂高高的高加索毛皮帽的土庫曼戰士。”古爾回憶道。許多杜馬政治家前來試圖領導白軍運動：米留科夫、羅江科、斯特魯夫、紮沃科、特魯別茨科伊、利沃夫，甚至社會革命黨人伯里斯·薩溫科夫。主要的知識份子也把頓河當作自己的家，無論是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丈夫謝爾蓋·艾夫隆是最早加入志願軍的人之一，她在莫斯科的閣樓上創作了一系列組詩《天鵝營》，其中她將頓河上的叛軍理想化為俄羅斯的“青春與榮耀”：

白衛軍：俄羅斯人英勇的

戈爾之結。

白衛軍：俄羅斯民歌中的

白色蘑菇。

白衛軍：天空中永不落的

白色星辰。

白衛軍：敵基督肋骨上的

黑色鉚釘。

——《白衛軍》，1918年7月27日

對茨維塔耶娃來說，就像許多和她有著相同階級和背景的人一樣，頓河代表了拯救俄羅斯文明的最後希望。正如她所說，這是“舊世界最後的一個夢”。

在新切爾卡斯克，官方鐘錶是按聖彼德堡時間運行的——比當地頓河時間晚一小時——仿佛準備恢復在沙皇首都的政府工作。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象徵白軍的懷舊態度了。確切來說，他們是在試圖讓時間倒流。他們的一切，從沙皇時期的制服到正式的禮服，都代表著對恢復舊政權的渴望。在後來的日子裡，回顧這場內戰，所有白軍最聰明的人，無論是在俄羅斯南部還是西伯利亞，都承認這種對過去的認同是他們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無論白軍領導人如何信誓旦旦地承諾他們信仰民主原則，他們都太紮根於舊政權了，無法被接受為布爾什維克真正的替代者；而對於那些與普通人接觸並形成他們對白軍政權印象的白軍軍官和地方官員來說，情況尤為如此。加入志願軍的立憲民主黨人阿斯特羅夫在1920年寫道：“我們，帶著我們過去的伎倆、過時的心態和我們過氣的官僚主義惡習，加上彼得大帝的《官秩表》，無法與紅軍相提並論。”1919年，民族主義者舒爾金寫道：“反革命沒有提出一個新名詞……這是我們悲劇的主要原因。”1921年，斯特魯夫撰文，強調這種“舊政權心理”是如何阻止白軍採取必要的革命方法來贏得內戰的：

從心理學上來說，白軍的行為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然而在現實中，他們周圍的整個世界已經崩潰了，為了戰勝敵人，他們將不得不經歷一次某種意義上的重生……沒有什麼比這種心理上停留在以前的環境（已經不復存在的環境）中的狀況更能傷害“白軍”運動了……具有這種“舊政權”心理的人漂泊在革命無政府主義的汪洋大海中，找不到心靈的方向……在1917年席捲俄國的革命風暴中，即使是徹頭徹尾的復辟主義者也不得不在心理上變成革命者——因為在一場革命中，只有革命者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儘管老朋友阿列克謝耶夫多次邀請，但正是對這種倒行逆施的厭惡——加上腿傷——阻止了布魯西洛夫前往頓河。儘管他明顯同情白軍，但布魯西洛夫相信他們的事業“註定要失敗，因為俄羅斯人，無論好壞，都選擇了紅軍”。正如他在4月初向一位朋友解釋的那樣，試圖把時鐘撥回去毫無意義。“我認為舊政權已經壽終正寢很久了。”科爾尼洛夫對布爾什維克的戰爭，用他的話說，可能是“勇敢和高尚的”，但也是一種“愚蠢的行為”，“註定會浪費很多年輕人的生命”。毫無疑問，這裡面有一絲他自己對科爾尼洛夫的嫌隙。但也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使得布魯西洛夫拒絕內戰——在他看來，這場革命似乎是上帝策劃的，是一出神聖喜劇的一部分，其結局尚未明朗。作為一名愛國者，布魯西洛夫認為自己“有義務站在人民一邊”——也就是說在內戰中不站隊，即使這也意味著背叛自己的社會階層和意識形態。邁內克在1919年的箴言——“面對過去，我內心仍然是一個君主主義者；面對未來，我將成為一個思想上的共和主義者”——可能正是布魯西洛夫自己的寫照。

志願軍是一支軍官部隊。這就是它的主要問題：它從未成功地吸引平民百姓的支持，甚至連普通士兵的支持都沒有。當科爾尼洛夫第一次看到志願軍名單時，他憤怒地喊道："這些都是軍官，但士兵在哪裡？”在首批3,000名志願者中，只有不到12名普通士兵。在戰爭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一支頭重腳輕的軍隊。上尉和上校被迫充當二等兵。少將們不得不聽命于一位中隊長的指揮。關於指揮職位的不斷爭吵令總參謀部頭痛不已。高級將領拒絕在嚴格按照功績擢升的年輕軍官手下工作；君主主義者拒絕服從反對沙皇的指揮官的命令。有些人拒絕擔任低於他們在帝國軍隊中軍銜的職位，認為這有損他們的尊嚴。咖啡館裡坐滿了這些無所事事的軍官。他們戲稱志願軍為“玩具兵”。對自己從前的軍階和地位的自豪感壓倒了他們戰鬥的欲望。

即使在這場運動的兩位領導者之間，也不可避免產生小小的摩擦。科爾尼洛夫被任命為志願軍司令，而阿列克謝耶夫則負責政治和財政事務。但這種分工從未真正發揮作用，兩個人相互齟齬。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日常溝通不得不通過信使執行，儘管兩人的辦公室就在隔壁。正如羅曼·古爾在新切爾卡斯克的軍隊辦公室申請入伍時發現的那樣，他們持續的爭吵毒害了整體氣氛。由於不知道徵兵局是由阿列克謝耶夫的支持者管理的，他把科爾尼洛夫的一個親戚作為他的推薦人之一。“那名少尉做了個鬼臉，聳聳肩，咬牙切齒地說：‘看，他其實不屬於我們的組織’。”後來，古爾才知道“兩位領導人之間的勾心鬥角和明爭暗鬥”。這種分裂與意識形態關係不大，而是與戰術、風格和個人競爭有關。兩個人都接受二月革命，並承諾恢復立憲會議。但科爾尼洛夫對阿列克謝耶夫所奉承的立憲民主黨政治家——實際上是所有政治家——充滿敵意。與保守的阿列克謝耶夫相比，他更傾向於採取大膽的策略——包括在蘇維埃俄國境內實施恐怖主義。科爾尼洛夫曾說：“即使我們不得不燒掉半個俄羅斯，流盡四分之三人口的血，如果只有這樣做才能拯救俄羅斯，我們也會毫不猶豫。”阿列克謝耶夫和高級將領們把科爾尼洛夫視為一個煽動者和鼓動家，他是在二月革命後才晉升為將軍的。然而，正是這種“白手起家的人”的形象——科爾尼洛夫所塑造的形象——使他成為下級軍官的偶像。這是舊沙皇論資排輩的原則與1917年群眾政治之間的衝突。

作為一支由俄羅斯軍官組成的軍隊，志願軍與他們的哥薩克東道主難免會產生摩擦。白軍領導人之所以選擇頓河作為他們的基地，因為他們認為頓河哥薩克是舊制度堅定的支持者。但這更多的是基於19世紀的神話，而非20世紀的現實。事實上，哥薩克人自己也四分五裂，無論是在地區還是在世代之間。在北部地方，哥薩克人和當地的俄羅斯農民一樣，都是小農場主，他們普遍支援更年輕、更民主的哥薩克軍官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想法，這將使他們與農民聯合起來。北方人憎恨南方地區，不僅因為他們的財富，也因為他們的長老自以為代表整個領土說話。來自前線的、厭倦戰爭的哥薩克年輕人——受到從他們隊伍中崛升的軍官的影響——更傾向於與紅色俄國達成某種協定，而不是與之對抗。因此，實際上只有在頓河南部地區——那裡的哥薩克人更富有，更決心捍衛他們歷史上的土地特權，反對俄羅斯農民土地改革的要求——的哥薩克人才準備與布爾什維克作戰。相比之下，頓河北部大多數哥薩克人都支持卡門斯卡亞軍事革命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曾組織1905-1906年頓河哥薩克起義的軍官菲力浦·米羅諾夫領導。米羅諾夫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把哥薩克人與俄羅斯農民統一起來。但實際上，他的卡門斯卡亞軍事革命委員會是布爾什維克軍隊從烏克蘭東部入侵頓河時的第五縱隊。與此同時，在頓河流域的工業城市，以俄羅斯工人居多，他們普遍支持布爾什維克，舉行了一些抗議性罷工，反對志願軍的存在。工人們屠殺了被懷疑是白軍支持者的人——這實際上意味著所有的布爾喬亞——而白軍則進行了同樣野蠻的報復，挖掉了數百名罷工者的眼睛，並割掉他們的鼻子。簡而言之，隨著頓河沿岸城市陷入內戰，恐怖活動也呈螺旋式上升。

對於越來越多的當地哥薩克人來說，這一切似乎是一場從俄羅斯引進的外來衝突。在前線度過了三年的哥薩克年輕人對為白軍而戰的想法特別反感。因此，正如肖洛霍夫的小說《靜靜的頓河》的讀者所記得的那樣，哥薩克父親和哥薩克兒子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隨著年輕的哥薩克背棄戰爭，卡列金的部隊也土崩瓦解。因此，守衛頓河的任務就留給了志願軍和越來越少的忠於卡列金的老哥薩克。由於缺乏適當的補給及資金——羅斯托夫的中產階級不願意支持志願軍——他們幾乎沒有可能抵擋紅軍。

2月8日，在該市工人起義六天后，紅軍佔領了塔甘羅格。他們現在距離羅斯托夫不到50英里。卡列金政府的失敗已成定局。志願軍認為沒有必要為保衛羅斯托夫而犧牲自己的軍隊，準備放棄羅斯托夫，向南進入庫班，在那裡，哥薩克人由於擔心紅軍的進攻，可能會被說服加入他們。卡列金辭去了酋長的職務。同一天，他開槍自殺。10天后，即2月23日，紅軍在三個月內第二次攻佔羅斯托夫。25日，頓河首府新切爾卡斯克淪陷。隨著頓河被征服，蘇維埃幾乎完全控制了俄羅斯。只有庫班仍然存在較強的抵抗力量。列寧宣佈內戰結束。但事實上，內戰才剛剛開始。

志願軍從頓河向庫班的撤退被稱為冰雪長征，是俄國內戰的英雄史詩。【2】冰雪長征的故事在白軍中成為了一個傳奇，後來在無數流亡者的回憶錄中口口相傳、長盛不衰。這是白軍運動的決定性時刻，是志願軍成為一支真正的軍隊的時刻，象徵著他們捨生忘死、排除萬難的精神，從而把他們團結在一起，賦予他們一種頂天立地、氣吞山河的力量。

2月23日，當蘇維埃軍隊進入羅斯托夫時，科爾尼洛夫率領他的志願軍，大約4,000名訓練有素的士兵和軍官，每人只攜帶了一支步槍，還有幾門大炮，穿越冰封的頓河草原。他們排成一列縱隊行進，在白雪皚皚的大草原上形成一條細長的黑線。他們長長的平民尾巴——銀行家、政治家、大學教授、記者、護士以及軍官的妻子和孩子——拖慢了他們的速度。這是羅斯托夫的資產階級大逃亡。他們寧願經歷這種殘酷的旅程，也不願留下來淪為布爾什維克的刀下鬼。冰雪長征者日夜兼程，避開鐵路和居民點，因為那裡的居民可能會充滿敵意。傷患和病人被留了下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寧可開槍自殺，也不願冒被紅軍俘虜的風險。

盧科姆斯基將軍的隊伍脫離了大部隊，被古列亞-鮑裡索夫的俄羅斯村民俘虜，帶到一個革命法庭面前。盧科姆斯基試圖讓村民相信他是一個旅行商人，可這也套不了近乎，他們要求槍斃這個布爾喬亞。但就在他即將被處決之前，村民們打死了兩名志願軍士兵，並為爭奪他們的靴子而扭打成一團，盧科姆斯基得以趁著混亂逃脫。而就在等待處決時，盧科姆斯基看到村民在挖掘自己的墳墓，於是咽下一些自從被關押在貝霍夫修道院後一直隨身攜帶的氰化物藥丸。幸運的是，藥丸失效了。

白軍越是深入草原，就越是採用恐怖手段對付敵對的居民。在冰雪長征中，他們一路上留下了斑斑血跡。這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志願軍急需食物，而農民又不願意給他們。白軍被困在一片紅色的農民海洋中。但在他們的暴力行為中也有純粹的階級鬥爭和報仇雪恨的一面，就像許多白色恐怖的行為一樣，這和推動紅色恐怖的階級仇恨和宣洩憤怒同為鏡像。恐怖主義是兩個政權的核心。白軍是那些在革命中受苦受難的人的復仇者。正如弗蘭格爾後來所寫的那樣，“我們沒有帶來寬恕與和平，只帶來了殘酷的復仇之劍。”大多數軍官都是地主子弟，他們和古爾一樣，被農民剝奪了繼承權。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尋求復仇——不僅針對被鄙視的農民，也針對煽動他們的“布爾什維克”猶太人和知識份子。在冰雪長征期間，白軍犯下最嚴重的一起暴行，發生在萊贊卡村。這裡居住著以同情革命而聞名的俄羅斯農民。羅曼·古爾驚恐地看著他的同僚殘忍地殺害了60名農民，其中許多是老人和婦女，以報復羅斯托夫的紅色恐怖。數百名農民被剝光衣服鞭打，而志願軍則站在周圍哈哈大笑。古爾遇到一個貧窮的農婦——她在自己的小屋裡給他做早餐——她失去了丈夫和三個兒子。他們都被當作“布爾什維克”槍斃了。這對古爾來說是一次無情的幻滅，他加入白軍運動，以為它是為被布爾什維克背叛的民主理想而戰。他開始懷疑“白軍是否真的比紅軍好”。

在草原上跋涉了幾個星期，科爾尼洛夫命令志願軍進攻新成立的北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的首府克拉斯諾達爾，誓要與紅軍戰至最後一槍一彈。3月23日，他們與波克羅夫斯基將軍率領的庫班軍隊會師，該軍由大約3,000名逃離克拉斯諾達爾的哥薩克組成，他們不知何故在附近的切爾凱西亞山區偶然發現了來自頓河的長征者。在山坡上的辛德吉村召開的兩軍高層會議上，科爾尼洛夫和波克羅夫斯基按照舊政權所有的正規禮儀，為奪回庫班舉行了一次穿越時空的誓師大會。4月10日，科爾尼洛夫作為總司令，命令7,000人的聯合部隊開始攻擊首府。他們遇到了總共約18,000名紅軍士兵的猛烈抵抗。科爾尼洛夫很快意識到，圍攻註定要失敗，進而威脅到整個軍隊的存亡，但仍然拒絕撤退。畢竟那不是他的本性。“如果我們拿不下克拉斯諾達爾，”12日，他對鄧尼金說，“我就只能一槍崩了自己。”

結果，科爾尼洛夫確實為其自殺式冒險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第二天清晨，一顆流彈直接命中了他的農舍總部，把他埋在了瓦礫堆裡。【3】鄧尼金將軍立即接管了指揮權，並試圖對士兵們隱瞞他死亡的消息。對他們來說，科爾尼洛夫不僅是一位指揮官，而且是他們事業的象徵，在戰鬥的關鍵時刻，這必然會沉重打擊軍隊的士氣。這位偉大的白軍英雄被埋葬在埃利薩韋廷斯卡婭村一個不起眼的教堂墓地裡。但紅軍後來發現了這個墳墓，並把他腐爛的屍體運到了克拉斯諾達爾，在那裡舉行遊街示威，然後在主廣場上一把火燒為灰燼。

諷刺的是，科爾尼洛夫的死可能是白軍的救星。如果他還活著，毫無疑問，他會下令對克拉斯諾達爾發起最後的衝鋒，而這幾乎必然會以全軍覆沒告終。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拒絕聽從將軍們的建議，離開已經被猛烈炮擊了幾天的農舍，因為“不值得這麼麻煩；明天我們將開始最後的總攻”。鄧尼金從不熱衷圍攻的戰法，他命令部隊迅速向北撤退，留下大約200名傷患以加快行軍速度。如果紅軍一心一意追擊他們，而不是在科爾尼洛夫的墳頭跳舞，他們可能當時就贏得了內戰。但志願軍放虎歸山，逃回他們開始冰雪長征的起點——頓河。四千人出發，至少有這麼多人折返。重要的是，他們帶著更堅強不屈的鬥志歸來了。

在他們離開又歸來的十個星期裡，頓河受盡了布爾什維克的蹂躪與踐踏。頓河蘇維埃共和國成功地實現了卡列金一直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事情——讓哥薩克人反對紅軍。布爾什維克佔領羅斯托夫後，紅軍領導者對頓河地區實施慘無人道的恐怖統治。蘇維埃欺壓哥薩克人定居點，用槍口徵用他們的糧食。向市民勒索懲罰性關稅，隨意處決了數百名人質和資產階級。由於德國人向塔甘羅格推進，赤衛隊被迫撤離，他們獲得布爾什維克“掠奪掠奪者”的許可，沿途掃蕩斯坦尼察（即哥薩克村），製造血腥的浩劫。教堂遭襲擊，神父被殺害。一位牧師在復活節禮拜時，當著信徒的面被割掉了鼻子和耳朵，還剜出了眼睛。

結果是哥薩克人的起義浪潮——既是出於對紅軍可能採取的行動的恐懼，也是對紅軍已經採取的行動的憤怒——從新切爾卡斯克附近的村莊開始。這些地方一直是頓河地區最富裕的區域，因此最容易受到徵用和恐怖的影響。哥薩克人認為布爾什維克是其對所有外來民族和俄羅斯國家最可怕的恐懼和偏見的化身，他們被迫揭竿而起，每個哥薩克村都有自己的起義軍，通常由軍官組織，由哥薩克農場裝備。4月間，各路人馬聚集在新切爾卡斯克附近的紮普拉夫斯卡亞村，那裡有一支強大的正規部隊，為解放首府做準備。到4月底，他們已經有了10,000名騎兵。5月初，由於德軍從塔甘羅格向羅斯托夫挺進分散了紅軍的注意力，哥薩克人沒有受到疲憊不堪的紅軍多少抵抗就奪回了新切爾卡斯克。在那裡，他們選出了一個“拯救頓河克魯格”，由他們的新酋長克拉斯諾夫將軍領導，他曾在十月革命期間領導對彼得格勒的遠征，試圖恢復克倫斯基的統治。

克拉斯諾夫幾乎是一位天生的哥薩克酋長。他來自一個著名的哥薩克家族，作為“哥薩克事業”偉大的推動者，他經常利用這一血統。戰前他是一名記者，後來流亡國外，以寫小說為生。這兩種身份都對政治家克拉斯諾夫大有裨益。他的歷史想像力無邊無際。他在演講中引用古老的詞語，旨在營造一種可以追溯到遙遠的中世紀哥薩克國家的幻覺。通過緬懷哥薩克人歷史上的輝煌，他旨在團結哥薩克人，讓他們認識到自己與布爾什維克的鬥爭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這是一種堂皇富麗的民族主義，更多的是建立在神話而不是歷史的基礎上，但它同樣具有強大的力量。在克拉斯諾夫的命令下，“偉大的頓河之主”這個自17世紀以來就不再在官方檔中使用過的稱號被恢復了。酋長的個人統治，以及哥薩克人對非哥薩克人（現在被譴責為“布爾什維克”）的權利和特權，得到了頓河克魯格基本法的保障。這是一次俗不可耐的變革，試圖重回俄羅斯童話故事中哥薩克的黃金時代。公共建築到處懸掛著哥薩克旗幟；學生們被要求唱哥薩克讚美詩；甚至還有專門的哥薩克祈禱詞。

在西邊的德國人和南邊的志願軍的幫助下，哥薩克人逐漸收復頓河，舞臺已經搭建好了，就等著反布爾什維克部隊在5月至8月期間如何整合他們對整個地區的軍事控制。

到6月中旬，克拉斯諾夫的頓河軍已經擁有40,000名士兵。裝備了用哥薩克小麥向德國人換來的武裝。隨著紅軍沿伏爾加河上節節敗退，它成功完成了對頓河的重新征服，並在北部朝著沃羅涅日和察裡津建立了緩衝區。與此同時，由德羅茲多夫斯基上校率領的2,000名羅馬尼亞前線士兵的到來，增強了志願軍的實力。現在，他們有能力發動新的攻勢：但朝哪個方向呢？阿列克謝耶夫和克拉斯諾夫都敦促鄧尼金向北進攻伏爾加河上的察裡津：阿列克謝耶夫想與捷克人和科穆奇的部隊在伏爾加河上游薩馬拉會合；克拉斯諾夫則希望解除駐紮在察裡津的紅軍對頓河的威脅。如果這樣做了，志願軍、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捷克人和科穆奇的聯合部隊可從伏爾加河重要的橋頭堡向莫斯科挺進，從而贏得內戰。但鄧尼金頑固地拒絕了，他率領他的志願軍南下，深入庫班大草原的荒野。他想通過組建一支庫班哥薩克軍隊來恐固白軍後方的實力。這樣一來，他就錯過了與其他反布爾什維克軍隊會師的大好時機。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在秋季晚些時候獨自進攻察裡津；但他們沒能拿下它。當鄧尼金在第二年夏天最終到達伏爾加河時，他的東部盟友已經全線撤退，大會師的機會就這樣永遠失去了。

從表面上看，志願軍在第二次庫班戰役中根本沒有獲勝的機會。在6月戰役開始時，他們只有9,000人，反觀紅軍足有80,000人之眾。但紅軍被切斷了與在北方倉庫的聯繫，陷入大量敵人包圍中，因此他們的義務兵隊伍士氣低落。相比之下，志願軍紀律嚴明，並受到冰雪長征事蹟的激勵。在戰役開始時，他們部隊中有三分之一是流亡的庫班哥薩克，為解放自己的家園而戰。隨著志願軍挺進庫班，這一比例還不斷增加，當地哥薩克在紅軍壓迫下受盡了苦難，他們要麼加入志願軍，要麼組建自己的分隊與志願軍並肩作戰。經過幾個星期的戰鬥，8月18日，他們終於佔領了克拉斯諾達爾。紅軍向南逃往高加索山區的皮亞季戈爾斯克，而白軍則將控制範圍擴展到整個庫班北部和西部。到11月，他們還奪取了斯塔夫羅波爾的。志願軍從冰雪長征時一支很小的軍官隊伍，發展成為一支4萬多人的軍隊，擁有相當於比利時大小的富庶的根據地，可以對布爾什維克發起十字軍討伐了。

鄧尼金將軍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這片土地最高的統治者。自科爾尼洛夫去世後，他一直是志願軍司令，而阿列克謝耶夫仍然是該運動的政治領袖。大家一直稱呼志願軍為“阿列克謝耶夫的軍隊”。但阿列克謝耶夫痼疾纏身，他在10月去世，留下鄧尼金成為南方反革命無可爭議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人。志願軍佔領克拉斯諾達爾後制定的憲法，賦予了他軍事獨裁者的權力。科爾尼洛夫的夢想終於實現了。但鄧尼金不是科爾尼洛夫：他缺乏擔任最高統帥的能力；這也是白軍失敗的部分原因。

鄧尼金是個軍人：他出身于一個軍人世家，一輩子都在軍隊中度過。政治對他來說是一個陌生的領域，他從狹隘的軍事角度來看待政治。參謀軍事學院沒有鼓勵他思考時超越三大基本信條：專制主義、東正教和民族主義。“對軍官們來說，”他回憶道，“國家結構是一個註定的、不可動搖的事實，既不會引起懷疑，也不會引起意見分歧。”1917年的經歷讓他認識到，軍隊一旦涉足政治就會分崩離析，更強化了鄧尼金的非政治化傾向。和許多軍官一樣，這使他對所有政治家產生了蔑視。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希望保持軍隊不受“聒噪的政客”的影響，並“在能夠團結所有人的簡單國家象徵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計畫”。

憲法符合鄧尼金的目標。這部冗長的憲章是形式對內容的勝利，充滿了在內戰中非常不切實切的法律理想。簡言之，這正是人們對立憲民主黨人起草憲法的期望。它承諾給每個人一切，但最終卻沒有給任何人任何東西。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但“特殊利益和特權”是為哥薩克人保留的。國家受法律約束；但對鄧尼金的獨裁統治卻沒有任何法律限制（他們稱他為“安東沙皇”）。俄羅斯面臨的基本政治問題都沒有得到認真的解決。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政府？是否要復興帝國？能夠恢復地主階級的權利嗎？所有這些問題都被埋沒在軍事行動的利益中。

考慮到克拉斯諾達爾的分歧，這或許是可以理解的。從右派的“黑色百人團”到左派的激進民主主義者，眾多的團體和派別都在爭奪對白軍運動的政治影響力。沒有一個團體擁有廣泛的民眾基礎；然而所有團體都在積極扮演“歷史性角色”。他們互相爭吵，玩弄政治。國家統一委員會和民族中心是僅有的兩個具實際影響力的團體，他們在鄧尼金的政府中共用職位。前者是君主主義者，否認二月革命的合法性。後者是立憲民主黨人，承諾恢復立憲會議。難怪鄧尼金選擇回避政治。他看到自己周圍滿是詭計多端的政客，每個人都想把他拉向一個或另一個方向。他試圖走中間路線，使自己的聲明保持開放和模糊，以免冒犯任何人，並且越來越多地退縮到他自己狹小的右派將領圈子裡——以羅曼諾夫斯基、德拉戈米羅夫和盧科姆斯基為首——在那裡做出重大決策。特別委員會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政府幻影。它為將軍們已經做出的決定蓋上橡皮圖章，並在諸如郵政服務或財政和供應等重大事項的細支未節上埋首於紙面法令。它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學校應該使用舊的還是新的拼寫法這類棘手的問題上——當然，它選擇了舊的拼寫法。資深政治家，如舒爾金和阿斯特羅夫，不會拿這種工作來貶低自己；他們缺席特別委員會會議，進一步降低了特別委員會的效力。

在早期，這種對政治的忽視似乎無關宏旨。將軍事行動置於一切之上，並集中精力推廣模糊的民族象徵，作為紅軍宣傳的替代品，這就綽綽有餘了。但後來，當白軍的目標不僅僅是征服俄羅斯，而且還必須試圖統治它時，這種對政治的忽視就成了一個災難性的盲點。他們的政治是導致他們在內戰中失利的主要原因，至少與他們在戰場上的失敗同等重要。

白軍領導人——不僅西伯利亞的，也包括南方的——未能適應進行內戰所需的新革命世界。他們沒有做出真正的努力來制定可能吸引農民或少數民族的政策，儘管兩者的支持都至關重要。他們太紮根於舊俄羅斯了。宣傳和地方政治結構的極端重要性幾乎完全被他們所忽略：在軍隊狹隘的觀念支配下，他們無法理解在內戰中開展政治動員的必要性。直到1919年，而且是在盟國的堅持下，白軍才開始投入真正的資源用於他們自己的宣傳機器。即便如此，與紅軍出色的宣傳相比，整個事情的處理方式也顯得相當低調和業餘。鄧尼金的宣傳機構資訊部（OSVAG）最初設立於外交部內：它認為自己的主要目標是說服盟國，而不是俄羅斯人民，相信白軍事業的價值，它的宣傳材料很少到達工廠或村莊。白軍領導人對它的資金投入和重視程度嚴重不足，特別是由於它反對他們右派的觀點，因此，將軍們經常指責其工作人員是“逃兵”、“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

總而言之，白軍沒有理解他們所參與的戰爭的性質。他們認為可以用19世紀傳統戰爭的方式進行戰鬥：把軍隊置於政治之上。然而，這就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在任何一場內戰或全面戰爭中，軍隊在其佔領的領土上調動群眾資源的能力必然決定著戰爭的結果。他們能否做到這一點，正是一個政治問題：僅靠恐怖是不夠的；這也是一個爭取群眾支持或至少利用群眾反對敵人的問題。在俄國內戰（1919年）的主要戰役中尤其如此，當時紅軍和白軍都從小規模的遊擊隊發展成為大規模的徵兵軍隊，這有賴於對農民及其資源的動員。因為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農民的支持，他們都被後方的逃兵和農民起義所削弱，這既歸因於政治失敗，也歸因於軍事壓迫。

白軍沒能為民主動員的任務制定出可行的政治方案。在重大政策問題——土地和民族——上，他們制定了大量的、但不具約束力的官僚計畫，供今後辯論之用。一切都被推遲，直到重新召開立憲會議；然後，在右派的壓力下，立憲會議本身又被一再延宕。白軍無法擺脫舊政權的官僚習氣。他們採取一套死板的、僵化的、教條的方法來應對呼喚大膽的民眾改革的革命形勢。他們把自己視為流亡中的舊俄羅斯國家的代表，把所有的政治問題都推遲到軍事勝利將他們帶回舊首都以後；他們從來不明白，勝利本身即取決於建立一個新型的國家。

志願軍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是與哥薩克的關係。白軍將領是俄羅斯的中央集權主義者。但頓河哥薩克和庫班哥薩克都想建立獨立的國家。他們甚至派譴自己的非官方代表出席凡爾賽和會，試圖獲得西方列強的支持，但沒有成功。鑒於其在軍事上對哥薩克人的依賴，白軍本應努力安撫他們。然而，白軍甚至從來沒有正視一下他們的要求。白軍把哥薩克視為普通的俄羅斯人，認為他們的民族主義是少數極端分子所為。庫班政府主要由沙文主義者和煽動者領導，為了表現得像一個主權國家，政府使出了渾身解數。它拒絕俄羅斯人移民庫班，關閉邊境禁止出口，並控制了鐵路。這些舉措一向是志願軍的眼中釘、肉中刺。為了維持軍隊的給養和裝備，白軍被迫從哥薩克定居點徵用糧食，對當地的自治機構強取豪奪，這些反過來又給哥薩克領袖煽動民族主義火上澆油，推波助瀾。

也許正是白軍的不妥協才因禍得福：哥薩克的民族主義在行動上並非一幅美麗的圖畫。庫班哥薩克人將成千上萬的非哥薩克人（主要是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趕出他們的農場和村莊，將他們的孩子從當地學校開除，以“布爾什維克”的名義殺害了數百名非哥薩克人。克魯格甚至討論過將所有非哥薩克人完全逐出庫班的想法。【4】這是一種“種族清洗”，基於哥薩克人是比非哥薩克農民更優越的種族的想法。哥薩克領導人經常表示，他們的人民是唯一有價值的俄羅斯人，其他人都是“狗屎”。克魯格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迫害行為。在一個村子裡，一群哥薩克士兵抓住了學校女教師，一個教了當地哥薩克兒童20多年的俄羅斯移民，並把她毆打致死。她的哥薩克鄰居們沒有一個人伸出援手。白軍顯然有興趣保護非哥薩克人：他們占庫班人口的52%。如果對哥薩克人聽之任之，其他人就會被趕到紅軍的懷抱中。然而，白軍在哥薩克獨立問題上的頑固態度只會助長這股種族仇恨的氣焰，導致與庫班政府的關係持續惡化。如果白軍對哥薩克自治的想法做出一些姿態，那怕以打敗紅軍為條件，他們也許能阻止這種惡行。但他們沒有尋求妥協。他們被困在19世紀的俄羅斯帝國世界裡，對哥薩克人的民族願望漠不關心、充耳不聞，就像他們對自己民族以外的所有民族主義一樣。

庫班哥薩克建立獨立軍隊的運動同樣沒有取得成功。從軍事角度看，這對白軍來說是災難性的，因為庫班哥薩克組成了白軍的大部分兵力，而且幾乎占了全部騎兵。此外，獨立的頓河哥薩克軍隊並不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例子。其鬆散的支隊（每個支隊由一個單獨的哥薩克定居點組織）不受中央司令部的控制。他們英勇戰鬥保衛家園，卻不願意離開它。1919年，當白軍挺進到俄國中部時，這成為了一個關鍵問題。哥薩克人並不在乎誰在莫斯科統治，只要他們能自由自在。“俄羅斯不關咱們的事”——鄧尼金這樣總結他們的態度。1918年底，頓河軍經過兩個月的圍攻，仍未能拿下察裡津，這已經表明哥薩克人在家鄉以外的鬥志有限。一旦讓他們馳騁在俄羅斯農民的土地上，總是很容易墮落為搶劫；在猶太人定居點，他們經常大肆屠殺。這是白軍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哥薩克騎兵在1919年的強搶豪奪，比任何事情都更能使俄羅斯中部的民眾團結起來支持紅軍。這也是鄧尼金拒絕哥薩克人要求獨立建軍的原因。他甚至不考慮單獨的哥薩克部隊。

白軍對少數民族的要求也表現出同樣的不靈活。“一個偉大的、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羅斯”是他們意識形態的核心。在沒有任何明確的社會聯盟的情況下，白軍依靠俄羅斯民族和帝國的理念，將諸多不同的因素凝聚在一起。他們的帝國政策既來自于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人的思想，也源於舊政權的價值觀。現在，米留科夫和斯特魯夫堅定不移地捍衛大俄羅斯，就像最保守的君主主義者一樣。誓死效忠俄羅斯帝國是白軍運動的一個根本弱點，因為他們的軍隊主要駐紮在烏克蘭、高加索和波羅的海地區，在這些地方，非俄羅斯人口無不傾向於獲得更多的自治權，有時甚至完全獨立於俄羅斯。白軍沒有意識到，如果他們要在非俄羅斯人民中建立廣泛的支持基礎，就必須對這些民族的願望做出妥協。他們沒能把民族主義者變成自己的盟友，而是把他們變成了敵人。

作為一支主要由貴族子弟組成的軍隊，志願軍與農民的矛盾更加突出。儘管鄧尼金本人即是前農奴的兒子，但他從未意識到，如果他的軍隊要征服農民的俄羅斯，就必須接受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白軍認為，他們可以在沒有農民支援的情況下贏得內戰；或者，不管怎樣，他們似乎認為整個土地改革問題可以推遲到勝利之後。他們對內戰的看法——其結果將完全由軍事力量決定——排除了將群眾政策作為運動一部分的必要性。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土地政策會受到普遍歡迎：地主階級在鄧尼金追隨者中占主導地位，使得白軍在俄國南部不可能推行一項能夠贏得廣大農民支持的土地計畫。鄧尼金為提出土地改革的建議而成立的兩個委員會都強調出售鄉紳的剩餘土地（而且僅限於內戰結束後三年內），但排除了任何強制徵用的可能性。這基本上就是1917年最低限度的立憲民主黨土地方案。它拒絕承認農村革命的事實，並繼續捍衛——可能出於對法律的神聖性和鄉紳利益同樣的信仰——土地所有者的正式產權。根據統計學家計算，如果在委員會建議的基礎上推行土地改革，農民將不得不歸還他們自1917年以來從鄉紳手中奪取的四分之三的土地。因此，廣大農民有充分的理由反對白軍。

更何況，鄧尼金的軍隊和他的地方官員因幫助鄉紳在他們重新征服的領土上奪回土地而臭名昭著。這一政策的理由是鄉紳耕種的莊園往往產量更高，但這是恢復舊制度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無論如何，所有歸還鄉紳的土地大部分都租回給了農民（通常按收成三分之一的固定比率）。與軍事統治和恐怖主義截然相反，地方政府被移交給了當地鄉紳、前沙皇員警，以及以地區長官名義行事的官員。令人不可避免的得出結論——白軍正試圖恢復舊政權名譽掃地的地方機構。例如，地區長官與沙皇時期的地方行政長官非常相似，後者像小沙皇一樣統治著村莊。有幾個案例表明，這些地主以地區長官的身份返回自己以前的封地，對村民進行了殘酷的野蠻報復，處決和鞭笞他們的領導人。自由主義者為恢復地方自治會所做的努力，遭到了鄧尼金政權中右派勢力的強烈抵制，理由是這將損害當地貴族的地位。貴族們最惡劣的反應——在斯托雷平時期曾經反抗鄉鎮自治會——在白色政權的核心中繼續存在。正如鄧尼金自己所承認的那樣，在他的政權下，農村掌權者可能具有經驗方面的優勢：

但就他們的心理和世界觀，他們的風俗習慣而言，他們與這個國家發生的變化相去遙遠，甚至疏離，以至於他們不知道如何在新的革命時代採取行動。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回到過去的問題——他們試圖在形式和精神上都恢復過去。

白軍未能認識到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這是導致他們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鄧尼金本人後來也承認了這一點。直到1920年，志願軍在未能深入俄羅斯中部農村的中心地帶之後，才終於正視發動農民的必要性；但為時已晚。土地改革是布爾什維克的第一步，卻是白軍的最後一步：在一個農民國家，這就足以說明一切。

1918年11月，歐洲戰爭結束，內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德國戰敗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被廢止，德國軍隊從波羅的海、烏克蘭和克裡米亞撤軍，使內戰軍隊得以搶佔撤退留下的真空地帶。

志願軍有充分理由對前景感到樂觀。隨著德國戰敗，他們期望協約國會加大對南方白軍事業的支持。在那之前，協約國一直對這場內戰持觀望態度。他們的主要興趣在北方和西伯利亞，他們一直希望在那裡重建俄羅斯軍隊，繼續對德國作戰。幾百名英國海軍陸戰隊員佔領了北極的摩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斯克港口，以保衛盟軍的軍事儲備。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之後，他們甚至捲入了與紅軍的小規模衝突。德國佔領烏克蘭和控制黑海，使協約國很難向志願軍提供軍事援助。但現在一切都改變了。協約國承認鄧尼金是南方白軍主要的領導人，並承諾提供包括12個師在內的物質支援，以幫助佔領烏克蘭。他們還向志願軍承諾，原來協約國提供給俄國軍隊的、留在羅馬尼亞前線的軍事物資，只要他們能拿到就給。11月23日，當一支英法艦隊駛入新羅西斯克時，這股狂喜浪潮達到了頂點。普爾將軍和埃利希中尉走下船，迎接他們的是歡呼的龐大人群。他們向民眾保證，英國和法國與志願軍的目標是一致的。既然協約國站在他們這一邊，每個人都期望白軍勝利進軍莫斯科。協約國已經打敗了強大的德國軍隊；對他們來說，擊敗布爾什維克肯定是一項唾手可得的任務。這種樂觀情緒隨著高爾察克海軍上將在東線的崛起而進一步加強。

事實上，協約國承諾的援助最終變成了一紙空文。西方列強的參與從不涉及實質性問題，而且總是缺乏明確的目標或事項。西方公眾輿論在紅軍和白軍之間產生了分歧，而許多處於中間的人在經歷了四年的全面戰爭後感到厭倦，反對向國外派遣更多的軍隊。大多數協約國的政治家搞不明白，既然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他們為什麼還要捲入一場外國內戰。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俄國知之甚少——例如，勞埃德·喬治認為哈爾科夫是一位將軍而非一座城市——而且，就像在國際事務中一樣，無知滋生冷漠。一些政治家，如邱吉爾，希望發起一場西方對共產主義的十字軍東征，但其他人則擔心白軍的勝利會導致俄羅斯的強大和帝國主義野心的復蘇，他們更願意看到一個紅色的、但弱小的俄羅斯。西方領導人在這兩種觀點之間搖擺不定。他們無法決定是與蘇維埃統治者開戰還是媾和——因此最終兩者都做。他們一方面向白軍提供軍事援助，另一方面又試圖迫使他們進行和平談判。【5】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政策往往是隨波逐流。一旦英國人向白軍提供援助，法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也紛紛效仿。這就像一場窮人的撲克牌遊戲：沒有一個玩家願意被排除在競價之外，因為獎品（在俄羅斯的影響力）實再太豐厚了，但他們中又沒有一個人願意下高額的賭注。結果是，所有主要大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加拿大、日本和美國）都只派遣了少量部隊——可以說，只是為了保持他們的存在感。干預從未達到後來蘇聯歷史學家所宣稱的威脅水準。它只是足以使白軍暫時免於失敗，但又不足以讓他們真正取得勝利。例如，在西方援助的頭幾個月，鄧尼金的部隊收到了幾百套卡其布制服和一些果醬罐頭。英國士兵和坦克在春天抵達，法國海軍緊隨其後，在奧德薩登陸。幾乎一開始，水兵們就嘩變了——他們不願意與當時正向奧德薩推進的紅軍開戰——法國艦船不得不撤離。

由於白軍得到的援助微乎其微，彼得留拉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率先填補了德國軍隊撤出烏克蘭後留下的空白。他們很快被從北方入侵的紅軍趕出基輔，逃往西部邊遠省份。但反過來，紅軍對烏克蘭的控制也很薄弱，烏克蘭陷入了越來越混亂的泥潭。布爾什維克在農村的政策遭到了農民的廣泛抵抗，他們團結起來支援當地的民族主義者、躲在樹林裡的各路綠軍以及馬赫諾的無政府主義者。與此同時，白軍也在招兵買馬擴充隊伍。德國人的撤離使克拉斯諾夫的頓河軍失去了主要的保護者，並將其左翼暴露給了從烏克蘭推進的紅軍。頓河軍在冬季攻打察裡津的戰役中已經捉襟見肘；隨著紅軍的推進，它一敗塗地，哥薩克人成群結隊地開小差。克拉斯諾夫被迫向鄧尼金尋求幫助，即使他知道白軍領導人肯定會要求頓河軍服從自己的指揮。但由於協約國支持鄧尼金，克拉斯諾夫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1月8日，頓河軍終於與志願軍合併了。他們現在被稱為南俄羅斯武裝部隊——儘管實際上他們並不是一支統一的軍隊。

南方的反革命軍隊現在集結在指揮國家內戰的人麾下。次年春天，他們沖出哥薩克人的家園，佔領俄羅斯南部、烏克蘭大部分地區，鋒芒直指莫斯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部隊不斷壯大，發展成為一支依靠招募農民的大規模徵兵軍隊。這是他們最終失敗的根源：他們對政治的忽視使他們沒有為現在統治這些新征服領土所面臨的任務做好準備。

【1】莫斯科的一個大型跳蚤市場。

【2】在紅軍方面沒有任何可與之比媲的——也許除了1918年8月和9月期間被白軍圍困在塔曼半島的塔曼師的長途行軍。這個史詩般的故事構成了塞拉菲莫維奇著名小說《鐵流》的基礎。在蘇聯政權下，塔曼師享有英雄般的地位。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葉利欽竟然在1993年10月命令塔曼師炮轟議會大樓。

【3】紅軍後來聲稱，他們是從一名志願軍叛徒那裡知曉科爾尼洛夫總部的確切位置的。

【4】一位哥薩克代表說這太仁慈了，最好直接殺光所有非哥薩克人。

【5】1919年1月，威爾遜總統和勞埃德·喬治與布爾什維克達成協議，同意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普林基波島舉行和平會議。布爾什維克主動提出償還俄國外債，進行輕微的領土調整，並暫停針對西方的敵對宣傳——儘管後來蘇聯方面解釋說這是一種外交手段。白軍領導人不願意與會議有任何關係。協約國建議他們應該接受紅軍的條件，他們感到被出賣了。邱吉爾和法國支持他們。會議從未召開，但威爾遜繼續與布爾什維克進行和平談判。他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威廉·布利特被派往莫斯科執行秘密任務。布利特此行對蘇維埃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建議單獨實現和平，但被英國和法國否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