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爱玲与琼瑶：简单与复杂的问题

香港文学批评家冯晞干的“張愛玲與宋淇談瓊瑤 也談亦舒”一文非常很有趣。它有趣就有趣在提出/罗列出一系列有趣的事实。

那些事实包括：张爱玲的一些小说创作的某些构件是不动声色地翻译英文小说的结果；琼瑶一度热销，但热劲过去便是没有多少读者要看的过眼云烟，而张爱玲则是常看常新，不断有新的读者——

例如我家附近的书店，不见什么宣传的张爱玲新版《传奇》，居然悄悄稳坐畅销书榜第七位，细心一想，真是惊人的成就。 《传奇》是1944年在上海出版的，今年刚好80周年，请问还有哪本80年前出版的书，今时今日依然打入畅销书榜呢？

应当说，冯晞干所罗列的这种事实上也是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则大都很不简单，是剪不断理还乱（即英文世界intractable）的问题。

追究和思考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很有趣，不但可以锻炼思辨和知识能力，而且也可以锻炼文学阅读能力。

按照传统的说法或思路，文学阅读应当是以娱乐为主（即文学阅读不应当是一种学术考试），但文学阅读的娱乐毕竟应当有一定的思辨成分，不应当全是无脑的娱乐即所谓的奶头乐，就跟吃奶的小娃儿一样完全是追求直接的感官满足。当然，在奶头乐貌似已经蔚然成风且风力很大、势不可挡的今天，传统的说法或思路在当今世界是否还能立得住，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得住也成了问题。

思考和讨论这样的问题大大超出本文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先把话题或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冯晞干文本身。

冯晞干在其文中提到他先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并附带链接），该文以确凿的例证显示，张爱玲在其长篇小说《半生缘》的写作中不动声色地即不加声明/说明地、拿来便据为己有地“大量”翻译抄袭（冯带有委婉和明显讽刺的用词是“抄考”）美国小说家、普利策奖得主John P. Marquand（1893 - 1960）的小说HM Pulham, Esq。

冯这种说法可以引发一个问题或一系列问题，如，张爱玲如此“抄袭”或“抄考”是否有损于或大大有损于张爱玲写作的文学性/文学价值？

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有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答案：无损，或曰，丝毫无损。

既然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最牛的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在其写作中有大量不动声色的（即没有说明交代的）“抄袭”或“抄考”且完全无损于其创作的文学性/文学价值，张爱玲创作的文学性/文学价值也不应因此而有丝毫的减损。（莎翁的“抄袭”或“抄考”有众多莎翁研究专家扎实的学术研究结果为证。）

然而，以上的简单而明确的答案再进一步细想一下，就会带出一连串相关的麻烦问题，使简单而明确变得拖泥带水，说不清道不明了。这样的麻烦问题包括（不局限于）：

张爱玲如此“抄袭”或“抄考”现在会不会有法律的麻烦？如此“抄袭”或“抄考”跟眼下中文世界，尤其是眼下中国盛行的以“洗稿”的方式（即以改动词句以及词句排列的方式）盗用他人写作成果的大规模剽窃作业有何区别？可以如何区别？这样的区别是否会得到普遍的认可（即不会被大多数人或不会被很多人认为是无赖无耻的狡辩）？

这以上类的问题就属于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了。这类问题即使是精明的律师（无论是辩方的还是控方的）都不容易说清——辩方不容易说清确实没抄袭，控方也不容易说清确实抄袭了。正是因为这种事一般的人很难很难说清，律师才有用武之地，才有钱可赚。

从另一角度来看，虽然这样的问题说不清道不白，但现在人们可以以相当坚实的自信断定，以张爱玲爱惜羽毛的洁癖，她要是在今天写作，一定会尽力避免涉嫌这样的“抄袭”或“抄考”以维护自己的清白。的确，从其发表出来流传至今的所有文字来看，张爱玲终其一生是个宁可不写也不肯乱写的写手。

此处所谓的“不肯乱写”一方面指她无论是写正式发表的小说，还是她给朋友写信，她总是字斟句酌，句句用心，从各种角度都很难找出破绽；另一方面也是指她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文字被认为是缺乏风度/气度。例如，对她的前夫、力图利用她的名声刷存在感的无耻之徒胡兰成，她就写信跟说朋友说，她不想搭理胡，不要再跟胡有任何的文字往来，以避免“势必出恶声”（即以免弄得自己不由自主地丢人现眼）。

在罗列很多事实之余，冯晞干也引用了香港作家宋淇和亦舒的话。那些话常常是非常有趣，也非常成问题。

更有趣的是，冯显然是以赞同/认同的口吻予以引用，没有指出、甚至没有暗示那些话可能成问题或大成问题。如此一来，读者假如不小心或经验不足，就很容易在无意中被误导中招。鉴于冯晞干显然没有耍弄读者使他们中招的意图，我就只能猜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或想清楚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

例如，冯晞干如此引用张爱玲的后辈、香港女作家亦舒的话说：

我始终不明白张爱玲何以会再动笔，心中极不是滋味，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究竟是为什么？我只觉得这么一来，仿佛她以前那些美丽的故事也都给对了白开水，已经失去味道，十分悲怆失措。世界原属于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这是不变的定律。

亦舒的这些话是针对她眼中的晚年张爱玲勉强再发表文章惨不忍睹之事而发。应当说，亦舒的这种话非常尖酸刻薄，甚至可以说非常恶毒，可恶，至少是恶趣味令人发指或呕吐。

顺便说一句，听上去恶毒的话以貌似同情的口吻说出，其恶毒可以加倍，并由此加倍地可恶甚至可耻。这就如同某人对一个不幸丧失一只手的人说，“只有一只手做针线活真是不方便呀，纫针都不好纫，想到她当年一对巧手、缝纫功夫闻名遐迩，再看她如今只剩下一只手，另一只连一根手指也不剩，还要撮线头纫针，看上去让人不禁对她当年的那双巧手也怀疑了。这又是何苦呢。”

除了一种有意无意的尖酸刻薄/恶毒之外，亦舒的话还有许多问题。

例如，亦舒居然有意无意地、而且显然也是以赞同的口吻鹦鹉学舌重复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的诈骗性说法，显示了她的无知或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她作为一个作家自从出道以来摆出的人设一直是聪明伶俐，深明事理，知识丰富，不但通晓人情，也通晓中国基本国情。

她好像完全不知道，毛泽东虽然看似万分诚恳地声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但毛对年轻人说这种看似高度赞美的漂亮话并不妨碍他心狠手辣地剥夺整整一代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把千百万城市青年人打发到农村去，接受文化教育极度欠缺的贫穷农民的“再教育”，也就是把年青人当作他的工具或玩具，由他随意、肆意、任意驱遣或玩弄。

另外，亦舒所谓的定律（即年轻写手天然就比年长写手有优势）也是子虚乌有，几近胡说八道。人们知道，在历史上或文学史上，一事无成的年轻写手多得是，成就斐然可观的年长写手也多得是。当然，相对而言，年轻人身体好且人多势众。但文学创作根本就不是举重比赛或群众大会，不能以体力或人数算数。

作为一个写手，亦舒在其写作生涯中一直明显地喜好卖聪明抖机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聪明和机灵显得越来越廉价浅薄，越来越无趣乏味。与此同时，张爱玲的文字（无论是小说还是跟朋友的书翰往来）则持续保鲜，持续有味。

中文世界读者大众都不傻。尽管亦舒是张爱玲的后辈，试问现在有多少人还读亦舒，有多少人还读张爱玲呢？在可见的将来，亦舒的读者会超过张爱玲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是不难发现，而且也不会有多少争议。

又，我个人还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在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成长起来的亦舒在其写作中有意无意地而且是显然带着赞同的口吻借用中共的话术，毛泽东的话语；与此同时，作为在香港的评论家，冯晞干在其行文中也看似自然而然地采用中共的话术，“张爱玲短篇小说〈相见欢〉初刊于1978年《皇冠》，以情节论的确没什么看头，主要写上海解放后两个中年表姊妹荀太太和伍太太闲聊，...”

时间都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了，冯笔下还会如此流畅地流泻出“解放后”这种中共的标准洗脑宣传说法，这让我大感意外。这意外就像是看到亦舒毫无羞涩、毫无讽刺地借用毛泽东的话术和说法令我大感意外一样。由这种意外，我想到两点：

1.先前一直以为认真的写手会对自己选用什么措辞有足够的敏感和谨慎，这种看法现在看来大概需要修正；2.先前显然是低估了中共赤裸裸的指鹿为马的洗脑宣传话术对香港写手的影响力。

据冯晞干报告，在亦舒发表对张爱玲的尖酸刻薄/恶毒的评论之后，在琼瑶的书在1970、80年代一度大卖、张爱玲的书相形之下显得乏人问津或大不如琼瑶的畅销之际，张爱铃在香港的老朋友和著作版权代理人、其本人也是作家的宋淇写信给张爱玲，试图以贬低琼瑶的方式给安慰她：

可见中国读者的口味始终停留在melodrama〔通俗剧〕阶段，不是生癌就是自杀就是出走，所以琼瑶可以一册册的写下去了。 

宋淇回护老朋友的拳拳之心可叹可赞。但他毕竟是个作家，显然对文学理论或评论懵懵懂懂，所以说出的话经不起起码的推敲。他对所谓的melodrama〔通俗剧〕的贬低毫无道理。在文学史上，靠通俗剧（追求以情节曲折多变而吸引人、而受大众喜爱）成为大师并且青史留名的写手多了去了。

从古希腊的那些戏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尤里比底斯）到莎士比亚都可以说是以melodrama〔通俗剧〕取胜。这些大师也不忌讳甚至反而乐用前人同行或自己用过的题材进行自己的创意写作，而受众也喜闻乐见。

总而言之，就竭力给受众提供他们喜闻乐见的内容而言，琼瑶与莎士比亚之类的超级写作好手别无二致。因此，宋淇在这一点上对琼瑶的贬低毫无毫无力道，不能给张爱玲带来多少安慰。

换句话说，就创意写作而言，情节狗血不是问题。想想看，《俄狄浦斯王》的情节有多么狗血（一个生于王家的婴儿生下来因一则他将来要弑父娶母的狗血预言而被抛进山里喂野兽，但却鬼使神差地幸存下来，最终长大了真是作出弑父娶母之事，而且还跟母亲生了一堆孩子）。再者，题材重复/题材不新也不是问题（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在索福克勒斯写出让西方文艺批评鼻祖亚理斯多德十分欣赏的《俄狄浦斯王》时已经是流传已久的故事）。

就创意写作而言，情节狗血不是问题，题材重复不是问题，写作的质量高低才是问题，才能决定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优劣。

鉴于文艺创作不像是科学研究一样可以展示截然分明的正确与错误，创意写作质量的高低究竟能怎样以众人可以认为是公允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和评判呢？

具体地说，比较张爱玲和琼瑶的写作质量，能怎样以众人可以认为是公允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和评判呢？

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应当如何看这个问题，可以以什么具体的例子、采用什么一目了然的（不会引起多少争议的）方式展示张爱玲的高超和琼瑶的不那么高超，且听下回分解