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三部第1章：於無聲處

第三部 自由引導人民

第1章 於無聲處

我萬萬沒想到，“歷史變成傳說、傳說變成神話”的速度竟如此之快。在莫斯科、維爾紐斯、西伯利亞以及其他地方，我看到的一切都瞬間超越了“事實”——會議、示威、報紙報導、文字記錄和錄影帶。敘事的每個部分、每一次衝突或起義都充滿神話色彩：戈巴契夫和葉利欽的復仇劇、立陶宛和克里姆林宮的大衛戰歌利亞劇、煤礦工人無產者的諷刺劇。最神奇的是，在愚昧和虛榮的人群中，在被欺淩與被侮辱的人群中，出現了一位聖徒。薩哈羅夫是蘇聯的普羅米修士——“火”（氫彈）的創始人，當希望即將熄滅之時，他拋棄自己的天賦，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拯救“凡塵世界”；他從流放地歸來，展現了自己的智慧，鞭策沙皇。

誠然，薩哈羅夫終究是一個人，到1989年底，他看上去似乎已經擠幹了身體裡最後一滴血液、最後一絲力氣。他68歲了，面容憔悴得像羊皮紙。他說話含糊不清，常常喃喃自語。他爬七八級臺階都很困難，喘不過氣來；他總是彎著腰，身體略微向右傾斜一點。然而，對他的時間和精力的要求卻與日俱增。70年代，薩哈羅夫的廚房餐桌是人權運動的十字路口，可現在來奇卡洛娃街公寓的訪客比那時還多。記者、電影製片人、朋友、外國冒險家、追隨者、代表、國外學者紛至遝來，因為沒有人有理由害怕。

戈巴契夫把薩哈羅夫從高爾基接回家，這一舉動在黨內招致諸多怨言，卻讓他覺得自己是仁慈的沙皇。戈巴契夫很自豪。但薩哈羅夫拒絕滿足戈巴契夫的虛榮心。就在與高爾基的第一次電話交談中，他很快提醒戈巴契夫注意一名政治犯的死訊，他的摯友阿納托利·瑪律琴科，然後敦促釋放一長串其他人。薩哈羅夫師古聖賢；當沙皇英明神武時，他輕聲稱讚，但絕不讓他驕傲自滿。薩哈羅夫的支持是有條件的；他的決定不是基於黨內現實——儘管他非常瞭解這些現實——而是基於一套可以刻在兩塊小石碑上的道德律令。

薩哈羅夫尊重戈巴契夫，認為他是一位勇敢的政治家，但並不敬畏他。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戈巴契夫經常允許薩哈羅夫即興發言，但當薩哈羅夫試圖迫使戈巴契夫批准一項《權力法案》，以終止共產黨擁有的統治地位時，戈巴契夫抱之以傲慢的不屑。聖人薩哈羅夫惹怒了戈巴契夫。那怕會議紀要沒能記錄下戈巴契夫咄咄逼人的目光、盛氣淩人的態度和蠻橫粗暴的語氣，但我們仍能感受到這一點：

戈巴契夫：總之，快結束吧，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你已經佔用兩次發言時間了。

薩哈羅夫：我還沒說完。我省略了一些論據。我遺漏了許多重要的東西。

戈巴契夫：到此為止。你的時間，兩次發言的時間，已經用完了。對不起，到此為止。

薩哈羅夫：[聽不清]

戈巴契夫：到此為止，薩哈羅夫同志。你尊重人大嗎？

薩哈羅夫：是的，但我更尊重國家和人民，我的使命超出了人大的範圍。

戈巴契夫：很好，到此為止！

薩哈羅夫：[聽不清]

戈巴契夫：請你結束。請你說完。到此為止！請收起你的講稿！[會場掌聲雷動]請坐下。請其他代表發言。

戈巴契夫內心深處對薩哈羅夫不禁肅然起敬，甚至羡慕不已；但令他惱羞成怒的是，他屈尊釋放的這個人，不知何故，居然是不可撼動、不受控制的。在某種程度上，薩哈羅夫似乎淩駕於政治之上，即使他正在參與最唇槍舌劍的辯論。有一次，一名阿富汗老兵攻擊薩哈羅夫，他遭到了強硬派多數人的噓聲和口哨聲，一些觀眾甚至打來電話，擔心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會心臟病發作。但他仍很平靜，泰然自若。也許正是這種品質讓戈巴契夫坐立不安。當小報《探索與爭鳴》週刊公佈了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薩哈羅夫是迄今為止國內最受歡迎的政治家時，戈巴契夫暴跳如雷。他甚至威脅要解雇那個編輯。

原因很簡單：薩哈羅夫代表著冰冷無情、無可辯駁的真相。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期間的一個晚上，薩哈羅夫要求與戈巴契夫單獨會談。薩哈羅夫在回憶錄中記述了等待見面的情景：

“我看到國家克里姆林宮巨大的大廳，燈光昏暗、空無一人。遠處有士兵把守大門。最後，約莫過了半小時，戈巴契夫帶著[他的副手阿納托利·]盧基亞諾夫走了出來。盧基揚諾夫並不在我的計畫內，但也沒有辦法。戈巴契夫看起來很疲憊，我也一樣。我們搬了三把椅子到主席臺一角的會議桌旁。戈巴契夫在整個談話過程中都板著面孔。他對我那種慣常的微笑——一半是親切，一半是傲慢——從未出現在他的臉上。

“我說：‘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不用我來告訴你，國家的情況有多嚴重，人民有多麼不滿意，每個人都認為情況會變得更糟。國家對領導層和党的信任出現了危機。您的個人權威和聲望已經降到零。人們不能再等下去了，除了承諾什麼也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幾乎不可能採取中間路線。國家和您都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要麼最大限度地推動改革進程，要麼試圖保留行政命令體系的所有特性。在第一種情況下，您必須借助“左派”的力量，您放心，他們中有許多勇敢無畏、充滿活力的人值得您信賴。在第二種情況下，你自己知道會得到那些人的支援，但他們永遠不會原諒你改革的嘗試。’”

換句話說，站在激進派一邊，你知道他們是正確的；党的官僚、軍工複合體，無論你做什麼都是敵人。無論你縱容他們多久，他們都會背叛你。別再自欺欺人了。但薩哈羅夫無法說服戈巴契夫。

就在西伯利亞爆發罷工之後，薩哈羅夫、葉利欽、尤裡·阿法納西耶夫和經濟學家加夫裡耶爾·波波夫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組建了一個激進的反對派，即區域代表聯合會。這一事態發展加劇了戈巴契夫和薩哈羅夫在1989年12月召開的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緊張關係。值得稱讚的是，戈巴契夫再一次邀請薩哈羅夫發言，但當他的講話過於激進時，戈巴契夫立即予以反駁。“到此為止！”當薩哈羅夫試圖向戈巴契夫遞交數萬封支持取消黨對權力壟斷的電報時，戈巴契夫咆哮道。回到家後，薩哈羅夫對戈巴契夫的“折中方案”深感失望，他在一本厚厚的活頁筆記本上寫下了自己的憲法提案，設想建立一個歐亞聯邦，參加是自願的，共產黨只是其中之一。正如他在1968年發表的文章預示了改革的思想一樣，他的憲法再次預言了洞見未來的先見之明。（3年後，戈巴契夫會說：“如果我們當時能更認真地聆聽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的意見，或許能學到一些東西。）

12月14日下午晚些時候，區域代表聯合會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一次公開的核心會議。薩哈羅夫看起來疲憊不堪，在其他一些人演講時打起了瞌睡。葉利欽後來說，薩哈羅夫“顯得很痛苦”，但當時沒有人說什麼，會議拖得很長。薩哈羅夫作了一次典型的低調發言。他說，他對目前的折中政策感到失望，反對派力量是加快改革進程的唯一途徑。他說，戈巴契夫政府正在“把國家帶入災難，想方設法阻撓改革。長此以往，必將使國家處於崩潰的邊緣，搖搖欲墜……唯一的辦法，唯一可能的前進道路，就是激進化改革。”他再次敦促戈巴契夫廢除憲法第六條，因為該條款保障了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會議結束後，薩哈羅夫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同意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的一家酒店會見一些哈薩克記者，接受長時間採訪。

回到寓所後，薩哈羅夫告訴妻子葉蓮娜·邦納，他要下樓去書房。他想小憩片刻，然後起來再寫一篇演講稿。他讓邦納9點鐘叫醒他。天亮前他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明天，”他說，“將有一場戰鬥。”

邦納下樓叫醒丈夫時，發現他倒在走廊的地板上，已經停止呼吸。“可能是極權制度殺了他，”維塔利·柯洛蒂奇後來說：“我很高興薩哈羅夫在去世前給了極權制度致命一擊。如果上帝派耶穌來為人類贖罪，那麼馬克思主義的上帝一定是派安德列·薩哈羅夫來為我們的制度贖罪的。”

15日上午9點，當人大代表們在國家克里姆林宮寬敞的大廳裡麋集時，每個人都已經知道、正在知道或即將知道此事。與薩哈羅夫關係最密切的男男女女似乎都驚魂未定。他們要麼獨自一人，要麼與朋友站在一起，一言不發，一邊抽煙，一邊透過窗戶凝視著克里姆林宮的教堂和尖塔。曾與薩哈羅夫一起幫助成立《莫斯科論壇報》研討小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學者尤裡·卡裡亞金告訴我，這個國家頓時失去了“完美的道德指南針”。葉利欽在大廳裡踱步，垂頭喪氣、漫無目的，直到我們幾個人向他詢問薩哈羅夫的情況。葉利欽松了一口氣，似乎他有了新任務，要面對照相機和筆記本。“我們必須沿著薩哈羅夫開創的道路繼續走下去。我們的責任是為薩哈羅夫恢復名譽，為他所遭受的迫害正名，”他說，聽起來非常像一個人在自言自語。

戈巴契夫是這所房間裡的政客，他縱橫捭闔、長袖善舞，多少次把大多數代表玩弄于股掌之間。他花了多年時間才完全承認薩哈羅夫的影響力，現在他甚至選擇不親自宣佈這一噩耗，也不會發表任何評論。他向自由派週刊《莫斯科新聞》表達了哀悼之情，卻不願在公眾面前這樣做。他白白錯失時機。相反，政治局中最愚蠢的人之一維塔利·沃羅特尼科夫坐在主席的位置上，10點鐘，他敲下木槌。沃羅特尼科夫站了起來，甕聲甕氣地說，“我國最偉大的科學家和傑出的公眾人物之一，”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薩哈羅夫去世了。“他為國家國防事業做出了偉大而獨特的貢獻，”他承認。但談到政治時，沃羅特尼科夫卻顯得十分委婉：“對他各方面活動的客觀分析屬於歷史的範疇。”沒有提及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或新的反對組織，也沒有提及他的道德領導力或榜樣。

然後，我們全體起立默哀一分鐘。

緊接著，戈巴契夫就讓沃羅特尼科夫繼續開會。薩哈羅夫圈子的成員對沒有取消當天的會議或沒有宣佈葬禮當天為全國哀悼日感到震驚。30歲的工程師伊利亞·紮斯拉夫斯基，他因小時候患血液病而致殘，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上講臺。他代表莫斯科十月區。會議開始前，紮斯拉夫斯基找到戈巴契夫，請求他宣佈今天是薩哈羅夫哀悼日。戈巴契夫拒絕了，告訴他這“不符合傳統”。所以現在戈巴契夫非常清楚紮斯拉夫斯基要說什麼。還沒等這位年輕的代表開口，戈巴契夫就堅定地說：“回到座位上！”但紮斯拉夫斯基一動不動。戈巴契夫再次讓他坐下。紮斯拉夫斯基堅決杵在原地，只等著代表們停止竊竊私語，聽他把話說完。這時，打主席臺邊走來一個點頭哈腰的人，他靈巧地企圖“扶”紮斯拉夫斯基走下臺階。紮斯拉夫斯基冷冷地白了他一眼，那眼神就好像拳擊手在擂臺上盯著對面一個放肆的對手。那個馬屁精趕緊溜之大吉。現在，戈巴契夫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強迫一個年輕的瘸子坐在椅子上，因為他想為一個殞落的聖人大聲疾呼，要麼屈服。這是一場驚人的對峙，即使在旁聽席上，我也能(用雙筒望遠鏡)看到戈巴契夫眼中的怒火。他屈服了。紮斯拉夫斯基要求舉行一天的哀悼，主席表示會慎重考慮這一建議。但它從未被採納。

後來，紮斯拉夫斯基跟我聊起了那場衝突。“我認為不坐下來是我的責任，”他說。“有時候，一個人必須說出自己的想法。薩哈羅夫是我們國家的良心。我從小就崇拜他，我覺得這是我對他應盡的義務。會議開始時，我找到戈巴契夫，請他提議舉行全國哀悼，但他說他可能做不到，因為這違背傳統。我們在這方面似乎有一套不成文的規矩：總書記要悼念三天，政治局委員要悼念一天，院士則不行。戈巴契夫說，根據先例，不應該有這樣的哀悼。但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悼念薩哈羅夫。我們呢？”

與此同時，人民代表大會中的強硬派也無法抑制他們對薩哈羅夫的蔑視。他們也在神話劇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那些不信教的人，那些憤怒反對聖人的異教徒。當薩哈羅夫站在講臺上時，他們曾嘲笑過他，而現在他們對他的死不屑一顧。塔吉婭娜·紮斯拉夫斯卡婭是一位社會學家，曾在戈巴契夫執政前就輿論問題給他提出過寶貴的建議。她告訴我，聽到“政府官員”對薩哈羅夫的“諷刺挖苦和污言穢語”，令她感到羞愧和厭惡。當最終宣佈會議將在葬禮當天暫停幾個小時後，保守派發出了噓聲。虛偽無處不在。塔斯社在薩哈羅夫生前曾污蔑他是“外國間諜”和“拜金主義者”，而現在卻在媒體上恬不知恥地發表悼詞。另外，他們發佈公告稱，薩哈羅夫生前最後幾天的獨家錄影帶可提供給外國電視臺，價格為1,500美元，僅限硬通貨。還有其他齷齪的時刻。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在大會自助餐廳走來走去，向記者們分發他為紀念薩哈羅夫而即興創作的一首詩（俄語和英語）。“也許你會把它刊登在你們的社論版上？”他說。

莫斯科人很快就把奇卡洛娃街48號變成了一座祭壇。他們或單獨、或成群結隊地來到這裡，在門口堆滿了康乃馨。有人把薩哈羅夫的照片貼在牆上，似乎這還不夠，後來者在照片周圍點燃蠟燭，獻上鮮花。第一批來到大樓的悼念者之一拿出一個厚厚的筆記本，讓人們寫下告別的話。“我們成了孤兒，”其中一條寫道。“沒有你，就沒有人保護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兇手可恥，”另一條寫道。“請原諒我們給你帶來的所有不幸。原諒我們吧，那些生前詆毀你的人現在只會說您的好話。他們說再多也沒用，我們沒能保護好你的生命。但我相信我們會保護你的記憶。請原諒我們。”

在樓上，邦納傷心欲絕。由於丈夫的遺體仍在公寓裡，她不得不強忍悲痛與戈巴契夫的手下葉夫根尼·馬克西莫維奇·普裡馬科夫一起籌畫葬禮。最後，一輛古老而醜陋的救護車停在了普裡馬科夫豪華轎車旁邊的泥濘中。三名穿著髒兮兮工作服的醫護人員走進薩哈羅夫的住處。他們把屍體綁在擔架上，從七層樓梯抬到車上。然後，邦納不得不應付樓梯上的記者。她把頭伸出門外，失聲喊道：“為了讓安德列早點離開人世，你們從早到晚給我們打電話，從不讓我們好好生活和休息。做個人吧！離我們遠點！”

邦納的脾氣的確很可怕，但她也讓人不得不心生敬意。她是薩哈羅夫的左膀右臂，是他的門前雄獅。她保護他，鼓勵他，他愛她的潑辣兇悍。在人權鬥爭中，薩哈羅夫和邦納是一個團隊。他們共同承受著身體和心理上的磨難。克格勃千方百計地騷擾薩哈羅夫夫婦，甚至給他們郵寄“聖誕卡”，上面印著被肢解的屍體和頭顱上插著電極的猴子的怪異圖像。他們的子孫也受到恐嚇。塔斯社、《消息報》和《真理報》大肆誹謗。在高爾基，暴徒們揮舞著手槍闖入公寓。在威脅要把公寓“變成阿富汗”之後，其中一個人轉身對薩哈羅夫說：“你在這裡呆不了多久。他們會帶你去療養院，那裡有把人變成白癡的藥。”一位名叫尼古拉·雅科夫列夫的“歷史學家”寫了一本書，侮蔑邦納是一個“性強盜……把自己強加于鰥夫薩哈羅夫身上”。在俄羅斯騎士精神史上最令人難忘的時刻，薩哈羅夫——善良、溫和的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面對雅科夫列夫，賞給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一年前，葉蓮娜·格奧爾基奧夫娜和我一起去巴黎參加人權會議，”列夫·季莫菲耶夫在守靈儀式上告訴埃絲特。“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從美國來，在機場迎接我們。他們已經有一個半月沒在一起了，一見面，他們的臉就像年輕的新婚夫婦一樣繽放光芒。多麼清澈的年輕面孔。除了彼此，他們什麼也看不見。所有等候在那裡的記者都顯得格格不入，我覺得自己像是闖入一對正在幽會的戀人。”

普裡馬科夫向邦納提出為薩哈羅夫舉辦一場總書記規格的葬禮。他可以在克里姆林宮對面的圓柱大廳舉行國葬——這裡也是當年陳列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遺體的地方。邦納拒絕了。她想要一個不那麼正式的、為薩哈羅夫獨有的地方。她選擇了青年宮，一個位於共青團路的巨大的大廳。

第二天早上，陰鬱淒涼、寒冷刺骨，連呼吸都變得困難。我和埃絲特接上芙羅拉和米沙·利特維諾夫以及他們的一些朋友，踏著冰雪走向青年宮。我們比守靈儀式提前一小時抵達，看到成千上萬的人已經排起了長龍，全都驚呆了。我們發現許多人是從列寧格勒、亞美尼亞和西伯利亞乘飛機趕來的。隊伍中有亞塞拜然人和克裡米亞韃靼人，有青少年和兒童，還有在寒風中顫顫微微的老人和婦女。他們中的一些人等了三四個小時，臉凍得通紅、皮幹肉裂，但依然不放棄。

在青年宮裡面，薩哈羅夫被安放在一個用紅黑相綴的縐紗裝飾的棺材上。大門打開不久，薩哈羅夫的腳下就堆滿了鮮花。葉蓮娜·格奧爾吉奧夫娜和她的孩子們以及其他來自俄羅斯和美國的家人坐在一旁。葉利欽、季莫費耶夫、謝爾蓋·科瓦廖夫和另外許多人作為儀仗隊站在靈柩附近。接下來的五個小時裡，前來瞻仰、致意的人緩慢地、不停地走過，川流不息。

“請原諒我們！”一位婦女在經過時大聲喊道。“原諒我們吧，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

葉蓮娜·格奧爾吉奧夫娜走到靈柩前，彎下腰，親吻丈夫的額頭，用指關節撫平他的臉頰。她在那裡站了很久很久，胳膊肘搭在棺材上，雙手掩面。

如果說青年宮的悼念活動顯示了薩哈羅夫逝世引發的普遍悲痛，那麼第二天的喪禮則清楚地表明瞭薩哈羅夫之死的政治意義。

12月18日，早上9時30分，一排黑色豪華轎車停在列寧大道科學院大樓的正門口。戈巴契夫和其他6名政治局委員下了車，走上樓梯，經過一面宣傳列寧的橫幅，上面寫著：“在馬列主義的指引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向著共產主義勝利前進！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天氣稍微暖和了一些，毛毛細雨和厚厚的雪花漫天飛舞，落在地上就融化了。幾分鐘後，送葬車隊抵達，一輛警用賓士車引領著幾輛破舊的黃色公共汽車。當薩哈羅夫的靈柩從一輛公共汽車的後面卸下時，邦納與戈巴契夫及其他政治局成員進行了簡短的交談。她告訴戈巴契夫，薩哈羅夫的去世使他失去了最忠誠的反對者。戈巴契夫問邦納，自己能否為她做些什麼。是的，她說。“紀念”仍未登記為正式的全國性組織。會辦好的，戈巴契夫說。

一名儀仗隊成員打開了棺蓋。戈巴契夫摘下灰色毛皮帽，走到靈柩腳下。政治局的其他成員也紛紛脫下帽子，站在總書記兩側。他們默默地站立兩三分鐘，所有人都盯著薩哈羅夫蒼白而威嚴的臉。有人在棺材上方撐起一把黑傘。然後，戈巴契夫快速地點了兩下頭，似乎在說：“好了，可以了，”示意這一刻到此結束。一行人走進科學院，在紀念冊上簽名。總書記用遒勁的筆跡寫下了“M.S.戈巴契夫”，政治局其他成員則在下方畢恭畢敬地簽字。

戈巴契夫離開前，一位元記者問了他一個關於薩哈羅夫197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問題，勃列日涅夫政權曾將這一事件視為國際社會對背叛祖國行徑的無恥挑唆。

“現在很清楚，”戈巴契夫說，“他當之無愧。”

下午早些時候，送葬隊伍從薩哈羅夫曾經工作過的物理研究所緩緩出發，前往莫斯科河附近的盧日尼基體育場停車場。我就在領頭大巴後面幾碼遠的地方。後門開著，邦納坐在棺材旁邊的長椅上。葉利欽就走在我前面。即使在當時，如果有人要領導政治反對派，那顯然就是葉利欽；但他知道薩哈羅夫和與薩哈羅夫最親近的人對他顧慮重重。葉利欽不是他們中的一員。他畢竟是前政治局委員。儘管葉利欽作為民粹主義者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支持，但他還是迫切希望擴大自己的號召力，向激進民主派示好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他走在薩哈羅夫靈柩的後面，與其說是嘩眾取寵，不如說是在盡可能地接近一切他所不是但又想成為的東西。

遊行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直到我們到達盧日尼基，我才看到有多少人前來向薩哈羅夫作最後的告別。不少於5萬人擠滿了寬闊的停車場。除了人山人海，人群中還有更引人注目的東西。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蘇聯可能會掀起一場統一的民主運動。在此之前，礦工、波羅的海獨立團體、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知識份子似乎仍是一盤散沙，充其量也就鬆散地結合在一起。但現在我看到了波羅的海旗幟、俄羅斯三色旗、支持烏克蘭魯赫獨立運動的旗幟、來自沃爾庫塔的礦工和學生。還有一些標語牌上畫著巨大的“6”字被打上叉——意思是應該取締憲法中保障黨在社會中“領導作用”的第6條。

擴音器裡播放著奧金斯基的《告別祖國》。演講者包括前政治犯——科瓦廖夫和持不同政見的牧師格列布·亞庫甯神父——以及現在必須開始填補巨大真空的政治人物：葉利欽、立陶宛獨立運動領袖維陶塔斯·蘭茨貝裡斯、列寧格勒法學教授阿納托利·索布恰克、伊利亞·紮斯拉夫斯基、尤裡·阿法納西耶夫、加夫里爾·波波夫。薩哈羅夫的棺材被吊起來，放在平板卡車前面，演講者站在車上，邦納戴著薩哈羅夫的灰色毛皮帽，坐在麥克風附近抽煙。她只站起來講了一次話，請大家騰出空間，以便儀式能夠和平、安全地進行。只有非蘇聯人才會忽略這一點：在史達林逝世後的幾天裡，圓柱大廳外的人群擁擠推搡，情緒激動，數百人被壓死——平添幾多冤魂。

俄羅斯文學學者、最年長的人大代表德米特裡·利哈喬夫首先發言：“尊敬的葉連娜·喬治奧夫娜，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的親戚、朋友、同事和學生！尊敬的同志們！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紀念一位偉人，他不僅是我們國家的公民，也是全世界的公民。一個21世紀的人，未來的人。這就是為什麼這個世紀許多人不理解他的原因。

“他是個先知，一個古代意義上的先知。也就是說，他是一個為了未來，號召同時代人起來進行道德復興的人。和所有先知一樣，他不被理解。他被逐出了自己的城市。”

阿法納西耶夫表示，未來的民主力量聯盟應以薩哈羅夫的名字命名。格列布·亞庫甯神父將薩哈羅夫比作聖人；其他人提到了馬丁·路德·金、甘地、托爾斯泰。蘭茨貝吉斯說，在維爾紐斯大教堂廣場上，教堂的鐘聲正在敲響，向薩哈羅夫致敬。聽演講時，許多人舉著蠟燭，淚流滿面。隨著夜幕降臨，儀式結束了。龐大的人群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向地鐵站和公車站。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人如此安靜。

一小時後，葬禮在莫斯科郊區的沃斯特裡亞科夫斯科耶舉行，這是一座掩映在松樹林中的墓地。雪又下了起來，空氣中彌漫著松柏和雪的味道。軍樂隊演奏蕭邦的《葬禮進行曲》和舒曼的挽歌《夢幻曲》。薩哈羅夫的墳墓又新又深，位於兩棵筆直的松樹和邦納母親魯夫的墳墓旁邊。邦納讓一支香煙從她手中掉到潮濕的土地上。她拉開蓋在薩哈羅夫臉上薄薄的白布，最後吻了他一下，合上，走開。但她無法忍受。她回來了，再次吻他一下，躊躇不前。我在季莫費耶夫旁邊，他立正站著，淚水順著鬍鬚流淌下來。最後，音樂停止。兩名工人合上棺材，將其緩緩降入墳墓。邦納往棺材上扔了一點土。其他人也這樣做了，泥土和松枝上還沾滿了雪，天地一片寂靜，只有泥土和樹枝落在棺材上發出的撞擊聲。掘墓人填墳的時候，邦納一邊看著，一邊抽煙。很快，哀悼者們手持蠟燭，在墳墓前擺滿鮮花——紅色康乃馨和黃色玫瑰。然後，他們退後一步，茫然若失。沒有什麼可做的了。雨又開始下。

那天和之後的幾天我都感到空虛。除了我所愛的人死亡之外，我從未對任何人的死亡有過這樣的感觸。許多我在莫斯科認識的人都有同感，而且對於在該政權統治下生活的人來說，他們的感受更為強烈。1953年3月，迷惑的蘇聯人民得知史達林去世的消息後問自己：“現在怎麼辦？”如今，魔咒終於解除了，但問題還是一樣。“現在怎麼辦？”薩哈羅夫比我們所有人都要更優秀。他的思想處於一個理性、道德和寬容的高度。瓦倫丁·圖爾欽是薩哈羅夫在物理學和人權運動中最親密的夥伴之一，他回憶起從前的舊事：

“那是1973年9月，就在之前不久，40名院士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譴責薩哈羅夫的信。我和薩哈羅夫夫婦坐在一起——像往常一樣，他們的廚房裡——討論這封信。薩哈羅夫一家剛剛從黑海度假勝地回來，葉蓮娜向我講述了他們離開前幾天發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正在海灘上曬太陽，這時一個矮個子男人跑到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面前，說他很高興見到他，和他握手，多次重複說有這樣一個人在他們中間是多麼幸運。

“‘那是誰？’當矮個子男人離開後，葉蓮娜問道。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回答說是某某院士。3天后，40人信發表，那位院士也在簽名者之列。葉蓮娜一如既往的情緒激動，言辭中帶著輕蔑和憤慨，這當然是有道理的。我看著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你猜他的反應是什麼？還是典型的薩哈羅夫風格。他對這件事一點也不憤慨。他只是在思考。”

蘇聯不能失去這樣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